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宠儿》中塞丝的空间转换与伦理选择

⊙汪怡君 ［华中师范大学，武汉 430079］

《宠儿》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里森的长篇小说，以婴儿鬼魂的死而复生为线索讲述废奴前后黑人女奴的创伤故事。塞丝的族裔背景和突出的杀子情节表明，小说的核心是伦理和身份悲剧。现阶段对该小说的伦理问题的研究多从生存伦理和家庭伦理入手，从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三个层面分析其体现的道德因素。本文将空间理论和伦理选择结合，通过研究塞丝在异质空间、家宅空间和心理空间中伦理身份的流变，及其带来的身份混乱和认同危机，探讨黑人女性如何陷入伦理两难导致悲剧发生，又如何走出空间困境完成身份认同。

一、异质空间与身份危机

最初的甜蜜之家由于加纳兄妹的开明，黑奴拥有了自由。塞丝甚至把自己视作加纳太太的女儿，浪漫地认为“我伺候她，就像伺候自己的妈妈”①，并愿意贡献自己的全部力气。作为女儿的塞丝拥有自我选择的权力和爱的自由，她决定成为黑尔的妻子并郑重地为自己缝制一身白裙子，期盼自己作为妻子的新身份。对塞丝来说，加纳太太作为结婚礼物的耳环是对她女儿和新的妻子身份的高度肯定。此时由于权力话语隐蔽在爱的氛围中，甜蜜之家尚没有对塞丝显露出异质空间的本质。

但随着加纳先生离世，学校老师等人将甜蜜之家控制在全景监视中，并通过知识话语霸权入侵黑奴的精神空间。一方面，在物质空间中迫使塞丝承认自己是天生低人一等的黑人女奴。劳作时，塞丝被剥去女儿性，被要求像男人一样强壮，白人奴隶主需要的不是温情脉脉的女儿，而是强壮劳动力。作为女性，塞丝还遭受了另一重压迫，她成为奴隶主的泄欲对象和生产工具。塞丝眷念的女儿身份和现实的黑奴身份产生了极大冲突，而曾使她感受到被爱的欢愉的女性身份也成为现在痛苦的根源。另一方面，他们不断侵占黑奴的精神空间，通过知识的权力话语剥夺其作为人的属性。塞丝企图证明自己作为人而存在，但话语权掌握在学校老师的手中，通过写作时将她归为兽性，侮辱她时表明她比马还卑贱，使塞丝对自己人的身份产生了怀疑。她甚至当着丈夫的面受辱，黑尔的凝视提醒着塞丝，她正在以妻子的身份遭到兽的对待。

在白人奴隶主入侵的异质空间中，塞丝遭到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暴力与双重驯化，多重伦理身份交织：人与兽、女儿与黑奴、妻子与玩物，不同身份产生对立。那些曾给塞丝美好记忆的身份作为异质空间中被压抑的一端，仿佛只是场美丽的幻觉，但那作为人的尊严、作为女儿的感动和作为妻子的幸福像是一点微弱的萤火，使得她不愿意遗忘，并愿意用飞蛾扑火般的勇气来维护那些身份。这促使怀孕的她试图冒着生命危险逃离甜蜜之家，冲破白人权力下的异质空间。

二、家宅空间与伦理两难

经过艰难跋涉，蓝石路124 号为塞丝提供了真正的家宅空间，在这里，塞丝暂时从身份混乱中解脱出来。巴什拉认为，家宅的原始特性就是让居住者产生一种认同感，认同自我的身份，客体被询唤为主体，观照人们的内心情感与欲望投射。②由于黑尔的缺场，塞丝更像是贝比的女儿，贝比接纳了塞丝，为她洗净身上的血与泥，让塞丝以最美的样子见到孩子。贝比填补了塞丝童年和在甜蜜之家遗失的母爱，使塞丝重新确立了女儿身份。在贝比与孩子的陪伴下，塞丝在家宅空间中感到了自己作为母亲和女儿的价值。另外，这还是黑人社群共同的家宅，贝比在林间空地上引导塞丝“归属自由黑人的集体”③，族群的接纳使塞丝爱与被爱的欲望得到满足，同大家一起，她赢得了自我。

