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教劳结合”的宏观维度与微观视角〔*〕

刘建军， 赵宇飞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2)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创立科学理论和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依据对资本主义社会机器大工业生产的考察与批判，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思想——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即教劳结合思想。早在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就酝酿萌芽出教劳结合的思想；后来在《共产党宣言》前期稿本及正文中，明确提出了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的论述；在第一国际领导工人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又将教劳结合作为一项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性要求；发展到《资本论》中，结合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批判，相对集中地提出了教劳结合的重要论述；到晚年，在《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中谈论未来社会发展设想时，也涉及到对教劳结合的展望。然而，学界在以往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教劳结合论述的研究中，对其梳理得尚不够细致与完整，且多侧重于阐发与概括，未能呈现其内在的多重意蕴。因此，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教劳结合的不同维度与视角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梳理这些论述，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基础性任务。

一、从人的发展维度提出教劳结合

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对工人阶级及其儿童的剥削摧残，马克思恩格斯展开了激烈的揭露与批判，并基于人的发展的宏观维度提出了教劳结合思想。具体包括教劳结合有助于提高儿童学习效果、有助于青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有助于提高工人阶级的素质、有助于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等微观视角。

(一)有助于提高儿童学习效果

从教育教学内部的微观视角来看，教劳结合有助于资本主义社会提高儿童学习效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工厂视察员很快从教师的证词中就发现：虽然工厂儿童上课的时间要比正规的日校学生少一半，但学到的东西一样多，而且往往更多。”〔1〕这里的工厂儿童是指一半时间在工厂劳动、一半时间在学校学习的儿童，正规的日校学生则是指不参加工厂劳动而整天待在学校学习的儿童。马克思在这里就指明了“半工半读”形式的教劳结合对于提高儿童学习效果的重要意义。

首先，工厂法中教育条款的实施证明了对儿童实行教劳结合的可能性。英国工厂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父母必须将让14岁以下的孩子接受初等教育作为把他们送进受监督的工厂做工的前提条件，否则，就不允许儿童进行工厂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尽管工厂法的教育条款整个说来是不足道的，但还是把初等教育宣布为劳动的强制性条件。这一条款的成就第一次证明了智育和体育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可能性，从而也证明了体力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的可能性。”〔2〕之所以说工厂法是对儿童实行教劳结合的证明，并不因为它是法律，而是来自现实生活和实践，可以说这是一种现实的证明或实践的证明。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教劳结合的论述是多方面的，而且是严谨和深刻的，但这些只是理论层面的论述和推理，至于这种结合在现实中能否得到实现，以及能否带来好的效果，还有待于实践的证明。而教育条款的实施，虽然并不是在所有的工厂都能得到同样的落实，但是至少有一些工厂得到了实行，使对儿童实行教劳结合成为了一种现实。这是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变革事件。

其次，这种“半工半读”形式的教劳结合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儿童教学中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工厂中这种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其实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形式，即“半工半读”。这种形式在实际的儿童教学实践中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对此，马克思还专门引用了工厂视察员报告中的一段话加以说明：“那些在学校里只呆半天的人总是精力充沛，几乎随时都适于并愿意学功课。半工半读的制度使得两种活动互为休息和调剂，因此，对儿童来说，这种制度比不间断地从事其中一种活动要合适得多。”〔3〕影响儿童学习效果的有诸多因素，学习时间只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学习效率、学习精力、学习兴趣等。工厂儿童虽然上课时间比日校儿童少一半，但把适度合理的劳动作为学习的一种调剂和缓冲，顺应了其活泼好动、喜欢玩乐的自然天性，因而具有充沛的学习精力和浓厚的学习兴趣，能够取得比日校学生更好的学习效果。当然，这里的“劳”与“工”是指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儿童在达到一定年龄、适度合理范围内的劳动，以不损害其身心健康为前提。

最后，从反面来看，若不对儿童实行教劳结合，将对教育主客体都造成消极的影响。马克思引用西尼耳的演说指出，“上层阶级和中层阶级的孩子们的片面的、不生产的和漫长的学习日，只是白白地增加教师的劳动，‘同时，不仅无益地并且是绝对有害地浪费着儿童的时间、健康和精力’”。〔4〕这就进一步从反面作出了教劳结合对于提升儿童学习效果重要性的有力论证。

