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勋卓著的航天人王希季

王建柱

希求奔月日星追，

季季年年奏响雷。

太浩茫茫为我用，

空间无限任来回。

人类自古就有探索宇宙的梦想，“嫦娥奔月”“夸父逐日”在今天已不是神话与传说。从我国第一枚液体燃料火箭研制成功、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送入轨道、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都深浸着王希季院士的心血。

1999年9月18日，雄伟的北京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召开表彰大会。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亲手将金光闪闪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佩戴在王希季院士胸前。

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对于王希季来说，真可谓实至名归，他在中国航天史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第一枚探空火箭技术负责人、第一枚卫星运载火箭总体方案设计者、第一颗返回式卫星首任总设计师……王希季大半辈子都忙在了向苍茫太空镶嵌“中国星”上。

归国的动力,源自于两张照片

1938年秋，刚刚读完高一的王希季在一位同学的怂恿下参加了西南联大的高考。结果他被西南联大机械系录取。从西南联大毕业后，他抱着科学救国的一腔热血，赴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留学，攻读动力和燃料专业，获得硕士学位。1949年10月，王希季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他惊喜不已，萌发了要回到祖国怀抱的想法。他拒绝了好几个美国大型电厂的录用，踏上了驶回东方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他计划着回国创业，“建立大电厂，解决中国工业发展的根本问题”。

王希季的“电厂梦”没有实现，国家需要他把目光从大海转向天空。

1950年初春，呼啸的海风无法吹散他渴望报效祖国的一腔热情。当这个踌躇满志的年轻人抬头仰望太平洋上空的满天星斗时，绝没有想到，10年后，由他主持研制的中国首枚液体燃料探空火箭，刺破浩瀚苍穹，揭开了国人空间探索崭新的一页。

几十年后，他回忆道：“归国的动力，源自于两张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照片。”王希季此言所指，分别是解放军露宿上海街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照片。生长在军阀混战时期的他难掩激动之情，此后，更多振奋人心的消息陆续传来，王希季归意已决，而他放弃的，是在美国攻读博士的机会和优厚的待遇。

回国初期，王希季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为家乡打造出可供持续性发展的、足够大的发电站。不过，这位一心打算投身能源工业，憧憬工业救国的青年，却在归国后不久踏进教育领域。

从大学教授到研制“一星”

王希季回国初期，即使在大连工学院当副教授期间，他也仍想着投身能源工业，在心中独自勾画着大电站的蓝图。就在这期间，发生的另一件事却改变了王希季的一生。

1957年10月4日，苏联把人类第一颗卫星送上了天，轰动整个世界。1958年5月，毛主席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进军号令。11月，王希季被调到中国科学院上海机电设计院（现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508所），带领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1岁、根本没见过火箭的年轻技术队伍，当起中国航天第一代“创客”。王希季的飞天之梦就从这里开始了。

他到上海机电设计院报到时，对这个专门负责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研究设计的保密部门一无所知，也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

在接受任务后，王希季承担起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的研制任务。那时王希季只有37岁。他既不具备火箭方面的专业知识，也未掌握相关的技术资料……几十年后王希季回忆当时的情形依然感慨万千：“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都在‘放卫星’，可真正放卫星的科研人员清楚，依照当时条件，发射能送卫星上天的火箭几乎不可能。”王希季说。

没技术，没资料，没外援！“王希季们”不具备火箭方面的专业知识，既无前人经验，也无现实把握。中国的航天事业如何起步？

“只有人，其他的什么也没有。”

“当时就靠两个，一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策，二是后来总结的‘两弹一星’的精神。”他忆起的那段创业岁月，是现在的我们不能想象的。

在那个最困难的年代里，吃着跟稀饭差不多的烂糊面，“王希季们”靠“土办法”摸石头过河。

研制工作开展得非常艰苦，面对一再受挫的严酷现实，王希季经过认真反思，向上级提出建议：从国情出发，以技术难度较小的无控制探空火箭为突破口，循序渐进地创造条件，适当的时候再开始运载火箭的研制。

