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集《晚熟的人》中的乡土书写

徐国庆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莫言在2012年获得“诺奖”时曾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虽然莫言在“诺奖魔咒”的压力下没有停止写作，但却时隔八年之久才出版了新书《晚熟的人》。该书是一部由十二篇中短篇小说组成的小说集，各篇小说的创作时期不尽相同，莫言在创作时的心态和境遇也必然有所差别，但是依然能够体现莫言小说中一以贯之的浓厚的故事性。在“讲故事”的背后，莫言将生动的笔触流连于故乡的人和事之间，体现了其对故乡深情的回眸和书写。相较其以往作品中的乡土书写，《晚熟的人》也体现出了莫言书写乡土时的一些新变化，如书写角度、当下性等。这些变化可以看作是莫言对故乡人与事“善”的表达。

一、消解崇高：“莫言”形象的引入

莫言在《晚熟的人》中首次将“莫言”形象引入故事的叙述中，“莫言”形象的引入，是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乡村故事全新感悟的表现，同时也是莫言对自我崇高的精英身份的消解。《晚熟的人》依旧植根乡土，体现了莫言一贯坚持的民间立场，以“农民身份”扎根乡土，在精英身份的外衣下展示其民间属性的“草根”内核。莫言自觉地在小说中回归乡土，贴近乡村生活的本真，对自我精英身份进行消解。其中，中篇小说《晚熟的人》作为“点题之作”，明显地体现了作家自主消解崇高的意识。该小说讲述了“我”在获奖之后回乡参观，遇见蒋二，从而引起一系列的回忆，这些回忆和现实交叉，愈发使我明白“晚熟”的含义。在小说中，晚熟的“我”在看明白“晚熟”的蒋二的一系列商业勾当后，“我陡然间又晚熟了一个量级，明白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戏，编剧和导演都是坐在我身边这位晚熟透了的蒋天下蒋总。”[2]最终，蒋二因为自己所谓的“晚熟”而付出了代价，还需要继续真正的晚熟。在小说中，“晚熟的人”意指那些经历过人事沧桑历练后，明白人生真谛，能够从容、沉稳地活出自我的人。这篇小说主要围绕当下发展热点中的“作家经济”进行书写，莫言将“自己”毫不吝啬地暴露在热点话题下，在喧嚣中将自我置于乡村的视野之内。从《黄玉米》到“保养机器”再到擂台讲话，莫言非但没有维护自己的精英身份，反而在现实与过去的联想之中将自己的身份不断融入小说的叙事之中，形成了既是著名作家又是民俗乡情的经历者与感悟者的统一。

《诗人金希普》和《表弟宁赛叶》是姊妹篇，讲述了金希普和宁赛叶两个“方鸿渐”式的人物以诗人、文学家的名义混迹江湖，抱怨社会。不具真才实学的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化骗子”，在抱怨社会没有给予他们成名机会的幻想中消沉自我。在这两篇小说中，我们依旧可以发现莫言对自我崇高的消解意识。莫言将“自己”置于亲友的非正常生活和思想之中，以一种真实的情感体验来揭示现实社会中所存在的这类问题。《诗人金希普》最后的打油诗虽然是以金希普的口吻面向读者，但呈现的是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感悟。“人过六十土埋颈，依然为名煞费心。诸般牵挂难放下，到底还是一俗人。”[3]莫言以打油诗的形式，表达对功名利禄的看法，“俗人”一词于无形之中消解了自己已然具备的精英身份，而打油诗的形式则在小说中加强了对崇高精英身份的消解感。如余华所言：“莫言哪怕坐稳了精英文学的位置，他依然在反精英文学，尤其他的诗歌他的戏曲。”[4]当前社会中，像金希普这样招摇撞骗的人不在少数，他们以某种旗帜或者宣传口号生活在浮梦之中。《表弟宁赛叶》也是如此。宁赛叶虚假的文学能力与渴望扬名立万的迫切心情无法形成正比，因此过着一种怨天尤人、萎靡不振的生活。作者用“莫言”形象在“骗子最怕老乡亲，草包最怕亲兄弟”[5]的埋怨之中，感受和帮助虚假文学梦想中的荒谬者。这种消解也体现在《红唇绿嘴》中，讲述了一个“混世女魔王”——覃桂英的人生经历。一个在人们生活中并不陌生的“高参”，在“文革”期间争做“排头兵”，在新世纪则充当“意见领袖”。像这样的“民间能人”混迹于我们生活中，利用谣言谋取私利，排挤他人。在这篇小说里，莫言讲述了网络时代的乡村生活，将“自己”融入网络炒作、谣言之中，依旧穿梭于现实与过去，展现覃桂英的成长轨迹，揭示其思想变化的时代因素。同时，莫言也将“自身”的发展和覃桂英的轨迹相结合，在过往和现实之中形成照应，以普通百姓的形象面向读者，自然地削弱了自己的名人身份。

