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生态环境、投资效率与企业股权违约风险

2023-02-09 00:45陈菊花厉竹萱李宁研
会计之友 2023年4期
关键词:企业生命周期投资效率

陈菊花 厉竹萱 李宁研

【摘 要】 金融生态环境作为外部环境,对于推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研究选用2011—2020年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考虑投资效率的中介作用,探讨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股权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水平的金融生态环境可以降低企业股权违约风险,企业投资效率在金融生态环境与股权违约风险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股权违约风险的减轻作用对衰退期企业更明显。基于上述,建议市场各类主体继续完善中国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倡导企业有效利用外部环境、合理制定投资计划以缓解代理冲突,进而防范或降低股权违约风险,从而获得高质高效的成长与发展。

【关键词】 金融生态环境; 股权违约风险; 投资效率; 企业生命周期

【中图分类号】 F2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3)04-0063-09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不断提高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科学管理和防控企业违约风险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有效手段之一。因此,在持续倡导构建高效有序的资本市场、提升上市公司发展质量与塑造投资者保护新格局的背景下,研究上市企业违约风险具有重要意义。企业违约风险包括债务违约风险与股权违约风险。上市企业中,存在委托代理与信息不对称问题,当管理者违背股权契约,造成股价异常波动或剧烈下降,使股东享有的权利可能受到威胁,即产生了股权违约风险。较高的股权违约风险意味着企业内部代理问题突出、业绩波动性会大幅提高、现有股价不能满足股东的预期收益,甚至出现股价大幅下跌进而导致股东财富受损、企业发展停滞的局面;企业股价的异常骤跌也会破坏金融市场的平稳,造成投资者的损失。因此,本文将研究视角聚焦于上市企业的股权违约风险。

股权违约风险可以反映企业经营的状态,而外部环境的优劣则会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营产生影响。金融生态环境即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是一个涵盖经济、金融、政治与法律等要素的综合性指标。受我国金融生态环境整体水平和区域间不平衡等因素影响,企业的生存环境存在差异,开展经营活动会形成不同的经济后果[1],由此面临着不同的股权违约风险。然而,金融生态环境作为企业外部环境要素的有机“总和”,对股权违约风险的影响并非完全是直接传导的。投资行为是企业财务管理行为之一,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既依赖于其自身实力与项目可行性,也基于对外部信息的充分了解和合理判断。可见,金融生态环境会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进而作用于股权违约风险。由此,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股权违约风险有何作用,以及是否通过影响企业投资效率来发挥作用,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本文的贡献之处可能在于:(1)区别于已有文献着重研究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本文重点探讨企业股权违约风险,丰富了关于企业违约风险的研究。(2)本文通过重新构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其对企业股权违约风险的影响,补充了有关金融生态环境微观现实作用的内容。(3)不同于多数文献研究金融生态环境的间接作用,本文探究其对股权违约风险的直接影响方式,并提出投资效率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也为实体经济投资行为的成因和后果提供了新的证据。(4)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企业生命周期的异质性作用,为企业利用外部环境与进行风险管理提供参考。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文献回顾

1.关于企业股权违约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

股权违约源自管理者与股东的利益分歧。当管理者出于个人目的采取短视性经营行为时,企业的持续经营能力会受损。此时,股东可能无法获取长期股票收益或短期股价上升带来的差值收益。当管理者利用信息不对称优势违背相关约定或规定,也会因负面消息集中爆出招致股价暴跌风险。因此,代理冲突与信息供求博弈是影响企业股权违约风险的重要因素[2-3]。由于股权违约的后果直接或间接地都可以通过企业股价变化来反映,学者们大多从股价异常波动的角度探究企业股权违约风险的影响因素。本文也将顺循這一思路进行分析。