(二)有助于青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

马克思恩格斯也针对资本主义机器生产摧残童工的社会现状，从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视角多次提出了教劳结合，这是其一个主要聚焦点和着眼点，深刻体现了他们的人道主义思想与善良正直品格。

资本主义机器生产严重摧残了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资本主义机器生产代表着社会发展的进步，但同时，在资本主义机器生产中，少年儿童由于被迫进行过度的生产劳动，身心健康遭到了严重的侵害。在当时大工业繁荣发展的情况下，雇佣童工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贪婪的资本家为了无止境地节省成本、追逐利润，残酷地压榨童工的血汗，忽视他们幼弱的身体条件与受教育的合理需求，而将其当作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工具，过度延长劳动时间，安排恶劣的劳动环境。这些做法严重超出了童工身心所能承受的限度，导致他们耗尽了弱小的体力，饱受流行病的肆虐折磨，身体发育迟滞不良，并且人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废，极大妨碍了其精神发展和健康成长。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剥削性，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造成这些劳动畸形与异化的恶果。

而教劳结合就是抵御这种摧残，争取少年儿童的受教育权、保护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一种必要策略。马克思在第一国际为临时中央委员会起草的给代表的指示中强调：“父母或雇主令未成年人劳动而不同时使其受教育，是决不能允许的”，〔5〕“可能应该在9岁以前就开始小学教育；但我们这里只是针对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各种趋势提出最必要的抵御之策，因为现在的社会制度把工人降低为积累资本的简单工具，把为贫困所迫的父母变成出卖亲生儿女的奴隶主。”〔6〕为了抵御资本主义社会过度的生产劳动给少年儿童所造成的戕害，维护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权利，就无产阶级当前最必要的措施而言，一方面，应该严格限制少年儿童的劳动时间，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区别规定长短各异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应该争取少年儿童的受教育权，把生产劳动与教育结合起来，保障其在参加劳动的同时也留有一定的时间接受教育。马克思所指的教育具体涵盖三个部分：“第一：智育。第二：体育，即体育学校和军事训练所教的内容。第三：技术培训，这种培训要以生产各个过程的一般原理为内容，并同时使儿童和少年学会各种行业基本工具的实际运用与操作。”〔7〕把生产劳动与教育结合起来，就会从客观上要求资本家缩短少年儿童的劳动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与摧残，这样不仅有助于保护好少年儿童正在发育的弱小身体，避免他们过度劳累，而且有助于发展少年儿童的智力，促使他们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学习掌握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生产原理内容与工具操作技能，得到文明的启蒙与教化。早在1844年，恩格斯就谈到在当时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中，教育与劳动的结合促使孩子们“能更好地认识自然，锻炼自己的身体和发展他们的智力”。〔8〕这是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思想的最初酝酿与萌芽。而且，他强调“劳动是教育的一部分”，〔9〕劳动并不与教育截然对立，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教育的属性、承担着教育的功能。

教劳结合不仅对少年儿童，而且对青年人的身心健康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让青年人参加一定的农村体力劳动，可以增强身体素质、掌握农业技能。恩格斯晚年时曾在一封书信中谈到：“如果不给我们的工人提供在新鲜空气中，特别是在农业中从事劳动的机会，他们的体质也将变得虚弱。就算现在的成年人不适于这样。而青年人却可以这样训练。如果男女青年在夏天有活干的时候，接连几年到农村去，那末，是不是还要用很多个学期让他们死啃书本才能取得耕地、除草等等的学位呢？”〔10〕

(三)有助于提高工人阶级的素质

教劳结合不仅对青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有益，而且对整个工人阶级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1866年，马克思在《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一文中指出，“把有报酬的生产劳动、智育、体育和综合技术培训结合起来，就会把工人阶级提高到比贵族和资产阶级高得多的水平。”〔11〕可见，马克思认为教劳结合是提高工人阶级素质和水平的重要途径。

其一，工人阶级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新一代工人的成长。“工人阶级中比较先进的那部分人则完全懂得，他们阶级的未来，因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新一代工人的成长。他们知道，首先必须使工作的儿童和少年免受现存制度之害。”〔12〕儿童代表着一个阶级的未来，也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未来，儿童的劳动与教育情形如何，直接关系到本阶级与社会的未来发展状况。因此，实行教劳结合，有助于使工人子女免受现存制度之害，成为具有更高素质和水平的优秀儿童，发展到未来，他们将成长为具有更高素质和水平的新一代工人阶级。

