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伦理思想视域下的契约精神研究

王国坛 徐雨杉

（辽宁大学 哲学院，辽宁 沈阳 110136）

契约精神作为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法律形成和完善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契约的含义从字面上来理解，可拆分为“契合”和“约定”之意。契约精神强调尊重规则，涵盖正式性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共识[1]118-129，其核心思想是合意，与其相关的重要范畴包含自由、平等、权利、义务、正义等。从发展过程来看，古典契约论伦理思想饱含对自然主义的强烈坚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现代契约论伦理思想摒弃了自然主义假设，开拓了依据人的社会性存在构建理论的新思路。契约精神在被资本主义扭曲化之前，体现在劳动合同中即是劳动者劳动生产责任与劳动者的尊严、工资等权利之间的平等；体现在法律中是每一个生活在国家中的公民享有受选举、教育等方面权利与义务的平等。恩格斯在制定章程中，要求无论是团体与还是个人都必须承认真理的至上、承认正义的存在并且坚守道德。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契约原则在马克思、恩格斯所述的共产主义实现过程中被视为相当重要。

无论是契约论还是契约主义，它们的基本逻辑均可归纳为一种双方或多方契约主体的平等关系问题。这种道德上的买卖平等、收付价值的相同落实为实体，在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下便会使得人们愈加习惯于遵循所认可的契约。在这种潜移默化的习惯下每当人们在违反契约精神悬崖处犹豫不决时，往往为了躲避惩罚去选择遵守以契约精神为核心的法律法规、社会规则和秩序，因此，契约精神本身的平等性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囿于自身的阶级局限和唯心主义视域，社会契约论者将市民社会的内在不完善归因于政治和道德问题而非根本制度自身原因[2]1-8，167。黑格尔对契约论的态度是“半截子的”的辩证，因此黑格尔不可能彻底地批判契约论，相反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对社会契约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和超越。通过对契约论的双重批判，马克思不仅揭示了社会契约理论与西方民主政治的本质[3]23-25，而且将对契约论的双重批判贯穿马克思的整个理论生涯[4]36-82，马克思伦理思想视域下的契约精神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再次阐述马克思伦理思想视域下的契约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反观国内，疫情期间不良商家恶意抬高物价的例子举不胜数，农民工因被拖欠工资艰难讨薪的现象屡屡发生；国际上，经济全球化下部分资本主义国家无视国际市场规则和秩序，奉行单边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滑向“反契约陷阱”的现象仍然存在。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新时代，市场经济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已然成为全球性吁求，因此，重申马克思伦理思想下的契约精神及其理论价值，深刻剖析它在新时代的启示也成为一种客观必然。

一、马克思伦理思想中契约精神的核心要义

契约精神起源于西方，首先产生于商品交易顺利进行的需要，此后扩展至公民政治与生活等各个领域，并随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丰富着自身内涵，把握马克思伦理思想视域下契约精神的核心要义是更好地理解契约精神、分析马克思伦理思想视域下契约精神的前提和基础。

（一）权利与义务平等的体现

马克思伦理思想立足于人民结成的共同体，在实践上，制定了协会章程，该章程中反映出个体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契约论法则，一定程度上马克思伦理思想是马克思彻底辩证批判契约精神的深刻体现。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契约精神首先体现在经济层面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等概念，体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流通中，工人阶级被压榨和资本家要求劳动力更多的使用的矛盾，这种矛盾背后就是资本主义不合理的契约。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指出，无产阶级与农奴的区别是农奴一次就把自身完全出卖了，而无产阶级则是一小时一小时地出卖自己，所“享有”出卖自身劳动的自由实际上是非对等的。工资在实际上和形式上也体现出一种现实性的不对等，工人阶级应该获得却没有获得的都被资本家口中的“利润”掩盖了。同时，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在法律中仅有的平等也是基于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实质是一种具有欺骗性质的平等。权力与资本的不可分割性使得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是不可能存在的，工人阶级不得不在不平等的契约上签字来出卖自己，由于工人阶级本身不具有资本，他们便有了所谓的自由并且自由得一无所有。同样，在政治生活中，如果只有阶级存在、阶级利益存在，正义和平等就无法存在，只有进入自由人联合体中，也就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完全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契约精神的构想，是以契约主体是理性的并且相对具有独立性条件下的，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处在一种统一的状态下的社会关系之中的。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中人与人是绝对平等的关系，不会受到阶级的制约，因而是人回归于人之为人的返璞归真。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契约论的基础上，深刻阐述了国家权力来源于市民社会、来源于人民群众的民主契约观，从而把民主契约思想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实现了对传统社会契约论的超越[5]170-174。马克思伦理思想中的契约精神立足的历史主体是人民的观点以及对人民思想的关注，落脚于民主契约对社会契约的超越层面上，致力于实现现实个人平等。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无论是在个人与国家的层面，还是在作为劳动者的劳动关系层面，其权利与责任平等的问题都是非同小可的。

