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馆里边唱大戏

袁家方

早年间北京的儿歌唱词：“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小孩子拽着大人的手，小胳膊痴迷地模仿拉大锯的动作。忽发奇想，姥姥家要是在会馆里，该是什么风光？

状元归第，名伶演剧

会馆里什么时候唱大戏？

《北京湖广会馆志略》说：会馆的戏楼，“前清乡人团拜时，演剧联欢，为一时盛会。他省喜庆彩觞，亦多假此举行。民国以后，曾演义务戏数次，谭鑫培、余叔岩诸名伶亦楚人也，皆曾经出演。”（《湖湘文库：湖南会馆史料九种》，袁德宣著，岳麓书社2012年11月第1版，第280—281页）由此再联系到《林则徐日记》中的有关记述，会馆里唱大戏，多为年节团拜、同年聚会、为老人贺寿等。不只是本省本郡的同乡，其他省份的喜庆宴集，也会租借会馆的戏楼举行。

《春明旧事》一书谈及浙绍乡祠时说：“北京的绍兴会馆有二：一处即山会邑馆，另一处在虎坊桥东，一称越中先贤祠，又称浙绍乡祠，内设戏台，民间喜庆事常在此设席，竹枝词有‘谨詹帖子印千张，浙绍乡祠禄寿堂’之句。从可容千人来看，其规模大于山会邑馆，自不待言。据前人记载，浙绍乡祠既是旅京绍兴同乡聚会之所，其他地区人士也可在这里活动，似乎很早就已经对外公开了。”（《春明旧事》，石继昌著，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117页）

会馆最为热闹到火爆程度的唱大戏，应该说是本省举子得鼎甲之时。

“凡得鼎甲省份，是日同乡京官开会馆，设宴演戏，遍请以前各科鼎甲，迎新状元，其榜眼探花亦如之，鼎甲传胪用大红长条贴门，与得试差同。”（《南宫旧事》，见《北平风俗类征》，李家瑞编，李诚、董洁整理，北京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第481、498頁）

《清稗类钞》写得更细些：“进士及第，有胪唱。胪凡五唱：第一甲第一名某，第二名某，第三名某，二甲第一名某等，三甲第一名某等，其声凝劲以长。是日，榜眼、探花送状元归第，探花送榜眼归第，探花自归第，无人送。然名曰归第，实归其本省之会馆，虽有私第，必先至会馆而后归也。其会馆中人，先已召集名伶演剧，张盛筵，待贺客，历科鼎甲之在京者毕至。”（《清稗类钞》，徐坷编撰，中华书局2010年1月第1版，第680页）

商衍鎏先生则把自己传胪后的经历记述了下来：

余甲辰（1904）科传胪后，顺天府尹沈瑜庆（沈瑜庆，字志雨，号蔼苍，又号涛园。福建侯官人。清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科举人，官至贵州巡抚（清宣统三年即1911年），著有《涛园诗集》。为光绪初年两江总督沈葆桢第四子，母林氏为林则徐之女）于东长安门内结彩棚，设长案陈列由礼部颁赐之金花绸缎表里，迎一甲第一、二、三名进士递法酒，簪花披红，备马三匹，三人上马中道出，鼓乐执事彩旗前导，由东北行经东四牌楼至新街口顺天府尹署。府尹迎于阶下，三人下马登堂，乐作开宴。于大堂南向设三席，一甲三人每人一席为客席，北向一席为顺天府尹主席，就座举酒即起，迎送皆于署内外列队举枪致敬排仗奏乐。礼毕，顺天府尹送三人上马，用原鼓乐彩旗经地安门外、西四牌楼出正阳门至南城，榜眼、探花送状元刘春霖至直隶会馆归第（[校注] 直隶会馆在虎坊桥一带），次探花送榜眼归第，次探花归第，余与朱汝珍皆广东人，遂同至粤东会馆（[校注] 粤东会馆时在南横街旧怡园处。又据陈宗蕃《燕都丛考》依光绪《顺天府志》考证：在城南之宣武门大街亦有一处直隶会馆，在正阳门大街之南有打磨厂街，亦有一处粤东会馆，《甲辰同年录》记朱汝珍为翰林时，住“打磨厂街中间路南粤东会馆”）。所谓归第者，实送归各人本省之会馆，因举子多无住宅在京，是日会馆演戏宴客，请是科主试房考复试殿试之各阅卷官……（《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商衍鎏，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150页）

