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视域中的病毒式谣言及其治理研究〔*〕

欧阳康， 张 梦

(1.华中科技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2.华中科技大学 国家治理研究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防疫政策收紧造成人们在物理世界中“隔离”，每一轮疫情来临都会重新让“病毒”“传播”“传染”成为关键词，一方面，人们需要获取疫情演化的信息，第一时间了解政府的防疫政策，另一方面，人际、社群交往的需要使超级隔离和超级链接在疫情生态中成为现实。面对低成本的海量信息生产与传播，谣言混杂其中，人们一时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尤其是身处风险情境中，信息的超载使人们对信息的感知机理变得更加复杂，即外部风险变量增多，给主体内部变量的认知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极易引发非理性的病毒式传播，形成“信息疫情”。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所言：“我们不仅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在与一种信息流行病作斗争。它的蔓延速度比病毒更快、渗透更容易。”〔1〕那么谣言何以成为病毒式谣言？谣言何以像病毒一样传染？如何在国家治理视域中防治病毒式谣言传播？认识和治理病毒式谣言，需要深入研究和探析其传染机制，进而建构具有一定现实阐释力的治理体系，实现健康的传播。

一、病毒式谣言的基本内涵

回答谣言何以成为病毒式谣言的问题，首先要厘清病毒和谣言、传播和传染这两对概念及其关系。

(一)病毒与谣言

病毒(virus)是仅能在生物体活细胞内复制繁衍的病原体。它由一个核酸分子(DNA或RNA)与蛋白质构成非细胞形态，为类生物，无法自行表现出生命现象，靠寄生活细胞生活，利用宿主的细胞系统自我复制。它可以感染所有具有细胞结构的生命体。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由新型冠状病毒(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引起的，它是一种新型病毒，各个年龄阶段的群体都没有免疫力，普遍易感，其传播途径主要是经呼吸道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有相关病例证实经眼结膜上皮引起眼部并发症进而导致呼吸道感染，粪—口传播、气溶胶传播及母婴传播也存在可能。该病毒传播活跃，传染途径多样，传染性强烈，还产生了众多高危变异毒株，引发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

谣言(rumor)是“最古老的大众传播媒介”，它“传递消息，树立或毁坏名声，促发暴动或战争”。〔2〕对谣言的首次系统研究起始于二战期间的美国，最初的着眼点是各种谣言对部队和人民士气产生的消极影响。谣言在中文意义里多表示恶意的信息，相当于英语中的disinformation。从谣言的一般定义来看，无论是“有意凭空捏造”，还是“缺乏事实根据”“未经证实”，甚至从谣言所反映的公众需求的角度，将其理解为“无权者的社会抗议”，〔3〕谣言在本质上都是信息，具有一般信息所具有的特征。然而，信息与谣言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之所以对谣言进行研究缘于它是信息的“异化”，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参与意义的形成，以至于无论是政府、媒介还是民间机构，都把谣言视为腐蚀社会、产生破坏的一个活跃因子。

谣言之于社会，就好比病毒之于身体。谣言和病毒都是通过直接接触传播，谣言传播以说者和听众同时在场为基础，也可通过大众媒介作为补充或替代，一个已经被传染的人和一个未被传染的人接触，谣言和病毒就有可能发生转移。已经被影响的那部分人就是“确诊病例”，靠近携带病毒和谣言的那部分人被称为“密切接触者”，所以我们能通过群体来确定高风险人群，这与疫情防控中集中隔离、居家隔离的思路是一致的。决定高风险人群是否转化成确诊病例的关键在于当下冲突反抗的激烈程度，这一群体极有可能因为当下的冲突而参与到集体讨论中，并再次为这种冲突注入动力。“无症状感染者”是指原有的适应和妥协被打破的那部分群体，他们虽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造谣”“传谣”症状，但是他们的正常生活和惯常行为模式已经受到了威胁。再就是超级传播者“伤寒玛丽”，所有被传染者都可以追溯至同一个源头，这意味着超级传播者在病毒传播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在对谣言进行溯源时，同样可以发现有一部分核心人群引领着人们的观念和思想变化，即“意见领袖”，他们是传播节点中重要的中介力量，经他们传播的谣言往往更容易被相信。

