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伟业“三农”华章
——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领域的百年成就及其历史经验（下）

唐仁健

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

二、从大历史观看，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是对我们党、国家、民族与“三农”关系的深刻论述。早在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农村改革座谈会上就指出，很多问题要放在历史大进程中审视。这充分体现了习总书记一以贯之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三农”与我们党、国家、民族内蕴的血脉关系和内在的本质联系。

第一，我们党最早就是一个农民成分占比重最大的党，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就得在“三农”上找寻答案。

一是从血缘关系看，长期以来，我们党多数党员来自于农村农民，始终与“三农”有着割不断的情感联系。在广州中山四路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内，有一面写有“农为党本”的鲜艳红旗，旗的左右各有一列小字，右边是“三区北滘乡农民协会成立”，左边落款是“鸡洲乡农民协会祝贺”。这是1925 年至1926 年间，顺德北滘乡农民协会成立时，顺德鸡洲乡农民协会赠送的。顺着读“农为党本”，表明了党的性质；反着读“本党为农”，昭示了党的宗旨。最早在我们党和党员心目中，党与“三农”就是这样的关系。1926 年，毛泽东出任《中国农民》杂志主编。正是在这些群众组织和理论储备的基础上，到1928 年党的六大召开时，农民在党员总人数中的占比由党的五大时的18.7%上升到76.6%，工人占比由50.8%下降到10.9%。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一直是中共党员的主要组成部分。井冈山时期，边界各县的基层党组织里，党员几乎全部是农民。1949 年下半年，在326 万多地方党员中，农民出身的占83%。农民也是人民军队的主要来源。1934 年4 月，中央苏区红军农民出身的占到68%。解放战争时期，仅1946 年7 月至1948 年6 月，就有160 多万翻身农民参加人民解放军。我们的党旗、党徽上已经烙下了厚重的“三农”印记，党在血缘上天然地与农民有着血浓于水的骨肉联系，在血脉中自然流淌着与农民同根同源的精神基因。不管我们走到哪、走多远、飞多高，都不能忘记农业这个本、农村这个根、农民这个源。1945 年4 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只有深刻理解了这些道理，才能够牢记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

二是从性质宗旨看，我们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始终以维护群众利益为己任。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对农民惦记最深、操心最多。无产阶级政党的属性决定了党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为绝大多数人民谋利益，而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一百年来，农民长期占国民的大多数，也是最弱势的群体，这就决定了党在任何时候都要把“三农”摆在重要位置，把农民利益放在突出地位。从打土豪分田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梦想，到取消农业税、解开农民身上的千年枷锁，再到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摆脱贫困的千年夙愿，无一不是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农民利益的具体体现。比如，取消农业税。当时关于全面取消农业税的争议很大，一些人坚持认为，哪怕就交一两块钱，皇粮国税的观念也不能没有。这种认识看似有道理，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农民纳税可以通过别的税种来体现，西方国家对农业实行补贴政策，农业已实现净流入。如果不采取这一彻底改革的办法，农民的负担减而不尽、降而又升的顽症就无法根除，黄宗羲定律就会周而复始。200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废止，农业税这个具有2600 多年历史的古老税种宣告终结，这是工农关系调整的一个重大转折，也是党为农民谋利益的生动体现。再比如，打赢脱贫攻坚战。一些西方国家对此抱有偏见，认为中国是依靠政治力量、行政力量，拿钱解决贫困问题。事实上，用非市场的手段解决贫困，恰恰体现了中国的体制优势。完全依靠市场调节，弱势群体利益无法得到充分保障，这是市场经济的缺陷所在。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2017 年贫困人口比例仍为13.4%、大约4200 万人，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和政党的性质决定了他们不会也不可能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去干扶贫这种“亏本买卖”。只有深刻理解了中国共产党为农民谋利益的实践和事实，才能更好领会党的性质和宗旨。

三是从执政根基看，我们党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始终把农民作为最可信的依靠力量。中国的农民是最知足、最懂感恩的群体。一百年来，党带领广大农民实现了从封建专制到人民民主、从一盘散沙到团结和谐、从积贫积弱到全面小康的巨大转变，农民始终是党执政最坚实的根基。毛泽东指出：“中国的贫农，连同雇农在内……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革命年代，以农民为主体的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在缺衣少粮的情况下之所以能打败装备精良的敌人，最根本的原因是这支队伍对党绝对忠诚，为了人民解放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建设时期，广大农民毫无保留、竭尽所能支持国家建设、支持工业化发展。过去打江山，我们主要靠农民，现在守江山，还要继续坚定不移依靠农民。只有深刻理解了农民与党的深厚感情，才能更好领会依靠谁的问题。

