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卓越科研评价（ERA）实践及启示

蒋林浩 沈玉翠 张优良 黄俊平 杨 洋

比较与借鉴

澳大利亚卓越科研评价（ERA）实践及启示

蒋林浩 沈玉翠 张优良 黄俊平 杨 洋

在我国倡导“破五唯”的背景下，中国科研评价体系如何重构，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近年来，澳大利亚政府分阶段探索构建了卓越科研评价（ERA）。该评价体系的特征包括：引入科研社会互动与影响力评价机制、持续关注学科差异和非传统研究成果、进一步强调研究质量和代表作制度、评价结果与科研拨款逐步脱钩。中国推动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可以借鉴澳大利亚的实践经验，注重学术成果的应用价值，为不同学科制定多样化的评价指标，建立质量导向的评价体系，避免科研评价的不良影响。

“破五唯”；澳大利亚卓越科研评价；非传统科研成果；质量导向

一、引言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四十余年，研发投资总量位居世界前列，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科技人才队伍，已经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国际著名教育学家西蒙•马金森（Simon Marginson）预测，按照目前的发展势头，中国的研发投资规模和学术论文发表总量将在2030年代达到欧洲和美国的总和[1]。中国近年来取得的科研成就毋庸赘言，但是不能忽视存在的问题，比如论文影响力不足，引用率偏低；缺乏对于本土问题的关怀，并没有解决现实问题等[2]。《科技日报》2010年就曾刊文指出，产学研脱节现象源于中国科研评价导向问题，既有的评价体系既不利于产生原始创新成果，又不能促进产业发展[3]。2016年，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改革科技评价制度，建立分类评价体系，正确评价科技创新成果的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4]。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强调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提高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唯SCI”“SCI至上”为导向的科研评价体系使大量的科研成果外流，对我国科研创新发展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5]。高校科研评价改革进入关键期，如何建立科学的科研评价体系，正确引导高校以及教师的科研行为，发挥科技创新对于社会发展的最大效用，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其实，如何恰当地评价科研活动，并发挥政府对于高校科研活动的有效影响，是世界各国普遍面对的难题。各国政府普遍构建科研评价体系，形成了弱式介入型、强式介入型、弱式竞争型和强式竞争型等类型的评价系统[6]。卓越科研评价体系（Excellence in Research for Australia，ERA）作为竞争型科研评价体系的典型，是澳大利亚借鉴英国和新西兰等国家的经验，并结合本土的实际，分阶段构建的以政府为主导的科研评价制度。澳大利亚在20世纪80年代末确立了基于科研量（Research Quantum）的绩效评价方式。1995年实施了涵盖科研投入和科研产出等指标的综合指数（Composite Index），这加剧了大学追求论文发表数量的现象。为了凸显科研成果的质量和影响力，澳大利亚在2004年建立了科研质量框架评价（Research Quality Framework，RQF），但该框架因政府变更等原因并未推行。2008年，澳大利亚政府推行卓越科研评价，对科研质量框架评价的评价方法进行了优化。2018年卓越科研评价进一步引入了社会互动与影响力（Engagement and Impact，EI）评价，凸显了大学科研的应用价值。

从澳大利亚科研评价的改革历程来看，其评价导向经历了从论文数量导向到质量导向，再转向应用导向的发展过程，应用导向是2018年EI改革的重点，也是澳大利亚对高校科研评价的新认识，这对我国当前完善科研评价体系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前，我国大力倡导“破五唯”，迫切需要确立科学的评价标准，构建系统完备的科研评价体系。我国的科研评价体系改革也正经历从数量导向到质量导向的转变，但在价值导向或应用导向方面的改革意识和力度仍需加强。基于此，本文力图全面介绍澳大利亚卓越科研评价（ERA2018），深入剖析该评价体系的特征，为新时期优化中国学科和科研评价体系提供借鉴。