今日的乡村不再如往日一般。莫言对于乡土生活的书写也随社会的变化而扩容。今日的莫言自然也不再是往日的普通作家，光环之下的作者用自我紧密贴合乡村，感受今时不同往日的乡土巨变。在这种变化内，莫言将自我置于初心不改的坚守中。这种对自我认知的坚守，恰是由于对自我崇高的消解。莫言以农民身份书写乡村，将其所接受的农民文化挥洒在字里行间，而“莫言接受的农民文化影响不是在表面，而是渗透到灵魂里，就像他对乡村的感情不是远距离的，而是真正将自己融入其中，不可分离。”[6]融入农民文化和坚守民间立场的莫言在睽违八年之后推出《晚熟的人》一书，从书名便可以看书其虚怀若谷的姿态，“晚熟”一词，从某种程度而言，就是对崇高的消弭。“在他自己的精神内部，形成了一种显著而有效的消解感，一种在他的精神内部完成的、时时对他现有精英、城市身份以及如今作为诺奖得主的至高地位构成抵消、化解的意识和态势。”[7]这种意识和姿态无疑是难能可贵的。除了小说中的呈现，现实生活中也有所体现。莫言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也开通了短视频账号，试图用新的沟通方式与外界和青年读者进行交流。名声与物质的外衣下，莫言并未选择自我欣赏，而是坚持采取了一贯游走于“精英”与“草根”之间的民间立场，忠实地面向读者。

二、乡村图景的新变

乡土文学自鲁迅始，形成了多种乡土叙事模式。首先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乡土文学，包括了彭家煌、王鲁彦、台静农、许杰等一众20年代乡土文学的作家。他们作品的共同特点是俯瞰乡村，在远离乡村后回顾乡村，以启蒙的姿态，对乡村的丑陋与破旧进行社会性的解剖，以此希望找到乡村乃至中国新的出路，也就是立足于揭露国民劣根性的基础上俯瞰乡村的人与事。无论是《故乡》《祝福》还是《怂恿》《菊英的出嫁》《拜堂》《惨雾》等都是如此。作家们将旧中国乡村的图景打碎揉捏呈现出堕落、破败的一面，在绝望之中探寻希望的种子。其次，在三四十年代出现了以沈从文为代表的田园乡土文学，包括废名、师陀乃至八十年代的汪曾祺等。他们以乡村为根基，以自然为绳索探寻乡村的田园风情。在他们的笔下，乡村是美好的象征，精神的归宿。在四十年代后期逐渐形成了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政治乡土文学，《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都是在新的政治环境下对乡土的新书写。无论是鲁迅还是沈从文亦或者赵树理，他们在自己的作品里都成了乡村之外的看客，只是看的角度不同而已，最终演变成他们对于真实乡村的逃避。

而八十年代莫言的出现，则更新了乡土文学新的书写立场，《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红高粱家族》等逐渐形成了莫言民间立场的乡村表达。民间立场的确立，使得莫言能够迅速、准确、真实地捕捉乡村的变迁。从《秋水》开始，“高密东北乡”成为莫言在文学场域展示乡村、表现农民、揭示生活的文学源地，“高密东北乡”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莫言民间立场的现实基地。如莫言所说：“《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儿，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8]莫言以浓郁的乡村审美风格和厚实且坚定的民间立场，书写带有浓厚中国品格的乡土生活以此来展示乡村的人和事。