其二，教劳结合有助于工人阶级提高劳动力和精神素质。工人阶级的劳动力水平，不仅取决于体力体能因素，还取决于技能和技巧等因素，而技能和技巧的提高必然要经由教育的途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为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13〕因此，教育是工人阶级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尤其是在机器大工业对脑力劳动提出更高要求的背景下，工人迫切需要了解先进的科学技术，熟练使用现代生产工具，这就愈加凸显了教劳结合的重要性。并且，教劳结合也有助于工人阶级提高精神素质，促使他们实现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结合，减少愚昧、增强理性，摆脱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思想控制，提高阶级觉悟和革命意识。

其三，教劳结合有助于把工人阶级提高到比贵族和资产阶级高得多的水平。虽然当前工人阶级的水平落后于贵族和资产阶级，但经由教劳结合就有助于反转这个状况，实现工人阶级的发展超越。因为工人阶级在教劳结合的过程中，可以不断地提高劳动力和精神素质，成为掌握现代生产技能和科学思想的发达健全的人，成为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主体，从而逐渐超过在不劳而获中日趋腐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并且，这也关涉到不同阶级儿童成长之间的比较。实行教劳结合的工人阶级儿童，将在学习效果、身体素质、劳动技能等方面不断进步，从而比只学习不劳动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儿童赢得更多的发展优势。“如果资产阶级和贵族忽视它们对自己后代应尽的责任，那是他们自己的过错。分享这些阶级的特权的孩子们注定要受他们的偏见的毒害。”〔14〕儿童的发展影响着阶级的未来，因此未来的工人阶级会比贵族和资产阶级提高很多水平。

(四)有助于造就全面发展的人

马克思恩格斯还强调，教劳结合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惟一方法，这就指明了教劳结合的根本价值取向。《资本论》中写道：“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惟一方法。”〔15〕马克思不仅指出了教劳结合对于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重要作用，而且把它提升到“惟一方法”的战略高度，由此可见教劳结合极其重要的地位。

一方面，旧的分工导致了人在脑力和体力上的片面发展，尤其是发展到现代工业中，工人沦为了机器的单纯附属物。要阐释清楚人的片面发展问题以及教劳结合何以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离不开联系马克思主义的分工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分工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的基本形式和有力杠杆，它带来了社会生产的总体丰富性，促进了社会生产率的提高，但同时也把人束缚在某种单一的、局部的、固定不变的劳动中，导致人的能力的固化与个性的片面发展。人类历史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就致使农民数千年被捆绑在土地耕种上，破坏了精神发展的基础，城市居民则受到各自的专门手艺的奴役，破坏了肉体发展的基础。由于劳动被分割，导致人本身也被分割了，陷入为某种单一活动而牺牲掉其他多面肉体能力和精神能力的畸形发展。进入到工场手工业中，人的这种畸形发展更是随着分工的精细而加剧。“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一个产物，就是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作为他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16〕即生产过程中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对立。“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转化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17〕由于工场手工业的分工更为细致，把一种手艺分解成各种局部操作，导致工人终其一生只能从事某种局部操作的职业，被束缚在单一固定的职能和生产工具上，而压抑了其他多方面的才能和志趣。他们长期过着呆板的、枯燥的生活，不仅身体的机能受到限制，而且欠缺机会进行脑力劳动，精神的活力也遭到损害，加剧了畸形发展。

发展到现代工业中，机器被广泛采用，分工更加专业化，劳动已经完全丧失了独立的性质，智力也转化为了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虽然现代工业社会的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然而这是以无数工人的片面发展为代价换来的。“滥用机器的目的是要使工人自己从小就转化为局部机器的一部分。”〔18〕现代工业致使工人沦落到被机器奴役的地步，彻底变为机器的单纯附属物，精神也日益变得愚钝麻木，脑力和体力上的片面发展都更甚一步。“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夺去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19〕而且，那些直接或间接剥削工人的阶级也不例外，他们也都因分工而被自己所从事的单一的专业工作所奴役，导致片面发展。总之，在这种旧式分工中，生产资料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本末颠倒，不是正常状态下的生产者支配生产资料，而是被倒置为生产资料支配生产者、奴役生产者，从而导致人在脑力发展和体力发展上的双重畸形与异化。