(二)传播、传染与病毒式传播

我们在描述新型冠状病毒、谣言时，习惯使用“传播”，这似乎与我们一贯对“传播”的认知不太一样。通常地讲，“传播”表示信息的运动或流通。上述现象并不都涉及“信息”，为什么也能被称为“传播”？其实追溯到communication一词，它与“交换”“交通”“扩散”，甚至“模仿”都有相似的源头，包含交通运输与观念传播两个方面，表达任何种类的物质迁移或传输和跨越时空的准物质连接。在现代传播学形成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人类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各种现象，特别是涉及精神交往的论述，使用了大量的现代传播学基本概念communication(德语die kommunikation)。我国著名的新闻传播学者陈力丹教授曾考证过二者的联系，〔4〕比如“交通工业，它或者是真正的货客运输业，或者只是消息、书信、电报等等的传递”，〔5〕很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传播”既指“交通工具”，也包括信息传递，可以说是更为宏观意义上的“传播”。因此，无论是谣言的传播，还是病毒的传播，都属于“传播”的范畴。

更准确地说，病毒、谣言都是“传染”事件。现代医学中，“传染”指病毒、细菌、支原体等病原体从一个生物体传播到另一个生物体的过程。“Influenza”(流感)在意大利语中就表示“影响”的意思。病原性的生物体具备可传染的性质，通常有其特定的传播途径。“传染”的概念后被引申，用于研究生物群分布、新技术的传播和扩散、谣言的传播等自然和社会科学问题，〔6〕描述一种具有可传染、可影响的性质，表示其他个体受到影响或破坏。在社会科学视域中，多指思想、态度和情感等快速传播、蔓延，引起他人相同的思想感情和行为的过程。因此，传染是一种病毒式传播。“病毒式传播”这一词汇的历史并不长，它在新媒体环境中应运而生，形容传播速度之快，一条信息像病毒一样扩散开来，迅速成为流行热门。传统的信息传播如依靠大众媒介、等级传播等形式，遮蔽了很多值得关注的问题，病毒、谣言的传播更具典型性，形象地展现出病毒或谣言沿着持续生成的、横向延伸的、由人和非人的社会行动者共同构成的网络多向扩散，可以说是一种超越信息、符号和物质本身的更广泛的传播。传染作为传播的特殊形态，不仅在结果上表征着被传个体的性质被感染、同化，也表现出传播过程中所蕴含的速度意义。

(三)病毒式谣言及其特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将“谣言”比作“火”〔7〕、“蝗虫”〔8〕，形象地表达了谣言病毒式传播，以及对人的巨大影响力。在我们看来，所谓病毒式谣言，即指需“寄生”于一定的“宿主”才能“存活”并具有病毒般强大感染力的谣言，它们本身的“变异性”决定了它们在调动注意力和捆绑情绪方面的能力十分高超，能够发挥某种危险性功能并引起“情感的激化”，危害社会情绪，扰乱社会心态，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甚至危及人类生命健康安全。深刻认识病毒式谣言的复杂性特征对于有效开展病毒式谣言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病毒式谣言有很多的类型和形式，各种形式的病毒式谣言又存在某些共有特征。

病毒式谣言具有寄生性。病毒无法独立完成生长和复制，携带病毒的生物体叫作“宿主”，病毒通过宿主进行传播。例如，某些病毒进入宿主的呼吸系统，引起呼吸道表面黏膜层发生形态变化，刺激神经反射而出现咳嗽或打喷嚏等症状，病毒就借此回到空气中，继续入侵下一个宿主，这些宿主就是病毒的载体。离开作为宿主的活的细胞体，病毒便失去了生存的能力。谣言病毒的传播同样需要寄生“宿主”，它的宿主包括语言和非语言符号系统，还包括这些符号的载体，即传送语言和非语言符号的工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代通信工具，〔9〕此外，还包括人作为宿主，实现人际传播。谣言被编译成携带特殊信息的语言或者非语言符号，经过大众媒介等通信工具以放大的形式和强化的水平传递，其目的是传染给人这一终极宿主。病毒式谣言有存在的现实基础，它们喜欢寄生在特定的风险情境之上，寄生在风险环境中特定的心理预期之上，并依附宿主进行传播。

