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困年代事业不辍 烽火岁月科学勃兴

辛颖 龙世和

抗战时期，中国科学社、《科学》编辑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陆续西迁北碚，在当地盖了一栋简朴的两层小楼作为办公地。它见证了中国科学社在烽火岁月中度过的一段艰难时光。中国科学社在各界支持下，努力维持运作，举办学术活动，编印《科学》杂志，延续近代中国初萌的科学研究和普及事业，在战火的阴云中亮起闪耀不止的点点星光。

1914年6月10日，一群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的热血青年发起成立科学社，起初是为创办科学刊物而结社。1915年1月，科学社编辑部即在上海创办《科学》月刊。1915年10月25日，改组定名中国科学社，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民间综合性科学团体。“以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1]，中国科学社担负宣传科学思想、普及科学知识、开展科学研究的使命。中国科学社的成立，成为中国近代科学事业初显的星光。

1918年中國科学社迁回国内，设总社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8年定址于上海。1922年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在南京创办，成为中国最早的生物学研究机构。

中国科学社成立，《科学》杂志创刊，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创办，开创了中国近代科学事业的先河。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科学落后。一群科学精英和有识之士会聚中国科学社，高擎“民主和科学”的旗帜，肩负“科学救国”的使命，引领中国的科学事业筚路蓝缕，艰难前行。

中国科学社成立后，逐步发展，吸纳学界泰斗、实业巨擘、商界领袖加入，共同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在抗战西迁时社员已达2009人，成为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社员最多的科学社团。

《科学》月刊创刊后，杨铨、赵元任、王琎、刘咸先后担任主编，担任过编辑的社员逾100人。科学编辑部西迁前，在编辑部工作的有刘咸、姚国珣、范会国、杨孝述、曹惠群等人。《科学》月刊倡导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刊布学术成果，成为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刊物。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开创了中国生物学研究的先河。先后在生物研究所工作的生物学者多达数十人，全盛时期有研究人员30人左右，另聘有客座研究人员近20人，当时国内的生物学者大多出自该所，因而有“中国生物学家的摇篮”之誉。

全面抗战的爆发，打断了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进程。为保存科研血脉，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决定西迁。在中国科学社社员卢作孚的帮助下，1937年9月12日[2]，植物部主任钱崇澍率部分研究人员搭乘民生公司的轮船，并携带部分科研仪器和图书资料离开南京，而所长秉志因照顾病重的妻子未能随行。1937年9月29日，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搭乘民生公司“民德”轮抵达北碚，落脚中国西部科学院[3]。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选择落脚中国西部科学院缘于卢作孚与中国科学社的交往。1930年9月，卢作孚创办中国西部科学院时曾得到中国科学社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1933年中国科学社举行第18次年会，这次年会部分活动能安排在西南一隅的小城北碚举行，与中国西部科学院院长卢作孚的热情邀请不无关系。

卢作孚担任年会筹备主任和委员长，成功主办了一次科学盛会。闭幕后，卢作孚安排中国科学社社员分组考察北碚的各项事业发展情况，生物学者们参观了中国西部科学院及所属的生物研究所，对北碚的科研环境和科学氛围印象深刻。因而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西迁时将北碚作为首选之地。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迁到北碚后，卢作孚将中国西部科学院惠宇楼借其办公。1939年，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筹集资金，在北碚文星塆新桥修建办公楼，经数月施工，于次年2月落成[4]。办公楼占地面积170米2，建筑面积340米2，为两层砖木结构，采用歇山顶和悬山顶混合式小青瓦屋面，青砖勾缝，户外直梯通达楼上，二楼走廊与房间相连，每层有4间房间。该幢小楼日后将成为中国科学社总部、《科学》编辑部西迁后的办公地。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迁入新址办公之后，所长秉志曾到北碚视察生物研究所的工作情况。据竺可桢的日记记载：1940年3月28日，竺可桢与秉志同车到北碚。[5]325 1940年3月31日，秉志在生物研究所接待竺可桢访晤。[5]327

秉志在北碚期间，应邀向复旦大学师生和北碚民众分别作了演讲。1940年4月1日，秉志在复旦大学作了演讲后，乘船渡江，来到民众会场，向国立江苏医学院的师生及北碚各界人士作了题为“科学与国力”的演讲。[6]秉志在演讲中阐述了科学与国力的关系：“可知科学的发展和进步，是抗战能够支持到现在的最大原因。有了科学的精神，就有了抗战的力量。”秉志在演讲中寄语北碚：“北碚是全国的模范区，我很希望这个区域有更高的科学贡献，使科学常识家喻户晓，使得每个人关于处世接物，都有科学常识，希望北碚为全国科学倡成为科学模范地。”秉志最后断言：“发展科学，就可以使中国富强起来。”[7]演讲结束后，秉志与竺可桢应邀参加国立江苏医学院院长胡定安举办的午宴。[5]327