《晚熟的人》中多篇小说都体现了莫言以一贯之的民间立场，立足故乡根基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展现乡村生活图景新变化的特点。如同名中篇小说《晚熟的人》，莫言透过知识分子视角从现实的家乡生活出发，以蒋二利用自己名气炒作“作家经济”为故事的切入点，由现实回溯历史，再由历史回归现实，在和蒋二的对话中，窥探乡村的历史变迁、物是人非。蒋二这个人物的塑造，展示了经济飞速发展的状况下，人为物质所迷惑和困扰，人性的纯真与善良发生了变化，乡村不再像作者记忆中那样纯粹。在小说中，蒋二商业版图的最终坍塌成了作者理解“晚熟”的外在因素，而新时代新的杂质浸入乡村，由此而产生的变化成了作者真正感悟“晚熟”这一概念的关键性因素。显然，自诩“晚熟的人”的蒋二并未晚熟。真正的“晚熟”不是外部成功的衬托，也不是故意而为的做人策略，而是一种饱经沧桑的沉着内敛与脚踏实地。莫言通过蒋二这个形象表现了当下乡村发展中一些新的“吸血鬼”的慢慢出现。在这篇小说中他以擅长的知识分子返乡视角书写乡村，表现乡村图景的新变化。莫言在《晚熟的人》出版后说：“作为一个在高密东北乡出生长大、离开这个地方的人，若干年之后又回来了。我在1980年代开始写作的时候就使用这个视角，写了40多年依然在使用这个视角。但是这个视角本身在发生变化。”[9]在本小说集中的确如其所言，叙事视角本身发生了变化，而变化的根源是乡村的人和事发生了变化，也就是叙事对象的改变促使莫言在小说中呈现叙事视角的变化。莫言以自我的亲身体验，融入新时代乡村发展的经验之中，揭露当下中国乡村发展所存在的问题。

与之相似的还有《红唇绿嘴》。这篇小说也是以知识分子视角回溯历史，揭示当下，表现新时代具有新特点的乡村生活。“高参”覃桂英的形象带有极强的现实烙印，这一形象丰富了莫言笔下的乡村群像。“高参”的出现是时代发展不足性的一个侧面体现，显示出网络时代的乡村正在发生与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所不同的变化。莫言在民间立场上把握住了这种新的面向，并且在外在的变化下抓住关键，发掘背后人的变化。小说中“莫言”在覃桂英的谣言攻势下选择拒绝，体现了作者本身在乡村图景变化中对人性的坚守。在变化的乡村生活中，坚持人性的真与善，是莫言民间立场的善意表达。这种表达在《澡堂与红床》中也有所体现。这篇小说以澡堂和洗脚房两个地点为叙述背景，首先讲述“我”回乡后去澡堂洗澡遇见故友，得知这个澡堂就是当年盛名在外的棉花加工厂，光阴荏苒，如今却变成了一个澡堂子。而洗脚房的红床则是指“特殊服务”的地方，一张红床表现了两个女性的不同选择。这篇小说实则是莫言在2012年《小说月报》第一期分别以《澡堂》和《红床》发表，但二者之间的确具有内在关联，所以莫言在这次的正式出版中将二者合成一篇，以此说明，时代的变化与人的精神的变化密切相关，在纷扰的变化之下，坚持初心变得极为可贵。

