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动态演进
——足球改革对学校体育的促动维度

路云亭

(上海体育学院 传媒与艺术学院，上海 200438)

始于2015年的足球改革是中国体育生活与社会生活相结合的产物，带有很强的文化辐射力，且对中国固有的文明及其演进方向也产生了隐性的变革动力，其中的重点在于对儒家文化体系的促动作用。世界青少年足球发展大体可分为两种模式，最为知名者为欧洲和南美的青训营制度，其次是日韩等东亚国家的高中联赛制度。学校足球在东亚国家一直都是足球事业的核心。日本足球在20世纪90年代崛起，主要得益于学校足球，其中以高中足球联赛为主体，韩国也有较为成熟的高中足球联赛。中国部分学者一直在批评中国足球忽视青训营的作用，其实，青训营在日韩等东亚国家同样不是一种典型的足球发展模式，整个东亚的足球核心都在学校足球体系当中，中国的校园足球就属此类，且中国的足球改革也深度触及这一领域。

1 学校理应容纳自然主义的身体文化元素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学校体育与足球的关系并不紧密。然而，中国足球改革却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学校体育体系，其中的关键在于对身体主义的认知层面。身体主义一度是史前社会的主旋律。工业革命后，人类的身体开始遭受机器的隐性压制，作为一种文化反弹行为，工业化国家的思想家们开始再度思考身体的本体价值，身体主义重新抬头。信息时代到来后，身体主义又一次成为世界各国民众关注的热点，身体至上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其实，身体主义始终是人类体育活动的核心构件。

世界各地的文化与社会的演进具有同质性。以中国为例，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很快就进入一种初级的身体主义觉醒阶段。受多重因素影响，中国政府一度限制高强度的娱乐活动。面对当时的战争危机，中国民众响应“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并较为普遍地接受了斯巴达式的生活方式。在20世纪50—70年代的30年间，大多数中国人无以见证、感知乃至享受世界工业化浪潮带来的多元化成果，人们的生活方式较为简单。然而，低度工业化水准反倒使得大多数中国人参与到体力活动中去，这也意外地促成一种现象，中国人的体能普遍较好。当此之际，毛泽东主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教育思想得到严格执行，结果令人振奋。当时绝大多数中国青年体能很强，视力绝佳，整体免疫力也很好，不仅如此，那一时期中国人的思想也相对单纯而明净，大多有昂扬激越的精神面貌。虽然物资匮乏，但是中国民众却极具生命活力。

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的一场大变革。1978年以后，中国人的价值选择日益多元化。仅从人文主义角度考量，人们的精神信念与传统文化更为贴近，中国人重新回到一条尚文的文化社会机制当中。大而言之，受儒家文化影响，整个东亚都高度重视文化教育，中国尤甚。Susan Brownell曾说：“日本学生以刻苦学习闻名于世，但1986年，中日联合对近万名中小学生和大学生进行的调查显示，日本学生平均每天在家学习35分钟，而中国学生则花了1小时30分钟。1988年对10 939名农民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即使是那些最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的人，对教育的尊重也已渗透到其中。调查显示，66%的人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获得大学学位。”[1]187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高度尚文的精神追求导致中国的家长群体强直性地认定了高考的崇高地位，进而要求子女以高考为中心从事长达10余年的攻坚克难事宜，然而，高强度的阅读生活致使中国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出现了持续下降态势。

从全球范围看，高度文化化、文明化、文雅化的生活方式导致世界上很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青少年出现了不可逆的体质退化现象，中国也不例外。中国青少年体质下降直接导致身体学意义上的危机，也引起了社会的高度重视。“由于健康状况不佳的中学生人数惊人，教育委员会于1988年颁布了一套学生从初中到高中以及从高中到大学必须达到的身体标准。该文件的基本目的是要求学生参加体育课，安排晨间和休息时间的锻炼，以及‘国家体育训练标准测试’(相当于美国的‘总统体能测试’)。文件的目标很明确：强迫学生参加体育活动。”[1]187-188简单来说，彼时的读书行为已经与古典时期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古典时期的读书活动为的是精神追求，读书带有精神性、文化性与技能性，而彼时的读书行为更像是一种高度程序化的仪式活动，其中不乏标准化、流程化、强迫化的因素，它要求每一个决心以高考为出路的青少年必须完成长达12年的阅读实验，而其中的佼佼者大体要经过一种身体和精神的极限式考验。从身体主义的角度看，中国的青少年大多都会成为这场高强度学习竞争的亲历者。

