大华语视角下马来西亚华语词汇变异研究

袁佳慧

一、引言

马来西亚华语作为现代汉语的域外变体，与现代汉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马来西亚现有的华语词汇中，既有早期现代汉语的影子(例如“帮忙+NP”的用法)，也不乏在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环境下生发出的马来西亚特有词汇。郭熙(2004)提出马来西亚华语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种高阶语言，会对域内汉语产生影响[1]。对马来西亚的华语词汇进行考察，既可以从历时层面考证马来西亚华语与现代汉语的“同源异流”，也可以从共时层面看到全球华语的多元性，为更好地传承和推广海外华语提供一些启迪和思考。

二、马来西亚华语词汇的变异类型

郭熙(2002)将新马词汇与普通话的差异概括为名称相异而所指相同、名称相同所指不同、名称和所指相同，色彩和用法不同、各自特有词语或流行语四类[2]。此后马来西亚华语词汇的变异研究也大都在此基础上扩展和深挖。在本研究中，笔者结合郭熙的看法，将马来西亚华语词汇变异分为词义变异、词形变异、词语用法变异和新造词汇。

(一)词义变异

词的意义可以分为两类，表示语法关系的意义叫语法意义，在本节中我们所讨论的则是词汇意义。词汇意义的主体部分是词的“概念意义”，此外，词汇意义还包括感情色彩、语体色彩、象征功能等其他与概念义相关的意义。词义变异则是指马来西亚华语中一些词语的词形与现代汉语相同，但词义有所区别，具体可分为词义扩大、词义转移两类。

1.词义扩大

词义扩大是指变异后的词义所表示的概念外延比原来的词义所表示的大，词义的扩大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概念义的扩大和色彩义的扩大。

(1)当然，关税局上至官员，下至书记，上下齐心、“默契十足” 。(《独立新闻在线》)

(2)此间高庭今日谕令已被解散的马来亚共产党前总书记陈平出示能证明本身是大马公民的文件。(《马新社中文网》)

在现代汉语中，“书记”一词多用于指“一些政党和政党型社团中的主持日常事务的领导人”。而在马来西亚华语中，“书记”一词既可以指称领导人，如例(2)，也可以指称负责文件记录与缮写的普通工作人员，如例(1)。“书记”一词的概念义在马来西亚华语中得到了扩大。

(3)这项大会是安排在港口路丰富园福利组篮球场举行，除了11个中央代表职位出现竞争之外，其他职位皆不劳而获。(《光华日报》)

在现代汉语中，“不劳而获”的意思是“自己不劳动而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而在马来西亚华语中，“不劳而获”可以按照字面的意思解读为“不劳动就获得”，除了贬义的用法之外，更多了一层中性的色彩，属于词义色彩义的扩大。

2.词义转移

词义转移指的是词的某个意义在词义演变过程中所表示的概念有了转移。词义转移与词义扩大的区别在于，当词义扩大时，词语的核心意义不变，主要是适用对象的增加。而当词义转移时，词语的核心意义也会发生改变[3]。

(4)虽然该廉价组屋于2006年移交予州政府，但是当时该组屋尚未获得当局发出入伙准证。(《光华日报》)

在现代汉语中，“入伙”的意思为“加入某个集体或合伙企业”，而在马来西亚华语中，“入伙”的意思则与现代汉语中的“入住”一词意义相近。与现代汉语的词义相比，“入伙”一词的词义发生了转移。

(二)词形变异

在马来西亚华语中，有部分词语与现代汉语的词义相同，但词形选择不同，这种变异可被归纳为词形变异。根据具体的变异方式，可以被分为同素异序、同序异素、省略语素三类。

1.同素异序

同素异序指的是，马来西亚华语词汇与现代汉语词汇的构成语素相同、排列顺序不同。例如：

(5)由于昨天星期日私人界休息，环境局借不到抽油机，只好向纺织厂求助，用布碎包裹塑料水管后，置于水面上阻止油渍漂浮到河口。 (《南洋商报》)

在例(5)中，“布碎”和现代汉语“碎布”是同义词，均表示破碎的布料，与现代汉语相比其构词语素发生了倒置。

2.同序异素

同序异素是指马来西亚华语词汇与现代汉语词汇的构成语素部分不同，但语素排列顺序相同的词语。例如：

(6)据知，当场毙命的死者玛拉锡，生前为货柜罗里司机，周五下午3时其遗体被家属领出安葬，据悉他是一名积犯，多年来经常出入警局如家常便饭。(《光华日报》)