随着一批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迁入，众多的中国科学社社员会聚于北碚。旨在增进社员联络的社友会逐步在北碚建立。1940年11月30日，中国科学社北碚社友会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召开成立会，教育部次长顾毓琇、高等教育司司长吴俊升与竺可桢、吕炯、王家楫、伍献文、陈世骧、顾毓瑔、钱崇澍、张真衡、裴鉴等出席成立会。成立会上推举钱崇澍任会长，卢于道任书记兼会计。[8]

1941年9月21日，天文奇观日全食呈现，中国科学社北碚社友会18人在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举行第二次集会，由钱崇澍主持并报告社务，继由竺可桢讲述日全食观测意义，再由曾昭抡报告率“川康科学考察团”考察四川和西康境内大凉山的情况。会议结束后，与会人员在室外通过天文望远镜观测日全食。[9]

由于许多中国科学社社员在位于东阳夏坝的复旦大学任教，1943年10月30日，中国科学社夏坝社友会成立，到会社友20余人，由卢于道主持并报告本社简史，后选举职员，林一民当选会长，王述纲为书记兼会计。[10]北碚是唯一建立了两个中国科学社社友会的地区，社友会在吸纳新社员、开展学术交流、传播科学知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迁至北碚后，中国科学社总部仍然在上海社址坚守，《科学》杂志也在上海发行，直到第25卷全部刊印后才停刊。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为日军占领。1942年1月，日军闯入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309号的中国科学社社所进行搜查，《科学》主编刘咸也屡次被日本宪兵司令部传讯。在这种形势下，1942年4月，中国科学社上海办事处自动结束，一切社务即转移至北碚。[11]

中国科学社总部和《科学》编辑部迁往北碚后，落脚在文星塆新桥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因当时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没有门牌号数，为方便通讯联络设了专用信箱。当时中国科学社、《科学》编辑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通讯处均为北碚第四号信箱。

中国科学社西迁后，由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卢于道任代理总干事。鉴于《科学第二十五卷完成感言》的期冀：“兹以环境愈趋困难，物资愈感匮乏，致令本刊不得不暂时停止在沪发行，永久事业，一旦停顿，殊堪浩叹，然实逼处此，谓之何哉！惟天道好还，不远而复，精神不死，恢复有期，希望不久将来，本志仍可以崭新姿态与读者见面。”1942年6月，卢于道开始着手恢复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重新组建《科学》编辑部和通讯网络。在卢于道奔走联络下，1942年7月1日，以卢于道为主编的《科学》临时编辑部成立，1942年9月，《科学》杂志第26卷第1期在北碚编辑完稿。[11] 1943年3月《科学》杂志正式复刊，刊物由桂林科学印刷厂承印，桂林科学书店总经销。

《科学》杂志原计划复刊后当年出版4期，但因印刷过慢，印费过昂，只出版发行了2期。由于日军进逼桂林，《科学》印刷受到影响，为按时出版印刷《科学》，卢于道请求重庆的中国文化服务社社长刘百闵承印《科学》杂志。1944年1月，《科学》第27卷第1期起改为月刊，每期篇幅减少，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印刷发行。

中国科学社社务活动在西迁后亦未中断，在北碚召开过5次理事会，讨论过维持运行的基金问题、《科学》杂志的印刷事宜、三十周年纪念活动，还进行董监事选举，通过新社员等。在卢于道的努力下，迁至北碚后，社员联络刊物《社友》在第23届年会期间再次编印，是为川版《社友》①。1944年12月25日上午，中国科学社在中央地质调查所举行三十周年庆祝会。大会由伍献文主持，出席社员及来宾100余人，会上，收到论文27篇，因时间关系，仅由洪式闾、钱崇澍、童第周、薜芬、赵九章、林超、朱鼎等人节略宣读了论文。[12]

中国科学社能在北碚度过难关，离不开卢作孚和北碚地方各界人士的帮助和支持。卢作孚不仅为中国科学社提供资助，还利用自己较高的社会声望和影响力，为中国科学社营造发展空间。

中国科学社西迁后第一次理事会，决定在北碚召开第23届年会。此前，中国科学社的年会因抗战而一度中断，1940年在昆明云南大学召开第22届年会之后，再未举行。因卢作孚在北碚成功筹备举办过中国科学社第18届年会，理事会再次推选卢作孚为年会筹备主任，年会筹备处设在中国科学社。[13] 1943年3月6日，卢作孚在兼善公寓二院主持召开中国科学社第23届年会筹备会，中国科学社社员任鸿隽、卢于道、黄国璋、郑礼明等10余人参加。会议决议年会会期3天，会场拟在天府煤矿公司。[14]后来，中国科学社考虑到其他全国性学术团体也多年未召开过年会，决定联络中国数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气象学会等共同举行年会。年会会场定在北碚重庆师范学校，食宿均在兼善公寓。

