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富川民间土地契约文书的地亩计量探析
——南岭走廊民间文献俗字研究之三

陈才佳，刘译蔓

（贺州学院 南岭民族走廊研究院，广西 贺州 542800）

一、富川的自然环境和人文背景

富川瑶族自治县位于广西东北部，四面环山，地势北高南低。东是姑婆山，西有西岭山，南盘天堂岭，北卧黄沙岭，境内群山起伏、山峦叠嶂，地处都庞岭和萌注岭余脉的峡槽之间，秋冬北风直灌，风大而急，素有“大风走廊”之称［1］42。富川地形多为山地、丘陵、台地、石山、平原和水面，有“五半山岭四平原，半分川水绕田园”之说。县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全年气候温和，降雨量充沛，年均降雨量1 600多毫米，并不缺少雨水。但是，丘陵和台地占比甚多，地势高出水面，土质疏松渗水性强，雨水难以储存，导致地表严重缺水。清季民国时期富川县财力物力有限，无法修建大型水库蓄水用于灌溉，因而县域干旱较为严重，旱地面积比水田多，尤其是北部地区。

按富川民众的说法，旱地一般包括山地、林地、园地和畬地等①。山地指海拔在500 米以上，起伏大且坡度陡峭，呈脉状分布的地形，一般适宜多种植被与经济林木生长，陡坡多种植松树和杉树，缓坡则以种植油茶树为主。丘陵指海拔在500 米以下，坡度较缓、起伏不大的低矮山丘，一般种植油茶树等经济作物或玉米等粮食作物。台地指由低山或丘陵向平原过渡、平坦似台状的一种地貌形态，以种植红薯、玉米、高粱等粮食作物或种植花生、油茶等经济作物为主。在富川乡村民众的认知中，园地比畬地面积大，一般指种植有油茶、果树及其他树木的地块。而畬地一般指菜园，是种植蔬菜的地块。这只是基于自我认知的分类方法，并非严格的科学分类。为尊重民众的传统认知习惯，本文在分析契约文书中的地亩量词用字及其含义时，保留其中关于土地类型的传统表述形式。在此基础上，逐一探讨契约写本中地亩的计量方式。

富川民众根据自然地貌对旱地类型作出分类，但计量却采用非亩制化方式，其中原因与当地文化背景有很大关系。在清季前后，富川县域乡土社会基本形成了地域性的土地交易方式。

一是亲缘文化助推土地交易的模糊计量方式。在富川土地契约写本中，私人土地所有权受宗族共同体的限制，主要表现在诸如“自问房亲叔侄”“托中问到房亲”，先问尽房族是否有人承买，而后才到乡邻。基于宗亲或地缘关系而形成的土地买卖，彼此较为熟悉，大家相互信任，因此不用亩制计量，可以根据自己多年耕种估算的播种量或收成量或放肥量等，抑或根据每年纳税量来计量地块的实际价值。

二是诚信文化保证土地的交易实施。在富川县民间契约文书中有格式化的表达，涵盖了土地契约的各要件，契约文书的具体内容为：卖主（业主）→出售原因→土地位置→土地数量（标的：实物计量∕纳税计量∕土地时价）→（中人引荐）→买主承买→钱契交割→业主担保事项→中人、业主签字画押→买卖时间等。就契约法律规范而言，这种契约写本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文书，其最核心的要件没有土地四至和具体面积表述，因此，研究的起点更适合在一个较广泛的范围内展开。我们认为，一定区域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的调适人们关系的规则，可称之为“民间法”。在清季民国时期的富川民间社会，老百姓进行某些契约行为时，仍遵守着奉行了上百年的民事习惯。如土地买卖标的惯用“实物［秧（稝）∕穗（把）∕斗（禾）∕灰（担）等）+ 税收 + 时价］”②表述，并未呈现具体的土地面积。这是一种民事习惯，其内容具有显著的地方性文化特征。

二、富川的旱地计量方式及其用字

县域乡土社会对于不同类型旱地的交易，契约文书中有着不同的表述。县域间因语言群体不同而使用不同的计量方式及其用字，或同一语言群体因用字习惯不同而产生不同的俗字，在契约中都有所表现。一般地块称量词有“块、坵、边、节”等，地亩计量词有表种子量的“斗、升”等，也有表放肥量的“灰”等，最核心的要件是表地价的“时值价银（钱）”，每份契约文书都有“时值价银（钱）XX”的类似表述。这样，核心要件与前面“量”项组合便构成了旱地的多种计量方式。