第二，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国家就得在“三农”上捋清逻辑。

一是从粮食安全看，吃饭是天大的事，关系到生命安全、生存安全，是最基础最重要最根本的安全。“车轮子”与“饿肚子”不是一回事。车轮子没有了，可以不开车或少开车；饿肚子，一天、一顿都不行。古往今来，饥荒饥饿往往伴随着动乱，伴随着王朝和政权更替。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给杜鲁门的信中说：“在形成现代中国之命运中，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中一个因素是中国的人口，在18 至19 世纪期间增加了一倍，因此对于中国成为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近代史上)每一个中国政府必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政府是成功的。”南宋时中国人口达到1 亿，清朝时增长到4 亿，如果不是引进了玉米、土豆和红薯等作物，这么多人口是养不活的。1994 年，美国经济学家布朗专门写了一本书《谁来养活中国人》。不管是政治家还是经济学家，都对中国的粮食问题极为关注。这表明粮食问题不仅对中国很重要，而且对世界很重要。如果解决不好中国十几亿人口吃饭的问题，国际粮食市场就会大乱。在粮食问题上，我们一旦出事，就会被卡脖子，甚至一剑封喉。确保粮食安全始终是“三农”工作的首要任务。这几年世界谷物产量总体增长，但是为什么国际粮价涨这么厉害？一方面与美国等量化宽松放水有关系；另一方面主要是预期不好，各国都捂紧自己的粮袋子，不会轻易把粮食出口给别人。这就导致全球饥饿人口在不断增多，2019 年增加了1000 万，2020 年受疫情影响再增1.32 亿。所以，粮食生产年年要抓紧，面积、产量不能掉下来，供给、市场不能出问题。

二是从国情农情看，大国小农、农民众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小规模家庭经营是农业的本源性制度。人均一亩三分地是我国人地资源关系的真实写照。2016 年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约有2.07 亿农业经营户，小农户数量占98.1%，占农业从业人员的90%，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0%。如果全国农户平均土地经营规模扩大到100 亩，18 亿亩耕地只需要1800 万农户，那其他近2 亿农户、数亿农民干什么去？小农户的演变是一个长期的自然过程，即使到2035 年城镇化率达到70%，全国仍将有4 亿多人生活在农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小农户众多并将长期存在，这是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长期面对的基本现实，也是中国现代化不可选择的历史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把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实现小规模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有机衔接不是一项具体工作，是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的目标和方向，是农业农村现代化要解决的突出难题。改造小农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这个问题上，必须保持历史耐心。要妥善处理好发展小农和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的关系，扶持小农、改造小农、带动小农，将其逐步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

三是从战略全局看，农村是战略后院，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这么多年来，我国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长期快速发展、社会长期保持稳定这“两个奇迹”。其中一个重要基础性支撑因素，就是“三农”压舱石稳住了。我国有约2.9 亿农民工，在城里稳定落户的有1 亿人，其他近2 亿人还在城乡间流动，之所以没有出现大的社会问题，关键是因为农民在老家还有块地、有栋房，回去有地种、有饭吃、有事干，即使不回去心里也踏实。这是我们国家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也是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特色所在。2008 年经济危机爆发，2000 多万农民工回乡，去年疫情期间，有近3000 万农民工返乡留乡，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人数，但是没有出大的乱子，原因在哪？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在城乡之间进退有据。反观印度，贫民窟是怎么来的？1995 年印度1 亩地约卖4 万人民币，10 亩地就是40 万，这对于农民来说太有吸引力，就赶紧把地卖完进城，但最终只有少数人能在城市立足，大部分人钱花完了、地又卖了、根也拔了，想回农村也回不去了，只能聚集在城市贫民窟里。到现在，孟买等大城市百分之六七十的人还住在贫民窟。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基本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对农民进城也要保持历史耐心，保留他们在乡村的根。这种制度安排，现在看不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而是有道理的根本之策；不是短期偶然的过渡选择，而是长期必然的固有形态。

四是从未来发展看，农业多种功能、乡村多元价值将更加凸显。随着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农业占比缩小、农村人口减少是必然趋势。那为什么说“三农”依然极端重要呢？道理就在于农业之于整个国民经济，好比芯片之于工业，产值比重不一定高，但“卡脖子”功能重要、不可替代。何况农业除了食品保障功能外，还有生态涵养、休闲体验、文化传承等功能，而且越往后，现代化越推进、经济越发展，农业多种功能、乡村多元价值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越重要、在上升。这从理论上回答了为什么在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三农”依然极端重要的问题。