客观而言，造成中国青少年体质下降的原因很多，最为恒定的便是体育运动在传统中国人心目中地位始终不高，很多中国青少年的行为方式仍旧受到家长的直接干预，而大部分中国家长都不赞同自己的孩子将体育当作优先选择的职业。当今的情况也大体如此，中国的青少年在遇到体育与非体育学科的排他性选项时，大都放弃体育。由此可知，中国体育在当下的发展始终会受到来自儒家文明的惯性阻力。整体而言，中国体育的独立性价值在短时间内尚难显现，体育在中国民间的传播与发展仍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体育自有其自然主义的原始色调，如何调动起青少年对自然竞技的向往之情，就成为一道摆在所有关注中国青少年健康的人士面前的难题。不难看出，当下的青少年生活方式已经迥异于新中国成立初的前30年，这便很容易出现代际差异。当一种代际差异超越了人们的承受极限时，就会出现一种化解的社会能量。2015年的足球改革就是这样一种能量。

社会学并非成功学，相反，社会学很像新闻学，它具备了帮助人们解除社会危机的因应性功能，正因如此，社会学永远关注的是社会失衡、失范、失序等反常态现象。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一种事物一旦受到关注，往往意味着它出现了问题。其实，起始于2015年的中国足球改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后续的呼应性，围绕人所共知的世界杯决赛入场券问题，人们又开始谈论中国的青少年足球问题，而其核心之一则是校园足球。竞技体育带有绝对性，非成即败。正因如此，中国足球队很容易成为媒介关注的焦点。任何一种危机都有其必然性的警示功能，中国的体育学者一直都十分关注校园足球。部分学者很乐意在宏大叙事中阐释自己的观点，但却时而忽略对微观世界的解读，从而无以触及校园足球的具体问题，但宏大叙事也是引导民众进入微观世界的先决条件。其实，中国的校园足球同样也是一种行政足球，两者构成了一种有关中国足球与青少年关系的独特网系，而构建行政足球的动力则源于道德教育。这便衍生出一些问题，足球的主体动能源于道德，还是个体意愿，抑或两者的复合体？中国足球教育乃至足球本体的所有问题皆汇聚于此。在获得明确认知前任何一种改革都带有盲动性。

体育以人的身体为主体，身体主义也再度揭示出一种身体的自然完整性高于智慧与道德的可能性。任何关注体育的人士都无法忽略身体自身文化功能的完整意义。人类社会中身体的现代性觉醒源于英国。早在1839年英国就成立了由公共资金支持的体育项目委员会。“孩子们在操场上进行身体训练，不仅可以有效地发展肌肉力量，而且能使他们有充沛的精力和体力去学习。欣赏孩子们在操场上进行体育锻炼时恪守道德的行为，此举也延伸了教师进行课堂道德教育的影响力。”[2]Marguerite M.Hussey认为：“人类生命中的第二大力量是运动。运动是唯一的教育手段，运动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术语，它不仅指运动神经的反应，还指大脑关联中心的所有反应。”[3]由此可见，运动本身就蕴含强大的教育功能。客观而言，人类自身自然性的最高境界便是身体的健康，这里有进化论的原理，亦有人本位的基本理路，其中也涉及自然主义的体育观。

2 中国急需发掘足球运动中的游戏元素

英国户外体育源远流长，近代以来流行的自然主义体育观也源于英美的身体主义理念，其对包括现代奥运会在内的现代体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高度强调个体的人的自主性价值。足球是当今竞技类游戏中最注重自然性、对抗性、原野性的体育项目，随着足球职业化进程的推进，其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冲突也会更加持久、深重、强烈，两者在短时间内很难彻底兼容。足球在中国的发展遇到了很多困难，其中主体性的困难就是自然体系与规划的兼容度。自然体系重视个体意志，规划体系重视群体意志。很多人关注到了足球中的个体意愿，个体意愿只是一种通俗的说法，该词语中蕴含有消遣、自在、玩耍之意，而对足球更为精确的解读应该是一种对人性的解放或释放形态。换句话说，足球中有关人的解放的功能、价值及意蕴更为明显。哈耶克尽管提出了最具影响力的有关自由的概念，却仍旧感到区分“自由”和“解放”的概念是一件棘手之事。“‘Freedom’与‘Liberty’这两个术语的含义便属最为含混之列。长期以来，这两个术语一直为人们所滥用，其意义亦一直为人所歪曲，难怪有人认为‘自由’(Liberty)一词已无意义，除非赋予其以具体内容；而且它所载信息也几乎无存，其内容亦只因人所好而定。”[4]这里不妨将“自由”和“解放”的概念置于足球领域，并借以对其作出进一步的析读。