病毒式谣言具有变异性。病毒式谣言通过“变身”实现沟通网络中各个节点的功能，增强自身的可信度，影响传染的阈值和传染的规模。纵观病毒和谣言的溯源情况就会发现，它们适应外界环境(包括环境因素和社会因素等)并赖以生存的能力和性质决定了传染的规模。以病毒为例，病毒溯源十分不易，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病毒自身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基因突变和基因重组为病毒演化提供了重要的基础，病毒具有很高的自我复制速度，并且在复制过程中不断发生着突变。病毒式谣言的蔓延也存在这些特征：谣言往往承载着社会集体的情感和情绪状况，这些迫切的情感和情绪转化成更加形象的画面，其中包含的“合理”联想并非逻辑性思维，更多的是与比喻性思维相关，这就为谣言不断改变自身要素和结构提供了条件。谣言能演化出更多让人信服的细节，甚至能够根据当前的社会环境，变化出任何人们想听的内容。谣言聚合催生出大量的新的“变种”，这些变异体继续在网络中传播、竞争，“传染性”强的最终会存活下来，继续传播。

病毒式谣言具有危险性。由病毒引起的人类疾病种类繁多，比如感冒、流感等一般性疾病，以及天花、艾滋病、SARS、埃博拉、新冠肺炎等严重疾病。在细胞水平上，病毒的破坏作用导致细胞裂解，从而引起细胞死亡，对于多细胞生物而言，一旦机体内有足够多的细胞死亡，就会对机体健康产生影响。当病毒从一个生物体传播到另一个生物体，其R0值(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基本传染数)大于1，传染病会以指数方式散布，就有可能引发大流行，成为一种流行病(Epidemic disease)。病毒式谣言往往在社会发生重大事变时期(战争、灾害、经济危机等等)泛滥成灾，谣言的产生和传播又会进一步加剧当前的危机程度。这些谣言是人们对未知问题的一种自我解释，而这种解释充满了危险，是一种“信息疫情”，一种“社会病毒”。

病毒式谣言具有复杂性。病毒和谣言依据一定的自然前提和现实基础而存在，毋庸置疑，对它们的真正理解和阐释需要对其自然前提和现实基础进行考察。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呈现出新的历史特点：人、商品和思想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迅速流动，人类技术更新助长传染病和谣言的流行，多元社会价值背景和复杂人性冲突加剧，“算法操纵”的潜藏危险，等等。由是观之，在新的自然—社会背景下，在一个个复杂并互相影响的人际网络中，病毒和谣言也随之生成新的传播特性，为人类对其准确认识和把握带来新的挑战，而对它们发生与传播的方式、程度和速度的认识，直接影响了防治的水平和效用。

二、病毒式谣言的传染动因

谣言病毒有多种传播方式，大体可以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并大体对应着三种传播速度：其一，“模糊、预示着灾难和秘密的谣言”，它总是“蹑手蹑脚而来”，缓慢但危险；其二，带有“特别强烈的色彩的谣言”，通常传播迅猛，造成恐惧或喜悦的社会情绪感染；其三，“潜艇式谣言”间或“从公共生活的表层”小事，总会坚定地、周期性地浮现在公众视野里。〔10〕

谣言的病毒式传播通常可以看作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谣言诞生并沿着一定的网络传播，感知或相信这一信息的人进行加工或者转发(或二者兼有)，群体压力之下跟风“多数人的选择”，导致谣言就像瀑布一样奔流直下，将真相淹没。这个过程中包含着几个必不可少的要素：谣言本身、传播网络、社会系统及其成员等。那么，病毒式谣言是如何“爆发”和“流传”起来的？人们又是怎么接触到传染源并被它“传染”的？首先，传播需要是人建立社会关系的必要条件，而人又容易受到信息交流中感性的集体表象的驱使，二者之间的矛盾是病毒式谣言传染的心理动因；其次，从信息供需角度看，对某一重要事件的强烈信息需求与该事件的有效信息严重短缺之间的矛盾，构成传染的现实基础；再次，人的认知的相对有限性，致使其处理信息的速度远不及信息传播的加速度，这是造成病毒式谣言传染的实践基础；最后，社会价值纷争与个人价值预设相互缠绕、相互作用，是病毒式谣言产生、传播甚至难以有效消除的根本原因。