从企业内部来看,现有研究有从高管特征出发,发现高管的学术经历、性别、薪酬差距等因素都会影响管理者的履约行为,进而形成不同的股权违约风险;也有从企业信息质量出发,探究企业财务报表可比性、会计稳健性、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状况等对企业股价有何影响,从而体现管理者的履约情况;也有从企业行为出发,考察企业投资、股利分配、社会责任承担、创新投入等行为对企业股价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效率投资行为如过度投资会显著增加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但企业可以通过增发现金股利来避免不合理的自由现金流代理行为,约束管理者的行为,从而降低股价崩盘风险[4-5]。

从企业外部来看,目前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针对外部主体的研究发现,审计师、分析师、机构投资者及媒体等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管理者的经营行为,改变企业的股权违约风险。另一方面,针对外部环境的研究表明,完善的金融环境与健全的党组织参与有利于发挥市场和政府的消息传递功能与监督作用,减少企业负面消息的积累,防止企业股价异常波动[6-7];社会信用与儒家文化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机制,可以通过改善管理者的道德观念与加强外部监督力度来约束管理者的失德失信行为[8-9],进而降低企业股权违约风险。综上,研究外部环境如何影响企业股权违约风险的文献多数立足于金融或制度环境某单一角度,鲜有从金融生态环境角度分析外部环境对企业股权违约风险的影响。

2.关于金融生态环境微观现实作用的研究

本文探讨的是微观的金融生态环境,包括企业外部经济-金融、思想道德与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因素,以及参与其中的各类主体。微观层面有关金融生态环境现实作用的研究,主要探究其对企业投融资与创新行为的影响。随着金融生态环境的不断优化,企业的融资渠道拓宽,融资方式增多,债务融资成本降低[1],融资约束得到缓解,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企业研发活动也可以得到资金支撑。因此,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可以促进企业的研发活动,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10]。此外,金融生态环境的日益完善有利于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促进市场中的信息传递,进而优化企业投资效率[11]。综上所述,研究金融生态环境微观现实作用的文献多数落点于企业的投融资与创新行为,较少能更深入地与企业的代理问题相联系。

(二)假设提出

1.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股权违约风险的影响

委托代理冲突下,管理者存在谋利的动机,信息不对称则为管理者的投机行为提供了机会。而这容易使管理者违背股权契约,导致股东的合理权益受损,引发股权违约风险。但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有助于缓解代理冲突与信息不对称,进而降低股权违约风险。

参考王国刚等[12]的研究,本文所指的金融生态环境包括经济基础、金融发展状况、政府行为与社会环境四个方面。其中,社会环境是简单意义上的,包括法律、信用与教育环境三个角度。

从经济基础来看,地区经济基础主要体现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为区域政府治理、金融与制度环境发展以及人文信用培养提供资源。并且,经济基础好的地区经济总量更大,企业可以通过维持或提高经济效益来缓解因经营业绩不佳而产生的代理冲突问题,从而降低股权违约风险。

从金融发展状况来看,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资源配置与信息传递的效率更高。自由现金流假说认为,当企业存在过多的闲置资金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会明显增加。一方面,高效率的金融资源配置可以使资金以合理的方式从资金供给者流向资金需求者,有效避免了管理者利用闲置资金寻租的代理问题;另一方面,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可以促进金融中介提高覆盖率与工作效率,并及时将有效信息传递给市场,从而减少了管理者采取违约行为的机会,使股权违约风险降低。

从政府行为来看,随着行政措施透明度的提高,政企关系更加清晰,制度环境质量的改善也削弱了企业与政府官员建立不当联系的可能,使管理者无法以政治关联为屏障来逃避承担违约成本与披露负面消息的责任[13]。并且,相关部门依法履行职能,加强市场监管,规范企业的信息披露,使管理层经营行为的谨慎性提高,“捂盘”行为减少,从而降低了股权违约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从社会环境来看,良好的社会环境不断促进法律、信用制度的完善,注重个人的教育发展。社会信任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机制,既有助于塑造管理者诚实守信的内在品质,也可以对管理者的失德失信行为形成外部压力,提高其违规行为的成本[8],从而减少高管的股权违约行为。此外,市场中介组织服务能力的提高可以使其更高效独立地发挥外部监督的作用以弥补正式制度环境的不足,通过向投资者传递更多特质信息来削弱市场上的信息差异,减少信息不对称;投资者个人投资能力与风险意识的增强,也可以提高其利用私有信息的效率。由此,提出假设1。