（一）旱地计量及其用字

常年耕作的生产用地，根据用途又分为畬（菜）地、园地、林地、塘基地等等，笼统以块、坵、节等称量，辅以时价计量，实际上土地的面积并未直接出现。一般只能根据当时价格推算出土地的大致面积，这也是土地以实物计量历史的延续。在表达中，往往是以“称量（块∕坵∕节）＋实物（斗∕升∕觔∕价钱）”来认知旱地面积大小的。

1.块＋地价

在富川民间契约文书中，有许多以量词“块”加地价的自表述。如：

（1）立写地契卢赐华，情因为妻无钱出办，自将祖遗地坐落土名社屋背山脚地乙（一）块，将来出卖。……当中三面言定，时值价钱乙（一）仟三百文正（整）。即日契价两交，系是赐华接受回家办用。其地立写限卖十年周满方可任从卖主归赎，自愿甘心，永无异人（言）。立写卖契乙（一）张付与买主収（收）执为（据）。（NO.03707）

（2）立写地契人唐益义，今因无钱正用，自将身己下坐落土名山尾尾地一块，将来出当。请（亲）自上门问到唐益俊承当，价钱二千文，本行利加三，任从当主亲手接受回家正用，其地当后不得异言，所立卖（当）契一（纸）付当主收执是实。（NO.03709）

两件契约都是关于土地典卖事项，地块都以“块”称量，契中没有表明面积、四至等要素，议定“时值价钱乙仟三百文正（整）”“价钱二千文，本行利加三”是契约内容要素中的最核心要件，表明了地块的时价。可以说“块”是个模糊的量，无法准确表明地块亩数，但按时价可以推算出地块亩数，也算是一个间接计量。两件契约的差别在于：契（1）是土地出卖，标明“十年期限满后卖主可以归赎”；契（2）是出当，没有标明赎回期限，这也就意味着当主在经济条件允许时随时可以赎回。这两件契约都出现“一地两主”情况，即卖主（地底权人）和买主（地面权人）各自拥有自己的权属，地权没有完全转移，这是传统乡村特殊的地权形态。

2.坵＋斗＋地价

在富川民间契约文书中，许多在原有“块＋地价”表述的基础上增加了撒种量，对地块面积计量似乎严谨了一些，但也只能是个概数。现摘录二则如下：

（1）立写永远杜卖田地契人杨通达，今因无银正用，自将分下祖业坐落土名鸡光栎脚井田乙（一）坵，该禾五十禾花，原税乙（一）分。又土名凹子脚地二坵，该麦种乙（一）斗，将来永远出卖与人。……两家兼中三面言定，时值田地价银壹佰肆拾弍（二）毫正（整），即日立契银契两交清白。系是杨通达亲接回家正用。……立永远断卖（纸）乙（一）张，付与买主收执存照。（NO.04461）

（2）立写永远杜卖断地契人杨成年，今因银正用，自将买受地坐落土名枫树湾大地乙（一）坵、傍边小地三坵，共肆坵，该麦种八升，将来出卖。……二家兼中三面言定，时值地价艮（银）壹百毫正（整），即日立契银契两交清白，系是杨成年亲接回家正用。……附（付）与买主杨成京收执存照。（NO.04464）

两件契约内容都是土地买卖，以点种容量“斗”或“升”麦种计量间接换算地块面积，但两者也有不同，前者是出卖田与地，后者是出卖地。契（1）中“井田乙坵，该禾五十禾花”，根据清光绪《富川县志》记载，东山泉涌水灌润为井田［1］卷一，亦属冷水田，产量不高，割稻穗更节省劳动力。“禾五十禾花”相当于“禾五十把”稻穗，根据田野调查结果，1 把约等于12斤，即可以收稻穗把数计量田亩数。“地二坵，该麦种乙斗”和契（2）中“大地乙坵、傍边小地三坵，共肆坵，该麦种八升”，根据1 斗＝10 升的容量关系，两件契约中的地块面积是一大一小。以种植麦种量换算地块面积，然后再辅以地价衡量，属于典型的种子容量计量方式。