另一方面，现代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现代工业与之前的生产方式存在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其技术基础是革命的。由于科学技术的革命性打破了生产过程的保守性，揭示了各类生产部门之间以及生产部门内部的秘密，造成生产过程的运动形式时常发生变革，从而引起了社会内部分工的不断革命、工人劳动职能的不断变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20〕按照现代工业生产的内部逻辑，它的本质要求就是要打破旧的分工形式，“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21〕

现代工业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加剧了人的片面发展，另一方面又从本性上提出劳动变换与工人全面流动的要求，二者构成了紧张的矛盾与冲突。而教劳结合就是解决这个矛盾与冲突的一种有效方式，它有助于适应现代工业的发展要求，消除旧的分工限制，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847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写道：“教育将使年轻人能够很快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将使他们能够根据社会需要或者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将使他们摆脱现在这种分工给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这样一来，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22〕此处的教育特指产业教育，即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这就充分肯定了教劳结合是促进社会成员全面发展才能的重要途径。《资本论》中也指出：“综合技术学校和农业学校是这种变革过程在大工业基础上自然发展起来的一个要素；职业学校是另一个要素，在这种学校里，工人的子女受到一些有关工艺学和各种生产工具的实际操作的教育。”〔23〕综合技术学校、农业学校、职业学校等是实行教劳结合的典型形式。之所以创办这些学校，旨在弥补旧的分工所造成的缺陷，促使劳动者受到普及性的技术训练，掌握多种多样的工艺操作，能够自由地变换劳动部门。总之，教劳结合有助于工人接受多种劳动技能培训，实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有机结合，消除旧的分工形式，以适应现代工业劳动变换的需求，全面发展自己的才能。

二、从社会发展的维度提出教劳结合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基于人的发展维度，而且也放眼宏观的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状况与趋向，基于社会发展的维度提出了教劳结合思想。具体包括教劳结合有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有助于改造现代社会、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进步趋势、符合“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原则等微观视角。

(一)有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教劳结合是促进现代大工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与内在需要。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曾经在自己的工厂中实际进行十小时工作日，并开展了把生产劳动与儿童教育相结合的教育实验。马克思十分赞扬这种做法，他认为这是非常显著的进步，因为教劳结合代表着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向，具有提高社会生产、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重要意义。

教劳结合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素质，并积极促使科学技术由可能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教劳结合具有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知识、操作技能、管理水平、生产积极性等素质的功能，尤其是在现代机器生产对劳动者技能素质提出更高要求的背景下，更加彰显出教劳结合的必要性。并且，教劳结合还具有把可能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的中介功能，特别是就科学技术而言。科学技术是潜在的生产力。“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24〕现代工业生产过程是科学的物化，而教劳结合就是联结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重要中介。一方面，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需要一定的周期，教劳结合就是这一转化过程中的催化剂。它促使科学技术注重发挥实用价值、提升现实可操作性，并加快科学技术的普及速度，尽早为劳动者掌握与运用，从而缩短转化周期、提高社会生产。另一方面，教劳结合也有助于将现代生产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需要及时反馈到教育研究中来，以明确的问题导向倒逼着科学不断前进，予以改进生产方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并且，教劳结合，特别是技术教育这种形式，直接指向实际运用，对提高社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技术教育作为教劳结合的一种典型形式，是提高社会生产的重要途径。在《反杜林论》一文中，恩格斯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将和教育相结合，从而既使多方面的技术训练也使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得到保障。”〔25〕这就充分肯定了教劳结合对于发展科学技术的保障作用。并且，针对杜林脱离生产分工而抽象地空谈学校技术教育的观点，恩格斯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与驳斥，指出：“正像我们所看到的，旧的分工在杜林的未来的生产中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所以学校中的这种技术教育就脱离了以后的任何实际运用，失去了对生产本身的任何意义；它只有一个教学上的用途：可以代替体育。”〔26〕这段话就从反面强调了，在分工方式变革的先决条件下，技术教育与实际运用紧密对接、休戚相关，对生产本身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其根本用途所在。技术是直接作用于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关键要素，发展技术教育，能够帮助劳动者接受多方面的技术培训，推动技术快速运用于现实生产活动，并促进技术自身的革新，从而对生产过程发挥显著的影响。