在例(6)中，“积犯”与现代汉语中的“惯犯”相对应，两个词语的排列顺序相同，词义也相同，但构成语素不同。

3.省略语素

省略语素是指与现代汉语相比，马来西亚华语词汇会省略掉一个词中的某个语素，也包括词语的缩略。例如：

(7)雪兰莪州和森美兰州委会今午双双以破除外界的猜测为由，表态支持林冠英继续领导民主行动党。(《独立新闻在线》)

在现代汉语中，有“昨夜”“今早”“明晚”等用法，但极少使用“今午”，尤其是在正式的场合或报道中。而在马来西亚华语中，“今午”的使用频率很高，且在新闻报道中也很常见，该用法是由“今天中午”一词缩略而来。

(三)词语用法变异

词语用法变异是指词语的读音、字形、词义等都未发生显著变化，而在使用频率、搭配对象和适用语境上产生了变异。例如：

(8)民党这些联盟的对象在过去与现在都被认为是腐化台湾民主政治的元凶，而为了胜选国民党仍须依赖地方派系的组织动员，但选民必须在两粒烂苹果中选一个较好的。(《韩视新闻中心》)

(9)港小学前校长涉非礼案上诉得直重审。(《亚洲时报》)

(10)所有欲申请南华医院福利部医药费援助者，可亲临南华医院底楼之福利部，或联络电话04-6528909/6528908询问详情。(《光华日报》)

在上述例子中，画线词语与现代汉语相比，读音、词义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但使用频率、搭配对象和适用语境却有明显差别。其中，例(8)所使用的量词，在现代汉语中是不合乎规范的，属于搭配对象的变异；例(9)的画线词语在现代汉语中已经基本弃用，现代汉语中与之对应的词语是“改判胜诉”，属于使用频率上的变异；例(10)中的“亲临”，在现代汉语中是敬辞，多用于上级或长辈，而在马来西亚华语中则无此分别，属于适用语境上的变异。

(四)新造词汇

新造词汇是指在马来西亚华语中存在的，而现代汉语中没有与之对应的一类词。这一类词语数量颇多，大多是马来西亚特有词汇，属于“社区词”的范畴。例如：

(11)这个连续3天在展览现场呈献的12项各种菜系的烹饪示范，将包括素餐及娘惹小食、泰餐、西餐、马来中餐、清真小菜等，所示范的菜肴都是属于清真食品。(《马新社中文网》)

“娘惹”指早期华人移民与当地马来人结合所生的后裔，女性称为“娘惹”，男性则称为“峇峇”。这类词是马来西亚特有的华语词汇，是华语与马来西亚文化交融的产物。

三、马来西亚华语词汇的变异原因

拉伯夫认为，语言的变异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语言内部结构的影响，一是种族、社会制度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一)语言因素

1.方言的影响

马来西亚早期的华人移民主要来自东南沿海一带的广东、福建和海南，因此，粤语、闽南语、客家话、潮州话、海南话等方言对马来西亚华语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比如粤语在吉隆坡和怡保比较通用，闽南语在新山、槟城和巴生等地区较为流行，福州话则在实兆远和砂拉越诗巫得到使用。尽管华语是马来西亚华人之间的通用语，但在日常交流尤其是家庭环境中，方言的使用率仍然较高，这也扩大了方言对马来西亚华语词汇的影响力。

2.早期汉语的影响

马来西亚华语是在早期汉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早期汉语属于“同源异流”的关系。在此后的发展中，由于地理位置和文化环境的因素，马来西亚华语与现代汉语的差异逐渐扩大，但仍旧保持着早期汉语的一些词汇和用法。例如“誓言”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是名词词性，而在马来西亚华语中还可以用作动词，这一用法是从古汉语中沿用下来的。

3.与其他语言的接触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语言国家，马来语、英语、华语和泰米尔语在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广泛使用，多语言背景为马来西亚的语言接触创造了天然条件。语言接触对华语词汇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借词，包括马来语借词和英语借词。例如马来西亚华语中的“巴刹”一词，就是从马来语“Pasar”音译而来，意为“菜市场”；而马来西亚特色亲属称谓语“安娣”则是从英文“auntie”借用而来，意义基本等同于现代汉语中的“阿姨、姑姑”。

