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鸣》古辞考

2023-01-09 06:55孙晓春
古典文学知识 2022年6期
关键词:乐府鸡鸣兄弟

孙晓春

经过研究,笔者认为现存《鸡鸣》古辞是由多个诗歌文本片段拼接而成的。诗中的三个部分很可能原属于几个不同的诗歌,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口传的记忆问题、纸张的损坏散佚问题,与原来的诗歌题目、上下文本失去可供辨认的联系,而后世整理者缺乏必要的证据,未能辨别,遂将这三块文本拼接为一首完整的诗。

我们先看《鸡鸣》古辞文本:

鸡鸣高树巅,狗吠深宫中。荡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刑法非所贷,柔协正乱名。

黄金为君门,璧玉为轩(栏)堂。上有双樽酒,作使邯郸倡。刘玉碧青甓,后出郭门王。

舍后有方池,池中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鸣声何啾啾,闻我殿东厢。

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五日一时来,观者满路傍。黄金络马头,颎颎何煌煌。

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傍。虫来啮桃根,李树代桃僵。树木身相代,兄弟还相忘。

1.1 资料来源 选取2016年6月-2017年9月万宁市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诊治的60例女性免疫不孕患者作为观察组,同时期的60名健康者为对照组。对照组的60名健康者中,年龄22~35岁,平均年龄为(30.3±3.8)岁,均为已婚已育女性。观察组的60例女性免疫不孕患者中,年龄23~36岁,平均年龄为(30.2±3.5)岁,病程:≤4.0年者40例,>4.0年者20例,其中原发性不孕者20例,继发性不孕者40例。两组妇女的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具有可比性,同时所有患者均知情同意,并经伦理学委员会批准通过。

这首诗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前六句为第一部分,讲天下太平、君主贤明、法度井然。中间十八句为第二部分,描述一个富贵人家住宅豪华、生活奢侈、男性家庭成员官位显赫。最后六句为第三部分,以桃李喻兄弟,以树木之“相代”劝诫兄弟“相为表里”(这是郭茂倩在《乐府诗集》中的观点)。

对于这首诗,徐献忠在《乐府原》中解释道:“鸡鸣树巅而不惊飞,狗吠深宫而不外警,太平之时方有此象,故游荡之子志慕高远,不居村落而皆入君门,侍殿陛为侍中郎矣。然盛时同荣,衰时亦当相恤,一旦遇变衰而遽至相忘,亦荡子之恒情也。故又以桃李相依戒之。此篇当以荡子为主。”徐献忠认为这首诗以表现“荡子”为主,第一部分介绍天下太平的社会背景,第二部分转入“荡子”辅佐明君,家族繁荣,第三部分表现家族衰落,兄弟失和。然而,这种解释忽视了三个部分之间转换生硬的问题,有强行解释的嫌疑。若要按此理解,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之间至少应当穿插几个过渡诗句,交代“荡子”辅佐君王,深受恩宠,这样第二部分极力渲染富贵繁荣才较为自然。同样,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之间也应当加入过渡句,表明家族从繁盛转为衰落,这样第三部分兄弟失和才不至于突兀。现存的文本没有这两处过渡,转换突兀,因此《鸡鸣》古辞很可能不是原貌,目前所见的文本或者是丢失了一部分文本,或者是由多个原属于不同诗歌的文本拼接而成的。明代梅鼎祚已经发现这一问题,他在《古乐苑》中对《鸡鸣》古辞注道:“《诗纪》云:此诗前后辞不相属,盖采诗入乐合而成章邪?抑有错简紊误也。”

此外,许多诗文集收录了与《鸡鸣》古辞内容相近、文字相似的乐府诗,这些乐府诗上下文联系紧密,前言后语通顺流畅。如《相逢行》古辞、《长安有狭斜行》古辞、梁昭明太子《相逢狭路间》,三首诗基本结构是相同的:开头以问路的情境发端,引出“君家”;中间部分着力表现“君家”男性成员地位显赫;最后以三妇纺织、弹琴、各得其所结束全篇。在相同的整体框架下,不同的诗各有增减变化,但是各部分之间衔接自然,都指向一个清晰的主题,即赞美富贵之家的生活。

