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反抗到自我标榜
——美国熔炉论到多元文化主义的嬗变

张新莹，赵 跃，王智玲

（潍坊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一、20世纪初：熔炉论

1620年11月21日，载有102 名移民者的英国轮船五月花号在美国普利茅斯停靠并上岸，标志着北美移民时代的到来。至南北战争结束，美国已形成了典型的北美土著、英裔、欧裔、非裔等多民族、多种族杂糅的公民结构体系。两次世界大战为美国带来了更多犹太和亚裔移民，美国民族、种族杂糅现象更为突出，逐渐形成了当下典型的移民国家。

受这种公民构成的影响，美国在发展进程中的每个时期总会不可避免地在民族、文化认同感和一致性上产生论争和挑战。以国家为单位的文化谱系构成和文化谱系完整性在20世纪初成为美国学界讨论的焦点。即美国作为一个色拉式拼盘国家，在当时是否已经产生可以贴上“美国”标签的“文化”，它的内涵和外延应该如何描述和定义，是应在数量庞大的各民族文化中做出选择、还是“创造”一种新的“美国文化”、它的谱系及历史是否完整，整体架构应如何阐释等等。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论争中，为了显示己身文化的独特性，并与以欧洲古希腊罗马文明为起源并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相区别，贴有“美国”标签的“美国文化”，不得不转换思维，“放弃”传统的以欧裔白人为主导的优势文化观，转而强调其文化来源的多样性。

而熔炉论，正是在这场大讨论中脱颖而出，20世纪初期美国学界较为一致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熔炉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美国就像一个熔炉，各种异质文化进入美国，就像各种矿物质被扔进了熔炉一样，会马上被同化成一种叫做“美国文化”的东西。而这种所谓的“美国文化”，则应是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为主导的西欧文化。

二十世纪初，斯雷尔·赞格威尔出版了一本名为《熔炉》的话剧剧本。他在剧中写道：“美国是上帝的手中的坩埚，美国是一个伟大的熔炉，欧洲的多样民族在这个熔炉中被冶炼和重铸。”“德国人和法国人，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俄国人和犹太人，都来进入上帝的坩埚吧。上帝在制造美国人。”[1]

在这一剧本中，赞格威尔提出了“美国人”的概念，他认为德国人也好，犹太人也好，来到美国经过熔炉的洗礼，他们就不再是德国人、犹太人，他们变成了“美国人”。在这一语境中，他预设了“美国人”这一带有文化内涵的国民称谓，暗示了美国人之所以被称为“美国人”，这一国家的公民已具有自洽的文化特质和谱系。它不是简单的“色拉拼盘”，其文化是具有被熔炼后的文化品质和一致性。赞格威尔的剧本一经出版即在美国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引起了激烈讨论。“熔炉”这一比喻生动形象、切近美国历史和实际，令人耳目一新，获得了美国人民和美国学界的共鸣。

然而“熔炼的美国人”是否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具有一致性，已经被“熔炼”的美国人占多大比重，还在坚守本民族或原生国的文化历史和信仰的美国人占多大比重，并没有一个权威的调查和论据。也因此在20世纪初，“熔炉论”虽然成为当时文化研究的热点，但也伴随着一定争议。不可否认的是，“熔炼的美国人”这一象征，作为当时美国文化自立自信的美好愿望，获得了学界的广泛认可。

此后十几年，与其说是论争的时代，不如说是在论争中建构的时代。美国社会和学界就如何建构“熔炼的美国人”这一形象，提出了丰富理论。这些理论和熔炉概念一起，构成了美国熔炉论的理论核心。

同在二十世纪初，埃尔伍德·克伯利（Ellwood Cubberly）发表了《改变教育观念》的文章，他说，来自各地的移民总是选择与自己同种族、同国家、同生活习惯的公民居住在一起，甚至建立据点，而“我们的工作就是拆散这些聚居地和单一民族集团，想方设法将其同化，融合成我们美国人的一部分，尽力向他们的孩子灌输正当的盎格鲁撒克逊的理念、法律秩序，唤醒他们尊重我们的民主制度，尊重作为一个民族我们认为有永久价值的东西。”[2]

