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魏淮安王元育考
——以《拓跋育墓志》为中心

姜 宁

元育(即“拓跋育”，西魏恭帝元年，元氏复姓“拓跋”，为行文方便起见，本文统称“元育”)是西魏宗室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西魏政权中曾担任要职。由于史料阙略，对他的生平事迹缺乏比较系统之研究。本文以《拓跋育墓志》(下文简称“墓志”)为中心，结合文献及碑刻史料，探讨元育的身世、在西魏政权中的地位及在魏周禅代之后的境遇等问题。

《拓跋育墓志》，题名“周故淮安公拓跋育墓志”，1982年发现于陕西省长安县大兆乡小兆寨与西曹村之间的土壕里，拓片图版及录文最先发表于《碑林集刊》第四期[1]，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收录拓片图版及录文[2]，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收录录文[3]，《墓志》全文如下：

周故淮安公拓拔育墓志

公讳育，字僧会，文成皇帝之曾孙、献文皇帝之孙、高阳文穆王雍之第十子。魏后二年改封淮安公。二年二月十七日薨,谥曰思。二年十月十二日葬于小陵原。

周二年十月十二日

一、元育的身世

元育为北魏献文帝之第五子高阳王元雍之子，《魏书·献文六王传上·高阳王元雍传》有简略的附传，云元育名“僧育”，孝武帝初年封顿丘县开国伯，“走关西，国除”[4]558。据《墓志》，元育当名“育”，字“僧会”。《魏书》云元育为元雍第九子，《墓志》则作第十子。笔者以为：《魏书》列举元雍十子姓名排行甚详，当更为可靠，《墓志》作第十子或为北周时撰墓志时因年代久远而误记。元育之父高阳王元雍是北魏宣武、孝明帝朝重臣，孝文帝太和九年(485)起家侍中，历任司空、太尉、侍中、太保、太傅、太师、丞相等要职。元雍作为孝明帝之叔祖，在宗室中地位最为显贵。孝明帝即位之初，禁军将领于忠专政，元雍曾“入居太极西柏堂，咨决大政”[4]554。元叉政变之后，元雍又与元叉“同决庶政”[4]556。胡太后第二次执政之后，元雍因帮助胡太后复辟，仍然备受尊崇。元雍虽然历任要职，但学识平庸，政治才能有限，生活更是穷奢极侈，对北魏的衰亡负有一定责任：“虽位居朝首，不为时情所推。既以亲尊、地当宰辅，自熙平以后，朝政褫落，不能守正匡弼，唯唯而已[4]557。”孝庄帝建义元年(528)四月十三日，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屠杀朝士二千多人，元雍也在这场事变中被杀。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就是以元雍企图谋反为借口：“尔朱荣欲害朝士，遂云雍将谋逆[4]557。”可见元雍一家是尔朱荣重点打击对象，不仅元雍本人被杀，而且他的前三子元泰、元端、元叡与他一起被害，元雍的其他七个儿子则并未和父兄一起死于河阴之变。元雍第四子元诞受封昌乐王，东魏天平三年(536)去世，元雍另外六个儿子包括元育在内，孝武帝初，都被封为开国伯。元诞兄弟幸免于难的原因不详，《元诞墓志》[5]164—165载元诞在河阴之变时任通直散骑侍郎，受封新阳县开国伯：“武泰之始，大难荐臻，国泛横流，家同原火。公吊童孺之季，飘然独立，居丧殆灭，仅而获全”。可见元诞兄弟或爵位不显、官职不高，或年龄尚小尚未出仕为官，很可能没有和元雍一起去河阴迎接孝庄帝，故而躲过杀身之祸。元育为元雍第九子，《元诞墓志》云元诞享年三十二岁，则元诞当生于北魏宣武帝正始二年(505)，因此元育必定生于505年之后，很可能为元雍晚年所生，河阴之变时年龄不会很大。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孝武帝与权臣高欢的矛盾激化，高欢率大军南下，逼近洛阳。同年七月，孝武帝带领禁卫军、洛阳朝廷文武官员和部分宗室逃入关中宇文泰处。十月，高欢拥立孝文帝曾孙、清河王元亶世子元善见为帝，北魏由此分裂成东魏、西魏。在这场巨大的政治变故之中，高阳王家族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元诞选择留在洛阳，《元诞墓志》云：“永熙云季，政移近习……公预睹机危，亟陈成败，深谋谠议，备在物谈。既而蕴价藏声，韬光匿影，废兴之际，独出嚣尘。”有学者据此认为在孝武帝与高欢的斗争之中，“元诞自然站在帝室一边，参与谋划”[5]165。笔者以为：所谓“预睹成败”，指元诞预先知道孝武帝不是高欢对手；所谓“深谋谠议”，则指元诞劝说孝武帝不要与高欢决裂；所谓“蕴价藏声，韬光匿影，废兴之际，独出嚣尘”，当是元诞由于建议没有被孝武帝采纳，为了避祸而韬光养晦；所谓“废兴之际，独出嚣尘”，则指元诞在孝武帝西迁时，主动留在洛阳，投入东魏阵营。元育其他几个兄弟据《魏书·献文六王传上》记载，也都处于东魏阵营之中，只有元育追随孝武帝入关西。孝武帝即位后，为了对抗高欢，重用宗室，大力扩充禁卫军，元育可能是由于在禁卫军中任职而随孝武帝入关的，至于具体情况，今天已经无从详考了。

