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日文译本可读性对照研究
——基于jR与翻译技巧的量化分析

张国峰

一、引言

2021 年7 月1 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受到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及重点报道。为了更好地向日本社会传递中国声音，人民网日文版、新华网日文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央文献）等多家国内媒体和机构及时发布了“讲话”的日文译本。同时，《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产经新闻》（以下简称产经）等多家日本媒体也对之进行了全面报道。对比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以下简称习近平讲话）的两个日文翻译文本，总结外宣文本的日译方法，有助于做好新时代党和国家的对日外宣翻译工作，有助于“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现分别选取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日译文本与日本《产经新闻》的日译版本为研究对象，对比研究中日两国机构、媒体翻译文本的共性和差异，从词汇难度、词密度、平均句长、以及翻译技巧等方面探讨影响日译文本可读性的诸要素，为翻译研究提供新思路。

二、文献述评

（一）习近平总书记著述日译的先行研究

目前国内学界关于习近平著述日译的研究成果分为两个方向。其一，直接以习近平著述的日译为对象的宏观研究。代表性的成果有李钰婧、鹏霄、关永皓、张晓希等。李钰婧1]以《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为研究对象，运用问卷调查、译者访谈、SPSS 分析等方法，从跨文化交际视阈分析了中译日之际出现的跨文化交际障碍类型及成因，并提出了初步的解决方案。值得一提的是，李钰婧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考察了指定译文的难易度，但是问卷调查存在较多不确定的主观因素，如受访者职业、文化水平等。朱鹏霄[2]以“习近平抗战胜利70周年讲话”的四个日文译本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了中国和日本媒体翻译文本的共性和差异。关永皓[3]则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日译本为研究对象，从语言学视角出发，借助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篇语言学等相关理论，探讨语篇连贯在汉译日过程中发挥指导性作用及应用的可能性，并将其用于检测译文准确性。

其二，对习近平著述中具体语言现象进行的微观研究。代表性的有张晓希、刘健等。张晓希[4]以习近平著述中的典故翻译为研究对象，从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汉字圈文化的共性、典籍日译的特殊性等方面分析了习近平用典日译的特征和策略。刘健[5]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日译本中的“四字格”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翻译方法及存在的问题。曾玉婷[6]从翻译语境视角解读了习近平讲话中出现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日译，分析了翻译语境对译词选择的制约。朱雯瑛[7]则分析了《习近平治国理政》中定中短语的日译特征和翻译策略。此外，卿学民[8]基于释义理论，探讨了习近平演说中“人民当家作主”的日译策略。

这些研究都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习近平总书记著述的日译规律。但是，尚有不足之处。首先，现有研究都以单一的中方译本为研究对象，进而分析日译特色与策略等等，导致研究路径趋同。其次，可读性作为翻译质量的重要指标，在评估译文质量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现有研究集中在“如何译”的问题上，尚未出现如何量化日语译文“译得如何”的研究。因此，对该课题进行探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与必要性。

（二）可读性的先行研究

可读性（Readability）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教育界，从最初的教育领域逐渐应用至媒体、广告、翻译等诸多领域。杨惠中［9］使用Flesch可读性参数来测试我国四、六级英语考试中阅读题目的难度，并和美国读者文摘难度进行比较。张志新[10]借助语料库技术，从字词、句子和语篇三个层次探讨《红楼梦》英译本的译文文本特征，对翻译可读性量化评估做了有益探索。贺文照、王家义[11]通过国内英文外宣网站进行取样，使用计算工具Readability Analyzer 和词汇分析软件Range 分别计算这些可读性，文本难度、词长、词汇覆盖面等数据，实证调查外宣翻译中语言的可读性问题。在日语文本难度的研究方面，川村[12]开发了基于旧版能力考试出题基准的「語彙チェッカー」系统，将所有单词录入系统并判定难度。然后，根据文章中三级和四级水平单词的比例来判断文章整体难度。此后，佐藤[13]开发了基于文中汉字难易度和汉字比例的文本难度测定系统“OBI”；柴崎[14]发布了基于汉字假名比、文节数目和述语数目的文章可读性检测工具；李在镐[15]开发了基于文本词汇类型、词汇难易度、句长等要素的jR可读性检测系统，较系统地实现了日语文本难度与可读性的量化分析。