由此可见，熔炉论作为当时美国学界具有认同性的观点，它要求来自不同种族和不同国家的美国公民在这座大熔炉里脱胎换骨，实现里里外外、彻头彻尾的“美国化”。而这种具有强烈意志的单方面的“美国化”，并非凭空构建一种具有全新谱系的美国文化，其内核是向整个美国社会推行与原本主流意识形态无有不同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是带着面具的舞蹈，一种打着熔炉和多元旗号的一元化。它的核心仍是将“西欧”文化和历史作为所谓新型美国文化的起点和谱系根基加以推广和宣传，从根本上说是抹杀少数族裔的文化和话语权，以西欧文化为标榜的文化沙文主义的体现。

作为同化、或者融合的手段教育首当其冲。正如上文埃尔伍德·克伯利所言，要“尽力向移民的孩子灌输正当的盎格鲁撒克逊的理念、法律秩序，唤醒他们尊重我们的民主制度，尊重作为一个民族我们认为有永久价值的东西。”这种理论的实践体现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作为构筑国家意识形态基石的教育领域更是尤为明显。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37-1938 学期人文学科的必读书目即为一例，在这份长长的书单中按照时间顺序罗列了“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奥古斯汀、但丁、莎士比亚、卢梭、歌德”等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为代表的“西欧”文化谱系中的中坚思想家及文学家及其代表作。从中不难看出，美国20世纪30年代，起源欧洲的古希腊罗马文学和思想、文艺复兴和启蒙时期的西欧著名作家构成了当时美国高校人文学科的谱系基石。相反美国少数族裔，弱势性别，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文经典则完全缺席。可想而知，经过如此“人文经典”熏陶的美国青年，必然会被同化为只具有欧洲中心主义世界观的美国公民。熔炉论的实质，其实是以盎格鲁-萨克孙文化为主导的一元文化论和文化同化论。

“有吸收力的心理”是蒙台梭利发现的又一个“童年的秘密”。蒙台梭利认为一个人在他的童年时期所获得和吸收的一切会一直保持到成年时期，甚至会影响其一生。儿童天生具有一种感受能力，他能感受到外部世界的各种信息，并将这些信息转化为自己心理的一部分。同时，幼儿在3岁之前的这个时期，他们只具有吸收的能力，但不具有接受的能力，不需要任何形式的直接教学。所以，一个适宜儿童成长的家庭环境，一个能够引起儿童专注地吸收的外部环境会更能保证儿童健康心理的发展，而生理发展又是和心理发展密不可分的。正如蒙台梭利所说，“富有刺激的一种心理体验能够加快新陈代谢的速度，并因而促进一个人的身体健康。”③

二、20世纪中叶：与熔炉论分庭抗礼的多元文化主义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美国文化为何的争论形势一变，学界集中对熔炉论展开了清算。他们通过提倡多元文化主义，借以反驳熔炉论。1964年美国学者赖西·罗伯说“我们有一个美国梦，但不应该是一个千篇一律的梦，我们不应该把美国想象成一个所有人完全一样的地方。”[3]与熔炉论要把每个移民到美国的人培养成一个有统一文化观的美国人相比，这段话表达了一种多样的文化观。

约翰·杜威在美国全国教育协会上发表演说，表达了他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观点：“爱尔兰裔美国人，希伯来裔美国人，德裔美国人，这一类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他们不是美国人拼加波兰人或德国人。相反，美国人本身就是犹太人、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西班牙人等等。”[4]

以杜威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熔炉论所标榜的一个预先设置的美国文化是不存在的。美国文化本身就是多种族裔文化的复合。美国的多民族多族裔文化如同构成管弦乐队的乐器，虽各具音色，但在整个演奏中都起到了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民族的多元，文化的多元，正是美国的特色和优势。不应利用教育等手段，强制来自各个国家、拥有多种族裔血统的美国人丢掉本种族、本集团的文化。同时，多种文化之间是平等的，没有贵贱之分，任何人没有强制使其消失的权利。