二、元育在西魏政权中的地位

大统元年(535)正月西魏文帝元宝炬即位后，将元氏宗室作为重要统治基础，大封入关的宗室为王，元育也由顿丘县子一跃成为淮安王。在西魏元氏宗室之中，元育与皇室的血缘关系近，他是献文帝之孙、孝文帝之侄、西魏文帝元宝炬的从叔。元育和献文帝之孙、节闵帝元恭之兄广陵王元欣，孝文帝曾孙、孝武帝之侄广平王元赞等，是元氏宗室的代表人物，在西魏政权中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西魏文帝大统十六年(550)，宇文泰正式建立府兵制，元欣为八柱国之一，元育则为十二大将军之一，与元赞以及魏文帝子齐王元廓并任使持节、大将军、大都督。宇文泰确立府兵制，目的在于整合西魏的武装力量，确保对兵权的绝对控制，作为西魏宗室的代表人物，元育和元欣、元赞、元廓主要活动于长安朝廷，不可能掌握实际兵权，但也体现了他们在西魏政权中的显赫的政治地位。西魏末年，元育还曾担任小冢宰、岐州牧[6]，这与西魏后期，宇文泰开始推行六官改制有关。西魏仿《周礼》行六官，并非一蹴而就，先是西魏文帝大统十四年(548)五月置六卿：“以安定公宇文泰为太师，广陵王欣为太傅，太尉李弼为大宗伯，前太尉赵贵为大司寇，以司空于谨为大司空[7]180。”既而大统十七年(551)三月，西魏文帝去世之后，宇文泰出任大冢宰，总揽朝政[8]33。其时既有大冢宰，同时当设小冢宰，元育作为近支宗室，很可能在西魏文帝驾崩之后担任此官。

西魏文帝驾崩后，继位的废帝元钦与宇文泰矛盾激化，史载宇文泰“扶危定倾，威权震主，及魏废帝即位之后，猜隙弥深”[8]423，先是废帝二年(553)十一月尚书元烈谋杀宇文泰，事泄被杀，引起废帝的不满，遂“有异谋”[8]340。所谓“异谋”，当指废帝与亲信谋划发动宫廷政变诛杀宇文泰，夺回大权。在废帝与宇文泰的矛盾之中，元育和同样是近支宗室的元赞曾极力劝说废帝，“垂泣谏”，废帝“不听”[7]182。元育经历了北魏衰亡、分裂的历史过程，具有比较丰富的政治阅历，知道此时宇文泰权力已经十分稳固，废帝贸然发动宫廷政变是不可能成功的，只能自取其辱。而事实上也是如此，宇文泰以诸女婿执掌长安朝廷的禁卫军，严密监控废帝的言行：“时太祖诸子，年皆幼冲，章武公导、中山公护复东西作镇，唯托意诸婿，以为心膂。基与义城公李晖、常山公于翼等俱为武卫将军，分掌禁旅。帝深惮之，故密谋遂泄[8]423。”这种情况下，废帝的“异谋”很快就被宇文泰发觉，遂于废帝三年(554)正月废废帝，置于雍州，为免除后患，又于同年四月鸩杀了废帝。