（二）正义与契约精神的内在契合

正义与契约精神的关系内在契合。在法律层面上来看，公民的权利就是受法律保护的并且其实现还要相应地承担责任。因此，契约精神首先要求主体必须是有理性的，即其必须能够对契约后果负责，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正义才能显示自身，因为对于不具有理性的主体（无理性能力的人和动植物等）是不能用正义与否来衡量的。因此，唯独这一自由平等的理性的主体，才能平衡利益关系，也就是私人利益、国家或群体利益，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等等。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的契约精神认为，正义不是理念的构想，也没有所谓的永恒正义，他们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对契约精神进行了深层挖掘。于是就引出了实体的契约精神，也就是契约本身。合同、规定、法律等的契约化的程序保证，延续契约的合法性。人们生活在社会和国家中就必然受到契约精神的约束和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本身失去了自由。这种自由不是“由自”，不是人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是一种诡辩的生活，而是一种康德所谓的“自律”的生活。这里也就牵扯到了契约精神存在的结果的疑问：超过契约精神的界定会如何？因此，矫正性的正义就登上了舞台。所谓矫正性的正义，是不以惩罚本身作为目的的，而是为了修正人的行为而对人的行为进行审判以督促行为的矫正，目的是实现公平。辟如，现实生活中残疾人享受更优惠的政策，其目的是为保证其跟正常人一样生活；法律通过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来匡扶正义、惩恶扬善，其目的是维持国泰民安，让人们有信心、有力量安居乐业，增加人的道德信心。

契约精神是离不开正义的，二者相辅相成。详细展开来说，契约精神的存在是群体性的一种普遍同意又辅之以正义的个体之间的合意，人们既背负着责任又享有权利。马克思着重考虑契约的主体本身所具有的属性：在契约精神之下的人是具有理性的人，能够理智地做出判断的人，因此法律就必须符合理性，即法律要有理、是要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事物。

（三）契约精神与美德精神互补

追求德性的精神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呈现，智慧、勇敢、正义、节制“四组德”便是德性精神的生动体现，其中勇敢和节制是人的本性，被比作两匹难以驾驭的“马”，而当勇敢和节制已经获得了，正义便会自然到来。这种追求德性的精神，即是德性精神，也就是所谓的美德精神。在社会协调一致时，契约精神与美德精神是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的。但是，美德精神与契约精神不同，前者是旨在追求德性中达到至善的最终目标，而后者则是在追求公平正义的目标中剥去不对等的权利与责任关系及不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美德在西方最早的古希腊时期就诞生了，届时其通过人与国家的关系相联系，即作为城邦公民的个人追求，德性的统一体就是建立有节制的普通人阶级、勇敢的武士阶级以及有智慧的统治者。我们不难看出，美德精神出现时往往会较多地与契约精神互涉。当然，早期美德精神的设立是为了实现“哲人王”的统治而生成的，契约精神在其中则表现为具有阶级性的权责平等，比如说普通公民不被要求拥有智慧等情况。由于美德的出现，整个社会中个体成员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得以发展。这种个人和社会的结合之中，人有权利也有义务，但是只有在共产主义下的劳动才能成为真正的、纯粹的自由自觉的，只有在这个条件下美德才能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并与契约精神彻底结合。

首先，美德是在自由劳动中体现的。马克思所畅想的在共产主义社会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进行批判性的活动，就是人的价值在劳动过程中自我实现过程。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看，德性个体是见之于社会和国家的。与古希腊时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不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则更加突出劳动人民在共同体中的自由劳动，其主体不再是城邦中拥有公民权利的成年男性群体，而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类解放的无产阶级。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点明了工人阶级的难能可贵的品性，也就是工人阶级不同于其他阶级的同情心、可亲、不贪财等[6]78-83。其次，美德精神还体现在人们通过正当手段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人生价值的衡量不是体现在人对自己所做贡献的多少，而是看在社会之中自我实现的多少。外在的、强制性的、违反人本身意愿的行为都不是自我实现的途径。因此，这样的劳动行为既不是自身实现价值的途径也不是获得自由与幸福的方式，那什么是真正的美德精神在劳动中的实现呢？在论述共产主义中，马克思讲到人的自我实现问题时，他强调了劳动主体是出于想要自我实现的目的来进行劳动，这种纯粹的劳动推动着人的完善和提高，人们在劳动中获得满足感与幸福感，他们在心底里会呐喊：劳动光荣！