第三，中华民族主体是农耕民族，更好理解我们这个民族就得在“三农”上追根溯源。

一是农耕文明决定了我们民族的基因，这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根脉。在绵延上万年的农业发展历史长河中，炎黄子孙种五谷、养六畜，农桑并举，耕织结合，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东方农耕文明。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农耕实践中，将对大自然规律的认识应用在国家治理和个人社会行为规范上，构建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发展壮大植入了强大的农耕基因。在古老的农耕时代，自然灾害多，劳动工具差，要获得丰收就得团结起来战天斗地。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培养了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神话传说就是生动反映。农业耕作、治理水患需要多人协作，所以人们往往聚族而居，讲求集体主义，形成了团结协作、守望相助的集体意识，都江堰、郑国渠等都是集体劳动的结晶。随着农耕文明的规模扩大，在协调各族群关系和事务的过程中，炎帝、黄帝等联盟首领应运而生，到周朝时进一步形成天下共主的格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就铸就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家国情怀、民族认同的大一统思想，到现在大多数中国人仍以炎黄子孙自称。这些宝贵财富，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绵延不绝的深厚滋养，也是我们在世界民族之林能够站稳脚跟的强大根基。

二是农耕文明影响着我们民族的品格，这是中华民族兼容并蓄、永续发展的密码。农耕文明起始于动植物的驯化，是人与自然共生、亲和的伟大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必须高度依赖和十分珍惜自然环境、生态资源，由此我们的祖先形成了宝贵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哲学思想，这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节用发展理念。像云南哈尼梯田、江苏兴化垛田、浙江桑基鱼塘、新疆坎儿井等，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农历、二十四节气、间作套种、精耕细作农艺制度等都是认识自然规律、遵从自然规律的结果。在中华大地上，农耕民族、游牧民族、渔猎民族在相互交往中锤炼出包容宽厚、共融共生的性格特质，孕育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东方智慧，不断吸纳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多年从未中断，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韧性和包容性。

三是农耕文明铸就了我们民族的自信，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再创辉煌的底气。中国是世界农业三大起源中心之一，目前中国栽培作物有840 多种，其中约420 种起源于中国。以神农尝百草、后稷教人稼穑、伏羲开创畜养、嫘祖发明养蚕、大禹治理水患等为文明发端，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精耕细作和生态循环为特征的农耕体系，技术水平和文明程度在工业革命前长期领先世界。比如，水稻起源于我国长江流域，中华先民很早就掌握了水稻育苗、品种选育等关键技术，在江西省万年县水稻种植考古发现，中国水稻种植历史可以追溯上万年，当地优质稻良种仍保留着原始野生稻的植物特性。又比如，耕读传家、父慈子孝、诚信重礼等中华文明礼仪都根植于农耕文明，成为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道德追求和公序良俗。目前，联合国粮农组织共认定62 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2 年以来，我国分5 批认定了118 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涉及28 个省份、126 个县市，其中15 项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居全球第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我们民族要复兴，就要从中华农耕文明汲取营养、增强底气，形成坚定的文化自信，再创中华文明新的辉煌。

三、从百年党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不断开创“三农”事业发展新局面

历史证明，在不同历史时期，正确认识“三农”问题并制定正确的政策，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顺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领导“三农”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中，党形成了既富有时代特点、解决当下问题，又一脉相承、不断发展创新的“三农”理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重要论断，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党的“三农”理论，为“三农”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学习党史，就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从百年来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发展历程中，总结经验、汲取智慧、获得指引，更好地指导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就对“三农”工作提出了“五个务必”的明确要求，收录在《之江新语》中，这是立足实践对党解决好“三农”问题经验启示的深刻总结，对当前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务必执政为民重“三农”，切实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

党管农村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最大的政治优势。从党的百年历程看，什么时候“三农”问题得到重视、解决得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就好，各方面工作就主动；反过来被忽视、解决得不好，经济社会大局就会受影响，全局工作就被动。新阶段新征程，“三农”工作仍然极端重要，须臾不可放松。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党管农村工作的传统，坚持不懈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加快健全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工作体系，压实各级党委抓乡村振兴的政治责任，推动形成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工作格局。要发挥各级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抓总、统筹协调作用，健全议事协调、督查考核等机制，完善党委农办、农业农村部门、乡村振兴部门工作运转机制，建设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乡村振兴干部队伍，全面提高党领导农村工作的能力和水平。要研究乡村振兴工作推进机制问题，落实《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和《乡村振兴促进法》要求，借鉴脱贫攻坚成功经验，建立健全相关制度。