二、澳大利亚卓越科研评价的实践

由于澳大利亚科研评价的方式在持续地改革和发展，其评价周期也随着改革难度而变化。2018年的卓越科研评价是最新一轮评价，该轮评价由澳大利亚科学研究委员会（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ARC）组织进行，评价范围涵盖42所高校，2603个评价单元（Unit of Evaluation，UoE），76261名研究人员。卓越科研评价收集了所有符合条件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在考核期内开展的研究活动的数据，考察了每所大学每个学科的科研表现。该评价致力于进一步开发和完善评价框架，以确保为政府、产业、商业和社区提供高质量的科研；盘点澳大利亚各个高校的学科实力；明确研究绩效的卓越标准；寻找未来的研究方向；在国内或者国际范围比较澳大利亚所有学科领域的水平[7]。

1.评价程序

卓越科研评价由数据提交、专家分配、评价审核和报告形成等阶段组成。①数据提交阶段。各大学按要求提交数据到IT系统SEER（the System to Evaluate the Excellence of Research）。澳大利亚科学研究委员会对数据进行审查，甄别数据填写存在问题的大学，要求其更正或提供解释。卓越科研评价的评价单元是按研究领域代码（Fields of Research Codes，FoR）划分的不同学科。按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标准研究分类（The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Standard Research Classification，ANZSRC），研究领域代码包括两位代码（即ANZSRC第一等级，比如01数学科学）、四位代码（即ANZSRC第二等级，比如0101基础数学）、六位代码（即ANZSRC的第三等级，比如010101代数与数论）。由于卓越科研评价是基于学科的研究评价活动，并没有将跨学科和多学科领域作为单独的领域进行评价，但是研究者可以将研究成果按比例分配到3个二级研究领域中供专家进行评价。②专家分配阶段。澳大利亚科学研究委员会收集完数据后，向卓越科研评价的研究评价委员会分配评价单元。卓越科研评价2018年研究评价委员会（Research Evaluation Committee，REC）由150名来自澳大利亚和海外的杰出研究人员组成，分为8个研究评价委员会，包括生物与生物技术科学、人文与创意艺术、经济与商业、教育与人类社会、工程与环境科学、数学与信息和计算科学、医学与健康科学、物理与化学和地球科学。研究评价委员会从各院校提交的专家库中挑选成员和主席，在挑选过程中充分考虑专家对学科的贡献。研究评价委员会主席或代理主席为每个评价单元分配成员。在分配任务时，会考虑其专业知识、个人兴趣和工作量，分配过程通过SEER系统完成。③评价审核阶段。该阶段包括评价环节和审核环节。评价环节由评审成员根据评价指标和数据，在SEER系统中给出对每个评价单元的初步意见，该过程不得与其他成员或机构直接接触，但评审成员可以看到其他同行的评审意见。如果评审成员认为有必要，可以增加或重新分配其他评审者。审核阶段是科研评价的重要环节，在完成线上评价后，科研评价委员会召开会议审议所有初步评价，并就每个单元评价的最终评价意见达成一致。每个评价单元的结果由委员会讨论同意后决定。④形成报告阶段。科研评价委员会使用SEER系统编写每个单元的评价报告，这些报告要呈现初步评级给出的原因。在同行评审部分，科研评价委员会成员能看到各个学校或机构提供的代表作，代表作数量占产出总数的30%，所以每个机构的样本数是不同的。评审委员会对代表作进行评审，以弥补同行评审报告或其他科研评价委员会成员提供的报告中的“空白”或“欠缺”之处，以便给出公正和完整的评价意见。最后由澳大利亚科学研究委员会对外发布澳大利亚大学研究状况报告（State of Australian University Research 2018-19，ERA 2018 National Report）。