但这样的庇护是脆弱的，124 号依旧处于白人权力的控制下。根据当时法律，黑人奴隶不会因为逃离所属种植园而重获自由，只要他们仍处在支持奴隶制的各州，他们就是主人的私有财产。④所以此时的塞丝仍是奴隶主的附属，白人随时可以使塞丝再次成为女奴和玩物。塞丝背后的伤痕，既是白人施加在塞丝肉体上的伤疤，也是白人权力话语留给塞丝的身份认知，提醒着她与生俱来的黑奴身份，而母亲和女儿身份随时可能被剥夺。白人的到来打破了124 号短暂的宁静，塞丝面对的是杀子与否的伦理两难：要么留下孩子，顺从白人的安排回到甜蜜之家，让自己遭受的苦难再次降临在孩子身上；要么亲手杀了孩子，保护孩子精神和肉体的纯洁，不受白人奴役。她复杂的伦理身份造成了她在危急时刻下的伦理困境，她必须做出选择，但一旦做出选择就必然导致悲剧。文学伦理学认为，人之为人的基本标准就是消除自己野蛮残忍的兽性，进行理性思考，以人的方式解决问题。⑤塞丝如果想让自己真正以人的身份生活下去，就必须彻底地反叛“学校老师”对自己的兽性预判。

但是在家宅空间中，对兽与人的判断有着双重话语标准。一方面，坚持人的身份，就必须放弃原始的血腥的杀戮，以文明和理性的姿态等待问题的解决；作为母亲，塞丝应遵守“不能说杀就杀孩子”的伦理规范，杀婴意味着对母亲身份的背叛；作为女儿，杀子会打破温馨的家宅空间和贝比的精神安宁，成为精神层面弑母的罪人；另外，家庭成员有着维护家宅空间秩序和温馨的义务，杀子意味着毁掉124 号的现有秩序，会成为家宅空间和社群伦理规则的破坏者，也会使她在实践的层面成为白人对黑人的兽性预判的最好注脚。因此杀子是兽性，保护孩子是人性的体现。但是在另一角度，作为黑奴，塞丝与美国大地上黑人被奴役、遭凌辱的集体无意识产生记忆共振，来自母亲的非洲黑奴的苦难笼罩着塞丝，当集体无意识与塞丝的个人苦难经验叠加呼应，创伤的痛感被无限放大，使她清楚地知道白人绝不会给黑奴美好的未来，而白人救世主出现的机会更是渺茫；作为母亲，她不愿让儿女成为苦难的延续。因此，盲目保护孩子反而不是理性的选择，唯有克制自己本能的爱，阻断屈辱的命运，才是此时的最高理性。杀死女儿不是兽性，而是对原始母爱本性的超越，是对自己合乎伦理的母爱的更高表达；也只有杀死孩子，才是对学校老师最初兽性论断的最决绝的反驳，塞丝不愿意将支配孩子命运的权力交予他人。

两难中塞丝做出了选择，但亲手杀死孩子的决定加剧了塞丝对自己身份的矛盾感。虽然外界的帮助使她从法律层面脱罪并获得自由，但失去家宅空间的庇护，身份混乱的她陷入精神空间的囚禁。

三、心理空间与身份重构

空间不仅仅是物质存在，更承载着时间和记忆的绵延。龙迪勇指出，当家宅中总是充满不幸的往事，漂浮着痛苦的记忆的时候，它往往也会变成腐蚀心灵、囚禁梦想、扭曲性格的枷锁。⑥充满了杀婴记忆的124 号失去了婴儿的欢笑和黑人社群的认可，反而变为创伤的记忆载体。阴冷黑暗的124 号是塞丝心理空间的外化，她将自己囚禁在负罪心理中，只有通过重建自己的精神空间才能更好地实现身份认同。

脱罪后的塞丝饱受精神折磨，对离世的宠儿的愧疚让她背负着杀子凶手的身份，这也让居住在124 号的小女儿丹芙对母亲感到恐惧。为了给死去的女儿求一块墓碑，白人刻碑者要她以肉体作为回报。塞丝知道自己应该坚守自由人的尊严，赢得自己身体的所有权，但由于氏族文化中，只有经过了命名，才能使命名之前仅仅被当作非动物的“活体”变成实实在在的人⑦，墓碑上简单的名字使死去的婴儿被赋予言说的权力，成为存在过的人。塞丝不愿意让女儿在死后依然不能成为真正的人，她只能委身于最卑贱的白人刻碑者，为宠儿换取命名权。这一事件给她的精神世界带来了又一重屈辱，此后她是母亲更是罪无可赦的杀人凶手，是自由人更是自甘堕落的低贱玩物。痛苦的塞丝自我隔离于外界，后来的124 号闹鬼不断，阴森恐怖，这是塞丝扭曲颤抖的心理空间的直接表征。正如艾格尼丝提到的，固体的住宅和宠儿的鬼魂作为记忆的对象，象征着代表了奴隶制持续的创伤，从而把过去和现在、内部与外部联系起来。⑧唯一留在家中的女儿丹芙处在承载了创伤记忆的124 号，担心母亲随时会杀了自己，造成创伤的代际传递。