第二，务必以人为本谋“三农”，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纵观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贯穿始终的工作路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指出，土地革命“无论如何不能以威力实行，不能由上命令，必须向农民各方面来解释这个办法，仅在基本农民群众愿意和直接拥护之下，才能实行”。从那时起党就认识到，只有把农民的利益摆在突出位置，自下而上发动农民群众，才能凝聚最广泛的力量。党从一开始就对这个问题看得很透彻、很清晰，这段话到现在仍然具有指导意义。我们现在很多工作都还没有做到、没有遵循这一点。比如，农村改厕，有些地方自上而下强推，好心办坏事，建好的厕所不能用、不好用，成了“闹心工程”。再比如，近年来有的地方在推行合村并居过程中搞“一刀切”，想办好事但没尊重农民意愿，侵害了农民利益。传统村落保护问题需要重视。农耕文明集大成的物质载体就是古村落、古民居。如果这些现实载体没有了，今后就只能到文献、书画、数字化影像里去寻找。所以要把古村落、古民居保护提上重要议事日程，设置必要的前置审查、专家评估、法律约束等。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不能搞“一刀切”，更不能“大跃进”，必须以民为本、尊重意愿，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依法依规、稳妥慎重，把握好各项工作的时度效。乡村建设是为农民而建，乡村振兴也是为农民而兴，必须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坚持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广大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受益者。针对一些地方出现的急于求成、“一刀切”、剑走偏锋等问题，要进一步理清思路、细化举措，提出防范和改进措施。认真落实“为农民而建”的要求，改变过去自上而下定指标、压任务的方式，采取自下而上、几上几下的机制，尊重农民意愿，照顾农民感受，顾及农民需求，宁可稳一点，也要准一点，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确保经得起历史和群众的检验。

第三，务必统筹城乡兴“三农”，牢固树立跳出“三农”抓“三农”的大局意识全局观念。

回顾党的百年发展历程，科学认识、正确处理工农城乡关系，始终是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问题。从实践来看，城市、乡村是密切联系、协调联动的，解决乡村的问题有时候要到城市想办法，解决城市的问题有时候要到乡村找出路。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强调“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新阶段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着眼全面现代化全局，立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把农业的发展放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统筹考虑，把农村的繁荣进步放到整个社会进步中统筹规划，把农民的增收放到国民收入分配的总格局中统筹安排，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支撑作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在规划上要做到城乡一体谋划，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统筹规划产业发展、人口布局、土地利用、生态保护、城镇开发、村落分布等，形成城乡融合、区域一体、多规合一的规划体系，实现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这是落实城乡融合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举措，联城带乡在县域最具现实可行性。在产业上要坚持城乡统筹布局，抓住“粮头食尾”“农头工尾”，发展产后加工储运等，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民就近就地就业增收，持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设施上要重点补上农村水、电、路、气、通信、物流等设施短板，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在服务上要优化农村基础教育布局，提升农村医疗卫生水平，增强农村社会保障能力，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提出城乡融合目标时一定要注意精准、恰如其分，既要有大的改善，明显缩小城乡差距，又不能喊吊高胃口、不切实际的口号。

第四，务必改革开放促“三农”，不断为乡村全面振兴添活力强动力增后劲。

回顾建党以来党领导“三农”发展的历程，重大革命、变革、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以没收土地、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为核心的土地革命，极大调动了农民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积极性；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奠定了牢牢端稳中国人饭碗的制度基石；以全面取消农业税、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为标志的城乡统筹发展，扭转了城乡差距加速扩大的势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部署、系统推进农业农村改革，一些长期制约农业农村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得到破解，为农业连年丰收、农民连续增收、农村持续稳定提供了坚强制度保障。当前，“三农”工作重心已经历史性地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现在面临的形势更复杂、矛盾更集中、任务更艰巨，必须继续用好改革创新这一法宝。要加快构建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健全乡村振兴要素投入保障和工作推进机制，推动乡村振兴体制机制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要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不变的基础上，通过两个“三权分置”改革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等建设，探索土地经营权流转、农业经营方式等方面的多变和多样，促进农村土地资源合理优化配置，使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始终充满活力。要坚持市场化方向，健全农产品市场体系，完善农村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畅通农村土地、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流通渠道。加快推进农业对外开放，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一带一路”为重点，深化农业双边、多边区域合作，拓展重要农产品多元进口渠道，构建长期稳定、互利共赢的国际农业产业链供应链。

第五，务必求真务实抓“三农”，把握规律因地制宜扎实稳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求真务实是党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和工作作风，党领导“三农”工作的很多重大历史事件都鲜明体现出这一点。比如，农村改革起步时争论很多，一些人从“姓资姓社”的角度评价包产到户，要求一禁了之，正因为党顺应农民意愿和生产力发展实际，才使得家庭承包成为现在农村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脱贫攻坚战中，党始终坚持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在扶持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脱贫成效等方面都精准，保证了脱贫攻坚成果真实可信，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现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依然没有现成的、可照搬的经验，道路怎么走，工作怎么抓，还得靠我们自己去探索。要做到不走偏不走样，很重要的就是两条：一是依法依规，严格依法办事；二是求真务实，听基层呼声、看基层创造。只要把这两条把握好，就不会有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