3.坵＋崩＋稻穗

在富川民间契约中，以插秧量、时价禾（稻穗）计量，这类比较少见。如：

“觔”同“斤”。《龙龛手鉴》：“二俗，音斤。”《字彙·角部》：“觔，今俗多作‘斤’字。”《淮南子·天文》：“天有四时以成一岁，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两而为一觔。”该契写明熟地两块、“该秧二崩”，以插秧量换算地块面积，说明该熟地很可能通过人工灌溉可种植水稻，因此才出现以“崩”计量的情况，有“稝”及其通用字“崩”“塴”“禾崩”“颁”等专用于秧苗量的单位词，再辅以“时价禾老秤二百斤”，则可以推算地块的大概面积。推算该熟地的面积，一是根据“3 稝约等于 1 亩”或“2.5 稝约等于 1 亩”的估算［2］13-14，二是根据当时亩产量测算。

4.担＋时价

在富川民间契约中，发现一些以放灰量计量地块面积的契约。如：

（1）立写永卖地契人钟杨应，今因无钱使用，自身己分下族地坐落土名乳地虎头山脚地上下两边，该灰弍（二）担，将来断卖，乙（一）寸不存。……当中三面言定，求卖地价钱壹仟文正，就日求契交足，亲手接回家正用。……付与买主收执为（据）。

（2）立写永卖荒地人赵福秀，今因无银使用，自身己分下祖地坐落土名乃虎头山脚平地一块，该灰乙（一）担，将来永远断卖。……三面言定，时值价银贰拾伍毫正（整）（整），即日立契交足，亲手接回家使用。……今立有凭付与买主收执为（据）。

从显示的地名看，二则地契应是同一地方，即虎头山脚，在今富川瑶族自治县麦岭镇虎头山。“乳地”也有写成“乃地”的，“乃”的本字应是“奶”。该类契约以实物肥料“灰”的担数计量面积，仅仅是一个概数，在富川其他村落亦有类似的发现，如麦岭高桥村、莲山镇大莲塘村等。我们在相关村落进行田野调查时，基本确定了“一担灰”的面积概数。

笔者在麦岭高桥村调查时，义家云（50 岁）说：“在我的印象中，我父母种地是用草木灰或草皮灰的。有条件的泼些粪水发酵，没有粪水的直接用草木灰或草皮灰，因为那时候没有化肥。用化肥是后面的事情。这些是我亲眼所见的，印象很深。听老人家说，一般‘一担灰’是0.8～1.0 分，这完全是靠经验丈量的结果，肯定不是精确的面积。”在场的同村妇女杨氏（60 岁）也说：“家云讲的都是事实，我年纪比他大些，十几岁就做农活了。种红薯、花生豆、豆角时疏密不同、放灰大小抓不同，面积也是个大概，不可能像现在量这么清楚。”高桥村是距离虎头山最近的村落，这是我们选择高桥村的原因。可遗憾的是，当年的虎头村已经不复存在，其中原因当地人也说不清楚。

在富川南边的大莲塘村，我们走访了不少老人，他们基本上也认为“一担灰”丈量只是个大概。其中，黎小苟记忆最为深刻，她说：“我小时没钱读书，十几岁就开始做工（农活）了，插田种地样样都做。记得那时的肥料就是大粪、火灰，种菜主要用尿水，不够的话也用粪水。旱地种落地豆、绿豆、番薯主要放点灰，有灶头灰和垃圾灰，粪水多余的就用粪水沤一下，肥力会好些。一担灰一般放0.8 分地左右。种田主要靠粪水，粪水不够，就放点灰，用灰代肥，每根禾蔸放一抓灰，禾蔸比落地豆要疏朗些，一担灰能放1 分田左右。”黎氏丈夫钟荣寿（79 岁）在旁也说：“我妻子讲的都是事实，我也在生产队干过，主要靠农家肥。队里还要铲草皮烧草皮灰，也有捡牛粪的，肥料奇缺。一担灰能放多宽的地印象很深。”富川县域南北村寨相关“一担灰”计量的面积基本一致，我们认为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二）园地及其计量用字

园地一般指地上有附着物，面积比较大且四至清楚的地块。园地类也多以“块＋地价”表述，主要有畬（菜）园、木园等。

1.畬（菜）园主要指在村寨附近以种植蔬菜等为主的地块。现摘录二则如下：

（1）立卖菜园字周绍香，今因家下缺乏正用无出。自愿将祖遗之园将来出卖，请中问至昌贤处说合，出钱承买，时值价钱弍（二）拾捌千文正。……自卖之后，任其钱主管业耕种，永无抽赎等情，今欲有凭，立卖为据。（未编号）