这些研究丰富了可读性研究的内容，为量化文本难度、翻译质量提供了重要参考。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国内有限的研究集中在英译文本领域，鲜有将可读性分析工具用于检测日译文本可读性的量化研究。鉴于此，将根据中日机构对该讲话的不同翻译文本进行比较研究，利用专业的日语难度解析工具jR，分析影响译文可读性的各种可能因素，以期做好对外话题体系建设工作和提升对日传播效果。

三、研究的语料与工具

分别以中日两国机构与媒体发布的习近平讲话的日文译本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工具对比两种翻译文本在词汇类型、平均句长、理解难度指数和翻译技巧上的特征，并对两个译本可读性的差异进行解析，为日语翻译研究提供新思路。习近平讲话的国内译本有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新华网日文版、人民网日文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四个版本，由于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译本被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全文转载，本文选定该版本为研究对象。日本多家媒体报道了庆祝盛况，但是只有《产经新闻》全文刊载了讲话的日文版。因此，本文选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和日本《产经新闻》的日译文本为比较对象。同时，本文选取日本原首相菅义伟在2021 年1 月18 日发表的施政演说（以下简称菅演说）文本[16]为参照对象，管窥两个译本与日本国内同类政治文本在可读性上的异同。

采用的分析工具为早稻田大学李在镐教授开发的日语文章难度解析系统jR（jReadability）。该分析系内嵌了分词工具MeCab 0.996 版本和分词解析词典UniDic 2.2.0 版本，基于由日语教科书数据和「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组建大规模语料库。用该语言处理工具对三个文本分别进行解析，并且通过线性回归分析导出难度测算公式：X=﹛平均文長＊-0.056｝＋﹛漢語率＊-0.126｝＋﹛和語率＊-0.042｝＋﹛動詞率＊-0.145｝＋﹛助詞率＊-0.044｝＋11.724，计算精确度为R2=0.896。最后将文本词汇难度、动词和助词比率等要素分别带入难度测算公式确定文本可读性。jR用来分析日译文本的词汇类型、词汇难度、平均句长、词汇密度以及基于上述指标的可读性。图1为jR进入界面。

图1

四、日文译本的比较分析

以上述两个日文译本和作为参照的菅演说为解析对象，主要解析汉语母语者译本和日语母语者译本在日语词汇类型、句子长度、词汇密度和难易度上的异同，以及两个译本和日本国内同类政治文本的可读性等方面的差异。

（一）译文词汇类型与词汇难度分布

日语词汇包括和语、汉语、外来语和混种语四类。译文中不同类型的词汇会给受众带来不同的阅读体验，甚至会影响到译文的可接受性。表1 是利用jR 对两个日文译本以及菅演说进行解析的结果。分析数据表明，产经版和中央文献版日译文本中的汉和语词汇之比例分别为0.67 和0.63，均高于菅演说的0.59。同时，菅演说中的外来语和混种语的比例分别为2.74%、1.02%，均高于产经版译本的1.51%和0.35%，以及中央文献版译本的1.31%和0.38%，这表明日本国内同类政治文本的词汇类型更加丰富。

表1：三个文本的词汇类型分布

在词汇难度分布方面，利用jR 进行分析的结果如表2所示，产经译本中「上級語彙」和「中級語彙」两大类在译文词汇总数中占比均低于中央文献版译本，「初級語彙」占比高于中央文献版。高难度层次的词汇比例过高，一定程度上会增加译文的难度和可读性。

表2：产经版和中央文献版词汇难度分布

（二）词汇密度

词汇密度（lexical density）是指在既定文本中词汇和功能词汇的比例，是衡量单位文本信息量的重要指标，也是决定文章可读性的因素之一。词汇密度越高，单句词容量就越大，受众阅读时认知负担较重，可读性则随之降低。Ure（1971）[17]最早提出词汇密度，并提出了被广泛认可的篇章词汇密度计算方法：词汇密度=实词数/总词汇数*100%。Ure 指出，词汇密度能体现出文本题材，与文本书面化程度成正比，如口语篇章词汇密度小于40%，而书面篇章的词汇密度大于40%。可见，词汇密度和文本类型密切相关。表3是根据jR对三个文本进行词汇类型解析结果，使用Ure进行计算得出的词汇密度。

表3：三个文本的词汇密度

通过表3 可以发现，由于原语为严肃、正式、具有明显书面化特征的政治演说文本，产经版和中央文献版的词汇密度均高于Ure 所提出的40%这一口语和书面篇章的分界值，菅演说的词汇密度最接近该值。具体而言，两个译本的词汇密度仅相差1%，但均高于菅演说的41%，认知负担也均高于参照文本。