除了这三首,还有九首与《鸡鸣》古辞内容、文字相近的诗,歌颂富贵家族的美好生活,主题清晰,行文流畅。这种情况也为现存《鸡鸣》古辞不是原貌的怀疑提供了旁证。

根据现存《鸡鸣》古辞的第一部分文本,即前六句,笔者认为,原始的《鸡鸣》古辞应当就是垓下之战中汉军包围楚军时所唱之“楚歌”——“鸡鸣歌”。

首先,《鸡鸣》古辞和“鸡鸣歌”都是汉代流传下来的歌曲,二者产生的时间非常相近。《鸡鸣》古辞是汉代旧辞,《乐府诗集》中有明确记载:

《宋书·乐志》曰:“相和,汉旧曲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为二,更递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识、列和等复合之为十三曲。”其后晋荀勖又采旧辞施用于世,谓之清商三调歌诗,即沈约所谓“因弦管金石造歌以被之”者也。……《晋书·乐志》曰:“凡乐章古辞存者,并汉世街陌讴谣,《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其后渐被于弦管,即相和诸曲是也。魏晋之世,相承用之。永嘉之乱,五都沦覆,中朝旧音,散落江左。

这表明,《乐府诗集》中标注为“古辞”的诗歌都是汉代民间流传的歌谣,一直在汉、魏的宫廷中演唱。晋荀勖掌管乐事,修订律吕,仍然沿用汉代的歌辞。此为《鸡鸣》古辞就是汉代本辞之证一。《乐府诗集》在“相和曲上”下注道:“《古今乐录》曰:‘张永《元嘉技录》:相和有十五曲,一曰《气出唱》,二曰《精列》,三曰《江南》,四曰《度关山》,五曰《东光》,六曰《十五》,七曰《薤露》,八曰《蒿里》,九曰《觐歌》,十曰《对酒》,十一曰《鸡鸣》,十二曰《乌生》,十三曰《平陵东》,十四曰《东门》,十五曰《陌上桑》。十三曲有辞,《气出唱》《精列》《度关山》《薤露》《蒿里》《对酒》并魏武帝辞,《十五》文帝辞,《江南》《东光》《鸡鸣》《乌生》《平陵东》《陌上桑》并古辞是也。’”按照张永之说,南朝宋元嘉时期,相和曲中十三首有歌词,其中六首为曹操所作,一首为曹丕所作,而包含《鸡鸣》在内的六首是“古辞”。张永所说的“古辞”是以曹操、曹丕父子为参照的,此为《鸡鸣》古辞是汉乐府本辞之证二。又有班固《咏史诗》赞扬缇萦救父:“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罗根泽先生指出,缇萦“歌《鸡鸣》”取的是其中“刑法非有贷,柔协正乱名”之意(马强才选编《罗根泽文存》)。如此看来,至少在孝文帝以前《鸡鸣》古辞就已经相当流行了,此为《鸡鸣》古辞是汉乐府本辞之证三。

“鸡鸣歌”见之于文献,是应劭注“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楚歌者,谓鸡鸣歌也。汉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鸡鸣时歌也。”(《史记·项羽本纪》)对这一注释,历来有不同观点,主要是对“故楚歌者多鸡鸣时歌也”的断句和“时”的解释有分歧。笔者认为,第二句中有一“故”字,说明前后分句有因果关系,且第二句是对第一句的展开和论证,因此句读应当断为“汉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鸡鸣时歌也”。“楚歌”应是当时楚地流行的鸡鸣类歌。那么,“鸡鸣歌”的产生时间不迟于垓下之战。

《乐府诗集》中未见晋以后宫廷演唱《鸡鸣》古辞或《鸡鸣》变体的记载,这说明《鸡鸣》古辞流传到晋朝就不再演唱了。隋代杜公瞻编纂的类书《编珠》记载:“《晋志》曰:武帝受禅,罢鸡鸣诸曲,名存者惟汉世街谣,江南采莲、乌生八九子、白头吟之属。”(《编珠》卷二音乐部)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八“相和歌辞”中收录了《鸡鸣》古辞,卷八十三“杂歌谣辞”中收录了《鸡鸣歌》,那么晋武帝罢的到底是哪一个呢?《编珠》这一段文字中的“鸡鸣”“江南采莲”“乌生八九子”“白头吟”全是“相和歌辞”,这很难解释为是巧合。笔者认为,根据“相和歌辞”这一共同点,“鸡鸣”应当就是《鸡鸣》古辞。又据《晋书·武帝纪》记载:“(泰始)二年春正月……庚寅,罢鸡鸣歌。”则《鸡鸣》古辞就是“鸡鸣歌”。