（2）立卖园地契人唐神章、唐仁兴，今因无银正用，自将祖业坐落土名屋背后园乙（一）块，将来出卖。……当诸面言定，时价园地价银壹佰毫正（整），即日立契交足，亲手接受回正用。……今立写为凭，付与买主收执为（据）。（NO.03743）

这类契约在表述中只有“地块时价”等核心要件，而且交易货币不同，要用时价换算地块面积比较棘手，必须要深入了解当时土地买卖的价格才能厘清。

2.木园类在富川民间契约中，占据大多数。主要以种植油茶、树木等地界分明的地块为主。现摘录三则如下：

（1）立写永远断卖茶木园人盘铭安，今因无钱使用，自将茶树园坐落土名半山脚茶树木乙（一）园将来出卖。……当二面言定，时值价银叁拾乙（一）毫文正（整），即日立契交足，亲手接收回家正用。……断卖（纸）乙（一）张付与买主为凭是实。

（2）立写永远断卖茶木园契人盘铭安，今因无钱使用，将茶树园坐落土名半山脚茶树木乙（一）园，将来出卖。四至分明，东至墙寨……自己上门问到老村钟世盛家承买地泥，当二面言定，时值价银叁拾乙（一）毫文整，即日立契交足，亲手接回家正用。其茶树木园卖后任从买主耕种管业，日后不得异言，今有所立不得反悔，如有永卖纸乙（一）张付与买主收执为凭是实。

（3）立写断约人潘有才，今因家下无银使用、无路出办，子母商议，自将己业土名松木冲杉木壹林，东边金保为界……请中人潘吉养上门问到同村岑求光允从承应，时值价银陆万元正（整），即日立约交足，潘有才亲手接受回家正用。……立写乙（一）纸付与买主永远管业收执为照。

此类契约写本格式要件缺少地块的市亩或实物计量，只表明地块的时价，清季民国园地契基本相同。如“时价园地价银壹佰毫正（整）”，说明该园地在民国十九年（1930 年）地价银“一百毫”，这是卖地当年地价。根据相关史料也只能推算个大概，因为在富川受局部生态、水肥、年成等因素影响，地价是动态的。

三、土地契约计量方式及其用字的特点

县域土地契约写本有着明显的地域性，综观水田、旱地、池塘、林地、宅基地、阴地等都没有标明地块的公制面积，水田多以插秧量“稝”，以收穗量“花”计量，或以“税+时价”，而地则以“块+时价”或以“灰（担）+时价”计量，地块面积计量取向于感性化或模糊化，但并不影响土地的买卖、典当或调换，表现了不同于周边地区的一些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计量用字的约定化。在土地计量中，村落社会约定俗成了自己的计量方式。不同语言群体因思维方式与认知水平差异，计量方式也各有差别。富川南部许多梧州话群体及平地瑶以实物“插秧多少稝”计量田亩，而北部都话群体则以实物“收禾多少花”计量田亩。当然，还有部分群体采用其他计量方式。一种计量方式的确定就用一个代表字书写，但在传播过程中，或因文化程度、或因近音借用、或因以禾类化、或因误写等因素影响，不仅出现了特殊的计量单位，而且出现一字多体。如：“稝”在村落民间契约书写里出现了“禾崩、崩、 、塴、颁”等多个写法。“花”在民间契约类化为“禾花”，在清季时期使用频率非常高，到了民国时期的民间契约书写才出现“花”。都话人“花”读 fu52∕53，因其居住区域缺水水稻产量低，便以收割稻穗为主，由此以“花”计量田亩。这些计量单位用字约定俗成，在当地田地典当买卖中，得到了村落社会的普遍认同。