（三）句长

句长也是影响语篇理解难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句子越长则文本信息越复杂，可读性也随之下降。在日语平均句长研究方面，目黑[18]以1989-2009年间《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中讨论宪法第九条的社论为语料，统计出日本政治文本的平均句长：《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分别是22.8、24.2。该统计结果可作为日语政治文本平均句长的参照值。

表4是对上述三个文本平均句长的计量结果。如表所示，产经版的平均句长为38.31，低于中央文献版的44.42，但是两个版本均高于菅演说的29.07，也远高于目黑。菅演说的平均句长最接近目黑的统计结果。尽管两个版本均对原文进行了一定的简化处理，但是译出句长仍然远高于日本国内同类文本，这也表明源语文本类型和句长一定程度上影响译出语的句长。

表4：三个文本的平均句长

（四）可读性

文本是最基本的信息传递手段，这就要求文本准确无误向读者传递信息的同时尽可能做到易读、易懂。近藤、佐藤（2007）[19]认为影响文本难易度的因素包括“文本信息本身的难度”和“语言表述难度，包括单词等构成要素的难度以及结构复杂、句长等。”其中，前者取决于文本内容本身质性。因此，一般仅以“语言表述难度”作为文本难易度的判定标准。表5 是jR 六个层级的文本难度和可读性指数，可读性指数越高，文本难度越低，表明文本可读性越强。

表5：文本难度层级和可读性指数

表6是通过jR 对三个文本进行测算的结果。如表所示，在文本难度方面，中央文献高于其他两个文本，产经版难度和菅演说难度相同；在可读性指数方面，产经版和中央文献版分别为1.56和1.25，均低于菅演说的2.07。对于日本受众而言，与菅演说相比较，两个日译文本包含大量相对陌生的中国特色内容，理解难度有所加大，可读性会自然受到影响。这表明，文本内容类型对于译文的难度和可读性具有较大影响。

表6：产经版译本、中央文献版译本和菅义伟讲话的难度层级和可读性指数

五、翻译技巧特点分析

翻译技巧是翻译活动中，某种翻译方法在具体实施和运用时所需的技术、技能或技艺。翻译技巧和翻译策略相比较是局部的、微观的，是对文本在语言层面的操作，包括增译、减译、分译、合译及转换。[20]翻译技巧的选择关系到译文的难度和可读性。因此，本文在上述翻译技巧分类的基础上，对两个译本的翻译特色进行量化分析，探析翻译技巧对于译文可读性的影响。

（一）增译

增译是根据目的语词法、句法、语义、修辞或问题的需要，或因受制于目的语某些特定文化规范，在翻译中增添某些词、句或段落，以更好地表达原作思想内容，或更好地实现特定翻译目的。“加注法”实质上可视为增译法的一种特殊形式（熊兵2014）。本文根据讲话的两个译本实际状况，将增译分为主语・宾语・谓语的增译、关联词的增译和加注法增译三类。

其一，增译主语・宾语・谓语等成分：

例（1）

原文：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14 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訳文：中国人民は、私たちをいじめたり、抑圧したり、奴隷のようにしたりしようとするいかなる外来勢力も絶対許しません。そんなことを企む者は必ずや、14 憶人余りの中国人民の血と肉で築かれた鋼鉄の長城に跳ね返されて散々な目に遭うことでしょう。（中央文献）

例（1）采取了分译，在后部分分句中添加宾语成分“そんなこと”，可以精准传达对“外来势力”的警告和蔑视，以及坚决捍卫本国国家利益的决心。

其二，增加关联词：

例（2）

原文：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50 多名党员，今天已经成为拥有9500 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 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訳文：100 年前に創立されたとき、中国共産党は党員が50 数人しかいませんでした。ですが今日では、9500万人余りの党員を擁し、人口14億人余りの大国を導き、全世界に大きな影響力をもつ世界最大の執政党となっています。（中央文献）

例（2）中“一百年前……”和“今天……”两部分所表述的共产党员数目变化，形式上看显然属于对比关系。添加“ですが”保证了译文的逻辑对应关系。

其三，加注法增译。我国政治文献中存在大量诸如“四个全面”“红色江山”“五位一体”等富有中国政治特色和文化内涵的表述。宣传好这些新词所蕴含的新思想和新理论，有助于在世界范围内“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翻译这些新词和中国特色的政治术语时采取加注增译的技巧，既可忠实地保留原文的中国特色与生动性，同时又可确保译文的可接受性。