1943年7月18日—20日，六学术团体联合年会在北碚重庆师范学校大礼堂隆重举行，出席会员230人，来宾数十人。开幕典礼由经济部部长翁文灏主持并致词，勉励各会员热忱研讨，以期对国家民族有最大的贡献。卢作孚向与会代表报告了年会的筹备经过。会议期间，各学术团体分别宣读论文，本次联合年会共收到论文500余篇，在会上宣读的论文有373篇。与会人员在大礼堂举行两次学术讨论会，围绕“如何发展国内科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中国科学社钱崇澍宣读由联合年会决议起草的“发展国内科学研究”电文后，六学术团体联合年会圆满闭幕。[15]

年会举办期间，举行了科学展览，展览场地分为三处：新营房为“自然科学部”，公园路为“农业生产部”，乐观院为“人文科学部”。科学展览举办3天，共计3万多人次参观。[16]

中国科学社举行的这次联合年会，是抗战时期中国科学界规模最大、参会人数最多、学术成果最丰的一次科学盛会，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既向外敌宣示了飞机炸弹不能毁灭学术研究，又向国人宣示了学术研究并不因国难而中辍，同时彰显了中国科学事业的勃兴。

中国科学社在北碚开展的科学活动，推动了西南地区科学事业发展。正是这次科学盛会的召开及科学展览的举办，促成了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的筹设。鉴于年会期间举办的科学展览参观者众多，卢作孚建议在北碚成立一个科学陈列馆。于是由中国科学社牵头，联络在碚的13个科研学术机构组成筹备委员会共同推进筹备工作。中国科学社在筹备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主导作用，担任筹备主任的翁文灏、副主任的卢作孚都是中国科学社董事，担任筹备委员的都是中国科学社社员，同时也是各科研学术机构的负责人。卢作孚将中国西部科学院的主楼——惠宇楼作为展览大厅，征集陈列品用于布展。中国西部科学院提供了历年采集的动植物标本、矿石标本，各科研学术机构提供了标本、模型、图片，以及工矿事业捐赠的产品、机械模型等。共设工矿、农林、生物、地质、医药卫生、气象地理6个馆。经过一年的筹备，1944年12月25日，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举行开馆典礼，宣告正式成立。[17]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为传播科学知识、开展科普教育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也为中国西部科学事业的发展书写了新的篇章。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是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家综合性多学科的自然科学博物馆，是抗战时期中国规模最大的自然科學博物馆，在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1945年9月2日，日本侵略者在投降书上签字。10月，中国科学社总部和《科学》编辑部迁回上海。抗战的胜利并未使中国科学社走出困境，在中国前途命运的关口，在时局动荡的大环境下，中国科学社的发展步履蹒跚。

斗转星移，岁月留痕，中国科学社北碚所址仍然保存完好。这栋简朴的小楼，见证了抗战烽火中中国科学事业的艰难历程，成为北碚重要的抗战遗址，已被列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北碚区于2017年将旧址进行保护性修缮，辟建为陈列馆，策划主题展“科技之光——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展示了中国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创办、发展的历史，以及对中国科学事业作出的贡献。

① 《社友》在1941年11月5日出版72期后停刊。中国科学社迁到北碚后，在召开23届年会期间，出版了川版《社友》（《中国科学社二十三年会特刊号》上、下）。另据1944年1月《科学》27卷7、8期刊载，中国科学社在北碚出版了川版《社友》3期。

[1]中国科学社社员录//中国科学社总章. 中国科学社：1926： 15.

[2]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仪器用具运到一部，内分植物动物研究三部.嘉陵江日报. 1939-10-01（3）.

[3]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工作人员抵碚.嘉陵江日报， 1939-09-30（3）.

[4]中国科学社新址落成. 嘉陵江日报， 1940-02-15（3）.

[5]竺可桢. 竺可桢全集： 第7卷（日记）.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6]本区五百余人昨联合举行国民月会 李万里秉农三临场讲演.嘉陵江日报， 1940-04-02（3）.

[7]秉农三. 科学与国力. 嘉陵江日报， 1940-04-03（3）.

[8]卢于道.四川北碚成立社友会纪略.社友， 1941-02-15 ：1-2.

[9]四川北碚社友近况.社友， 1941-05-10：2-4.

[10]本社夏坝社友会成立. 科学， 1944， 27（2）：44.

[11]编后记.科学， 1943， 26（1）：170.

[12]本会消息. 科学， 1945， 28（1）： 84.

[13]中国科学社定七月初旬在碚开年会. 嘉陵江日报， 1943-03-03（3）.

[14]中国科学社廿三届年会昨召开第一次筹备会. 嘉陵江日报， 1943-03-08（3）.

[15]社友（中国科学社第二十三届年会特刊号）（1943年7月18日至20日）.

[16]科学展览会参观者不绝于途.嘉陵江日报， 1943-07-21（3）.

[17]西部科学博物馆昨举行开馆典礼. 嘉陵江日报， 1944-12-26（3）.

关键词：中国科学社 《科学》 北碚 抗日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