足球的自然主义具有两重性，其一，足球与自然具有血缘上的亲近性，它包括了野性主义、荒原精神、个性解放三重内涵。其二，足球运作体制的自发性。从体制运作的角度上看，自然主义的足球并非放弃组织、规训、强制之类意向的散漫状况，而是一种由自然个性敦促起来的有限理性与自发秩序。“有限理性是用来描述决策过程的术语。它不太像一个统一的理论，更像一种认识，即一种认为实际的决策与作为许多行为形式模型基础的理性概念不符的认识。”[5]足球的高度自然性也需要与之匹配的运作规程，其中不可忽略的是在自发秩序下自由竞争的理念。中国足球改革的核心是足球经济体制的改革，其中涉及经济模式的重新建构问题。世界现代经济秩序呈现出两大流派。哈耶克主张自由竞争秩序的重要性，凯恩斯则强调国家调控的重要性。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然在经济秩序上兼容了二者，“无论改革如何发展，党的领导的原则都会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6]无以否认，足球有大量的市场性元素，中国足球改革可以使足球做到高度市场化的程度，但并不意味着国家完全放弃管理。毕竟足球仍是文化产品，对中国人来说，它一直承载着道德教育的功能。其实，中国的国家干预与市场竞争相结合的足球改革方案是现代足球世界里的新生事物，它揭示出一种在不完全失去权威机构干预情况下的另类的足球发展模式，这样的改革类型值得中国足球改革的设计者们珍视，同样也需要中国球迷摒弃那种立竿见影、急功近利的思维定势，而代之以一种更为宏大的期待心理。

中国的群体主义思想源远流长，其与文雅主义的融合更加强化了对包括足球在内的各种体育项目的排异动能。客观而论，域外学者更容易看到中国本土文化的本质性问题。Susan Brownell看到了中国历史上体育精神的短缺现象。“据安德鲁·莫尼斯说，中国第一部体育史是徐一冰1909 年的《体育史》，他承认中国缺乏西方体育，但认为中国有自己丰富的传统。”[7]28宋代以后，中国的原野主义开始退化，进而发育出一种精细化、文雅化、柔美化的文化风尚。“从世纪之交开始，古代儒家传统就因轻视体育和尊重智力而受到批评。俗话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从那时起，人们有了对中国历史的普遍看法。自宋代以来，笔试一直是选拔政府官员的标准方法。科举考试要求人们背诵经书，而这些经书占用了许多年的学习时间。‘重文轻武’成为精英理想。据说，宋代知性主义的兴起和唐朝商业性的衰落，导致了体育在中国社会的实质性消失。”[7]30J.T.C.Liu认为：“文静、儒雅、彬彬有礼的非传统贵族式的士大夫阶层对有风险且激烈的体育运动不甚关心。对他们来说，那些东西是不恰当的、无意义的甚至是有害的。在他们的影响下，宫廷圈放弃了马球之类的运动。事实上，这种消极的态度整体性地渗润在中国文化当中。在20世纪初现代体育从西方及日本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好像从未有过现代体育或与之类似的东西。”[8]科举考试并非一种简单的专业能力测试机制，它具有强大的风俗性、教化性与信仰性价值辐射力。Susan Brownell并未忽视中国历史上科举考试的崇高地位。“在对中国和希腊文明的刻板印象中，科举考试的地位与古代奥运会相似：都体现了各自文明的精髓，都是代表一个民族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的标志。”[7]30Paul F.Cressey甚至认为：“在古希腊时代，没有一个奥运胜利者比北京期末考试的胜利者更受尊敬。”[9]中国的体育一直隶属于道德学的领域之内，在很多中国人的眼中，道德是一种实用、有用、好用之学问，人们以此为终极追求，很少人认为它是一种无用之学[10]。2015年的中国足球改革开始触及足球的根本。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曾经讲过青少年体育锻炼问题。“一方面，要让孩子们跑起来。另一方面，体育锻炼要讲究科学，做好保护和准备工作，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11]“让孩子们跑起来”展示出三重含义。其一，中国的文化主体是儒家文明，而儒家文明的主体源于以农耕生活为代表的乡野文明。乡野生活是中国文化的根，其中包括了丰富的文化意象。其二，足球不应与中国本土文明脱节，置身中国足球领域的人士理应有属于自己的原野性仪式，也更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乡野体验。其三，乡野性还有相当丰富的抵抗知识化、非身体化以及反自然化的倾向。