例（3）

原文：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人民军队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是保卫红色江山、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强柱石，也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訳文：党が銃（軍）を指揮し、自ら人民が軍隊を建設することは、血と火の闘争の中で党が作り出し、破られない真理だ。人民解放軍は、党と人民のために不滅の功績を築き、「紅色江山」（共産党によって守られた世の中である）を守り、民族の尊厳を守る強力な柱であり、地域と世界平和を守る強力な力である。（产经）

例（4）

原文：我们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訳文：我々は北伐戦争、土地革命戦争、抗日戦争、解放戦争を経て、武装した革命をもって武装した反革命に対抗し、帝国主義、封建主義、官僚主義という（中国人民を苦しめた3種の反動勢力である）「3つの大きな山」を覆し、人民が主人公となる中華人民共和国を立ち上げ、民族の独立と人民の解放を実現した。（产经）

例（3）、例（4）中对“党指挥枪”“红色江山”和“三座大山”的译法，保证了译文的自然、贴切，忠实地传递了原文信息，同时做到了最大限度的对应关系。如，例（3）、例（4）中，“枪”“红色江山”和“三座大山”在中国具有丰富的政治内涵，若不添加必要注解，单纯从字面上看这些中国特色政治表述，普通日本读者会不知所云。这样的处理方法，既能忠实地保留这些政治术语的中国特色，又可以准确信息，较好地实现翻译功能对等和信息传播的效果。[21]

（二）减译

根据目的语的词法、句法、语义、修辞或文体的需要，或因受制于目的语的某些特定的文化规范，删减原文某些词、句或段落，以更简洁、顺畅地表达原作思想内容，或更好地实现特定的翻译目的。（熊兵，2014）

其一，称呼的减译。一般是为了确保译文的简洁和自然，对一些频繁出现的或者受众已知的称呼成分进行删减。

例（5）

原文：同志们，朋友们：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都是一个十分重大而庄严的日子。

訳文：同志と友人の皆さん。今日は中国共産党の歴史と、中華民族の歴史において、非常に重大で荘厳な日である。（产经）

例（5）中的“同志们，朋友们”在讲话中共出现八次，可以有效增强与观众的互动。译文的处理方法，满足了互动交际需求，同时确保了译文简洁。

其二，主语的减译。日语句子成分的省略中主语省略最多，倾向于通过谓语来判断主语。

例（6）原文：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

訳文;まず、党中央を代表して、全中国共産党員に心より祝意を表します。（中央文献）

例（6）减译了主语“我”，这种处理使译文符合日本受众省略第一人称的表达习惯，亦显得简洁自然。

其三，谓语的减译：对句中重复出现的谓语动词进行减译，以避免译文累赘，以提高译文的流畅度和简洁度。

例（7）

原文：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訳文：高度に集中した計画経済体制から活力に満ちた社会主義市場経済体制へ、閉鎖や半閉鎖から全方位開放への歴史的転換を、生産力が相対的に遅れていた状況から経済の総量で世界第2位に躍り出る歴史的突破を、人民の生活で衣食が不足していた状況から総体としてはややゆとりがある社会を、さらに全面的にややゆとりがある社会に向かう歴史的な飛躍をそれぞれ実現した。……（产经）

例（7）原文“实现了……，实现了……，实现了”的修辞方式气势滂沱，且三个“实现”之间属层层推进关系。如果将三个谓语分别译出，会使读者感到重复，反而难以表达出原文的修辞效果。译文将三个“实现”凝练为一个，这样既简洁又兼顾了日本读者的思维需求。

（三）分译

分译指把原文一个句子拆分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句子。对于较长的句子结构或包含有两种及以上句法关系的句子结构分离出来，采取分译既可以确保译文的可接受性例，又可以达到修辞上的某种需要。

例（8）

原文：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訳文：それから100年、中国共産党は、中国人民を団結させ、率いて、奮闘し、献身し、創造してきました。そのすべては、つまるところ、一つの目標を目指していました。中華民族の偉大な復興の実現です。（中央文献）

例（9）

原文：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

訳文：私たちは、過去の歴史で現在を照らし、未来を展望すべきです。中国共産党の100年の奮闘の中から、過去に私たちが成功できた理由を見つけ出し、未来に私たちが成功し続ける方法を明らかにすべきです。そして、そうすることで、新たな道のりにおいて、いっそう確固として、一層自覚をもって、初心・使命を胸に刻み、明るい未来を切り開いていくべきです。（中央文献）