二是土地计量的非亩制化。清季至民国期间极少发现富川以亩制计量的民间契约，土地计量去亩制化是普遍现象。包括水田、畬地、园地、林地等。其中水田多数以“产量计面积”，如：“该禾四十禾花，原税乙分”（NO.04448），“该禾四十把，该税弍分”（NO.04237），“该禾伍十禾花，原税壹分”（NO.04456），“该禾十二把，该税八厘”（NO.04253），“禾花（花）”即是“把”的意思，1 花（把）约等于12 斤。以“下种计面积”的有两类，一类以下种间接计量即以“插秧量计量”，如：“该秧乙稝，税七厘，将来出卖”（NO.01462），“该秧六禾崩，原税三分，将来出卖”（NO.01454），“该秧塴半，民税一分半，将来出卖”（NO.01482），汉族梧州人2.5 稝约等于1 亩，福利豹洞瑶族3 稝约等于1 亩；另一类以“下种子计量”，如：“谷种弍斗，民税八分，将来出卖”（NO.04545），“谷种弍（二）升，原税乙（一）分正（整），将来出当”（1925 年，未编号），根据当时富川1 斗约等于15斤，再结合邻近县 10 斤谷种折合亩制情况［3］277，即可推知大约面积。旱地也有以“下种子计量”现象，如：“土名凹子脚地二坵，该麦种乙（一）斗，将来永远出卖”（NO.04461）。另有以“下肥料计量”现象，如：“虎头山脚地上下二边，该灰弍（二）担，将来断卖”（1865 年，未编号），“虎头山脚平地一块，该灰乙（一）担，将来永远断卖”（1920 年，未编号）。这种以产量、撒种、放肥多寡粗略框算田土面积的动因，应源自边远地区地广人稀，耕作粗放，反映在人们对土地的看法上，自然不像其他地方那样严格精细。从南方各省方志谱牒史料考察，南方民族地区普遍存在以稻穗把数、撒种籽量来折算土地面积的现象。贵州思南府、黎平府的古州、永从以及广西、湖南的一些地区，都属此种情况［4］53。

四、余 论

通过对富川民间契约文书系列的考察，可知当地存在着以插秧量“稝”、以收穗量“禾花”“把”、以撒种量“斗（升）”、以放肥量“担”作为田地计量单位的情况，“禾花”比较特殊，兼有收成产量和田土计量双重任务，契约文献与田野调查的有机结合，参照地方史志资料，推算出了“禾花”与“亩”的换算关系。但此处尚有一个问题，即富川为何使用一组特殊的田地计量单位，用于收成、撒种及放肥的计量，又用于计量田地的面积？富川是典型的山区地形。县域内四面环山，地势北高南低。或因谷深坡陡，或因岩溶地貌，或因丘陵地貌普遍缺水，尤其是北部麦岭、葛坡一带。《富川县志·舆地》记载：“旧垦田土随地制，西山流高，借势开渠灌溉而为冲田；其流远崖高者，筑堰灌水为坝田；东山泉涌分流灌润为井田；平岗汙泽筑堤蓄水留杠以时泄润为塘田；至若江流岸高堰水不及，则塞坝激水、架筒转车以灌润为车田；又有高旷之处垦种稻谷，早禾乘春多雨早种早收，无雨则或用斗戽或用桶吊或用桔槹，皆费人力，为功甚劳。”［5］卷一南部平原地带的莲山镇大莲塘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民谣：“莲塘垌，莲塘垌，一个田头一个洞，三天不下雨，男女都无空。”［6］128冲田、坝田、井田、塘田、车田及旱田不仅产量低，而且土地面积狭小零碎、极不规整，很难以亩制丈量、计算面积，因此，富川民间从感性视角，使用以产量、播种量及放肥量换算田地面积的计算方法，充分体现了富川各语言群体的生态智慧。

富川老百姓精心保护下来的珍贵文书档案，是各语言群体在民间契约中的“自表述”和“自书写”，是研究清季民国时期富川历史、经济、文化不可或缺的本真史料。它全面反映了清季民国时期富川民族地区的社会生活图景，蕴含着各族语言群体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的丰富信息，是研究南岭走廊各民族历史文化与交往互动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从富川民间契约文书和地方文献中有关田地收成、撒种、放肥与土地面积的特殊计量单位“稝（崩、塴、颁）”“禾花（花）”“把”“斗（升）”“担”等入手，我们深入调查和分析了富川民间契约中特殊的计量用字和主要特点，不仅从中窥见富川民族地区的地方性知识和生态智慧，同时也为学界研究富川民间契约文书提供了必要的背景成果。

注 释：

①本文所指旱地面积，包括国家自然资源、农业和统计部门的土地分类统计中的旱地（种植旱地作物的耕地、水浇地），也包括不归入其中的林地、山地、畬地及茶园等用于种植树木、油茶、蔬菜等地块。

②契约文书的俗字、繁体字、异体字等均在后面加圆括号注明规范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