H1:金融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降低企业股权违约风险。

2.企业投资效率的中介作用

良好的投资效率有助于企业获得短期经营绩效与长期价值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层披露企业投资活动相关信息的意愿增大,企业内部代理问题有所减轻。而当管理层出现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则会产生非效率投资,导致企业投资效率降低,进而对其履约行为产生不利影响。具体来看,管理者冲动地投资于净现值为负的项目会造成过度投资,高成本、低收益的过度投资会占用企业现金流,弱化企业偿债能力,损害债权人与股东的利益。管理者由于厌恶风险、存在融资限制或出于个人利益放弃净现值为正的项目即为投资不足,投资不足同样会使债权人利益与股东财富转移,减损企业价值。出于对业绩表现与个人声誉的维护,管理者很有可能隐瞒非效率投资导致的负面消息。然而,管理者隐瞒企业负面消息的能力是有限的,当这些负面消息即时、集中地暴露于市场中时,公司股价则会遭受巨大冲击[4],股东权利将会遭到严重损害。因此,企业投资效率降低会增大股权违约风险。

而高水平的金融生态环境可以通过提供发展资源、分散企业风险、给予政策引导、辅以设施支持、促进信息沟通以及加强外部监督等方式优化企业投资效率,缓解企业内部的代理冲突与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企业股权违约风险。

首先,当区域内经济基础与金融发展状况良好时,更多经济资源与净现值为正的项目可以提供给管理者,使企业可以通过投资获得收益,不断积累资本以实现发展目标,避免管理层因追求业绩或个人成就而过度投资,缓解管理层因厌恶风险或存在融资约束而投资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管理层与股东的代理冲突,降低了股权违约风险。并且,金融发展可以持续推动金融产业高度化,企业可以通过适度投资金融产品调整投资结构,在获得金融投资高收益的同时通过增加投资种类分散风险,提高投资效率,缓解因经营能力不足或投资失败而产生的代理问题,从而降低股权违约风险。当金融发展呈良好态势时,地区金融市场状态相对稳定,金融市场波动对实体部门的影响减小,实体经济风险降低,企业收益率有所保证。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经营压力减少,为迎合投资者而采取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可能性减小,股权违约风险随之降低[14]。此外,随着金融发展质量不断提高,金融中介可以更好地发挥促进资金融通、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信息传递效率等功能,从而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减少管理者的违约行为。

其次,随着政府履行职能效率和质量的提高,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与政策引领区域内企业良性发展,也更有能力在市場不完善时通过提供政府补助等方式平衡资源配置,为企业投资活动提供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内部代理冲突。政府行为透明度与合理性的提高也有助于净化地方企业开展经营活动的环境,有效约束管理者出于晋升动机而过度投资或为了避免承担政治风险而投资不足的行为,降低了管理者的违约动机[15]。此外,随着政策法律制度有效性的提高,市场监管会更加到位,企业需严格按照规定进行信息披露,无法隐瞒低效投资给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并且,政府加强通信、交通等硬件建设也有利于促进信息流动。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加强市场监督与提高信息透明度来减少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使企业股权违约风险降低。

最后,社会环境的改善使外部监督更加客观有效,会计师事务所、地区行业组织等社会中介更有能力对企业行为做出迅速反应,使投资者及时了解企业低效投资可能带来的风险,从而减少信息滞后引起的股价反常波动。并且,当市场中介组织可以更高效地向市场传递消息时,企业的负面消息会更快地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16],负面行为造成的损失也会扩大。在声誉机制理论下,管理者为避免声誉和经济的双重损失,会减少如非效率投资等违约行为,从而降低了股权违约风险。由此,提出假设2。