废帝元钦被废后，宇文泰改立齐王元廓为帝，是为魏恭帝。《墓志》云元育“魏后二年，改封为淮安公”。“魏后二年”即恭帝二年(555)，元育这次改封实为降爵，且并非个案，2019年发现的北周拓跋迪(即元迪)墓志[9]载元迪为景穆帝之后，西魏时被封为济北郡王“后二年，表让王位，改封为公”。元迪由济北郡王改封为济北公，正可与元育由淮安王改封为淮安公之事相印证。《资治通鉴》梁敬帝绍泰元年(555年，即西魏恭帝二年)条云：“是岁，魏宇文泰讽淮安王育上表请如古制降爵为公，于是宗室诸王皆降为公[10]。”可见，西魏元氏宗室诸王降爵为公，是恭帝二年(555)宇文泰授意元育、元迪等西魏宗室代表人物上书的结果。此时，宇文泰已经完全掌控西魏大权，面对魏周禅代已成定局的现实，元育和元迪都选择了顺应这一历史趋势，与宇文泰合作，主动上书请求降爵。恭帝三年(556)十月，宇文泰病逝，临终命其侄宇文护辅佐嗣子宇文觉，宇文护以宇文觉幼弱，为安定人心，于同年十二月强迫魏恭帝禅位给宇文觉，周闵帝元年(557)正月辛丑(初一日)宇文觉即天王位，元魏政权彻底灭亡。

三、魏周禅代之后元育的境遇

《墓志》还提供了元育在魏周禅代之后境遇的线索。据《墓志》，元育卒于“二年二月十七日”，祥生、罗新、毛远明等先生以为认为此处“二年”为魏恭帝二年(555)二月十七日。然而笔者以为，此处“二年”当为“周二年”即周明帝二年(558)，理由如下：

第一：《墓志》题名云：“周故淮安公拓跋育墓志”，则元育应卒于魏周禅代之后，否则即使为北周时下葬，也应称“魏故淮安公”。

第二：《墓志》云元育“魏后二年改封淮安公。二年二月十七日薨,谥曰思。”“魏后二年”与“二年”连文而书，“二年”并未明言为“魏后二年”，也可能指周二年，即周明帝二年(558)。

第三：《金石萃编》所载唐人张彧在代宗大历十三年(778)撰《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铭并序》[11]及1987年春在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发现的《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12]两文中，有“大魏二年”“元魏二年”拓跋育(即元育)作小冢宰、岐州牧扩建法门寺的记载。此处之“二年”，气贺泽保规“推测”应是西魏恭帝二年(555)[13]，此说可从。张彧之文，明言“验其铭曰：……大魏二年，岐州牧小冢宰拓拔育”，可见张彧所据为西魏元育扩建法门寺时的碑刻。至于《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所云“元魏二年”，当是唐人追述。因此如果元育卒于恭帝二年(555)二月十七日，似无时间在岐州从容修建法门寺。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元育当卒于周明帝二年(558)二月十七日，下葬于同年十月十七日。

元育是否为正常死亡，《墓志》并没有明确记载，但《墓志》规格较小，文字简略，只叙述了元育的身世、爵位变化和去世及下葬的时间，对他政治生涯则只字未提，这显然与元育生前显赫的地位不相称。元育卒于明帝二年(558)，去世时为淮安郡公，仍然保持着贵族身份，并被北周赠予“思”的谥号，应是正常死亡。但元育作为元氏宗室的代表人物，在西魏政权中身份显赫，曾担任大将军、小冢宰、岐州牧等要职，在北周初立，根基还不稳固的情况下，自然是宇文护重点防范的对象。魏周禅代之后，不仅西魏恭帝兄弟死于非命，而且不少元氏宗室因卷入赵贵谋反等政治事件被籍没，“没入为官口”[8]54。因此，元育很可能在魏周禅代之后受到打击乃至迫害，最终郁郁而终，元育简陋的墓志，正透露出他去世时境遇不佳，身后萧条的端倪。

此外，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认为，1981年发现的北宋庆历年间所撰的《普通塔记》碑石侧面的题记与元育有关，是元育子女为纪念元育所立，反映了元育家族与活跃在西魏至北周之间的北周实权人物关系极为密切，保持了丰富多彩的婚姻关系。笔者以为：此题记文字残缺不全，并没有确凿证据是元育子女所刻，并不能说明元育家族与北周皇室、显贵之间的联姻情况。

总之，元育是西魏时期元氏宗室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西魏政权和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魏周禅代之后，他受到打压乃至迫害，他的生平事迹也湮灭于历史长河之中，《墓志》不仅可补史籍之阙，而且也对考察魏周禅代之际元氏宗室的境遇，提供了宝贵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