2.评价指标

卓越科研评价的评价指标分为研究质量指标、研究活动指标和成果应用指标三类。其中，研究质量指标包括科研发表、引文分析、同行评审、国内和国际研究收入等；研究活动指标包括研究产出、研究收入和研究项目等；成果应用指标包括研究商业化收入、专利、动植物新品种、注册外观设计、国家卫生与医学研究委员会批准的指南标准等[8]。卓越科研评价指标是由研究评价委员会根据国际最佳做法制定，在制定过程中遵守以下原则：①可量化。尽量做到客观测量科研成果，任何评价主体在任何时间，都能形成客观的、相同的评价结果。②国际公认。指标必须是国际公认的研究质量衡量标准。③与其他学科的可比性。卓越科研评价不会进行跨学科直接比较，但指标能进行跨学科研究水平的比较。④可以筛选出优秀成果。指标既能评价成果质量，也能识别集中度较高的优秀成果。⑤研究相关性。指标必须与学科的研究性质和特点相符。⑥可重复和可核查。采取透明和公开的评价方法，学校内部可复制这种方法进行自我评价。⑦可审核和可核对。评价对象必须为特定时间段的成果。⑧行为影响。指标应该推动科研往理想方向发展，避免产生隐形负面影响，限制特殊利益集团或个人操纵评价结果[7]。卓越科研评价指标见表1。

3.评价结果

卓越科研评价采用5级标准（见表2），这与其他国家在研究评价过程中采取的标准大体一致[8]。卓越科研评价评价衡量的是研究质量，而不是规模。因此，表2中的“世界标准”指研究质量标准。研究评价委员会全面考虑每所大学提交的所有支持证据，不对个别研究人员的贡献做出评论，评级反映了研究评价委员会对大学整体科研状况的评价。评价的基本单元是研究领域，并对每个基本单元的最少成果数量进行了限定（比如要求索引期刊文章的数量底线是50篇，用于同行评议的成果数量权重底线是50，书籍的权重为5，其他产出的权重为1），只要不低于这个底线的评价单元都能接受评价，不管其提交的成果数量是否差别很大，都有机会得到相同的评价等级。澳大利亚科学研究委员会提出卓越科研评价仅对在特定期限内的大学研究质量进行回顾性评价。由于澳大利亚科学研究委员会并没有在大学之间进行横向比较，因此卓越科研评价结果不能用作排名。卓越科研评价是基于不同学科专家的专业知识而开展的评价，不同指标适用于不同学科，因此不合适对不同学科进行比较。然而，卓越科研评价的评价过程中，一直贯穿着每个评价单元在引文分析指标方面的国际比较或国内比较，即引用分析的相对影响力指标（Relative Citation Impact，RCI），该数据比较每篇文章的引用次数与该学科文章的平均引用次数，包括国际和国内的比较，同时还统计了每个评价单元的不同等级（根据引用次数分为前1%、5%、10%、25%、50%）文章的分布比例。RCI比较能够帮助专家了解每篇文章和每个评价单元的文章引用次数及其国际和国内排位情况，对于衡量每个评价单元对本学科的研究成果的贡献度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规模指标的视角。

三、澳大利亚卓越科研评价的特征

1.引入科研社会互动与影响力评价

2018年，澳大利亚卓越科研评价之所以引入科研社会互动与影响力评价，是因为考虑到卓越科研评价虽然可以较好地评价研究质量，但无法体现科研成果在社会、经济与其他领域的应用价值。为此，澳大利亚政府将科研社会互动与影响力评价机制作为国家创新和科学议程的一部分，主要评价科研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实际贡献与现实影响。评价主要参考定性材料，包括科研影响力模板、社会互动陈述材料以及描述性材料的解释说明，也有部分量化指标，包括科研收入、社会获奖、专利数量等。如表3所示，影响维度下进一步细分为“研究影响”和“影响方式”。“研究影响”方面，大学需要指出研究对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社会影响，并提供支持这种影响的具体证据。“影响方式”方面，大学应提交材料说明研究影响的方法或机制，包括机构、学院或部门实施的战略[9]。