(二)有助于改造现代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还立足于改造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视角提出了教劳结合。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针对拉萨尔派提出的“禁止儿童劳动”这一粗鲁的、抽象的规定，马克思作出了尖锐的批判，认为这里绝对必须指出年龄界限。因为禁止儿童劳动为现代机器大工业生产所不准许，这是无法实现的幼稚空想，而且，“实行这一措施——如果可能的话——是反动的，因为在按照不同的年龄阶段严格调节劳动时间并采取其他保护儿童的预防措施的条件下，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27〕马克思毕生致力于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人的解放，在这里他把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视为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可见其对教劳结合的重视程度，并对此抱有热切的期望与信心。

其一，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有助于改造儿童，也就是有助于培养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新一代无产阶级。从长远来看，儿童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未来，通过实行教劳结合而身心健康成长的儿童，未来将成为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也是变革社会的决定力量，要实现社会变革就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因此，教劳结合在改造儿童的同时，也就是在培养未来改造社会的依靠主体和决定力量，即培养未来能够以更好的能力和素质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新一代无产阶级。在这样先进力量的带领下，必将促使革命的理想化为现实的实践，实现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目标。

其二，参加生产劳动，有助于防止和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毒。“禁止儿童劳动”不仅是空想的，而且是反动的，因为劳动本身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它有助于防止和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病毒。1866年，马克思在一封书信中谈到：“幸好工人群众是不可能被腐蚀的。体力劳动是防止一切社会病毒的伟大的消毒剂。”〔28〕劳动是人类生存的永恒自然条件，也是人类的本质活动。资产阶级虽然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在不劳而获、贪图享乐的过程中，将一步步滑向堕落，滋生出剥削、挥霍、奢靡、懒惰、贪婪等社会病毒。而工人群众作为体力劳动者，始终发挥着人为之人的劳动本性，依靠劳动来谋生发展，是真正的财富生产者与价值创造者，因此，与资产阶级不同，他们对这些社会病毒具有强大的“免疫力”，不可能被腐蚀。马克思十分强调劳动的重要性，在这里更是运用比喻的手法生动展现了劳动对于工人群众、对于社会发展的伟大作用。

其三，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有助于改造生产劳动和教育长期分离的现状，也有助于改造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分工的现状。在人类历史的早期，生产劳动与教育是融为一体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私有制和阶级社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发生第一次分离，教育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除了劳动者在生产劳动中所接受的教育之外，统治阶级还创办了学校这种专门的教育机构。这是教育从生产劳动中第一次分离出来，社会上也出现了不参加体力劳动而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剥削群体。随着现代机器大生产的出现和发展，私有财产大分化，教育从生产劳动中第二次分离出来，产生了现代学校，传授科学的教育过程成为独立于生产过程之外的一种特殊社会职能，并加重了脑力劳动者对体力劳动者的思想控制和阶级剥削。因此，早期的教劳结合，有助于改造教育与生产劳动长期分离的现状，打破脑力劳动者对学校教育和文化知识的垄断，促进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

(三)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进步趋势

马克思还站在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上，认为教劳结合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他在为第一国际起草的指示中谈到：“我们认为，现代工业使男女儿童和少年参加社会生产这个伟大事业，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合理的趋势，虽然这种趋势在资本的统治下遭到了可怕的歪曲。”〔29〕资本主义制度的机器生产严重摧残了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引起了社会有识之士的批评，马克思也严厉谴责这种现象，但同时他还从中看到了更深刻的东西，看到了在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中体现着一种规律性的发展趋势，即少年儿童参加现代工业生产是一种进步趋势。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衍生出教劳结合是一种进步趋势的观点。

首先，现代工业代表着技术变革的最新潮流与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教劳结合的一个很重要背景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现代机器大工业生产的蓬勃发展。工业革命之后，社会生产由手工业生产发展到机器大工业生产，机器被广泛运用于各个生产部门，带来劳动效率的大幅度提高和生产力的快速增长，这是人类社会的一大显著进步。尤其是科学技术在生产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对发展生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极大提高了生产设备的机械化程度，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快速增长，成为现代机器大工业的一个必要基础。因此，现代工业代表着最前沿的科技水平，也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