在实践层面，多元文化主义者要求彻底改变熔炉论在教育上的霸权。他们认为，既然美国是一个由多种族文化共同构成的国家，那么在教育上也绝不应该只讲授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的经典，大学人文学科的设置应充分考虑美国的文化多元性特征。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必须帮助学生了解和尊重其他文化传统，减少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和偏见。

1988年，斯坦福大学学生自发组织集会抗议学校人文学科以DWEM（Dead White European Male）的经典作品为轴心设置课程。高呼“嗨哟、嗨哟、西方文化快滚蛋。”在学生的抗议的压力下，学校于次年取消了“西方文化”这门课，而这门课主要讲授从古希腊罗马到19世纪欧洲的主要经典作家和作品。

取而代之的斯坦福大学“文化·观念·价值”概论课，则在必读书目中加入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胡安·鲁尔福的《平原上的烈火》、牙买加·金凯德的《安妮·约翰》、卡萨略帝的《新西班牙征服记》、南非的《自由宪章》、汤婷婷的《女战士》等作品。这些作家作品多来自第三世界学者、少数种族人士及女性作者。作品多反映民族和两性差别的问题。正如文化研究学者沈宗美所说，像柏拉图的《理想国》、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此等名著只好割爱，以便让位于“当今危地马拉一个农妇的自述性小说《我，里葛贝塔·门基》，或罕为人知的弗兰茨·法农的以宣扬暴力推翻殖民统治为主题的小册子《大地的苦难》搬上课堂”。[5]

在对基础教育及高等教育文化一元主义和文化同化主义的声讨中，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声势渐隆，逐步站稳脚跟。20世纪60年代，经过反复提议和讨论，美国政府通过了“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此法案是一项旨在扶持美国少数民族和妇女等社会弱势群体的优惠政策，目的是在条件相同或相仿时，把机会优先留给少数族裔和妇女。在此法案的支持下，越来越多的弱势群体在社会上被尊重和正确对待，各行各业中弱势群体的比例也在不断增加。这一法案的通过，被视为多元文化主义成为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标志。

多元文化主义在20世纪末从理论层面指导了美国大学历史课的改革，这一变革成为了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高光时刻。多元文化主义者认为，大学历史课不应全部讲授欧洲历史，世界的其他地域如东方、非洲、拉美历史应与欧洲和北美历史占据同等重要的地位。其次，大学历史的编写视角也有缺陷，不应仅从西方白人殖民者的视角出发描述历史，而应从各个种族的视角出发还原历史的多样性。有关数据显示，受这种观点的影响，20世纪末美国大学《美国通史》课本中，有关少数民族和妇女的篇幅大幅增加，占到通史教材的五分之一。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进行了相应改革。[6]

美国的文化多元主义思潮在与熔炉论的论争中完成自身理论框架的建构，广泛的社会运动和“平权法案”奠定了其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并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改革上留下了深远影响。文化多元主义的本质是文化平等和多元共存，这激发了从前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族裔的文化热情，为20世纪末全球化预热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20世纪90年代：多元文化主义走向泛滥与标榜

美好的花朵不一定能结出健康的果实。20世纪90年代，多元文化主义首先在实践层面遇到了困难，其次由于多元文化主义的流行，使得其他一些与多元文化不相关的思想为了能够吸引学术视线，也竞相利用多元文化主义进行标榜。这种声音和浪潮甚至超过了具有多元文化主义本来之意的实践和诉求的呼声。在这种泛滥和标榜的风潮中，多元文化主义被动的被推至了无所不包的尴尬境地，从而丧失了原来的明确的目的性。这也成为了多元文化主义走向衰微的致命弱点。

首先，由于多元文化主义思想的传播，在90年代，以多元文化标榜自我身份成为一种时尚。在社会方方面面，多元文化主义的流行意义超过了其严肃的文化意义。如在美国出版的《族裔年鉴》为迎合这种趋向，在提及美国的各界名人时，就算此人仅有少许少数族裔血统，也一定会加注在他其姓名后。如，当时著名棒球选手强尼·本奇有八分之一乔克印第安人血统；乡村歌手强尼·卡什有四分之一切罗基印第安人血统；网球女选手比利·金有部分塞米诺尔印第安人血统等。