表1 澳大利亚卓越科研评价指标

资料来源：https://www.arc.gov.au/excellence-research-australia/key-documents。

①世界百分位数阈值是通过对世界数据库中的论文进行排名并确定1、5、10、25和50个百分位数对应的引用数量来确定的。50是引文的中位数，代表世界平均引文数。

表2 澳大利亚卓越科研评价等级及其含义

资料来源：ARC 2018C. ERA 2012 Evaluation Handbook。

2.关注学科差异和非传统研究成果

卓越科研评价是一项以学科为基础的研究评价活动，对学科按研究领域代码进行划分，进而统计研究成果并分别评级。卓越科研评价对不同学科的评价在科研成果形式上有所不同。卓越科研评价涵盖两种类型的研究成果：一是传统类成果，包括书籍、专著章节、期刊文章、会议出版物等。二是非传统类成果，包括策划或展出的活动、现场表演、原创作品、录制或呈现的作品、为外部机构撰写的研究报告[8]。所有学科均可能产出传统类成果，但是非传统类成果未必适用于所有学科。其中，人文、创意艺术和社会科学学科可以提交非传统研究成果。非传统研究成果可以有效囊括部分学科的应用研究以及人文社会科学（HASS）的创造性研究。非传统研究成果的提交一般采取文件夹形式，其中仅含一项非传统研究成果，展现形式为一份2000字以内的研究成果阐述，内容为研究背景（研究领域、应用情景、研究问题）、研究贡献（研究创新性、产生的新知识）、研究重要性（研究卓越水平的证明材料）。人文社科不同学科的主要非传统研究成果形式和数量占比不同。卓越科研评价的每个学科评价指标有所不同，体现了对学科差异和特色的关注。

表3 澳大利亚卓越科研评价的科研社会互动与影响力评价体系指标

资料来源：https://www.arc.gov.au/policies-strategies/strategy/research-impact-principles-framework。

3.强调研究质量和代表作制度

澳大利亚科研评价从数量评价方式、综合指数评价一直发展到卓越科研评价体系，逐渐重视科研质量[10]。卓越科研评价摒弃了以传统的简单数量评价为特征的评价方法，经过4轮评价，对科研成果的评价更为多元化、具体化[11]。卓越科研评价强调质量评价，所以评价工作除了考察传统成果的引用和影响力之外，也通过同行评议方式考察各个学校的代表作，做到既注重量化数据也注重代表作的质量。每个学校需要在各类成果中选择30%的代表作进行同行评议，代表作成果类型可以是传统成果也可以是非传统成果。同行评议专家在审阅代表作后，需要撰写一份针对该成果的同行评议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专家层次、所评价的成果类型和数量、同行评议专家的抽样策略、被评价成果的内容以及专家给出的评价等级。专家还需在报告中阐述其评价成果的方法（包含被评价成果采用了哪些研究方法、这些方法的适用性如何、该成果类型是否符合其所在学科的发表行为特征）和研究团队对学科的贡献（包括该研究成果在学科史中的作用，成果的重要性、原创性、严谨度和深度等）。卓越科研评价对同行评议报告内容有详细的结构要求，强调了质量评价是卓越科研评价的重点，同时通过严谨的评价报告确保同行评价的公平性和客观性。

4.评价结果与科研拨款的脱钩

澳大利亚全国高等教育联盟（The National Tertiary Education Union）指出，卓越科研评价及其他研究绩效评估与澳大利亚政府对高校科研资金的分配（包括可持续卓越科研计划SRE和科研训练项目RTS）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12]。实际上，澳大利亚科研拨款与卓越科研评价的结果的关系经历了不断调整并逐渐脱嵌的过程。在2010年之前，澳大利亚科研拨款仅参考学校总体发表的数量，这导致了科研成果的数量迅速增长，但是质量堪忧[13]。为了提升科研质量，澳大利亚2010年调整了高校的拨款机制，设立了包括可持续卓越科研计划（Sustainble Research Excellence，SRE）等6个专项构成的科研绩效拨款制度。可持续卓越科研计划的拨款与卓越科研评价进行挂钩。可持续卓越科研计划将卓越科研评价结果与科研间接成本数据作为调节因子对科研拨款进行调整。2017年，澳大利亚政府重新调整大学科研拨款机制，可持续卓越科研计划合并到科研支持项目，且与卓越科研评价不再挂钩，说明政府科研拨款的关注点不再主要是质量指标[14]。总体上，澳大利亚政府通过拨款机制引导了高校科研的发展方向，高校基于财政收入的考虑，往往根据评价机制有针对性地调整办学行为和管理模式。

