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马其顿艺术电影中的“圆圈不圆”

张冲

北马其顿共和国是个有着错综复杂历史的国家，早在10世纪下半叶至1018年，萨莫伊洛建立了第一个斯拉夫人的马其顿国，14世纪后马其顿国长期处于拜占庭和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之下。1912年后被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军队占领。1913年经过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塞、保、希三国重新瓜分了马其顿地区。二战后，原属塞尔维亚的瓦尔达尔马其顿成为南斯拉夫联邦的组成之一，称马其顿共和国。1991年11月20日，马其顿共和国正式宣布独立。2019年2月12日，马其顿政府宣布正式更改国名为“北马其顿共和国”。

作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中的加盟共和国之一，北马其顿目睹了发生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南斯拉夫电影黑浪潮运动”。该运动起因于1950年代，由于南斯拉夫制片和人力成本低廉，吸引了大批好莱坞制片厂前来拍片，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电影的发展。他们一方面吸收好莱坞的制片经验与创作手法，一方面接受苏联蒙太奇学派、法国超现实主义思想与波兰、捷克黑色纪录片等艺术元素，并创造了自己的电影高峰。

虽然“黑浪潮”电影运动缺乏纲领和一致的美学立场，但是当时的年轻导演们都尝试着从官僚主义的教条中把南斯拉夫电影解放出来，倡导自由表达、先锋前卫的思想，进行实验性创作，这个由年轻人主导的创作潮流带有革命性、叛逆性与颠覆性的特征。

导演日沃因·帕夫洛维奇说，此次运动最宝贵的特征是其哲学的、意识形态的和风格的面向，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在实践中以日常性为基础，用无数的个人神话代替单一的集体神话。1991年独立之后的北马其顿导演米尔科·曼彻夫斯基创作了《暴雨将至》（1994）在国际上斩获诸多奖项，引起人们对北马其顿电影的关注。时至新世纪，北马其顿年轻的导演如托娜·斯蒂格·米特威斯卡、塔玛拉·科特夫斯卡等也在国际上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他们部分地承继了自1960年代以来的电影传统，既运用电影媒介进行形式上的先锋实验，还运用电影这一艺术手段关注人类宏大问题。本文从曼彻夫斯基在《暴雨将至》中提到的“圆圈不圆”这一观念出发，来解读“圆圈不圆”的多重意味。

“圆圈为何不圆”的哲学意义

德勒兹认为，事物之间的空间和差异为新事物的诞生创造了可能性。1959年出生的米尔科·曼彻夫斯基的《暴雨将至》用“言词”“面孔”与“照片”三个词汇来定义叙事的三个段落核心概念，并运用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手段来展示世界“巴比伦”式的堕落、诸神的黄昏或末日景象。

电影第一部分“语言”段落中，在教堂空间里出现了“龙”的特写，按照西方《启示录》中的論述，“恶龙”作为符号，是对撒旦、魔鬼的隐喻，分别代表宣扬暴力的“军事力量”及宣扬“经济至上”的舆论机器，预示着正在发生的一场看不见的属灵战争，在这场惊天动地的战争中，一方是上帝和基督，另一方是撒旦及其党羽，包括服从作恶的群魔和恶人。那条垂死挣扎的魔龙或恶龙仍将继续借着逼迫、错误的教导、丰裕物质和文化认同的诱惑，攻击人类直至其毁灭。

《暴雨将至》的叙事涉及了媒体政治、宗教战争与现代性关系。有着哲学与历史教育背景的导演用“结构主义的环形叙事手法”，设置了三个空间内非顺序时间的叙事。第一段发生在马其顿的东正教教堂空间内，展示了年轻神父对伊斯兰教女孩的拯救；第二段发生在以资本主义为“我者”媒介中心的伦敦，以女性新闻工作者安妮为核心人物，一方面呈现现代性一面的安妮，一方面呈现安妮作为个体矛盾与本能的一面。但在日常生活的餐馆空间内种族歧视与枪击暴力事件将文明表象下的“毁灭”特质呈现，驱使图片编辑安妮从“择良而栖”的功用主义观，到认同亚历山大存在“毁灭”的观点——“处处战争，和平是个例外”；第三段从“照片”的角度，探讨在现代性的战争中，媒体摄影者为获得普利策奖的“照片”寻求更加引人注目的战争或照片刺点时，为赢得观众的消费，具有猎奇特征的战争图片是否也以消费主义暴力的方式间接参与了战争？手持“摄影机”的摄影师是否也以“平庸之恶”参与了暴力与战争？