真正的研制是从无控制探空火箭开始的。在杨南生副院长的亲自带领下，他们手拉肩扛地建起了发射场，王希季也开始了艰苦的设计和研制工作，上千张图纸他要一一审校。当时急需一个发动机系统试验室，新建又来不及，王希季最后选中设计院内的一个厕所门前几平方米的露天空地。他和他的助手们在地上搭起了液流试验台，而厕所则改装成了测试室。就这样，仅仅几个月的时间，由液体燃料主火箭和固体燃料助推器串联起来的两级无控制火箭就奇迹般地诞生了。

1960年2月19日下午，这枚完全由中国人自己设计研制的液体推进剂探空火箭发射成功了，虽然飞行高度只有8公里，却标志着我国已经向走出地球、奔向太空的征程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

3年后，王希季组织设计人员又对火箭做了重大改进，探空火箭又携带40公斤探测仪器一举飞上了130公里的高空。这枚火箭的箭头、箭体在弹道顶点附近分离后，分别用降落伞装置进行了回收，这对我国的探空火箭和返回式卫星研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火箭探空是我国在高新技术中较早达到国际水平的一个领域，也是我国发展航天技术的起步项目之一。在从零起步的中国航天事业中，王希季无疑是一位卓然有功的拓荒者。

太空传来“东方红”

在王希季的生命坐标上，1965年无疑要记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所在的上海机电设计院并入七机部并搬迁至北京，更名为七机部第八设计院。王希季被任命为该院总工程师。他主持了中国第一枚卫星运载火箭“长征一号”总体方案的论证和设计工作。

这是中国进入太空的第一次大胆尝试。

历史不会忘记那一刻，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巨大轰鸣声中，从戈壁大漠腾空而起，带着清脆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带着中国人的壮志与豪情飞向太空，扶摇直上。那一刻，“放卫星的人”王希季与同志们拥抱在一起，热泪浸湿了面颊。

然而，王希季并没有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在取得火箭技术一系列的突破之后，他在54岁那一年，又担任了我国返回式卫星的首任总设计师。

1975年11月26日，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终于穿云破雾飞上了太空。又于3天后按预定地点顺利返回地面。这颗卫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我国已发射了3个型号16颗返回式卫星。根据王希季提出的返回式卫星的基本方案，我国的返回式卫星成为研制周期最短、成本最低、发射数量最多、成功率最高的卫星系列，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5年，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员会主任任新民院士出访欧洲时，欧洲同行们无不钦佩地对这位老总说：中国的航天技术有两件事了不起，一件是研制出氢氧发动机，再一件就是研制出了返回式卫星。

毫无疑问，王希季是创造这两个奇迹的功勋人物之一。

求真务实,甘冒风险的开路先锋

早在1958年从事航天工作开始，王希季就意识到，“发展航天技术的意义不等同于发展一般高技术，而是一项开拓天疆、造福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宏伟事业”。于是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在各种场合都尽力阐述航天技术对我国开发利用太空资源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他在国内率先提出进入太空的重要目的就是开发利用太空资源和扩大人类生存空间的观点，而且还强调，不能把空间技术只看成是科学和技术研究与发展的一个部分，而应把开拓天疆作为国策来考虑。而当时，我国大部分人对发展航天事业的深远意义还缺乏应有的认识，在相当多人的眼里，发射卫星就跟放礼花礼炮差不多，花大把的钱目的不过就是为了显实力、壮国威。

王希季清楚地知道，要改变这种状况，不仅需要有一个认识过程，更需要有人予以提示。于是，他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加以系统的阐述和分析。他的文章和观点在科技界和决策层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由此，探测研究太空环境、开发利用太空资源是发展航天技术的主导因素和主要任务，这一新的观点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航天事业完成了从无到有再到强的奇迹蜕变，王希季也早已从火箭的“门外汉”成为航天界泰斗。成功与荣耀背后，有痛心的教训，也有捍卫真理的过往。

1960年，王希季负责的三次火箭发射任务接连受挫。其中一次，因为天气状况突变，本来发射正常的火箭被风吹倒了。

“痛心啊！大家那么多的心血！岂止是沉默，很多人流泪了。”王希季向组织讲：“我是技术负责人，要处分就处分我，其他人都没责任……”

“结合中国的情况来定事情，就是我们这些人通过失败，得到的经验。”王希季说，中国的航天要走符合自己国情的路，不能急功近利，不能跟着外国跑，要不图虚名，务求实效。

中国18种探空火箭中，有12种是由王希季担任型号负责人研制出来的。探空火箭对运载火箭、人造卫星、气象火箭、高空探测火箭、生物火箭乃至载人航天器的研究都有很大贡献。中国的载人航天没有做大动物的试验，省了很多时间。正是因为王希季的创业团队在60年代的生物火箭上已做过狗的试验。