除以上几篇以知识分子叙事视角的作品外，“寓言小说”《天下太平》也体现了莫言从民间立场出发关注乡村图景新变的一面。该小说由故事主人公小奥被老鳖咬住手指为中心，讲述了乡村生态环境在工业的发展中遭到破坏。小说的题目——天下太平，隐喻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太平村的大湾成了社会发展和人性本善的镜子，大湾不仅是各种动物生存的家园，更是太平村乡民生活和精神的双重家园。现代社会的发展让人类变得更加智能，但也让自然环境变得更加糟糕。小说借助小奥央求众人放了老鳖，最后显现出“天下太平”四个字，点醒众人，表达了作者对于生态环境的关注，以乡村中的环境污染反映当下社会生态危机。当然，这篇小说的指向远不止这些。其中，还涉及了对贪腐的描绘、信息时代自媒体的展现甚至囊括了警民关系等。这些都是当下和未来一段时间社会的关注热点，莫言以切身的体会和前瞻的眼光把握了乡村变迁和时代发展的脉搏。

三、乡村群像的多面表达

莫言在这部小说集中更多方面和角度关注了乡村中的人，“他的眼光转向了那些平凡、不起眼的小人物。正是这样一群人，组成了时代演进中的‘常’与‘变’。”[10]《晚熟的人》中的十二篇小说，展现了复杂的乡村人物形象，勾绘了一幅新时代乡村发展视野下的群像图。小说集中第一篇小说《左镰》的主人公是年少时期因一次无知嬉闹而痛失右手的田奎，而“我”则是这一不幸事件的元凶之一，因此，小说在叙述之中充满了歉意的表达。歉意只是这篇小说的一个侧面，作者更为突出地表现了田奎不惧人生苦痛，在痛苦的生存之下，坚韧成了最内核的生命力量。田奎的形象和《白狗秋千架》中的暖有相似之处，在苦难的旅途上无所畏惧。田奎对“克夫”的欢子的接受是对往事的无牵无挂与对未来的坦然面对，而暖渴望一个正常孩子的行为是对多舛命运的最后希冀，二者都是痛苦命运的承受者，更是抗逆者。而最后一篇小说《火把与口哨》虽然在结构上不够顺承，但在人物塑造上则可圈可点。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坚韧勇敢的乡村妇女形象——三婶，因为历史政治原因痛失双亲，丈夫又在矿难中不幸丧生，一双儿女也因为饿狼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他们不幸丧生。一个女人遭受了如此巨大的不幸，所表现出来的坚强和勇敢，却是超乎常人的。作者对三嫂的敬佩之情在小说结尾溢于言表。在这里有意将三嫂刻画成一个现代社会翻版的“祥林嫂”。面对同样的人生困境，祥林嫂被残酷的社会现实压制着，无力挣脱。而莫言笔下的三嫂，则具有常人无法想象的顽强品格，残酷的现实生活下彰显着无穷的生命力量。三嫂的血性让我们看到了《红高粱家族》中莫言所书写的在残酷生存境遇下的命运赞歌。莫言对日常生活中生命经验的热情表达和生命力量感的抒发在《左镰》和《火把与口哨》两篇小说中形成了相互的照应。

《斗士》描写了方明德和武功两个非正面意义的斗士。方明德是一个带有旧时期政治印象的人物，在新时期的文明中仍然怀念过往，贪恋权力，渴望斗争。而武功的生存方式同样是违背现代文明和道德的，他以乡村地痞的形象横行乡里，欺负乡民，最终成了“一个睚眦必报的凶残的弱者”[11]。二者都是自私和狭隘的，他们在本质上是一类人，只不过所处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作为斗士途径的不同。“《斗士》可以看到莫言一贯擅长表现的那种执拗的人物性格，乡村邻里的恩恩怨怨和故事内里的蹊跷，故事自有一番风景。”[12]方明德和武功都明显的具有执拗、偏激的性格，可以说二者皆有“睚眦必报”的一面。