新科状元的“归第”，“实送归各人本省之会馆”，这一是因为“举子多无住宅在京”，而会馆就是他们在京城的“家”。二是“是日会馆演戏宴客”，还要邀请“历科鼎甲之在京者毕至”，尤其要“请是科主试房考复试殿试之各阅卷官”以为称谢。如此说来，这一天的会馆“演戏宴客”，实则是新科与历科的鼎甲与恩师的大聚会。

清光绪丙子科（光绪二年，1876），福州出了武状元宋鸿图。第二年，丁丑科（光绪三年，1877）又有王仁堪得中文状元，福州人以此为馆运隆盛之兆，竟然把会馆院子里燕誉堂前的南屋拆了，搭戏台，为两状元称贺（《闽中会馆志》，李景铭，民国三十二年即1943年，福州会馆·第35页）， “为贺文武两状元，燕誉堂前拆南房”，传为一时佳话。

会馆里的戏剧风光

说到老北京的戏剧演出场所，京剧表演艺术家李洪春（1898-1991）在所著《京剧长谈》中谈到有五类，即王府邸宅（王府、贝勒府、权贵之家）、戏院、茶园、会馆及饭庄。他说，王府、贝勒府，“府内有戏台，经常传唤科班和名演员的戏班进内演出”；权贵之家，如西安门麻花胡同的内务府总管继家“府内也有戏台，经常演戏”；戏院、茶园十九处，其中七处分布在前门大栅栏，即天乐园（鲜鱼口内，今大众剧场）、广和楼（前门外肉市内，今广和剧场）、广德楼（大栅栏内，今称前门小剧场）、庆乐园（大栅栏内）、三庆园（大栅栏内）、同乐园（大栅栏门框胡同，后来的同乐影院）、中和园（前门外粮食店，今中和戏院）；饭庄，除个别有戏楼外，大都临时搭台演戏。天桥一带的戏院，李先生说：“由于当时封建行帮习气极盛，以珠市口为界，‘南北互不过境’，所以我没去过，只知道主要戏院有：歌舞台、燕舞台……万胜轩、小桃园、葵花舞台、吉祥戏园等，不过规模都较小，属于戏棚形式。”至于会馆，李先生说，很多会馆有戏台，经常唱行会戏。但他只提到平介会馆（前门外西河沿正乙祠）、奉天会馆（后改哈尔飞戏院，即西单剧场）、浙慈会馆（崇文门外东大地）等三家，这是民国后晚近的事了。（《京剧长谈》，李洪春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10月，第23—25页）

更早些时候，据《庚子纪事》记载： 庚子年（1900）九月，“初二日，今日德兵又进永定门数百八，扎于城内前三门外，除德界之外，英美二界所管各街巷，生意买卖暂多开市。彰仪门大街河东会馆演福寿班，洪洞会馆演宝胜和班，虎坊桥浙绍乡祠演四喜班，鹞儿胡同平介会馆演太平和班，东晓市精忠庙演义顺和班，均每日开觞卖戏，并卖堂客。”（《庚子记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中华书局1978年10月第1版，第54页）

李先生著作中称“平介会馆”是西河沿的正乙祠，从《庚子记事》这个记载可见，其说是有误的。关于平介会馆，石继昌先生在《会馆演戏卖女座》一文中说：“近人著作说平介会馆在西河沿正乙祠内。不确。平介会馆应在珠市口鹞儿胡同。”（《春明旧事》，石继昌著，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190页）又，《北京會馆档案史料》载，该馆是由“平遥、介休两地旅京商人等，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集资筹建，当时建馆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同乡聚会及年节祭祀。凡进京应试之同乡举子，均可寄居于此，并免纳租金”。商人所建会馆能让同乡举子寄居，这个会馆当属凤毛麟角的孤例。平介会馆位于西城区鹞儿胡同30号（旧为路南三十号），占地四亩二厘，有房一百四十余间。（《北京会馆档案史料》，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1120页）另据《北京会馆基础信息研究》：1993年《北京晚报》“谈北京”专栏一篇文章中述及此馆：“清朝晚期，太平和班与三晋戏院已常驻演于此，馆中的六十六间房舍专供戏班使用。”（《北京会馆基础信息研究》，白继增、白杰著，中国商业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第106页）一个会馆，一百四十间房，就拿出六十六间给来自家乡的戏班子常驻，这已经说明，“太平和班”和“三晋戏院”能在北京站得住脚，且有相当的影响。它是山西戏剧在京师的一面大旗。

又，夏仁虎先生《旧京琐记·卷十·坊曲》载：“堂会演戏，多在宣外之财神馆、铁门之文昌馆。其大饭庄如福寿堂等，亦各有戏台。人家喜庆，往往召集。至光绪甲午（1894）后，则湖广馆、广州新馆、全浙会馆继起，而江西馆尤为后进，率为士大夫团拜宴集之所。”（《旧京遗事 旧京琐记 燕京杂记》，夏仁虎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7月出版，第103—104页）夏先生文中一下子提到四个会馆。

