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报刊与中国报刊近代化

孟庆博

(渤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锦州 121000)

0 引言

创办报刊与兴办实业、改革官制等一样,是维新运动时期对现代化探索的重要实践。但是,开办报纸和举办实业之间也存在十分明显的差异:报刊杂志一旦开办,它马上就能够承担宣传各种理论和思想的重担。“没有传播事业的高度和有力的发展,现代工业社会所必须的人口、合作、工业化、教育和技能的基础就不可能建立。”[1]因此,从传播媒介所发挥重要作用来看,中国近代探索现代化的历程中发生的思想解放和政治进步都离不开传媒事业的发展变革。

戊戌时期,为反映政治诉求、进行政治斗争和传播维新思想,维新派把创设学会、学堂,开办报刊作为推动变法的重要方式。但是“作为改革的工具,在维新运动年头里出现的报纸和杂志比新式学堂和学会更为重要”[2]P387这表明报刊成为当时民族资产阶级最具有传播力和影响力的传播方式。伴随着这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发展,维新报刊得到充分发展,客观上带动了中国报刊近代化的发展。

1 维新报刊发展概况与时代背景

中国近代报刊是从西方引进的舶来品上发展的。“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就是由英国传教士在1815年8月在马六甲创办的。”[3]41从那时起到十九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一共创办了近200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我国报刊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4]10这充分地说明了早期近代化过程中,外人对近代中国报刊事业的钳制。虽然在此期间不乏中国人对近代报刊的实践与探索。如禁烟时期林则徐的译报活动;1858年伍廷芳、黄胜等在香港开办的《中外新报》“是中国人自己主办的第一份近代化日报”[4]60;1873年艾小梅在汉口创办了内地第一份近代报纸《昭文新报》;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传播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报纸《循环日报》等等。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双重压迫,加之报刊内容单调、受众较小且办报地域受限使得报刊影响面有限,不足以打破外人在华垄断报业的局面。甲午战争使“吾国四千余年大梦”惊醒,变法自强、振兴中华成为时代最强音。朝野内外对于时局的迫切关注,舆论鼎沸、人心浮动的社会现象,客观上也为维新报刊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再者,创办报刊是维新变法的重要内容,也是改良派宣传维新思想、夺取舆论阵地、启发民众智慧的重要渠道。因此,维新报刊得以登上时代舞台,发挥其特定的历史作用。

本文所提及的维新报刊主要指“公车上书”后至维新运动期间“由和维新运动密切相关的人士办的”[2]387主要包括康有为创办的《中外纪闻》《强学报》;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谭嗣同在湖南创办《湘学新报》《湘报》;严复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上海的《译书工会报》、四川的《蜀学报》、澳门的《知新报》、重庆的《渝报》等数十种报刊。维新报刊侧重宣传变法图强,突出政治性的价值需求并广泛流布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信息,向读者进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宣传。在内容上带有浓厚的变革色彩和爱国情怀。在形式上形成一种新颖、通俗的时务文体,即政论文体。在办报实践中把“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作为衡量报刊质量的尺度。[5]由此,中国近代报刊事业发生深刻变革,大众传媒得以快速发展。

2 维新报刊对大众传媒的发展

在维新报刊创办之前,大众传播方式十分原始,信息传递速度相当缓慢且区域传播范围狭窄,使得中国的报刊影响力有限。以至于出现“阅报者寡其人、传报者窘其步”的情况。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发布准许官民办报的诏书,使得各地报刊风发泉涌,刺激了报刊杂志等近代化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呈现出以下特征:一是数量激增。从19世纪70年代国人自办报刊至1895年的20余年中,总共为30种左右。而“从1895年到1898年的三年时间里,特别是1897年和1898 年,全国各地新创办的报刊达90 余种。”[3]二是地域分布广泛。维新期间国人办报实践不仅在以往外人集中办报的上海、香港、广州、天津等沿海地区发展,还突破了地域范围,深入到四川、陕西、安徽、江西、湖南、广西等省份,深入到部分内地中小城市。三是报刊种类多样化。首先以政论为主的综合性报刊迅速发展;其次出现以报刊内容为区分的纯商业性报、专业类报刊、文娱性报刊;再次推出以报刊受众为区分的图画办刊、白话报刊、特定人群报刊,其中不少报刊属于我国新闻发展史上的新类型。由此,形成了我国第一次国民办报高潮。维新期刊的最典型代表《时务报》“在中国掀起了第一次读报热,它也是第一份为国人所普遍推崇的大众传播媒介。”[6]178梁启超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指出:“甲午受挫,《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7]纵观维新报刊的受众对其传播内容所作出的反应,我们能突出地感受到优良的传播媒介在社会的大变动时期所具有的特殊的“魔力”。诚如施拉姆所描述:“传统社会的许多人们在第一次接触到大众传播媒介时,都能恰当地看出媒介具有的魔力。”[1]134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传统社会向现代化与政治整合的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而维新报刊的发展推动了大众传媒的发展。