H2:企业投资效率在金融生态环境影响企业股权违约风险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3.企业生命周期的异质性作用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企业发展需经历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时期,企业的发展目标、投资策略与代理问题等都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因此金融生态环境对股权违约风险的作用程度也会有所区别。借鉴已有文献,本文认为我国上市企业已度过初创期,故从成长期、成熟期与衰退期三个阶段进行分析。

成长期企业成长性较高,业务范围与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其开始探求职业经理人团队的协助。这时企业注重寻求发展契机,因此管理者很可能采取投资短期高回报项目的短视行为以求迅速抓住利润增长点,从而在行业中立足。在这种情况下,两权分离带来的代理问题逐渐显现。但由于此时企业业务模式与内部层级设置较为简单,信息环境相对透明有效,代理问题并不突出,股权违约风险相对较低。企业进入成熟期后,其经营业绩已达到一定高度,发展速度放缓,增长水平也趋于饱和状态,此时企业有意愿通过创新活动提高竞争优势[17]。随着企业业务模式与内部管理结构复杂程度的提高,代理问题开始凸显。而成熟期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相对成熟,盈利能力与现金流水平也相对稳定,企业具有一定的调整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我约束股权违约行为。衰退期是企业发展历程的最后阶段,此时企业经营业绩不佳,融资渠道缩减,市场机会减少,资金利用和现金周转效率明显降低,很有可能面临财务困境。根据财务管理理论,企业在陷入财务困境时,更易产生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导致代理成本增加。并且,衰退期企业内部管理制度日益僵化,管理效率日益降低,无法及时纠正管理者的违约行为[18],企业股权违约风险大幅上升。可见,企业处于衰退期的非效率投资问题明显严重于其他两个时期,即衰退期企业的代理问题最为突出。而金融生态环境可以通过提高投资效率来改善代理问题,使股权违约风险降低。由此,提出假设3。

H3: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股权违约风险的减轻作用对衰退期企业更明显。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1—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业上市企业为初始样本,保留在样本期间内正常交易、每年交易周数不少于30周且数据完整的样本,并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最终获得10 265个观测值。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各地统计年鉴与《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本文将股权违约风险的主要表现定义为企业代理冲突严重、企业股价波动异常或暴跌致使股东合理权益可能无法实现。因此,参考Hutton et al.[2]、Kim et al.[19]、朱震菲[20]等的研究,本文选用衡量股价变化情况的负收益偏态系数(ED1)与收益波动比率(ED2)衡量股权违约风险。

首先,计算经市场收益率调整的个股i在t年第w周的收益率(Wit,w),回归过程如模型1:

Rit,w=θ0+θ1Rmt,w-2+θ2Rmt,w-1+θ3Rmt,w+θ4Rmt,w+1+

θ5Rmt,w+2+εit,w  (1)

其中,Rit,w为个股i在t年第w周的收益率;Rmt,w为t年第w周A股市场的流通市值加权市场收益率;εit,w为残差,并采用模型2对残差εit,w进行调整:

Wit,w=Ln(1+εit,w)  (2)

其次,利用上一步得到的周收益率(Wit,w)计算负收益偏态系数(ED1)与收益波动比率(ED2)。

ED1i,t=-[n(n-1)■∑W■■]/[(n-1)(n-2)(∑W■■)■]

(3)

其中,n表示个股i在t年的总交易周数。ED1i,t数值越大,说明股票价格负向偏离度越大,股权违约风险越大。

ED2i,t=Log{■}  (4)