如果再上溯，在《林则徐日记》中，还可见浙绍乡祠在当时有频繁的戏剧演出的记载。

据《燕都梨园》，“所谓‘堂会’多半在节日或婚丧嫁娶、寿诞佳庆的日子里举行。辛亥革命以前，堂会戏多半是同乡、同年（同一期登科及第者）、行业公会等团拜唱戏。地点多在饭庄、会馆。至于一般富商宅第的堂会还不多，因为那时还讲身份，有钱的怕招摇。辛亥后，团拜戏没有了，不存在身份问题，只要有钱就能办堂会。”（《燕都梨园》，赵惠蓉著，北京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82页）这是说清末京师的“堂会”，主要是士林中年节团拜及寿诞喜庆之时举办，多在会馆及饭庄。即如林则徐先生日记中多次记述的赴浙绍乡祠看演剧。

还要看到，堂会戏不是一般的演出，它对戏剧演员及戏班演艺水平有着更高的要求，甚至有时是考究到了挑剔的程度。因为观众多为饱学之士。他们不但熟悉戏曲的历史背景、故事由来，便是道白、唱段的词句、音韵，也是行家里手，甚至，对戏曲流派及演变，也多有研究。“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面对这样的观众，演员、戏班，无疑是遇到堪称严峻的挑战了。所以，他们得拿出看家的本领。

《燕都梨园》书中说：

“堂会”不仅使演员获得额外丰厚收入，也是磨炼技艺的重要形式。因为“堂会戏”虽然只供亲友观赏，不对外，演出者有时是几个戏班联合，名角荟萃一堂，又可点戏，所以演出质量很高。每次“堂会”的提调（协助主家约角儿及安排戏码的人）总想别出心裁，或以剧目新见长，或是动了轻易不露的好戏，或是让各路名角儿“反串”，又或是不寻常的搭档。所以，京剧界一些别具一格的演出，常常是在“堂会”中出现的。

堂会戏演出的都是久演不衰的好戏，是在剧场里不容易看到的，有的是新排戏（如梅兰芳的《洛神》、尚小云新排的《玉堂春》等）。有的名角在戏院里已不常演了，但在堂会中表演。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一些戏迷为了听出好戏，常有给本家出个份子混入观赏的。至于托亲朋，找关系，更是不乏其人。（《燕都梨园》，赵惠蓉著，北京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82页、第88—89页）

京剧之名始见于清光绪二年（1876）的《申报》。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四大徽班（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先后进京，清嘉庆、道光年间，汉调艺人进京，徽汉合流，与昆曲（北昆）、弋阳、乱弹等剧种经过融汇、衍变，于同治、光绪年间形成京剧。

说到京剧的形成和发展，在不少关于北京前门和大栅栏的著述中都会说到前门大栅栏一带的戏院功不可没。但对会馆的作用，提及的似不多，且内容单薄。

《话说前门》一书中说：“清朝初年，政府就下令内城不准建戏园。所以，北京的戏园建在前门外一带。除明朝时就有的肉市查楼外，清朝中后期建戏园有：大栅栏里的庆乐戏园、庆和戏园、广德戏园、三庆戏园，门框胡同里的同乐轩戏园，粮食店里的中和戏园，鲜鱼口小桥的天乐戏园，抄手胡同里的裕兴戏园等十几个。”当时最负盛名的“三庆、四喜、和春、春台”的“四大徽班”“轮换在前门大栅栏一带的广乐、三庆、广德、广和、天乐等戏园中演出。”清道光年间，湖北的楚戏也来到北京。楚戏唱的是西皮调，徽戏唱的是二黄调，虽然他们的唱腔不同，但其唱词、戏路基本相同，他们经常搭班同台演出。两个戏种融汇出了“皮黄”戏。在徽戏、楚戏的基础上，吸收梆子腔及其他兄弟戏种的精华，形成了京剧，“前门外各戏园是京戏这枝祖国瑰丽之花形成、发展的主要舞台。”（《话说前门》，王永斌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6月第2版，第31—34页）

从有关史料看，会馆的戏剧演出，实际上也对京剧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推动、推广、提高的重要作用。按照会馆的建立及每年年节的团拜及其他庆典的需要，很可能还会有地方戏在会馆率先演出。而后，走出会馆，登上北京戏院的舞台。平介会馆里的太平和班和三晋戏院，就给我们以这样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