但是，遭受创伤的黑人女性将身份混乱的自我禁锢在黑暗里，无法走出悲剧，这不是莫里森想要表达的，莫里森更想通过对塞丝的拯救，寻找到黑人打破心理空间的禁锢，完成身份认同的普遍路径。所以宠儿出现了，处于心理空间中的她不再隶属于一段沉默的回忆，而成了可以与众人对话的实体。宠儿的出现让塞丝直面创伤并将其推向极端，宠儿提醒着塞丝曾经的罪责，挤占着其精神空间，将保罗·D 和丹芙排挤得更远。这意味着，伦理选择后的悲剧带给了黑人女性持续的创伤，如果不对此做出主动回应，创伤就不会随着时间消失，反而会如宠儿一般无限放大，在持续的身份混乱中丧失自我。被挤出124号走向黑人社群的丹芙和保罗·D 为打破塞丝封闭的精神空间提供了契机，他们打破物理和心理空间，走向黑人社群，带来了黑人群体的关注，走向了更广阔的精神世界。

对黑人女性来说，蜷缩在异化的家宅空间和封闭的心理空间，不可能真正接受历史，完成身份认同。因此，为寻找丹芙而来的白人牧师鲍德温促使塞丝直面过去与现在、自我与外界。他是杀婴事件后走入124 号的第一个白人，对塞丝来说，这是白人的第二次入侵。鲍德温本人是无罪的，他坚持“人的生命是神圣的”，并“让杀婴案和关于野蛮的叫嚷转向”。但对陷入身份混乱的塞丝来说，鲍德温与曾经的学校老师重合，成为白人奴隶主的复现，他还是作为上帝代言人的牧师，以居高临下的救世主身份降临。白人上帝并非黑人的救世主，而是最强大的白人奴隶主，他的教义是为了使黑奴更加诚实恭顺。因此，黑人的解放需要从白人上帝的知识权力话语下走出，通过自我身份认同和社群认同，建造自己的上帝，重建自我选择权和话语权。因此，塞丝刺向鲍德温的冰锥是塞丝沉默之后的爆发，她以一种向白人宗教宣战的姿态，将矛头对准白人和上帝，以捍卫自己人的身份。

在黑人的祈祷下宠儿消失了，这是黑人群体与塞丝的和解，既帮助塞丝打破了心理空间，也打破了彼此的隔阂，塞丝直面创伤后从苦难的回忆中挣脱，从孤独的个体化为有着自我精神建构的族群成员。随着小女儿丹芙蜕变为拥有自己工作和感情的女人，她与塞丝的关系得到重构，塞丝与母亲的身份和解。而保罗·D 带着爱向塞丝靠拢，不再斥责她的兽性，把自己的创伤和塞丝的痛苦融合在一起。他告诉塞丝“自己才是最宝贵的”，在确立自己主体性的基础上彼此拯救。此时的塞丝摆脱了野兽、奴隶、玩物、女儿的身份，重构家宅空间和修复心理空间，重新成为母亲、爱人和独立的黑人，浓烈地爱与被爱。他们不再沉溺于历史的创伤，通过反思和自省完成了身份认同与精神建构。

四、结语

从白人掌控的异质空间到作为家宅空间的124号，从心理空间的封闭到敞开，塞丝经历了不同身份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到种族歧视下她的伦理两难，也可以看到经历了身份选择后她的自我救赎。直面伦理选择后的创伤并积极接受黑人群体的帮助，是塞丝打破空间局限、完成身份认同的关键因素。

莫里森通过塞丝不愿意再做白人的女儿、上帝的选民、心理空间的囚犯，成为有自主选择权的人的决绝姿态，表明少数族裔既不能幻想在白人的帮助下获得解救，也不能耽于创伤陷入悲观主义，而应该归属于黑人社群，明确个人身份后从中获得重生的力量。而作为当代研究者，更应充分认识到非裔文学表征的伦理问题不只是某个少数族群的范畴，而是所有空间中弱势群体的共同议题。正如文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我们不是站在现在的立场分析当时的问题，而是需要回到历史的场域，直面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在理解每一个悲剧背后的空间环境、每一个选择之下的无奈性与合理性的基础上，看到空间可以是弱势群体遭受权力话语压抑的囚笼，也可以是弱势群体奋起反抗和自我建构的场域。塞丝的身份困境依旧是现代社会中弱势群体共同的伦理困境，莫里森通过塞丝向我们指出了自我拯救之路。

①③〔美〕托尼·莫里森：《宠儿》，潘岳、雷格译，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33页，第205页。

② 〔法〕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④ 唐红梅：《种族、性别与身份认同》，民族出版社2015版，第68页。

⑤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8页。

⑥ 龙迪勇：《空间叙事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68页。

⑦ 荆兴梅：《托尼·莫里森作品的后现代历史书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5页。

⑧ Ágnes：Body Marks of the Past in Toni Morrison’s A Mercy and Home,Metacritic Journal for Comparative Studies and Theory,2021（7）,p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