(一)心理动因：丰富的传播需要与感性的集体表象

“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11〕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社会联系不是内在自发的结果，而是由于彼此的需要才出现并得以建构的。人作为社会传播链中不可或缺的节点，其传播需要不是单一的、一成不变的，实际上，无论信息真实与否，都能成为联系事件、个体和社会的纽带。“人是需要的存在，需要构成了人的实践活动的内在动力”。〔12〕随着社会分工的形成与发展，人们在共同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环境中，对对象世界进行认识和改造，逐渐形成日益专门化、职能化的群体，并产生相似的反应和相同的需要。列维布留尔曾用“集体表象”来表征这一现象，他认为，社会集体中的全部成员总是对有关客体产生尊敬、恐惧、崇拜等感情，这种表象不可能通过研究个体本身的途径得到理解，它是以集体表象的总和为基础的不容辩驳的社会现实，“它先于个体，并久于个体而存在”。〔13〕这就意味着，集体表象是从原始的社会性本能发展而来，是人的类特性和社会性的必然体现，无法运用理性思维的“怎样”或者“为什么”进行合理解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仅体现在生产和实践活动中，也体现在心理和精神层面上，这种交往并非都是正当的理性的愿望的产物，“非认知—非理性因素正是作为主体认知定势中的情感—意志方面而发挥着作用”。〔14〕一旦置身于群体网络之中，非理性的思维往往以不自觉的方式感染、暗示着他人的情感、思想和行为，在群体网络中快速传递的集体表象，会引发他者的心理共鸣，产生“集体幻象”。

在日常生活中，人的认识活动常常处于具体的形象的感性认识层面。作为感性认识形式的表象，是支配人们实践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最基本的认识活动和智力过程。在普遍的没有边界的网络空间里，人们自由而灵活地交往，集结成了单纯依靠亲缘和地缘难以实现的异常活跃的网络群体。一部分人因缺少信息识别能力而产生信息盲目性，就好比缺少免疫力就难以抵抗病毒的入侵。并非人人都有足够的理性、经验和知识去证实信息的真伪，但是每个人都能够通过感性表象的刺激催生出一系列具体而丰富的心理体验。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病毒式谣言作为为理性认识提供可加工的感性材料，以及达成交往的中间环节和中介系统，包含着某些因价值指向和理想信念而形成的集体认同。因此，谣言病毒在集体表象的作用下得以潜入每个群体、每个层面，甚至每个角落。

(二)供需冲突：信息阙如与人的信息饥渴

人的全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卷入整个社会或者社会大生产中，生产和消费的普遍联系促使人们希望获知其他人的一切活动情况，“虽然每个人的需求和供给都与一切其他人无关，但每个人总是力求了解普遍的供求情况”，〔15〕人们不断扩大传播范围，追求“更多”的信息，这极大促进了现代新闻业的急遽发展，同时，人们又被无限的信息所淹没。这种矛盾将大量“新奇诡异”的体验融入社会交往之中，既激发了人们对“更多”的探索精神，也带来了存在意义上的不满足感和对未来的焦虑。信息阙如与信息饥渴这对矛盾体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互为掣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真实信息和健康信息发布不充分不及时导致一部分公众信息匮乏，其信息需求无法被满足甚至产生信息饥渴，对于病毒式谣言不加识别，不加选择，来者不拒，随意传播。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关于传染源、致病机理、变异风险和防控措施等有效信息十分有限，但是人们又急需获取相关信息，在信息供需不平衡的状态下，谣言的滋生和传播获得了极大的自由空间。此外，大众媒体传播的信息有时也作为一种谋略手段。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时期，统治阶级出于维护自身狭隘利益的目的而有意识地封锁消息、秘而不宣，人们获取真实信息就变得极其困难，谣言便不胫而走、大行其道。

第二，因信息分布或传播不均衡不公开不透明而产生的信息失衡，导致真实信息和健康信息无法有效及时传播，或者未传播到相关必要人群，引发认知匮乏以致妨碍认知公正。与传播权力相比，传播权利是软弱的，当权力与权利发生冲突，结果往往是权利“被剥夺”。〔16〕不均等的传播权利和失衡的传播秩序决定了谣言是“传播障碍的产物”。〔17〕新型传播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面向个体开放了公共讨论空间，但有时由于正式传播渠道堵塞，人们就会自发寻求更加灵活的非正式渠道。在非正式渠道中，传播受交流意向驱动，传播内容根据人们的主观愿望随意取舍，这加大了人们科学认识事件乃至社会的难度。

第三，信息在传播过程中遵循衰减规律，信息传递的层级越多、时间越久，信息丢失、附加和修改的概率就越大，误传的程度也会越深。即使正常的信息也有可能转化成谣言，当然也不排除被有意篡改或歪曲的可能。人们在社会交往中追求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但是信息市场中不仅包含各种各样的信息，也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意见、观点、态度和情感，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不免受到主观因素和价值判断的影响。同时，人类社会长期存在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定式，并通过这种思维定式建构对他者的想象。对不同民族、种族、文化、性别、地域产生的误读与认知，一旦在传播中得到相互印证，更容易加深刻板印象。