例（10）

原文：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

訳文：中国共産党は、平和、開発、公正、正義、民主、自由という全人類の価値観を守る。協力を堅持し、対立をやめ、開放を守る。封鎖をやめ、互恵を守り、ゼロサムゲームをやめ、覇権主義と強権政治に反対する。歴史の車輪を明るい目標に向かって前進させる。（产经）

例（8）原文中并列成分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与后句呈现一定的分总关系和递进关系。采用分译既可以忠实展现这种句法关系，也可以起到突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的修辞效果。例（9）原文中“……，从而……”后构成了递进关系，同时前半部分的“看清楚……，弄明白……”亦存在并列关系。译文的处理方法使这两种关系清晰可辨，既忠于原文信息，又简洁易读。而例（10）原文中三组“坚持……、不搞……”对仗大气工整，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和平、合作、共赢的理念和决心。译文忠实再现了原文中对仗的修辞效果，而且可读性强。

（四）合译

合译与分译相反，指将原文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句子译为一个目的语句子。

例（11）

原文：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不答应！14亿多中国人民也不答应！

訳文：9500万人以上の中国共産党党員も、14憶人余りの中国人民も許さない。（产经）

例（11）原文形式上看格式工整，具有相同谓语，属于并列关系。但仔细分析两个句子间逻辑关系后发现，实际是“不仅9500 万党员不答应，14 亿人民也不答应”的递进式关系，同时带有强烈的宣示效果。译文中的「～も～も」不仅表达出了这种逻辑关系，也符合日本读者的语言表达方法。

（五）转换

转换是指把原文的语言单位或结构转化为目的语中具有类似属性、或对应属性或异质属性的语言单位或结构的过程，涉及词汇、修辞、语义、文化等层面。（熊兵，2014）

其一，词汇层面转换指动名词、动词、代词、形容词等词类转换。

例（12）

原文：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訳文：以来、中華民族の偉大な復興の実現が、中国人民と中華民族の最も偉大な夢となったのです。（中央文献）

例（12）原文中“实现”为动词，译文中转换为名词性成分。这种情况多见于日语中「勉強する」「奮闘する」等「サ変」类词汇，利用其词干实现动词至名词的词性转换。

其二，句法层面转换层面包括主动—被动转换、语序转换、主语—话题转换等等。

例（13）

原文：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訳文：近代以降における中華民族の発展の方向と道筋が大きく変わり、中国人民と中華民族の前途と運命が大きく変わり、世界の発展の趨勢と構図が大きく変わりました。（中央文献）

例（13）原文中的三个宾语成分在译文中被处理为三个主语，成了句中凸显的信息。译文忠实传递了原文中的递进关系，确保了可接受性。

其三，语义层面转换。即把原文对某一事物或概念的具体化表述在翻译中转化为概略化表述，或把原文对某个事物或概念的概略化表述转化为翻译中的具体化表述。（熊兵，2014）

例（14）

原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

訳文：新民主主義革命の勝利により、旧中国の半植民地、半封建的社会の歴史を徹底的に断ち切り、旧中国の散り散りとなった状況を徹底的に断ち切り、……。（产经）

例（15）

原文：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訳文：中国に共産党が生まれたこと——これは、時代を画する大きな出来事でした。（中央文献）

例（14）的“一盘散沙”此处用来比喻近代中国社会人心涣散，不团结的局面，译文对“一盘散沙”的概略化处理突出了意象性效果，具有较高的可接受性。例（15）的“开天辟地”用来比喻共产党诞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译文中「時代を画する」是对原文的概略化表述，准确、深刻地表达出了原文重点信息。例（14）、例（15）的转换处理均较好地体现了政治文本的深刻内涵，有助于日语读者的理解。

其四，文化层面转换。根本原因在于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规范。（熊兵，2014）

例（16）

原文：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訳文：国は人民であり、人民は国なのです。国を築いて国を守り、守っているのは人民の心です。（中央文献）

例（16）原文中“江山”喻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或国家政权，具有丰富的政治内涵和特殊的政治含义。日语中也有“江山”一词，单纯指“山川河流”，与国家政权无关。即，“江山”这一同形词在中日两种语言环境中不尽相同。译文的处理既完整诠释了“江山”的寓意和内涵，又保证了译文可接受性。