3 维新报刊促进报刊现代化发展

在维新派的宣传活动中,维新报刊显示了它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巨大效力,其自身也得以发展,并为中国报刊近代化的做出重要贡献。

3.1 推动中国民族新闻工业的发展

新闻工业“是一种以收集、制作、装潢、散播各种消息以及一切有关材料为目的综合工业。”[8]39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中,新闻工业如同机械制造等新式工业一样,最初由外人在一些通商口岸创办。直到甲午战争前国人自办的报刊有所发展,但囿于时代条件,难成气候,仍多由外人垄断或操纵。维新刊物的创办引领国人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自办报刊的风潮,彻底打破了外人垄断中国传播工业的局面,中国的民族传播工业也由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报刊不假外人,悉由国人自主经营,出版发行,并且形成了一批初具规模的新闻队伍和一批职业传播者、报刊政论家,这些人陆续成为近代中国报刊业的主导力量。其中著名的有康有为、梁启超、徐勤、麦孟华等等。

3.2 开创政治家办报先例,提高报刊从业者的社会地位

在康、梁办报以前,许多报刊的主笔无自由发表政见的权利,既受封建统治者的限制和束缚又受外国人的掌控和摆布。再者,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多醉心于科举,从事报刊活动的又多是一些考场失意的落魄文人,他们办报多借以抒发其失意和不遇之情。所以,当时一般士大夫和知识分子视办报为不务正业。然而,维新报刊迅速发展后,社会上对报人、报纸的看法为之一变。一方面,这些办刊的创办者和主编是变法维新的领袖,他们思想敏锐、学识渊博、笔锋犀利,一扫落魄文人的陈腐习气,开创了锐意进取的新风气。另一方面,报刊紧跟时事,发表政见和讨论国事,激发了民众的民族情感和爱国情怀并刊出大量受众的来稿,拓宽了国人言路。由此,报刊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也得到空前的提高。以报刊作为基地之一的公众舆论初步形成,对此后近代中国的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3.3 开创新的报刊议政文体

在维新报刊创办之前,多数报刊上通行的是桐城派古文。在维新报刊发展后,这种局面得到改变。一方面,传统的旧文体难以表达维新派图求变革的激情,再者,西方的新思想、新词汇大量涌进,文言文体难以适应介绍新知、新学的需要。另一方面,扩大报刊的传播力和普及度,使得报刊内容更加通俗易懂是新文体发展的必然趋势。于是一种新的报章文体应运而生。这种新式文体以“时务”为要义,倡导维新变法、改革时务,鉴于此文体以梁启超等人在《时务报》议政论文为代表而且影响较大,因此被称为“时务文体”“议政文体”。其主要特征是:力求平易畅达,半文半白,时杂以口语韵语及外国语言;纵笔所至不检束且条理明晰;新闻中夹评论,文笔中带情感。此文体与传统文体判然不同,它象征着传播对象从精英转向民众,并成为文言文和白话文中间的一个转换文体,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开了先河,推动了中国文化的世俗化、大众化、平民化。

3.4 进行新闻立法的有益尝试

维新变法时期,随着维新办刊的蓬勃发展,康有为等维新志士公开提出建立以言论出版自由为本的近代新闻法律制度的要求,并获光绪帝同意得以付诸实践。中国近代新闻法制的建设,是以皇帝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上谕为主要方式,迈出了里程碑意义的第一步。这一时期,光绪帝多次发布上渝,明确了官绅士民办报的权利自由,认可了民报的合法地位。此后,光绪帝还多次发布上谕,对书籍报纸实行免税、扶持等加快中国民族报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以鼓励官绅士民创办近代报刊。1898年8月9日康有为向光绪帝上奏《请定中国报律折》提出报律的制定问题并得光绪帝批准。从此,中国新闻法律的建立首次被提到了日程,新闻立法工作才得以开始。可惜的是,随着变法运动失败,在运动中开展的新闻法制建设也偃旗息鼓了,但对于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建设历程来说,这无疑是关于新闻立法的重要探索。

4 结语

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维新志士已从早期维新派报刊活动家们的办报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办报经验,并对报刊业务进行改进和创新,逐渐摆脱了外报的影响,形成了本土特色的中国报刊。报刊宣传的兴办女学、废除陋习、废封建礼教等新思想渐渐深入社会之中,介绍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传播到朝野内外,由此封建统治进一步从文化深处瓦解,“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戊戌时期维新报刊的蓬勃发展,读报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大众传媒得到快速发展,大众传媒的发展又促进了新思想文化的进一步传播。因而,在中国报刊近代化过程中,维新报刊起到了关键性的枢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