(三)加速困境：传播加速与人的有限性

通信技术和传播条件是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变化的重要前提，也是“用时间去消灭空间”的最直接的反映，谣言病毒的传播也因技术加速拥有了新动能。有史以来，人类为征服空间距离，一直在寻找加快传播速度的方法。马克思对此有深刻洞见，世界地理大发现及交通革命开辟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了普遍的世界交往形式。“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18〕越来越发达的交通工具使各地之间发生着联系，通过压缩时间实现了对空间上障碍的跨越，世界因而变得越来越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病毒在今天更容易全球蔓延，病毒和宿主一同搭乘先进的交通工具，可以到达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用时间去消灭空间”的物质交换工具的演化不仅包括铁路的发明与应用，也包括信息载体书信、报刊、电报的出现与发展，物质交换的时间和市场交流的空间距离被压缩，信息在单位空间的传输效率得以提升。在信息中介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谣言缺乏突破空间的载体和能力，自然无法实现病毒式传播。

传播加速度所产生的最显著的体验正如哈尔特穆特·罗萨所描述的那样，所有的信息都像是站在“滑动的斜坡”〔19〕上，社会个体均处于这种紧张的时间压力之下，在单位时间内体验的信息数量增多了，就必须要更迅速地对信息进行处理和判断才能跟得上这种节奏，否则就有可能失去与他人连接的机会。但是，“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和这种认识能力仅在外部被局限的而且认识上也被局限的个别人身上的实际存在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连绵不断的世代中解决的，是在无穷无尽的前进运动中解决的”。〔20〕认识在本质上是相对的，我们所拥有的知识、理性、道德、实践只限于一定的形式和条件之中，只存在于一定的时代、民族和历史阶段，按照其本性来说都是暂时的。人是永远处于走向无限的有限人，在趋向无限的运动中，认识及社会认识逐步趋于完善。现代社会中，人们的认识能力和思维能力在实践活动中得以提升，但是社会信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事实性信息与价值性信息、主观性信息与客观性信息、理性信息与非理性信息、普适性信息与特异性信息相互交织，〔21〕面对极为复杂的社会信息，人们的信息接收、识别、处理、反应能力是有限的。传播加速带来的直接压力是对信息的处理速度趋向极限，“抢头条”“蹭热度”等传播现象成为常态，不仅考验着新闻从业者的认识能力、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也对每个社会成员提出了超乎能力范围的要求。可见，对极限的追求是导致病毒式谣言传播失控的又一动因。

(四)根本动因：社会价值纷争与人的价值预设

病毒式谣言不仅是信息传播的问题，还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和社会现象，它通常关乎制度、政策、文明、知识、智慧等社会系统的多个方面，集中呈现出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必然存在的多样性、冲突性、非线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在当前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病毒式谣言作为某些国家实施舆论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其本国利益，在全球博弈中频频出现。“在利益、民族、国度分化的条件下，人类的智慧并不都是用来有效地发展人类自身，而是在很大的程度上被用于应对国家和民族的对立与冲突。”〔22〕各个国家的不同价值立场直接影响对防疫的科学认识，制造了诸多在此之前难以想象的谣言病毒。原来以为全球化时代社会信息资源可以公平合理共享，如今看来，由于价值观分化和意识形态对立，我们尤须警惕本身就作为一种制约力量的信息资源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成为一种特殊权力。

“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23〕人们的行为往往需要某种价值观作为中介，尽管行为的目的是有预期的，但是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总是与预期相符，或者起初看起来相符，到最后却完全与预期背道而驰。处在生产力和需要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个体行为，不可避免地趋同于自己的内在尺度，也就是说，若外部信息与内在尺度(心理预期、价值观、审美情趣或利益等)比较一致，传播可能由此开始并进行下去；反之，冲突将为传播过程带来误解、分歧和阻碍。这种预先被设定好的价值观先入为主，直接影响人们的后继行动。“社交媒体和个人化搜索引擎在网络上建立起一个消除了‘外界’的、绝对的‘近距离空间’，在这里人们只能遇见自己以及同类。有可能引起改变的否定性已不复存在。”〔24〕这种同一性逻辑消解了认识活动的反思性和批判性向度，使人们陷入内部循环，不断被自我想象蒙蔽，产生群体极化。丧失了思考和批判的个体，无异于缺失免疫系统的身体。