四、对我国优化科研评价体系的启示

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仍任重道远，建设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有助于优化中国科研创新的社会生态系统。开展任何科研评估都可能达成预期的目标，也可能会有非预期后果，产生不良的影响[15]。笔者认为澳大利亚卓越科研评价对我国学科评估的启示包括如下四点：

1．注重学术成果的应用价值

科研社会互动与影响力评价的实践探索代表澳大利亚科研评价政策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回归。迈克尔•吉本斯等提出，知识产生模式逐渐由“学术范式”为主导的模式Ⅰ向以“应用范式”为核心的模式Ⅱ转型，更重视知识生产的跨学科性、应用情境性、社会传播性及公众问责[16]。在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背景下，澳大利亚科研政策的转变映射出科研绩效评价制度的初衷，政府对科研的支持旨在推动科研成果的商业转化与应用。科研社会互动与影响力评价强调学术研究的“应用导向”和“市场导向”，意味着大学科研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科研的最终导向是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从澳大利亚卓越科研评价的改革阶段看，科研目标的转变呈现出阶段性特征，表现为从数量导向转变为质量导向，从质量导向提升到贡献导向，这与我国的政策导向不谋而合。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教育评价要突出质量导向，重点评价学术贡献、社会贡献以及支撑人才培养情况。我国的科研评价改革进入转折点，纯量化评价造成的问题已经严重制约科研活动的健康发展。教育部学科评估正在探索分类评价、质量导向和关注贡献等方面。科研贡献除了学术贡献，还应该涵盖社会贡献，即科研成果的应用价值。在第五轮学科评估公布的指标中，把专利转化列为评价指标之一，同时在社会服务指标体系中，也要求对学科服务社会的总体情况和5个典型案例进行综合评价，强调突破性贡献。从指标体系看，第五轮学科评估开始关注科研的应用价值，但是从评价体系看，该指标没有明确给予评价或案例撰写引导，无法引导学校理解和认识什么是科研的应用价值。只有充分重视研究的应用价值，明确应用价值应该包含哪些方面，才能兼顾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建立符合国家创新体系发展战略需求的评价体系。

2.制定基于学科的分类评价指标

卓越科研评价对不同的学科采取差异化的评价方式。在对人文社会学科的评价中，不仅包括对出版书籍、书籍章节、期刊文章或会议出版物等传统性研究成果的评价，还包括对策划或展出活动、现场表演、原创作品、录制作品、研究报告以及非传统研究成果组合等的评价。这种模式鼓励了研究成果的社会应用，避免了评价指标的一刀切问题。以往的量化评价方法，通过数字转化、精简和整合复杂信息，使得科研的复杂内容变得容易被理解和比较[17]。事实上，纯量化指标难以真正评价不同学科的质量。纯量化评价的实施取决于有没有科学的、全面的学术成果库，从现有的条件看，目前比较完善的只有英文期刊论文数据库，而对人文艺术社科等领域的艺术作品、非英语发表、研究报告、设计作品等非传统成果类型均难以实施评价。尽管同行评议存在主观性较强等问题，但仍然是学术评价的重要方法，因此，科研评价应转变单一评价模式，关注不同学科的特色和属性，重视各种非传统研究成果形式，鼓励多元化评价模式共存，以确保评价方法的科学性和评价视角的丰富性。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自实施第四轮学科评估以来，开始关注学科差异，有针对性地制定评价指标体系，纳入学科特色指标，逐步提高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和适切性，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在第五轮学科评估中，针对不同学科特色制定了特定指标，如新品种研发与转化情况、新药研发情况、艺术实践成果等，丰富了科研成果的产出形式，为此，第五轮学科评估按一级学科设置了99套指标体系。未来，学科评估应该进一步关注学科差异，充分考虑学科知识的属性和特征，制定更为多元化和差异化的评价指标体系。