任何一种价值观的演进都带有与时俱进的因素，中国亦如此。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各项事业逐渐步入正轨，传统文化也开始回归，然而，传统文化未必可以全然适应现代中国高强度的经济增长态势所催生出来的新型社会化语境，时至今日，国人亦理应对儒学进行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改造，其中就应当包括将游戏学的基本内涵植入新的儒学精神体系之中。其实，游戏是一种单纯的原始意志的表现形态，这也就意味着游戏本身并无任何悖论性因素，但游戏也充满了辩证性。游戏可以延伸出诸多令人欢欣鼓舞的概念与实体，其中包括创造、自由、解放之类的个人体验性元素，同时也蕴含有自觉、自律、仪式等社会性元素。Roberte Hamayon曾说：“‘玩耍’和‘游戏’的概念很少被人当成是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更不用说在字典和百科全书中找到一个独立的条目。《社会文化人类学百科全书》2003年的版本就忽略了‘游戏’，只给了‘玩耍’一页多一点的篇幅，也就是说，它只有‘食物’词条一半的篇幅，远远低于‘舞蹈’或‘性别’的篇幅。‘玩耍’条目是由Thomas Crump在2003年写的，指的是‘童年’和‘仪式’，这是与玩耍理念有关的两种最常见的刻板印象。”[12]从根本上说，任何人的思想生成过程皆与其青少年时期的阅历密切相关，其中亦包括了游戏观。从根本上说，足球改革的核心要义在于调解各种因素，并使之协调存在。

从目前的情况看，大部分中国体育学者更倾向于研究中国体育政策的落地性、实验性、实用性，从大体上说，他们仍将体育研究当成了一种实操类工作，因而其研究显得扎实可靠，颇有可取之处。试举一例。“事实上，对校园足球认识和态度上的改观需要从组织管理领域着手，但当前在该领域尚未采用象征与劝诫工具，所以不能有效避免校园足球作为‘政绩’来完成或形成攀比的局面，从而导致校园足球异化。”[13]由此可知，中国足球改革有关校园足球的部分更需要实操性的延展能量的介入。相关人士在政策落实的层面上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14]，其中高度强调了足球竞技的自然性元素，明确展示出足球自身所具备的野性主义特质。

3 足球有理由成为中国青少年游戏生活的主体

中国校园足球的说法由来已久，足球改革方案对其赋予了新的意义，以至于2015年以来，校园足球的概念渐次叫响[15]。校园足球的理念也在各种媒介平台出现，并得到了大幅度的阐释、解读、传播。在许多体育人看来，一度处于迷失状态的中国足球需要一种强大的变革性动力，也更需要一种拯救式力量出现。在游戏至上的观念世界内，足球的确也会变成一种拯救式力量，它既可以拯救人的身体，亦可拯救人的精神。龚波显然看到了游戏对于青少年心智与身体的双重优化功能，但也坦言足球改革之艰难。“爱玩是孩子的天性。国家想尽办法，让孩子们走到阳光下，走进绿茵场，能开心地玩起来。……现实中，中国的孩子很苦，玩不起！……体育异化成为一种驯化工具，是育不出现代人的。校园足球作为国家足球改革战略的一部分，应更多地去突破原有的体制框架，可惜这样的尝试远远不足。……《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关于校园足球的第一条指示就是足球育人。不过，足球育人的内涵始终缺乏权威性的阐释，也没有明确的办法说明。”[16]2015年的足球改革的内容很丰富，其中包含身体的自然维护理念。这便涉及足球的原始野性、原野主义以及人类的自然游戏观念。

其实，足球的本体特质一直为体育学者长期关注，在体育学者的访谈研究中，一些受访者就呈现出一些真知灼见。如郑××：“中国人不热爱足球，我们是个伪球迷国度；我们的球员并不热爱足球，不冷不热地在那儿踢球，因为少年的时候一直在做‘足球作业’，那不是一个令他疯狂的游戏。”[17]中国青少年的过度阅读化的生活方式显然脱离了这样的生活轨道，而恢复一种带有原野主义内质的生活方式也便具有了必要性。其实，龚波并非高度强调足球的野性主义内质，而仅仅在于让人看到其非雅驯的人性的本原性价值。人们更愿意看到人们在足球中获得一种天然的身体本位主义的形态。完全可以从政策学的角度来解读中国足球改革的意义。Grant Jarvie在阐释体育的“政策干预”时认为：“与所有政策一样，体育政策的一般原则指导着制定法律、对体育的行政和行政管理以及国际和国际社会的管理行为。”[18]简而言之，足球改革仍然带有国民性改造的内在使命，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儒家文化传统中一直隐含着一种冷置、限定乃至约束身体游戏的质的规定性，而要深度清理这种非现代性的文化遗存，则需要行政学元素的高度介入。强调身体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否定儒家文化的积极价值，多元价值观的融合也是当下中国足球改革的延伸性主题。高度道德化的足球的确可以抑制足球中自然主义元素的展现，却也可以使其融入精神文明、道德建设或与之类似的教育体系。足球从业者张×在接受采访时说：“价值观和体制机制是足球改革的关键，技术及以下层面受制于它们。足球发展中政治本位与生活本位，国家本位与大众本位，权力本位与专业本位，这本应是一致的，但由于特定环境及观念、经验，在某些问题上形成了冲突。”[17]在道德实用主义理念世界里，道德足球也会适时地变成功利足球，其与自然足球已然出现暂时性的背离现象。