其次,现存的《鸡鸣》古辞第一部分,与垓下之战的“鸡鸣歌”演唱的历史情形相符合。《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垓下之战的情况:“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但是项羽为什么仅通过听“楚歌”就能判断“汉皆已得楚”?项羽和刘邦都是楚人,他们的将军也大多是楚人,他们所喜爱的音乐自然也是楚声。刘邦喜爱楚声,在《汉书·礼乐志》中有记载:“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而项羽在人生末路时,所作《垓下歌》是楚歌,也就不难看出他对楚歌的爱好了。既然上层将领的喜好是楚歌,那么军中的士兵耳濡目染,至少都会唱一些楚歌。正因为此,光听“楚歌”无法辨别是哪一方在唱歌。只有这首“鸡鸣歌”的歌辞直接传达了“汉尽得楚地”的信息,才会令项羽相信大势已去。

分析《鸡鸣》古辞的第一部分,可见确有“招降”意味:以“鸡鸣高树巅,狗吠深宫中”勾勒出“天下方太平”的景象,以“荡子何所之”呼唤楚军放下武器,加入太平的汉军。“荡子”在当时专指辞家远出、羁旅忘返的男子,这与士兵身份有高度相似性,因此这里把“荡子”理解为对楚军士兵的呼唤是合理的。最后以“刑法非所贷,柔协正乱名”告诉楚军的士兵们:汉王陟罚臧否皆有法度,为什么不弃暗投明呢?如果“鸡鸣歌”表达了这样的意思,项羽“汉尽得楚地”的判断也就不难理解了。许云和先生《〈鸡鸣歌〉与四面楚歌》一文指出,垓下之战汉军获胜是必然的,“四面楚歌”作为一种战术,只是加速了楚军的崩溃。也就是说,当时汉军确实已“略得其地”,有条件控制大量楚人,让他们唱“鸡鸣歌”。

从传播角度来看,现存的《鸡鸣》古辞第一部分应当是原始文本。汉代文本传播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口传,一种是传抄。口传时,按照记忆规律,人们最容易记住诗歌的题目与开头几句。因此,在口传过程中,题目与开头是最不容易分离的,在流传过程中被后人丢失、补足、篡改的概率自然较低,容易以原本的面貌流传到后世。在传抄过程中,开头几句紧跟着题目,很可能被抄写在同一张纸上,而离题目较远的文本则很可能被抄写在下一张纸上。在同一张纸上的题目和开头自然是不容易分离的,而与题目不在同一张纸上的文本却很容易与题目分离。如果后人无法记住全篇,便无法辨别哪些文本属于哪些题目。现存的《鸡鸣》古辞第一部分紧跟着题目,其为原始文本的可能性很大。

现存的《鸡鸣》古辞至少是由两首诗拼接而成的。第一部分属于原始的《鸡鸣》古辞,即“鸡鸣歌”,这一点已经在上文论证。下面将论证现存的《鸡鸣》古辞第三部分,即结尾六句,属于另一首乐府诗。

汉代沿袭秦制,甫一立国就有乐府。《史记·乐书》曰:“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习常肄旧而已。”《汉书·礼乐志》曰:“汉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乐府又有太乐府与少乐府之分(《汉书·百官公卿表》)。但汉武帝“乃立乐府”与汉初就有乐府并不矛盾,《汉书》记载武帝“乃立乐府”,应当理解为汉武帝时确立了少乐府凌驾于太乐府之上的地位(张强《乐府沿革与汉代采诗考论》)。

同时,西汉还承袭了采诗制度,乐府人员“循行天下”,采诗入府,供皇帝“观览风俗”。《汉书·艺文志》记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采诗是官方行为,采诗者有维系王朝政治和谐稳定的职责,必然会关注反映王政安危的民间诗歌。