三、病毒式谣言的治理体系建构

“在这个传播无处不在的世界中，任何新的联系都会是一种新的潜在传染途径。”〔25〕对于国家治理来说，信息时代的到来深刻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和交往方式，信息数据的激增大大增加了国家治理的内容，病毒式传播又容易造成不可控的传播结果。因此，对病毒式谣言的治理亟须纳入国家治理的范畴，并对其传播过程、范围和效果进行科学评估、引导和控制。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病毒式谣言，构成了治理体系的认识论基础。病毒式谣言的治理体系应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时机、治理技术、治理功能等多维度，进行综合考量，尽可能全面认识病毒式谣言，并预判、减弱以致消除其产生的社会风险，实现社会信息在国家治理格局中的正向效应。

(一)掌控病毒式谣言的复杂性，树立时代化的治理理念

病毒式谣言的复杂本质可以从多个层面进行探讨，就其种类而言，有来自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科学的、社会的、生态的等不同领域，或者同时横跨多个领域；就其成因而言，多数情况下难以定性谣言的因果关系，一因多果、一果多因、互为因果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就其传播者而言，发送者和接收者界限模糊，不存在明显的等级传播，每个人既是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也是信息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就其传播空间而言，过去被称为虚拟空间的网络空间，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虚拟空间，确切地说，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已经紧密联系、互相嵌套，组成复杂多元的社会空间；就其影响而言，参与传播者越来越多，传播速度越来越快，传播范围越来越广，不确定性程度加深导致社会风险进一步加剧。总的来说，社会情景、主体活动、意识、价值观与信息多重要素相互影响、制约，使谣言传播及相应的治理机制具有复杂性。尤其是在新冠疫情防控的背景下，一切具有传染意义的东西都能够流传开来，看似局部性的事件却不再仅局限于某个地区、某个国家或某个种族，任何问题都注定是全球性的。

(二)协同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强化主体“免疫力”

“对于任何一种传染病来说，最理想、最简捷的办法都是疫苗接种。”〔26〕这对于将多元主体纳入治理体系，建立对谣言病毒的防疫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具体而言，有意识地向人们灌输一些反面的信息，接受正反两方面观点的人就像被打了防疫针一样，有能力识别特定谣言，当再次受到谣言病毒的感染，免疫功能就能起到有效灭杀和清除病毒细胞的作用。谣言病毒的传播主体不仅有个人，也有群体、民族、国家和国际社会，无数主体彼此纠缠，形成了复杂的治理群。“整个体系中的任何要素、关系、结构，运行中的任何问题都可能导致整体的破坏、系统的崩溃，产生出广泛而又深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和蝴蝶效应等。”〔27〕只有每个主体都能够准确定位自身所扮演的特定的社会角色，按照所遵循的行为规范和活动方式来塑造自身，内心自律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才能建立起病毒式谣言的“群体免疫”。个人应当自觉提升对社会信息更加全面、准确、科学的认识，提高处理信息的速度和准确度；有影响力的关键传播者如意见领袖，更应主动承担社会传播责任，在辟谣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所有国家和国际社会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恰当认识利益分化，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利益，如果只会一味地制造谣言来抹黑、诋毁他国，不仅有损国家形象，还会严重影响全球性事务的协同合作。

(三)把握阶段化的治理时机，兼顾疏通与隔离

根据病毒式谣言的传播周期和动态过程，在扩散初期保证信息流通渠道畅达，在传播上升阶段合理隔离病毒信息，在完整治理周期内倡导自我隔离，是治理病毒式谣言的有效手段。只有当人们对公共议题和事件进行充分讨论，真理才会越辩越明，相反地，“禁言”“删帖”等方式往往会引发不可控的猜忌和逆反心理。因此，是否及时公布信息解疑释惑，信息有无充分流通，暗昧不明的信息的存活时间长短，是考验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度量。