电影中，作为德国普利策奖的摄影师亚历山大给安妮写信时得知，在波斯尼亚他跟军人抱怨说没找到什么刺激性的报道，军人回答他说没问题，然后将一个囚犯带出队伍一枪杀了他，并问亚历山大此刻的感觉如何？亚历山大从惊颤中醒来，意识到媒介、摄影机或者宣扬经济利益至上的舆论机器带给人的是什么。他亦明白自己犹如经书文化中的恶龙或者古蛇一样，是撒旦与魔鬼，因为自己用“相机杀死了一个人”，讽刺当代作为舆论机器的“媒介暴力”。亚历山大作为一名职业摄影师，在整个社会系统运行中，负责为现代社会寻找“刺激”或所谓的“刺点”，到目睹了马其顿这些人的状况，然而只能“袖手旁观”，最后采取行动拯救阿尔巴尼亚族人汉娜的女儿而自己被马其顿族人击毙。

亚历山大围绕“马其顿-伦敦-马其顿”走了一“圈”，但这个“圈”不是原地踏步，而是伴随着亚历山大从“择良而栖”的麻木，走到“灵魂”的苏醒与复活，再走向“牺牲”，进而完成对自我的超越与升华。所以在《暴雨将至》中，从亚历山大的行动中可以看到“圆圈”的重复以“螺旋”方式向上升起与发展，并没有回到原来的起点，所以没有形成百分百的闭环重复，故称“圆圈不圆”。

北马其顿女导演的世纪思考与超越

1993年出生的女导演塔玛拉·科特夫斯卡与卢博·斯特法诺夫合作，用了近四年的时间拍摄了《蜂蜜之地》（2019），该片获得圣丹斯电影节世界纪录片评审团大奖和奥斯卡金像奖两项提名。

塔玛拉毕业于电影专业学院，拍摄时她侧重于结构、角色和编剧法，因此她把镜头对准50多岁的单身女人哈提兹。作为讨论诸多问题、现象与思想的核心点，运用她的日常生活以及她和其他人的关系作为讨论的出发点，讨论了女性的恐惧、善恶平衡法则、生死、世俗以及人的存在与非存在。

《蜂蜜之地》中人道主义精神无处不在。导演在将镜头对准富有生活气息的侯赛因一家时，多次将镜头对准羞赧不说话的小女孩，她被哥哥推倒后胸口硬生生地硌在树桩上、被河水几近淹死、被蜜蜂蜇肿眼睛……柔弱的女孩没有台词，但恐惧、痛苦与警惕一直在她的眼神里出现。当哈提兹母亲诅咒了侯赛因之后，用了小女孩一个人坐在铁皮屋脊的镜头进行转场，懵懂的女孩坐在高高的光滑屋脊上，险象丛生，危机四伏，意味着女性或者穆斯林女性在男性社会中的不安、脆弱与被动。

还有现代社会不可忽略的商人角色，他一直在贪婪地吃东西，不断地以利益引诱孩子众多的侯赛因，象征着现代商业与物质的极大丰富对朴质古老文明的侵入。导演在呈现生命的狂欢之时，也流露出了淡淡的哀伤，哈提兹与年迈的母亲对话就像一首微微带有苦味的蜂蜜之诗：你喜欢春天吗/有春天吗/当然有/有太多个冬天已经过去了。

如果说《暴雨将至》中亚历山大的“死”恰恰是他灵魂复活的开始的话，那么1974年出生的女导演托娜·斯特鲁加·米特威斯卡斩获多项国际电影奖项的《上帝存在，她叫佩特鲁尼娅》（2019），则代表了女性灵魂的复活——从对男性权力作为核心秩序的反思到抢“十字架”。女性应该是什么样子，典型的范式是什么？是时尚标准所定义的女性、家庭空间内的女性，还是被政治规训罩在蓝色长袍下的女性？女性除了作为被男性凝视的对象，还要面对诸多方面的价值考量。

影片从一个普通女孩的角度定义了女性应该是什么样子，即女性面对纷繁的社会关系、秩序和禁忌应该具有自己的主体性方能称为真正的女性。影片中佩特鲁尼娅只是个普通的32岁单身女孩，从毫无经济前景的历史专业毕业后和父母住在一起，她长得五大三粗，又黑又胖，从现代审美的角度乍看起来还会令人有一种不快的感觉，甚至还会因她懒散、贪吃、对母亲粗鲁而让人反感。清晨还没起床，母亲就把炸好的面食放到她床前，她伸手拿了一个在被子里大口吃起来，一副不争气的“啃老族渣女”形象。但是导演在整个叙事过程中，成功地对类似佩特鲁尼娅这样的“普通女性”进行了突转，通过重要元素“主体性”将佩特鲁尼娅的“价值”“能力”与“真善美”的力量发掘出来，完成女性英雄形象的建构。