(二)社会因素

语言根植于社会，反映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的变迁。从这个角度看，马来西亚华语词汇是马来西亚历史文化发展的客观结果，也是适应社会生活需求的客观存在。

1.社会文化及自然因素

马来西亚地处东南亚，在气候、作物、习俗等各方面与中国有着较大区别，因此，有许多事物或文化无法借助华语得到有效的表达，华人也不得不通过创制新词来满足日常沟通的需要。例如“烧芭”是烧掉芭蕉树或其他农作物的残留，其中“芭”这一语素就是源自马来西亚的自然环境，与之相关的还有“山芭”“榴莲芭”等词。此外，还有诸如“敦”“拿督”“椰浆饭”“嘛嘛档”“割胶”等与马来西亚政治、饮食、经济等密切相关的华语词汇。

2.社会思潮及政策因素

语言传播理论认为，一种语言的传播和范围扩大，必然会导致另一种语言范围的缩小。在马来西亚这样的多语国家，有关当局会根据自己的目标确定相关的语言政策，扩大某种语言的影响，同时，处于弱势群体的语言的继承和使用就会受到影响[4]。

马来西亚是海外唯一一个保留了完整华文教育体系的国家，相对宽松友好的华文教育政策是华语词汇能够保存并发展的前提。但与此同时，马来西亚所倡导的语言教育政策依然是以巩固马来语地位、提升英语地位为主，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的语言教育中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这也使得大多数华人通常都要学习两门及以上的语言，在日常交际中也会不自觉地发生“语言马赛克”的现象。频繁的语言混用以及其他语言地位的提高，都会对马来西亚的华语传承构成一定威胁，加速马来西亚华语词汇的变异。

四、大华语视角下的海外华语标准

马来西亚华语作为现代汉语的域外变体，与现代汉语之间的差异一直为语言学界所关注。有部分学者认为，海外华语是在早期汉语的基础上形成的，应当以作为中国通用语的普通话为标准对其进行规范，提高海外华人的华语水平，并维护汉语的纯洁性；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规范”是国内语言政策的通行办法，并不适用于跨境的海外华语，主张以“协调”代替“规范”。

海外华语作为海外华人社会的通用语，不属于汉语的任何一种方言，它建立在方言之上，同时又是超方言的，是一种标准语。在海外华文教育蓬勃开展、方兴未艾的背景下，国内语言学界究竟该以何种态度和标准对待海外华语，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陆俭明建议建立“大华语”概念，认为大华语是指“以普通话为基础而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可以有一定弹性、有一定宽容度的汉民族共同语”[5]。此后，以周清海、郭熙、李宇明为代表，不断有学者提出“大华语”概念，认为应当对海外华语有一定的容忍度。

“大华语”概念的优势有三点。首先，有助于增强华人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严格的华语标准违背了语言发展的规律，也忽略海外华人社会的实际生活情况，给海外华人的沟通交流带来不便。推行“大华语”承认了海外华语的规范资格，对于传承和维护海外华语、建立和谐的海外华人社会具有积极作用。其次，有助于海外华文教育的展开。海外华文教育一直面临着较为严重的师资问题，一方面，海外本土教师的华语水平有待提高，而另一方面，国内汉语教师志愿者数量不足，且缺少对当地的了解，容易产生教学与实际脱钩的情况。而在“大华语”概念的支持下，海外华文的本土教师培养得到放宽，有利于华文教育从“输血”转向“造血”，从而实现海外华文教育的良性循环。最后，有利于汉语的长远发展。一种语言的活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使用频率及更新速度，语言的变异是语言的根本属性之一，且语言有其内在的调整机制，过度的人为干预会对语言的活力造成损害。从“大华语”的视角出发，提高海外华语的地位，可以丰富华语系统，使华语朝着更加多元健康的方向发展。

语言是一种具有共核的动态的充满变异的系统。正是这种充满变异的动态系统的各种矛盾，在推动语言的发展。各地华语之间并不能采用严格的“一刀切”标准，而是应该确定“大华语”弹性的边界，从而对各地华语展开协调，以期达到“趋同存异、双向互动”的效果。

五、结语

作为汉语的一种海外变体，马来西亚华语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渐呈现出与现代汉语不同的面貌，马来西亚华语词汇也在此过程中产生变异。针对这种现象，从“大华语”视角出发，采取沟通协调的态度，可以更好地推动海外华语传承和海外华文教育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