其中,nu(nd)为个股i的周收益率大于(小于)年平均收益率(Wit)的周数。ED2i,t数值越大,说明股票收益的波动幅度越大,股权违约风险越大。

2.解释变量

参考王国刚等[12]的研究,本文从经济基础、金融发展状况、政府行为与社会环境4个方面选取评价金融生态环境的14个指标,具体如表1所示。本文采用熵权法计算31个省份每年金融生态环境得分(FE)①,得分越高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发展水平越高。

3.中介变量

本文使用Richardson模型衡量企业投资效率(INV),具体方法见模型5。回归残差(εi,t)的绝对值表示企业投资效率,絕对值越大,企业投资效率越低。

INVi,t=α0+α1Qi,t-1+α2Cashi,t-1+α3Sizei,t-1+α4Levi,t-1+

α5Agei,t-1+α6Returni,t-1+α7Investi,t-1+∑Ind+∑Year+εi,t

(5)

其中,INV等于企业当年实际增加的投资/年初总资产;Q、Cash、Size、Lev、Age、Return为前一年末托宾Q值、现金持有率、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上市年数与年个股回报率;并控制行业(Ind)和年度(Year),加入前一年投资效率(INVt-1)以控制其他不可观测因素。

4.分组变量

本文选用综合判别得分法划定企业生命周期(Cycle):首先从销售收入增长率、留存收益率、资本支出率与公司年龄4个方面对企业打分;其次将所得分数进行加总,分行业-年度由大至小排序并分成三组;最后根据排序在各行业-年度内将前1/4归为成长期,中间1/2归为成熟期,后1/4归为衰退期。并将成长期企业取1,成熟期企业取2,衰退期企业取3。

5.控制变量

选取的控制变量如下:股票回报率(Ret)、股票收益波动率(Sigma)、股票换手率(Dturn)、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收益率(Roa)、市值账面比(Mb)、会计稳健性(Score)、管理层持股比例(Mhold)、管理费用率(Acr)、经营活动现金流(Ocf)、公司规模(Size)、产权性质(Owner),并控制行业(Ind)与年份(Year)。

具体变量定义见表2。

(三)模型构建

参考已有文献[5,21,22],本文构建模型6—模型8验证H1—H3。

EDi,t=α0+α1FEi,t-1+α2Reti,t-1+

α3Sigmai,t-1+α4Dturni,t-1+α5Levi,t-1+

α6Roai,t-1+α7Mbi,t-1+α8Scorei,t-1+

α9Mholdi,t-1+∑Ind+∑Year+εi,t (6)

INVi,t-1=β0+β1FEi,t-1+β2Acri,t-1+

β3Ocfi,t-1+β4Roai,t-1+β5Levi,t-1+β6Mholdi,t-1+β7Sizei,t-1+

β8Owneri,t-1+∑Ind+∑Year+εi,t  (7)

EDi,t=γ0+γ1FEi,t-1+γ2INVi,t-1+γ3Reti,t-1+γ4Sigmai,t-1+

γ5Dturni,t-1+γ6Levi,t-1+γ7Roai,t-1+γ8Mbi,t-1+γ9Scorei,t-1+

γ10Mholdi,t-1+∑Ind+∑Year+εi,t  (8)

其中,ED表示股权违约风险,FE表示金融生态环境,INV表示投资效率,控制行业和年度。解释变量、中介变量与控制变量相对于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5]。若α1显著为负,则H1成立。若β1显著为负,γ2显著为正,则H2成立。H3根据回归结果判断。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由表3可见,ED1、ED2的均值分别为-0.472、-0.328,标准差分别为0.742、0.479,表明样本企业的股票收益存在一定的负向偏离与波动,说明样本企业存在一定的股权违约风险;同时,ED1的最小值为-2.75、最大值为1.513,ED2的最小值为-1.516、最大值为0.879,说明不同上市实体之间的股权违约风险存在差异。FE最高分与最低分分别为0.722、0.183,表明区域间金融生态环境状况存在明显区别。INV最大值为0.226,说明样本公司中部分上市公司投资非效率程度较高。Cycle均值為2.352,说明我国上市企业少数处于成长期,多数处于成熟期与衰退期,表明上市企业已趋于成熟状态,颇具规模,但同样暗示着企业需突破市场渐趋饱和的困境。