“圆圈不圆”的生成

徳勒兹以差异作为重复的反面定义其本身：必须重复才能概括，重复可以引发一般性概括，但每重复一遍，新的事物会产生。正是每一遍重复中的差异催生出变化、新意、演变和创意。

《暴雨将至》中的亚历山大桀骜不驯，认知鲜明，他身上有种南部欧洲的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特质。电影在三个段落三次呈现了狂欢的排泄物元素——呕吐，年轻神父科瑞面对暴力杀猫时的呕吐、安妮怀孕后的呕吐、亚历山大在初恋情人汉娜求助与谴责之后开始呕吐。经历前晚的呕吐，亚历山大第二天决定采取非“袖手旁观”的态度，作为马其顿族人开始营救阿尔巴尼亚族女孩。

电影从抽象的层面探讨了冲突改善的可能——“圆圈不圆”。曼彻夫斯基进一步说他喜欢听到观众这样的反应：他们跟我说《暴雨将至》的故事他们很熟悉，和他们那儿的情况很像，不管那里是中东，还是北爱尔兰或是印度，感觉说的就是他们那儿的事。因为这部电影要传达的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暴雨将至》认为“处处都是战争，和平是个例外”，从自由意志角度理解，的确是这样，个体之间、民族之间及国家利益之间。帕斯卡对此总結说：“人类的一切不幸均来自一个原因，他们不知道如何安静地在家中休憩，所有的玩乐皆是虚妄，能在沉默与孤独中专注于必要之事的人，方是唯一可以栖居在真实中的人。”

塔玛拉《蜂蜜之地》中的女性养蜂人恰如帕斯卡所说的一般，栖居在真实中的人，专注于必要之事——慈悲、信念与爱。塔玛拉的《蜂蜜之地》批判经济至上的舆论机器对人类的毁灭。消费主义时代，为了利益人类大肆掠夺与破坏大自然，最终导致自我毁灭。《蜂蜜之地》中50多岁的单身女人哈提兹与抱病半盲的老母亲相依为命，哈提兹以自然朴素的方式尊重自然中的生命、善恶平衡与预定的和谐。如采食蜂蜜时，她会使用不断重复的单音词或叠词，如“吧-吧-吧-布啦-布啦-嗨……”与蜜蜂交流，含蓄、庄重而神圣。在切割蜂巢时，哈提兹与不停地大吃大嚼、唯利是图的商人不同，坚持“善”的理念，恪守与蜜蜂“你一半，我一半”的原则，而不将人的利益置高于善的存在之上，她“去甚，去泰，去奢”，唯道是从。

柏拉图认为，从低到高，从自然物、人造物、数学、范畴、道德和审美到“善”的理念，“善”是最高的理念，构成了各种理念得以派生的终极根据，同时也是所有理念共同追求的最高目标。

《暴雨将至》中出现了安妮在办公室中她面庞的破碎镜像，其构图与意味具有后现代特征。而《蜂蜜之地》构图中的线条简单而严肃，几何效果强烈，令人感到素朴、抽象和善的无尽含义。也如塞尚和莫兰迪所论述的“自然中的每件东西都与球体、圆锥体、圆柱体极相似，要用圆柱体、球体、圆锥体来处理自然”，“以数学、以几何，几乎可以阐释一切”。从哲学家到画家，再到《蜂蜜之地》，他们深谙“善”之理念的形式与内容如何呈现。

在这部纪录片中也有许多人物面孔的特写画面，烛光或昼光下的人物既有古典主义的宁静，又有风格主义的色彩效果，营造了一种宗教般的氛围：面部特写、一束光和简单的静物成为一种严密的结构，在简化的形式和简约的隐喻中，接近了原初为“道”、为“神”或者为纯粹“理念”的本体。导演通过特写将人的外在与内在清晰而真实地放大在屏幕上，从直觉和运动上具有了“纯视觉艺术”的效果，引人沉思。哈提兹身穿柠檬黄衬衫，头戴绿底黄花的围巾，面带微笑凝望远山、树木、青草、牛群和那里的人，遥远而宁静。她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以直接凝视的人的本质、理念性的存在，它以质朴的方式显示生命。哈提兹有婚嫁的机会，但因母亲而留下来，虽然柔弱胜刚强，她也还是带着生命脆弱的颤抖，当受到侯赛因一家困扰时，她哭着想抱着母亲逃跑，引发人的恻隐与怜悯之情。哈提兹参透了向死而生或荒诞存在的道理，但她表现得平静，这惊人的平静背后是她内心的激越。如果没有这生命体验的激越与狂喜，便不会有她在烛光下的宁静、平静和生的喜悦，这些宁静的哈提兹特写不再是单纯“运动-影像”意义上的视听艺术，而是引人深思的纯视觉艺术，直抵“神圣世界”或意义无限的“信仰存在”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