对比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多元文化主义，在90年代，人们不再关心多元文化主义的精神内核，也对如何在实质上推进文化平等丧失了兴趣。竞相标榜的结果是，多元文化主义成为一枚标签，它粘在任何一个想要证明自己赶时髦而不落伍的人的身上。有两位英国记者在访问美国后，写下了这样的报道：“说实话，族裔特点成了社会时髦，假设一个孩子如果不具有丁点外国血统， 常常得感觉低人一等。”

自20世纪90年代起，多元文化主义在学校教育和学术研究上也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教育改革，把更多的少数族裔和非主流文化的经典作品引入必读书目，在历史课上不仅仅介绍白人领袖，还介绍少数民族的重大人物。历史研究更多从各个民族的视点共同看待一个问题。在这种带有浓郁多元文化主义的教育体制下，学生得以培养多元文化平等共存的价值观。

然而时至20世纪90年代，以打破欧洲中心论、寻求多种族文化平等为己任的多元文化主义被推崇到极致，出现了以少数族裔文化中心论为代表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如，部分自称持多元文化主义观点的学者，发展了一套新的历史理论——非洲中心论（Afrocentrism）。他们断言欧洲文明源出于非洲，并对此进行了考证。他们甚至认为，非洲黑人在古代的伟大创造，随着其向北方殖民和迁徙造就了当下欧洲的文明。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是黑人，欧几里德、苏格拉底、荷马、就连耶稣、普希金、贝多芬等都有黑人血统。欧洲文明是黑人的创造，世界文明以非洲为中心。①此派代表学者和重要著作有：坦普大学的非裔美国学系主任莫勒非·凯特·阿桑特（Molefi Kete Asante），《非洲中心论》（Afrocentricity）；康奈尔大学教授马丁·伯纳尔（Martin Bernal），《黑人雅典娜》（Black Athena）；纽约市立大学的黑人研究系主任利奥纳德·杰弗里斯（Leonard Jeffries）等。

还有相似观点认为，整个人类可以分为两类人：“冰人”和“太阳人”。地球北部生活的是“冰人”，他们生性贪婪好战；而地球南部生活的是“太阳人”，他们天性乐善好施。所谓冰人指的是白人，而太阳人指的是黑人。此类学者认为，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白人比黑人低劣得多；他们的论据是，白人发展到顶峰是灭绝种族的纳粹主义；而黑人则具有天然友好的优良基因。

打着多元文化主义的旗号，以上一系列观点发展了起来，并鼓吹这是多元文化主义的学术成果。非洲中心主义在利用多元文化主义发展自身学说的同时，严重忽略（或者本来就不关心）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核心要素，即多元文化主义的核心架构主张文化多元平等，而不是推翻欧洲中心再建一个非洲中心。正如来自哈佛大学的非裔美国人学者亨利·盖茨教授所说“就算可以证明柏拉图是一个黑人，那又能说明什么呢？”难道一定要把人类最光辉的历史成就归功于白人或黑人不可么？难道多元文化主义不正是希望使无论白人还是黑人平等起来吗？

虽然非洲中心论与多元文化主义的诉求是完全相反的，但此类观点的鼓吹者仍然以多元文化主义者自居，并以此来包装自己。其最终目的不过是利用多元文化主义标榜自我，使自己的学说迅速被重视，在学界占有一席之地。

多元文化主义作为20世纪中叶重要的社会学思潮，其能指从与熔炉论的论争中脱离母体，在取得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后被多种“他者”思想所裹挟，经历了一系列所指的漂移。在90年代被各种权力话语利用，走向扭曲、表层化和泛意义化。

用“时装店多元文化主义”来总结90年代多元文化主义的存在十分贴切。多元文化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似乎成了时装店橱窗里的服装，被展览、标榜、流行后被泛滥化。虽然这不是五六十年代多元文化主义鼓吹者所乐见的，但正像罗兰巴特所说，“作者已死”作品生产出来就与作者无关了。在学术成果也成为商品的晚期资本主义时代，作为一个学术名词，多元文化主义也不免被商品化肤浅化的命运。而当一个学说主张无所不包时，事实上，它也就不再是一个有学术价值的主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