王希季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让许多人至今都记忆犹新：“在技术问题上不能少数服从多数，而是要尊重客观规律，坚持实事求是，有时候少数人坚持的往往是正确的。”

思维活跃的总设计师经常会产生新的设想，希望通过大胆的尝试令产品的作用与性能不断有所补充和提高。为了支持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王希季不惜一次又一次充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为此，他总是不怕惹麻烦，不怕得罪人，更不在乎是少数派，只要认准了是好的就决不放弃。他坦言：“要想有新的突破，总得有人甘冒风险，肯担责任。”例如，卫星姿态控制系统数字化就是在王希季的支持下，为卫星研制工作开辟的一条新路。过去，这个项目虽然已经完全具备装星应用的条件，但当研制者提出卫星上用计算机时，却没有人敢上，连领导层也不予支持，因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多数国人对“数字化”这个概念还很陌生。

面对这种局面，王希季经过认真分析，制定出相应的对策，认为值得一试，而且也有成功的把握。于是他顶住种种压力，率先果敢进行试用，实践证实效果非常理想。从此，数字化卫星姿态控制系统得到普遍应用。

像这样的事例还能举出很多很多。

关键时刻力排众议充当开路先锋，一次次勇担风险而又屡立奇功的事实，使人们钦仰王希季的胆识与魄力，佩服他在工作中运筹帷幄举重若轻的驾驭能力。

最早提出载人航天技术的专家

王希季是最早建议“我国应以空间站系统为目标，从载人飞船起步来突破载人航天技术”的专家之一，也是我国最早研究载人航天技术的专家。上世纪60年代后期，他就带领研制人员提出了“曙光一号”载人飞船的初步方案。这是一个曾得到毛主席批准，准备进行发射的单人飞船方案。这个计划因故夭折后，他始终留意着国际载人航天的动向，关注着我国载人航天的发展。

研制宇宙飞船的工作重新启动之后，王希季是“神舟”总体论证的高层负责人。“神舟”飞船成功地完成了首次无人飞行试验后，王希季又根据国际载人航天活动的最新动态，为我国的载人航天技术如何进一步发展献计献策。

生命虽有限，事业却无穷。为了事业的发展，王希季毫不在意自己的生理年龄，依然每天紧张不辍地工作着。

他单位的保安介绍说，王老每天都来上班，“如果不生病、不下雨的话，八点半前肯定到。难以想象94岁的人还有这么大的劲头。”一台地球仪、一幅资源卫星地图，王希季的办公室里，除了和航天有关的资料用品，别的几乎什么也没有。《空间科学应用》《世界导弹大全》类的书籍码满一墙书柜；桌上几摞《SPACE NEWS》等中外期刊堆得一尺高。

他的助手说，王老手边总有一个小本，记得密密麻麻，每隔几页贴个便笺。这位出生在1921年，只比中国共产党年龄小几天的老人，身上仍是“创客”的节奏。

他每天上班，认真研读相关政策，关心“中国制造2025”。说起自己搞的新项目——“互联网+航天”，说起互联网时代航天如何服务国防服务经济服务民生，王希季语速不快，但思路清晰滔滔不绝。他要趁自己还有精力进行探讨的时候，抓紧利用生命中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个小时，为后来者将前进的道路铺得尽可能平坦一些。

王希季

科学家都有执着追求、埋头工作的共性，王希季也不例外。在中国航天界，王希季淡泊名利的崇高品格是有口皆碑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与“东方红一号”和“长征一号”一起出现的主要研制者名字中都没有王希季，似乎他与这个在中国航天史上有着划时代意义的成功毫无关系。后来有人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他对此“没有一点遗憾”，“总是很欣慰”。甚至在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时，他还是那种平稳的心情：“哎呀，这样对待我，我还没有想过。”一个人能够修炼到如此境界，实在难能可贵！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早已与太空结下不解之缘，“心星相印”的王希季魂牵梦绕的始终是无垠的宇宙。这个名震寰宇的中国“航天巨星”，隐姓埋名、卧薪尝胆数十载，若不是荣获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恐怕许多人对他都会感到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