马克思伦理思想中的美德精神与契约精神一样，不只是作为精神而存在，两者相互融合并都涉及到实践层面上的问题和现实的存在性问题。关于美德精神的主题，展开来说也就是美德与人的结合问题、美德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领导的协会的性质是契合契约精神，马克思伦理思想所指定的章程与协定也都是正义的、契合美德精神的。正是由于此，契约精神与美德精神才在探求共产主义的实践中愈渐完善与融合。

二、马克思伦理思想对传统契约精神的超越

马克思对契约精神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扭曲进行了揭露，通过指明资本主义下工人阶级的异化与原子化，对于资本主义破坏契约精神的深刻揭露以及对坚持契约精神的积极倡导，为马克思伦理思想超越传统契约精神奠定了丰厚的理论基础。

（一）指明资本主义下工人阶级的异化与原子化

资产阶级所谓的自由与平等的观念恰恰是一种隐藏于不平等之下的形式上的平等观念。所谓的契约关系和等价交换，使得工人阶级“总体性”丧失而逐渐“原子化”，即劳动主体本身的失落和工人阶级自身利益和尊严的沦丧。

马克思首先提出了“异化”的概念，指出对象化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成为异化。马克思通过对使用价值、价值和商品、劳动产品的深刻分析，提出在人生产产品的过程也就是在对象化劳动中，由于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把人的本质外化了，这就是所谓的“异化”。工人阶级生产出来的商品不仅没有为自己所有，反而在剩余价值等资本家的把戏中自己的对象化对象成了一种异于自己、阻碍自己的东西。显而易见地，工人阶级与资本家之间的权责关系的不平衡并且契约本身不平等，只不过是披上了平等的羊皮而已，对资本主义下工人阶级的异化与原子化进行的阐释为其后来马克思伦理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揭露资本主义对契约精神的破坏

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契约一旦签订，二者之间的地位也就随之不平等了。双方之间由于契约精神的破坏表现为二者的矛盾，此矛盾无法在阶级未消除之时自行消除，因此就会产生雇佣关系的激化。所谓雇佣关系，是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不是自由的关系而是专制的关系，双方之间通过订立劳动合同来使资本家能够用一种看似合理合法的方式无偿地占有劳动力产生的剩余价值。工人阶级在此劳作过程中并没有价值的积累，这样也就使得雇佣关系的社会关系越加严重，雇佣关系矛盾的根本原因就是不平等下的非平衡契约关系本身。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唤醒无产阶级的觉醒恰逢资本主义繁荣时期，虽然当时的资本家拥有丰厚的资本，但是工人阶级却陷入了难以生存的被剥削的境地。此时工人阶级的生活是非人化的生活，因为在经济社会中工人阶级被抽象为劳动力，是一种物的概念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工人阶级不单单在劳动中生产出来的产品被异化了，其自身生活也被异化了，这是工人阶级群体的失落。因此，马克思伦理思想立足于实践，意在打破这种旧秩序，从而在废墟之上重建美好新秩序。新秩序中的契约精神是符合人类利益的，而不是满足少数人的利益的；是具有正当性的，而不是以剥削其他人来满足自身的；更是包含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期盼，而不是出卖自身劳动却无法保障自身生存。

（三）倡导无产阶级契约精神

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关系是建立在在高度合理化的大工业生产中和繁重专业化劳动压力背景下的。因而，机器化、机械化本身并不给工人阶级带来痛苦，而是资本主义下的机器大生产会带来灾难。劳动力买卖双方形式上的自由平等与实质上存在一种不平等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个矛盾的背后是冷漠的资本家和利益关系、缺少人性的阶级关系和每个毛孔都流着肮脏的血的资本。形式上的平等被马克思伦理思想的对象化方法剥去外衣，露出了资本主义的对抗性质，即只要资产阶级存在，无产阶级就无法逃脱被奴役的宿命，当然，契约精神也在这场资本家与无产阶级的博弈中被赢家——资本家成功地扭曲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不仅不能得到保证，其人权和为人的尊严也随之丧失，这种权利与责任的不对等根本地破坏了契约精神本身，并且只有当无产阶级推翻资本家并消灭自身而达到人类解放的目标后才能恢复契约精神的存在。