在治理周期内加强信息场域的“隔离”与“自我隔离”。一方面，在普遍追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的当下，空间的价值非但没有全然消失，反而在对传播加速的审思中获得了新的重要性。例如，可以通过设置传播谣言的区隔，让谣言在空中多飞一会，给人们更多的时间来全面评估这些密集滑向自己的信息。另一方面，始终追求精神交往层面的“自我隔离”。“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8〕在金钱和强权的迫使下去传播病毒式谣言，是对马克思的人的全面的本质的否定。高级的精神交往活动往往与社会文明程度紧密相连，与知识水平同步发展。换言之，拥有的知识越丰富，精神交往的层次也就越高，也就越有能力和自觉保持自我的独立性。

(四)运用智能化的治理技术，让辟谣跑赢传谣

谣言病毒的治理体系应重点突出大数据及其技术的作用，发挥科学的决策引导力和精准的预判能力。大数据已经被编织到包括公共具身交往在内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被视为国家治理中的无形监控。大数据的文本和数据挖掘、复杂系统模型分析等功能不仅可以监测信息，智能评估信息属性，也可以用于识别谣言传播模式及发展演变规律，确定其影响因素，还可以立即处理谣言，进行舆论引导。运用大数据治理谣言，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洞悉病毒式谣言的传播周期和发展态势，预测、发现、定位、抑制社会风险因子，让“辟谣”跑在“传谣”的前面，还能够通过借鉴对病毒的基因组测序，整合谣言传播者与造成传染的谣言的信息数据，帮助我们理解谣言在人群中如何“突变”并进行病毒式传播。此外，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防篡改等特征，通过数据共享、信息互联的方式标记造谣者、传谣者，将有效降低谣言治理中的社会信用成本，建立新型信用体系。同时，全面客观地复盘病毒式谣言的走向和趋势，有利于进一步形成灵活的长效应急机制，提高精准预测、精准打击、精准防控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未来随着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谣言治理将获得更强大的技术支持。

(五)加强实效化的治理功能，推进社会互信

病毒式谣言的治理不仅仅是简单的信息治理，而且还是社会情绪、社会心态、社会信任、社会实践和社会结构的综合治理图景。任何谣言都如同病毒那样不会自行消失，而治理的最终功能是如何正确认识它，并通过社会互信实现健康的传播。在具体的实践中，个体要充分认识谣言的传播机制，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理性，增进人际互信；政府要统筹信息供需平衡，减轻、消除民众的信息焦虑和信息饥渴，达成政府与民众的互动和互信；要进一步规约信息传播中介潜在的传染效应，打破技术围筑的“回音室”，在对速度的自我调适中实现人技互信；国家间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高价值取向，迈向信息合作共享的新局面，推进全球互信。

因此，病毒式谣言治理体系实际上是一个恰当的认知体系，一个新型的信用体系，一个合理的价值体系，同时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系。它使每个人都能够相互尊重、追求真实、信奉真理、各守其职，实现健康的社会传播。

注释：

〔1〕江山：《新冠肺炎疫情外,警惕一场“谣言流行病”》，《中国青年报》2020年6月10日。

〔2〕〔法〕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郑若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页。

〔3〕胡泳：《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年第9期。

〔4〕陈力丹：《精神交往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5页。

〔6〕石耀霖：《SARS传染扩散的动力学随机模型》，《科学通报》2003年第13期。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9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47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3页。

〔9〕〔14〕欧阳康：《社会认识论导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70、187页。

〔10〕〔德〕汉斯-约阿希姆·诺伊鲍尔：《谣言女神》，顾牧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214页。

〔11〕〔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4、123页。

〔12〕熊治东：《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视域中的需要思想及其当代启示》，《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13〕〔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5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07页。

〔16〕甘惜分：《传播：权力与权利的历史性考察》，《新闻爱好者》2004年第12期。

〔17〕王国宁：《从传播学角度看谣言及其控制》，《新闻研究资料》1991年第1期。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38页。

〔19〕〔德〕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7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3页。

〔21〕欧阳康：《简论社会信息的复杂性》，《哲学动态》2008年第9期。

〔22〕欧阳康：《深入探索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之谜——社会认识论的回顾与前瞻》，《哲学研究》2012年第8期。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41页。

〔24〕〔德〕韩炳哲：《透明社会》，吴琼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58-59页。

〔25〕〔英〕亚当·库哈尔斯基：《传染》，谷晓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年，第237页。

〔26〕〔美〕劳里·加勒特：《逼近的瘟疫》，杨岐鸣、杨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494页。

〔27〕欧阳康：《社会复杂性、智库使命与咨政智慧——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智库建设的多维思考》，《决策探索(上)》201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