《鸡鸣》古辞结尾六句以桃树和李树为喻,指出树木之间尚且能够舍生忘死,兄弟之间却全然不顾手足亲情,带有强烈的道德批判色彩。儒家强调“三纲五常”,把人类社会的等级秩序与“天道”联系起来,人伦成为国家统治的基础。如董仲舒就曾指出:“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群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汉书·董仲舒传》)在此观念下,作为人伦一环的兄弟关系也就受到国家的重视。寻常百姓家若有兄弟不和的现象,会被视为王道衰微的征兆,采诗者采集反映这种民风的诗歌是采诗制度下的应有之举。皇室若也有兄弟不和,丑闻外泄,流布于民间,并被编成歌谣传播的情况,乐府就更有理由采入宫廷,进而上达统治者,以尽其职责。

《鸡鸣》古辞这六句反映的可能是平民家庭中的兄弟不和,也可能是皇室内部的兄弟不和。对于后一种情况,观《史记》《汉书》之记载,符合皇室兄弟相争、双方无严重道德丑闻(如杀无辜之人取乐、淫乱、乱伦等)、民间知晓这三个条件的,只有汉文帝与淮南王刘长之间的斗争、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

关于汉文帝与淮南王刘长之间的斗争,《史记》记载甚详。在处置刘长的过程中,汉文帝与大臣三次下诏、三次上书,一唱一和,显然是有部署、有策略的行动。大臣袁盎还指出,对于淮南厉王刘长的骄纵行为,汉文帝也负有疏于管教的责任,甚至有故意骄纵的嫌疑(《史记· 孝景本纪》)。此外,淮南厉王在封地上欺压百姓,不得民心。当时的大臣张仓、冯敬等人在奏疏中对此有陈述,中记录了这份奏疏,其中提到“南海民处庐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击之”“南海民王织上书献璧皇帝”等事(《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总的来说,汉文帝与淮南厉王之间的斗争持久而激烈,民间对兄弟二人之间的斗争是完全知晓的,自然会产生以兄弟不和为主题的讴谣。如《史记》就记载了一首歌谣:“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厉王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而且很可能不同地区同时流传着许多这一主题的讴谣,《鸡鸣》古辞最后六句就是某一首歌的断章。

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是汉初对国家统一威胁最大的一次政治事件,斗争更激烈、波及范围更广、民间知晓度更高。民间若有关于七国之乱的讴谣,就其反映了汉代立国初年中央集权与地方诸侯分权对抗的政治意义来说,必然要被采入乐府。

对于《鸡鸣》古辞最后六句产生的时间,也要分情况讨论。根据汉武帝完善乐府制度和汉哀帝罢乐府的史实,这部分文本应当是汉武帝元鼎五年到汉成帝绥和二年这一百零四年间采集的,其产生时间就在此区间内。如果其反映的是平民兄弟不和,我们无法进一步缩小时间范围;如果反映的是皇室兄弟的斗争,则可以把产生时间的下限定在汉景帝时期。

至于《鸡鸣》古辞中间十八句,它没有明显的主题指向,既可能与开头六句属于同一首诗,以功名富贵诱惑楚军归附贤明的汉王,也可能与结尾六句属于同一首诗,用来介绍兄弟的身份背景,或者干脆是另一首诗歌中的片段。对于这一部分的文本,没有相关的文献可供分析,不能妄下断语。

结语

总之,原始的《鸡鸣》古辞是汉乐府本辞,在两汉、魏晋宫廷中演唱,晋武帝即位后废止。而“鸡鸣歌”是垓下之战中汉军包围楚军时唱的歌,一直在两汉、魏晋宫廷中演唱,直到晋武帝泰始二年才被废止。而且,《鸡鸣》古辞第一部分文本的含义与垓下之战的历史情形非常吻合。因此《鸡鸣》古辞与“鸡鸣歌”在产生时间、流传时间上下限、文本含义、历史情形四方面高度一致,应当是同一首诗歌。根据文本传播规律,诗歌的题目与开头几句不容易在流传过程中分离,所以现存的《鸡鸣》古辞的第一部分应当是歌辞原貌。而现存的《鸡鸣》古辞的第三部分可能原本属于反映平民或皇室兄弟不和的民间歌谣,在流传过程中,因与原本的诗题相距较远,逐渐失去联系,后世传播者、整理者无法辨认,遂将之与其他诗歌的残存文本拼接成一首完整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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