马克思认为，劳动生产关系的整体构成了社会关系，作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之一的资本，其积累过程是通过劳动力的不断积累和保持而形成的。那么劳动力的积累为什么会破坏契约精神呢？事实上，马克思强调的劳动是自由劳动，是自由自觉地人自主进行的劳作活动，而不是在资本家的压榨下工人阶级为了生存不得不进行维持生存状态的劳动。工人用自己的劳动生产力来交换生活资料，资本家也通过用厂房、生产机器等生产资料来与工人阶级的劳动力相交换，这就是所谓契约的形式上的平等。马克思伦理思想下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恰恰与自由劳动本身相悖，因为自由劳动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性存在，异化的作用却使得劳动者无法像共产主义社会所设想的那样。对无产阶级契约精神的积极倡导，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伦理思想对传统契约精神的超越。

三、新时代马克思伦理思想下的契约精神传承路径

基于以上对马克思伦理思想视域下契约精神具有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分析，新时代探索马克思伦理思想下契约精神的传承路径十分必要。契约精神，无论是私法的契约精神在商品经济中的交易精神，还是公法上的契约精神，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都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但是，契约精神在实践中不能被孤立，应该将马克思伦理思想下的契约精神继承和弘扬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并恰如其分地运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

（一）以契约平等践行公平竞争，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市场经济本身存在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内在矛盾。如何践行好契约精神的平等原则和权责平衡的原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的当下，市场经济中看似简单的卖家与买家之间的关系中蕴含的是一个个累积起来的利益单元，这些利益单元的统一是构建国家利益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放眼国际，蔑视契约精神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仍在影响国际竞争与合作和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各国均需要以契约平等践行国际公平竞争，促进经济全球化健康的发展。从国内环境看，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市场经济失灵时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为保障，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因此要充分发挥契约精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不可磨灭的作用，促进经济主体以契约平等践行公平竞争，从而推动经济健康发展。

（二）以契约权责筑牢道德防线，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契约精神本身试图通过制度化的设计确保公平的利益交换，在此意义上，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在理性、自愿、互利的前提下，人生而平等有了有效准则，作为个体的人是组织国家与社会的前提，契约精神下人们的各种行为受到一定的规范，契约精神成为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因素，成为人与人、群体和群等各类共同体的联系纽带。因此，契约精神不仅对于促进市场中的商品交易的蓬勃发展意义深远，并且还有益于提升法律与现实的贴近性以及法律实施的有效性，最终为人权的深入落实和国家的有序发展提供“契约”保证。我们要以契约精神的权责统一来筑牢道德防线，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按照契约精神创建新的社会管理模式是建设民主政治国家，同舟共济向着共产主义目标迈进的关键。《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早就明确提出要“弘扬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诚信理念、诚信文化、契约精神，推动各行业各领域制定诚信公约”[7]。因此，要融入相互尊重权利、权责对等、权责平等的权责意识，使得契约精神培育获得人们的认同，并持续发展[8]，以契约权责筑牢道德防线，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三）以契约互助推动慈善发展，促进美好生活追求

在过去，契约精神的相关理论认为人是具有社会性的群体，因而在交往中就会达成一些契约来保障相互的利益，实现社会整体互助和救济，目的是创建家庭，更好地建设国家和政府，形成共同体并保持其稳固。马克思伦理学思想中的契约精神是立足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实践展开的，由此派生的契约关系与内在原则中又与美德精神等契合在一起，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遵守约定，从一定意义上讲，平等、自由、互利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契约精神的内在本质。不能脱离人们对美德和美好生活的追求而空谈契约精神，正如脱贫攻坚的胜利离不开互助救济式扶贫，同样，共同富裕的实现也需要以契约精神互助推动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特殊救济，促进慈善事业发展，推进人们对共同富裕和美好生活追求的实现。当前，我国秉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化的价值观就是立足于国际世界的复杂情势而做出的寻求人类统一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关系平衡的新角度，也是契约互助的深刻体现。

四、结语

契约精神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其深刻内涵都有重大的挖掘意义。正因为马克思伦理学思想是立足于唯物史观之上的，因此只有将契约精神中的利益互赢、关系平等、信守承诺、追求自由这些内在的本质展现，才能实现契约精神的升华与完善发展，这在当今对于个人与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

新时代，必须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批判继承契约精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让马克思伦理思想中契约精神的运用着眼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民主深化和社会秩序稳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且坚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的“法治意识、契约精神、守约观念是现代经济活动的重要意识规范，也是信用经济、法治经济的重要要求”[8]10-26。新时代新征程，我们需要在契约精神的批判继承中不断进行开拓创新[9]18-24，以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批判性、超越性的契约精神为借鉴，最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构建积极有为、尊重正义、遵规守约的新时代“契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