其次，现代工业既使少年儿童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具有可能性，又体现了进步性，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少年儿童参加社会生产，并不是从来就有的现象，而是伴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而出现的。“使用机器的另一后果，是把妇女和儿童骗入工厂。这样妇女就成了我们的社会生产的积极参加者。从前，妇女和儿童的劳动是在家庭范围内使用的。”〔30〕在从前的手工业生产中，或者生产过程较为复杂繁重，劳动者不容易操持，或者要求劳动者具备某项精巧的独门技艺，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把少年儿童排斥在了生产过程之外。而现代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发展，促使出现了大量职能简单的辅助性工作，从而为少年儿童加入生产队伍、进入工厂劳作创造了可能的条件。同时，这也体现了一种合乎规律的进步趋势。参加社会生产本身是一件合理有益的事情，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遭到了扭曲，但并不能据此就抹杀掉它对于健康的价值，并不能据此就否定掉它的进步意义，因为这种扭曲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合理性，而不是生产劳动本身具有不合理性，不能犯本末倒置的错误。实际上，社会生产是一项“伟大事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社会生产是人类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它奠定了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并且，少年儿童参加的并不是一般的社会生产，而是现代机器大工业生产，这有助于他们直接接触到不断变革的先进技术，站在生产力发展的最前沿。因此，现代工业驱使少年儿童参加社会生产，体现了一种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进步趋势。

最后，教劳结合建立在现代工业生产规律的科学基础之上，积极适应了大工业发展的趋势与需要。教劳结合是双向互动的结合，不仅生产劳动要与教育结合，而且教育也要与生产劳动结合。不重视教育，就不能正确贯彻教劳结合，同样，不重视生产劳动，也不能真正将教劳结合落到实处。并且，教劳结合中的“劳”偏重于指现代机器大工业的生产劳动，教劳结合本身的内涵也偏重于把现代教育与现代机器大工业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因为现代工业生产的客观规律决定了教劳结合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教劳结合在现代工业生产中才具备实现的可能条件。与其他的社会生产相比，机器生产有其特殊性和先进性。一方面，它简化了体力劳动的职能，驱使少年儿童参加社会生产，从事简单的体力操作；另一方面，它又提高了对脑力劳动的要求，需要劳动者接受技术培训和科学教育。因此，马克思立足于这一趋势和需要，提出了教劳结合，以培养适应现代工业生产的劳动者。在《共产党宣言》一文中，马克思恩格斯还将“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31〕列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革命措施之一，这也暗含着教劳结合是一种进步趋势，是发展到未来社会仍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

(四)符合“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原则

教劳结合也是服从社会主义劳动原则的必然要求。马克思写道：“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每个儿童从9岁起都应当成为生产劳动者，就像任何身体健全的成年人一样，必须无例外地服从那普遍的自然规律，即：为了吃饭，必须劳动，不仅要用脑劳动，而且也要用双手劳动。”〔32〕“不劳动者不得食”作为社会主义的劳动原则与分配原则，必然相应地提出教劳结合的要求。

劳动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不劳动者不得食”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劳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劳动的重要性，认为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创造了历史，甚至创造了人本身。生产劳动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最基本形式，人类通过生产劳动生产出满足生存发展的物质资料，奠定了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也构成一切历史发展的基本条件。人们在劳动中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不断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自己、改造自己。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因此，马克思主义把劳动视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并且，马克思主义把“不劳动者不得食”作为社会主义的劳动原则与分配原则。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商品价值量的大小取决于其所包含劳动量的多少。生产决定分配，所以，马克思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个阶段，消费品分配应该遵循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按照劳动者个人所提供的劳动量的比例进行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劳动者得其应得、不劳动者不得食，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遭到了异化，存在着不劳而获、劳而不获的剥削。资本主义社会实行雇佣劳动制度，资产阶级掌握着机器、厂房、原料等全部的生产资料，而工人阶级除了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只能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求得生存。因此，资产阶级是不劳而获，他们不参与生产劳动，而通过压榨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来赚取大量的利润；工人阶级却是劳而不获，他们虽然进行超长时间的过度劳动，生产了大量的商品和财富，但只能赚取一点糊口的微薄工资，生活越来越贫穷。这就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平、不合理。劳动剥削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性。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决定性作用下，劳动产品归资产者所有，作为异己的力量同劳动者相对立，劳动本身对劳动者来说也成为异化的东西，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受资本的统治和支配。