3.建立质量导向的评价体系

科研评价不能一味追求数量而忽视对质量的要求，只有高质量、原创性的成果才能真正推动科研创新和社会进步。质量理应是科研评价或学科评价最重要的关注点，然而很多外部评价演化为数字游戏，促使大学内部的管理政策趋向于追求规模和数量，进而导致科研人员追求“短平快”的科研活动，形成“学术泡沫”。澳大利亚科研评价也经历了从数量导向向质量导向转变的过程。在1995年启动综合指数评价时，主要依据量化指标，评价指标包括书籍、期刊文章、会议论文等出版物、研究生毕业人数等，并根据指标权重和评价要素计算结果分配经费；2005年，澳大利亚教育、科学与培训部宣布使用科研质量框架评价制度，专门针对科研质量和影响力开展评价，但该制度因为其设计难以落地且成本太高而未实施；2008年，推行卓越科研评价，优化了科研质量框架评价，强调科研经费必须确保分配给有价值的科研活动，强调对科研质量的评价，其评价体系包括核心指标和关联指标；2018年，卓越科研评价体系增加了科研社会互动与影响力评价[18]。总体上，科研质量是澳大利亚卓越科研评价的主要导向，其评价方法从纯量化统计转变为量化分析和同行评议并存，总体上对“科研质量”的概念、评价方法和指标等形成了较为科学和全面的认识。对于我国而言，科研评价要贯彻质量导向，以真正达到“以评促质”的效果，而非变成没有实际价值的数字竞赛。

4.避免科研评价的不良影响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实施科研评价的主要目的是为公共资金的分配提供依据，政府和社会都希望加强对科学界的监督和掌握，提升公共资金投入科学界的使用效率[19]。包括英国科研卓越框架（REF）、荷兰标准化评价指南（SEP）等在内的评价都采用公式计算各学科的得分并进行评级，且将评级结果与政府科研资金分配直接挂钩。因此，高校和科研机构非常重视科研评价，高校的管理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评价框架和评价指标的影响[20]。当评价与资源分配挂钩，学校或学院管理层为了获取资源，将“迎合”评价指标开展学科建设。决策者受到排名制度的影响而遵从外在的规则，而未必符合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会导致高校放弃一定的办学“自由度”，在评价者面前成为“弱势精英”[21]。尽管评价的初衷并非限制学校或学院管理者的自由，但事实是当评价与资源挂钩，学校或学院决策者必须考虑任性发展可能造成的损失。澳大利亚对高校的科研拨款与卓越科研评价经历了从挂钩到脱钩的过程，但是作为政府组织的评估，卓越科研评价也可能对于学术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澳大利亚有学者即指出政府对高校的科研评估会影响大学对于学者的绩效评估以及聘用，学者们则会为此改变研究方向或做出相应的调整，这有悖于科研自由探索的精神[22]，同时也会增加学者的工作负担，使其长期处于焦虑状态，不利于身心健康[23]。目前，我国各类大学评估和排名在高等教育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影响既有积极的方面，如提升了高校的办学积极性，但也有一些非预期的消极影响，如导致了唯指标导向。尽管近年来一些评估开始转变评价导向，但评估排名的社会影响力还是会让资源集中到一些“头部”高校，这对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有消极影响。因此，我国政府、高校和相关部门也应进一步关注重学科评价结果的使用情况，减少其对高校科研活动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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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750/j.adge.2023.02.012

蒋林浩，华南师范大学（清远）科技创新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副研究员，广州 510631；沈玉翠，华南师范大学（清远）科技创新研究院部门负责人，广州 510631；张优良（通讯作者），北京工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香港岭南大学博士后/研究助理教授，北京 100124；黄俊平，北京大学学位办公室主任，学科办公室副主任，北京 100871；杨洋，华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广州 510631。

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2020年“香江学者计划”（编号：XJ2020008）

（责任编辑 刘俊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