《等待摩西》以柳卫东的人生经历为故事线，在浓厚的基督教氛围中塑造了一个充满矛盾与传奇的人物形象。柳卫东在狂热的年代将自己由柳摩西改名为柳卫东，不顾亲情批斗、打倒自己的爷爷，不顾压力和马秀美结婚，发家致富后又失踪多年。柳卫东既有残忍的一面又存在个性独立的色彩，他的人生经历是历史和现实的碰撞所导致的。柳卫东一开始的决绝到后来改回柳摩西，重新建立信仰的精神归属，是其由对人性的失望到对美好人性渴望的回归。莫言在《等待摩西》中从宏大的历史背景出发，以一个乡村人物的传奇经历入手，勾画出对人性善的追求。莫言在小说中以中立的态度观察柳卫东的别样人生，既是参与者又是观察者，他以还乡视角见证了柳卫东最终的人性回归，表层是其对宗教的归属感，本质上是对善的追求，莫言塑造的柳卫东是一个不完美的甚至是不和谐的个体，但却是历史和现实的一种反映。

《地主的眼神》中讲述了一个人性复杂的地主的故事。小说中“我”在现实和过去中穿梭，回忆老地主孙敬贤的人生经历，从地主的眼神到地主的葬礼，表现了老地主复杂的人性。老地主的人生经历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变迁，他因为自己的原罪而受到的非难在社会伦理秩序正常进行之后依然以一种执拗的方式在进行自己的宣示和告别。小说最后写道：“但孙来雨认为自己的父亲很糊涂，花这么多钱办一场类似戏说历史的葬礼，就像对着仇人的坟墓挥舞拳头一样，其实毫无意义。”[13]在现实的伦理和文明之下，对未曾真切感受过去时代痛苦的人来说，看似毫无意义，但对经历者而言不失为一种补偿和自我安慰。同样是在现实和历史的交替中书写乡村人物的还有《红唇绿嘴》，主人公覃桂英在过去时代的思维模式下建构起了一套自己的处世方式，散播谣言，传递社会的负能量。

《斗士》《等待摩西》《地主的眼神》《红唇绿嘴》四篇小说，都牵涉沉重的历史事件，虽然关于这些历史叙述在莫言以往的小说中早已存在，但他在新时期的境遇下依然坚持对沉痛历史的叙述，是对宏大历史背景中人性的坚守，对善的追求。如张福贵所言：“莫言作品的思想价值取向最终是为他的，不是写自己和写个人的，他所作的是一种文化批判，是写中国人人性深处的善与恶，写人生的苦与悲。”[14]莫言在沉重、复杂的历史事件中，关注小人物的命运，在个人叙事和宏大叙事的结合中，发掘人性的复杂，最终呈现对于人性善的追求。

中篇小说《晚熟的人》以“作家莫言”视角书写了“作家经济”乱象下心态浮躁的乡村人事，突出表现精于算计的蒋二最终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一形象的塑造是以点带面表现了蒋二这类人在当前社会发展中违背法律和道德的行为。《诗人金希普》和《表弟宁赛叶》塑造了两个乡村文化骗子的形象，二人所反映的是当前某些胸无点墨但却招摇过市的假文人。《天下太平》在寓言似的叙事中塑造了不同的乡村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没有绝对的好坏，但却在关联之中反映当下社会不同的人性选择。《澡堂与红床》表现作者在现实的纷扰中对于美好人性的坚守。“莫言对于人性的把握总是相当深刻，但又往往恰到好处。在历史的宏大叙事面前，他独辟蹊径地寻绎出那些得以制衡历史发展的不和谐声音，并旗帜鲜明地加以张扬；在个体的日常叙事面前，他不动声色地观察着那些得以维系个体生存的不完美处境，并不置可否地中庸处理。相对于此前的创作而言，莫言小说新作的意义也在这里。”[15]莫言从日常的生活之中发现历史和现实交错下不同的人生经历，对乡村人物形象的塑造，包含了他自己的人生体验，将“作家莫言”引入小说之中，又通过自我的思考，在自己的生命体验中看待这些不同人物的命运选择，从而形成了新时期对于乡村人物新的感悟。

四、结语

《晚熟的人》中的小说基本以现实乡村和历史乡村为场域，在两个场域中展现了莫言对崇高的消解，对乡村图景变化的描绘以及对乡村群像的塑造。莫言以中立的姿态书写着乡村中的人和事，看似冷静、理性的外表下含有巨大的热情，这是其对乡村的热爱和包容，最终的指向则是莫言对乡村人事善意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