教劳结合就是对资本主义不劳而获剥削制度的一种反抗，也是对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一种服从。劳动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劳动者得其应得”“不劳动者不得食”是社会主义的原则，这不仅对成年人来说是如此，对达到九岁年龄的儿童来说也同样适用。儿童在具备一定的工作能力之后，就应该取消特殊性，而按照这一普遍性的原则，不做寄生虫，适度参加劳动。不仅用脑力劳动，也要用双手劳动，即不仅要接受教育，也要参加生产劳动。马克思特意在“每个儿童从9岁起都应当成为生产劳动者”一句中，对“每个儿童”这四个字进行了着重强调，意指不仅工人阶级的儿童，而且资产阶级的儿童也应该参加劳动，这是适用于所有儿童的普遍原则。因为资产阶级的儿童只学习而不劳动，难以锻炼劳动的技能和本领，还会滋生轻视劳动、厌恶劳动的错误思想，这是十分有害的。并且，马克思也规定，让儿童参加劳动的前提是“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显然，这是专门针对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劳动剥削制度而言的。教劳结合的提出就是对资本主义不劳而获现象的一种批判与反抗，也是对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一种服从。它有助于儿童正确认识价值创造的来源与劳动的积极意义，克服异化劳动所造成的厌恶劳动思想，摒弃坐享其成、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腐朽观念，培养热爱劳动、勤于劳动的良好道德。

三、全面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教劳结合的重要论述及其现实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两个宏观维度、八个微观视角提出了教劳结合的重要论述。今天，我们要运用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全面把握这些论述，对其作出整体性解读，并且，全面把握其现实意义，以更好地指导实践的发展。

(一)全面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教劳结合的重要论述

首先，明晰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教劳结合的背景和语境。马克思恩格斯是基于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机器大工业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儿童被迫参加过度的生产劳动，由此造成严重的身心危害、引发很多社会问题的历史境遇下，提出了教劳结合的重要思想。其提出语境包括三种：第一种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语境。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不公平现状，马克思恩格斯为了给工人阶级及其子女争取受教育权、避免资产阶级的剥削摧残而提出了教劳结合。第二种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扭曲方面的同时，也辩证地看到其积极方面，依据其背后蕴藏的积极性、进步性的趋势而提出了教劳结合。第三种是着眼于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希冀，而提出了教劳结合的要求与展望。只有明晰这些背景和语境，才能对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教劳结合的论述作出真正准确的理解。

其次，联系与整合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教劳结合的全部论述，防止片面化、碎片化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的著作与语境中，较为零散地提出了教劳结合。本文从两个宏观维度、八个微观视角对其进行了梳理，细致而又全方位地呈现了其提出图景。但是，不能对此作片面化、碎片化的理解，而要把它们当作一个整体来把握。因为这八个视角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环环相扣，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与有机统一性。只有把它们联系与整合起来，才能正确地、全面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教劳结合思想的丰富意蕴，忽略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将导致片面的理解。

再次，将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教劳结合论述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全面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教劳结合的论述，不仅要全面把握其内部包含的丰富意蕴，而且要将其与列宁、斯大林等后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教劳结合的论述有机结合起来。比如，列宁强调：“没有年轻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33〕这就立足于现代科技发展形势，指出了在生产劳动与教育之间进行双向结合的重要性。十月革命后，列宁在《俄共(布)纲领草案》中具体规定了“把教育和儿童的社会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34〕把教劳结合列入了俄共(布)关于国民教育的重要纲领之中。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也指出：“共产主义青年团必须把自己的教育、训练和培养同工农的劳动结合起来，不要关在自己的学校里，不要只限于阅读共产主义书籍和小册子。只有在与工农的共同劳动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35〕强调了实行教劳结合是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必要条件，等等。斯大林也发表过关于教劳结合的论述与思想，比如，他指出，为了使社会成员的文化获得巨大的发展，“首先需要把每天的劳动时间至少缩短到六小时，然后再缩短到五小时。这是使社会成员有充分的自由时间来获得全面教育所必需的。其次，为了做到这点，需要实行普遍义务综合技术教育，这是使社会成员有可能自由选择职业，而不致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所必需的”。〔36〕并且，针对当时高等技术学校培养的年轻专家只学书本上的东西，没有实际经验，和生产脱节，从而导致失败的教训，斯大林指出，必须“使年轻专家从进入高等技术学校学习的头两年起就和生产、工厂、矿井等有密切的联系”，〔37〕等等。列宁、斯大林的这些教劳结合论述与马克思恩格斯一脉相承，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教劳结合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因此，要将它们联系起来，当作一体来理解。