其实，在中国语境中讲述足球的野性主义带有很强的浪漫性。这也意味着中国人所认知的足球和域外足球人所认知的足球具有场域分割的差异性。在自然主义者看来，足球本身就是一种释放快乐因素的原始性球类游戏。体育学者已然关注到足球中的自然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抵牾之处[17]。足球成为世界第一运动，离不开其与自然物象的高度连接。参与足球改革的体育学者曾经阐释过中国足球改革的具体维度，其中以竞技为主导，又以健身为目的。

由此可见，中国足球很难彻底延续来自欧美的足球精神范式，亦难成为一种类似欧美的自然主义的足球类型[19]。即便大型媒体也会将足球中功利主义看作是行事正确性的标志。正因如此，中国的足球改革同样需要释放出更多的融通性因子，而非互相抵牾的元素。在中国足球改革的具体执行者看来，规划性仍是中国足球改革的主导性原则，足球改革的主体方向也大体以此为准。由此可知，中国的足球改革就只能算是一种规划类足球，而非自然竞争的足球[17]。体育学者在这里明确使用了“蓝图”的字样，意味着中国足球的规划性、计划性与规训性本体依然存在。受访者李××表示：“足球界整体上士气低沉、精神压抑，搞足球的人不快乐，是一个制约当前足球改革取得深层次突破的重要原因。”[17]不难看出，中国的快乐足球与规训足球之间仍然存在一种可感的矛盾。

无以否认，处于道德国家语境中的中国足球很难完全避免足球的规训化发展方向。中国的校园足球也正在走向道德化发展之路[13]。对于足球而言，源于自然本体精神的价值观却在一种较为一统化的符号施展体系内逐渐步入一种隐性存在状态，这也便在客观上虚化了足球的真实风貌。于是，一种认知矛盾感始终存在。足球其实仅仅是一种人的身体的做功行为，其本身并无太多繁复的意义。就目前的情况看，任何一种体育项目都带有明显的虚空效应，足球的诸多意义大多为附加上去的外显性符码，大体属于解释学体系内的产物。从宏观的角度看，自然足球与道德足球有对立性，但也有交融之可能。游戏往往具有超越刚性指标的特殊柔化效果，其在交际学的领域中往往可以展示出其独有的价值和功用。其实，人类社会中最便捷的交际方式便是游戏，换句话说，只有游戏中的人才可以真正体现人的价值。足球的本意在于给人以快乐，而中国足球的希望也建立在当事人皆可感受的快乐原则之上。

4 结语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处在一种追赶西方的发展态势和步调中，尽管中国人为此付出了几代人的努力，但在追赶西方的策略上仍然存在一定的分歧，其中有上层建筑的因素，亦有经济基础的缘由，更有最为本源性的身体主义的原因。当工业救国、教育救国、文化救国、制度救国之类的呼声渐次消减之时，身体主义的呼声就会高涨。对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而言，身体主义的主要载体在体育，而足球又是体育的重要载体。足球建立在原野主义的自然风情层面，它应该是一种高度自然化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身体主义的主导性元素。足球有外在竞技性与内在教育性的两重价值。受中国足球改革的影响，中国的校园足球成为一种热点议题。中国的足球改革者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校园足球的重要性，而作为系统工程，它不仅涉及学生对德智体的观念及其存在秩序的全新理解，还将一种野性主义、自然主义以及原野精神的全新价值托出水面，借以完成一种改进中国青少年身体健康的宏大工程，而如此元素的引进，势必对儒家文化中的诸多延伸性价值实现重构，中国的既有文明也将在新的时代获得一种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