(二)多元回归分析

表4为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表中左列为验证H1的模型6回归结果,FE对ED1、ED2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0.162?觹?觹?觹、-0.112?觹?觹?觹),表明金融生态环境的发展有助于降低股权违约风险,与H1一致。表中右两列为验证H2的模型7和模型8的回归结果。其中,FE对INV的回归系数为-0.006?觹?觹,表明金融生态环境的发展可以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INV对ED1、ED2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0.618?觹?觹?觹、0.410?觹?觹?觹),说明投资效率降低会加重企业股权违约风险;加入INV后,FE对ED1、ED2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负,系数绝对值明显降低(-0.158?觹?觹?觹、-0.109?觹?觹?觹),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22],与H2一致,表明投资效率在金融生态环境降低企业股权违约风险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三)企业生命周期的分组检验

表5显示了按企业生命周期分组的异质性检验结果。由表5可见,在成长期的样本企业中,FE对ED1、ED2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在成熟期的样本企业中,FE对ED1、ED2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46?觹?觹、-0.084?觹;在衰退期的样本企业中,FE对ED1、ED2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06?觹?觹?觹、-0.145?觹?觹?觹,回归显著性更高。这表明相比于成长期与成熟期企业,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股权违约风险的减轻作用对衰退期企业更明显,H3得到验证。

(四)稳健性检验

1.改变金融生态环境计量方法

本文换用因子分析法计算金融生态环境得分[11]。KMO和Bartlett的检验数值为0.812,表明所选指标适用因子分析。换用数据后,回归结果与前文一致,表明结论具有稳健性。

2.基于PSM法的内生性检验

本文将采用PSM法进一步缓解样本选择偏差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先将样本企业按金融生态环境得分(FE)每年中位数分为水平高、低两组;再以前者为实验组、后者为对照组,按照最近邻匹配法进行匹配,匹配结果满足相关要求;最后将匹配完成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实证结果与前文一致,本文结论仍然成立。

3.改变投资效率的测算方式

本文使用销售收入增长率替代托宾Q值作为描述企业成长能力的变量重新测算投资效率,研究结论保持不变。

4.更换企业生命周期的划分方法

本文换用产业经济学中的增长率分类法重新划分企业生命周期,该方法具有较强的客观性与科学性。换用方法后,本文结论仍然成立。

五、结论

本文选用2011—2020年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金融生态环境对股权违约风险的降低作用能否通过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传递。研究发现:第一,高水平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助于降低股权违约风险,这是因为金融生态环境的完善既有利于使企业获得稳定的业绩表现以缓解代理冲突,也有助于减少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第二,投资效率在金融生态环境影响企业股权违约风险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即高水平的金融生态环境可以通过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来降低股权违约风险。第三,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股权违约风险的减轻作用在衰退期企业中更明显。

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建议:市场各类主体应共同致力于构建完善的金融生态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高质高效的外部环境,进而降低企业的股权违约风险,促进资本市场健康运转。

第一,政府应积极履行职能,维持宏观经济稳定,有效实施市场监管,引导、支持上市企业可持续发展。

第二,企业内部应形成良好的代理机制:治理层应采用积极有效的监督措施与激励计划,规范管理层的代理行为;管理层应平衡投(筹)资方案,形成稳定的投资与回报的循环机制,维护股东的正当利益。其中,处于衰退期的上市企业更应学会利用外部资源自救,避免在赌徒心理下盲目决策,并及时调整内部管理制度以减少代理问题。

第三,各类中介机构应不断提高专业能力与服务质量,引导外部监督有效开展。市场投资者也应不断提高利用信息的能力,避免盲目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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