(二)全面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教劳结合论述的现实意义

首先，教劳结合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与否认。教劳结合是马克思恩格斯教育思想的核心观点与根本原则之一。虽然今天所处的社会条件与19世纪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教劳结合思想并没有过时，它仍然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并为现实发展所需要的正确原则。因此，今天我们绝不能忽视与否认教劳结合，而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强调它的重要地位，并用以指导现实实践的发展。

其次，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对教劳结合思想的丰富与发展。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和强调教劳结合思想，始终坚持这一方向、遵循这一规律，并从中国的教育实际出发，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丰富与发展。早在1934年，毛泽东就将“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38〕列为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39〕正式地将教劳结合确立为党的教育方针。并且，毛泽东还积极倡导教劳结合采取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等形式。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代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要求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率的迅速提高，要求我们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内容上、方法上不断有新的发展。”〔40〕在快速变化的时代背景下，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才，必须创新性发展与贯彻教劳结合。并且，邓小平还论述了教劳结合可以采取产学研一体化、教育两条腿走路、参加工农业生产等方式，比如，“生产劳动、科学试验和科学研究在学校教育中怎样组织得更有计划，使之更符合于经济计划和教育计划的需要，应该加以深入的研究”，〔41〕“教育还是要两条腿走路。就高等教育来说，大专院校是一条腿，各种半工半读的和业余的大学是一条腿”〔42〕等。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将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43〕作为新时期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劳动教育，强调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44〕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思想的深化与发展，需要我们进行全面把握。

再次，吸取“文化大革命”中关于错误认知与歪曲实施教劳结合的教训。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实行教劳结合的方针，总体来看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在“文革”的特殊背景下，教劳结合遭到了误解与歪曲，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错误。当时，教劳结合被当作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工具，多采取“土法上马”、群众运动的方式，并将其等同于简单的“半工半读”形式，教育基本上被生产劳动取代等，给我国文化教育事业造成了惨痛的损失。对此，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其中的错误，并吸取教训以资借鉴。比如，“文革”中将教劳结合等同于简单的“半工半读”形式，就犯了机械化的错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指的半工半读，只是作为教劳结合的一种形式，他们没有专门探讨半工半读，而是通过论述半工半读来说明教劳结合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并没有将二者等同起来。实际上，教劳结合具有丰富的内涵，因此，绝不能将其机械地看作是教育与生产劳动、工与读的简单相加。而且，虽然“文革”中实行半工半读导致出现了严重错误，但这并不意味着半工半读本身就是错误的，这二者也并不等同，不能混淆认知。半工半读形式有其限定的适用状况与作用范围，在实际操作中对工与读都有特殊的要求，在适合的条件限定下，它就能够发挥正面的、积极的作用。但由于“文革”在实行半工半读时粗暴地采用“一刀切”，没有结合实际情况区分具体人群、学校性质等，从而造成教育荒废的消极影响。因此，我们要认真吸取“文革”中把教劳结合机械化、简单化、泛化或者歪曲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最后，契合新时代新征程的需要，推动教劳结合不断创新。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十分强调劳动教育在新时代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教劳结合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2018年9月，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45〕“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46〕这一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思想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2019年3月，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教育“同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47〕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将劳动教育提升到“直接决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劳动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48〕的战略高度。202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五条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以法律形式将五育并举固定下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紧扣新时代新征程的脉搏，契合新时代新征程的需要，以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遵循教育规律、把握育人导向，积极推动教劳结合创新发展，以助力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注释：

〔1〕〔2〕〔3〕〔4〕〔13〕〔15〕〔16〕〔17〕〔18〕〔19〕〔20〕〔21〕〔23〕《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56、555-556、556、556、200、556-557、418、417、486、486-487、560、561、561页。

〔5〕〔6〕〔7〕〔11〕〔12〕〔14〕〔29〕〔30〕〔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0、269、270、271、270、270、269、587、269页。

〔8〕〔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3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00页。

〔22〕〔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8、422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6页。

〔25〕〔26〕〔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10、710、377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38页。

〔33〕《列宁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63-464页。

〔34〕《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44页。

〔35〕《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5页。

〔36〕〔37〕《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91、29页。

〔38〕〔3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418、490页。

〔40〕〔41〕〔42〕《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7、108、54页。

〔43〕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0页。

〔44〕〔45〕〔46〕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647、653、647页。

〔47〕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求是》2020年第17期。

〔4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人民日报》2020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