表7是两个译文中五种翻译技巧的分布情况：

表7：

具体而言，在增译技巧上，产经版达到25 处，多余中央文献版的8 处，尤其是加注增译多达21 处；在减译技巧上，产经版达到13处，突出表现在对称呼和谓语的减译；在分译技巧上，中央文献版达到13处，略高于产经版；在合译技巧上，四处合译仅出现在产经版；在转化技巧上，产经版和中央文献版分别达到20 处、13 处。不同的翻译技巧对于译出语的句长、词汇密度等影响译本可读性的变量会带来一定的影响。表现在，产经版大量使用的加注式增译就可以降低受众的阅读难度，相应提高可读性。

六、结语

加强对党和国家重要政治文献的对外翻译研究，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代外语教师的重要使命。做好政治文献翻译工作之际，固然需要解决“如何译”的问题，同时也要关注译文的可读性。因为，可读性作为译文质量指标之一，直接影响着文献的国际传播效果。然而，对于译文可读性的评估多受制于个人的知识层次与立场等主观因素。鉴于此，通过量化分析工具对译文进行定量解析，可为客观评估译文可读性和译文质量提供新途径。

以习近平讲话的两个日译文本为研究对象，选取日本同类题材文本为参照，通过日语文本分析工具jR对两个译本从词汇类型、句长、难度等方面进行了量化比较分析。结果表明，译文在平均句长和词汇密度上越接近目的语同类文本的数值，越有利于提高译文可读性；在词汇选择上，适度控制译文中的高难度词汇比例，有利于降低阅读难度，进而提高可读性；对于极富中国政治、文化内涵的事物，应当以加注等形式进行诠释，以克服文化差异的鸿沟，保证译文的可接受性和可读性。总之，日译政治文献之际，应该在忠实于原文的前提下，最大限度贴近日本受众的思维习惯、语言文化习惯以及阅读习惯，进而提高译文的可读性与对外传播效果。

注释：

[1]李钰婧：《跨文化交际视阈下的习近平著作日译研究——以〈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为例〉》，天津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2017年。

[2]朱鹏霄：《“习近平抗战胜利70周年讲话”日文译本比较研究》，《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3]关永皓：《基于语篇连贯视角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日译研究》，天津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2017年。

[4]张晓希：《〈习近平用典〉的日译研究》，《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5]刘健：《中国共产党文献日译本中的汉日同形词—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日译本中的“四字格”词为例》，《日语学习与研究》2019年第6期。

[6]曾玉婷：《从翻译语境视角解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新译-以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日译文为例》，《文化学刊》2020年第8期。

[7]朱雯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定中短语的日译特征》，《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9期。

[8]卿学民：《政治文献重要术语外译的理论逻辑分析——以“人民当家作主”的日译为例》，《日语学习与研究》2018年第2期。

[9]杨惠中：《从四、六级考试看我国大学生英语语言能力现状》，《中国外语》2004年第1期。

[10]张志新：《语料库驱动的翻译可读性量化评估》，《蚌埠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11]贺文照、王家义：《外宣翻译中的读者意识及语言可读性考察——基于China Daily 和Shanghai Daily 的调查与启示》，《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18第2期。

[12]川村よし子：『語彙チェッカーを用いた読解テキストの分析』、『早稲田大学日本語研究教育センター講座日本語教育』、1998年.第34 分冊，p 1-22。

[13]佐藤里史：「均衡コーパスを規範とするテキスト難易度測定」『情報処理学会論文誌』，2011年。

[14]柴崎秀子：「日本語リーダビリティー公式の構築と測定ツールの開発」『特定領域研究日本語コーパス平成20 年度公開ワークショップ研究成果報告会予稿集』，2009年，P155-160。

[15]李在鎬：『語教育のための文章難易度研究』，『早稲田日本語教育学』，2016年2月。

[16]菅义伟：『所信演説』，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10118/k10012820521000.html。

[17]Ure.J.1971.Lexical Density and Register Different[A]，In G.Perren&J.Trim（eds）Applications of Linguistics [C].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目黒健太：『憲法九条をめぐるメディアの主張——朝日新聞・読売新聞の社説の比較』，http://www.msi.co.jp/tmstudio/stu09contents/stu09-03.2009年。

[19]近藤陽介、佐藤理史：『多項ナイーブベイズ分類を用いた日本語テキストの難易度判定手法の検討』，『言語処理学会第13回年次大会発表論文集』2007年3月。

[20]熊兵：《翻译研究中的概念混淆——以“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为例》，《中国翻译》2014年第3期。

[21]修刚、李运博、花超：《十九大报告翻译实践与中央文献的日文翻译策略》，《日语学习与研究》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