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鲁迅所指老莱子之“雏”

⊙唐欣［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济南 250014］

鲁迅在《朝花夕拾》的后记中再谈《二十四孝图》时，提到了刻于同治十一年的一本《百孝图》。他摘出其中有关“老莱娱亲”的一段话：“莱子又有弄雏娱亲之事：常弄雏于双亲之侧，欲亲之喜。”（原注：《高士传》）令鲁迅觉得特别的是其中的“雏”字，于是他对“雏”作以下猜测：“我想，这‘雏’未必一定是小禽鸟。孩子们喜欢弄来玩耍的，用泥和绸或布做成的人形，日本也叫Hina，写作‘雏’。他们那里往往存留中国的古语；而老莱子在父母面前弄孩子的玩具，也比弄小禽鸟更自然。所以英语的Doll，即我们现在称为‘洋囡囡’或‘泥人儿’，而文字上只好写作‘傀儡’的，说不定古人就称‘雏’，后来中绝，便只残存于日本了。但这不过是我一时的臆测，此外也并无什么坚实的凭证。”①

李圣华在《“弄雏”小考》中对“雏”的本意进行了考证。通过晋人徐广《孝子传》、唐《艺文类聚·人部四》所采《烈女传》《山东汉画像石汇篇》等图文资料，他证明“弄雏”之“雏”是“乌鸟”的意思。乌鸟即乌鸦，具有反哺的孝亲象征，因此鲁迅的猜测是错误的。②

鲁迅对于“老莱弄雏”中“雏”字的理解来自日文汉字“雏”，其平假名为“ひな”。日语“雏（ひな）”也有“小禽鸟”的释义，同汉语“雏”的意思基本相同。然而鲁迅明明知晓，却转而提出新思路，选择它的另一词义“人形玩偶”进行阐释。由于某些日语汉字词与汉语古语词的意思是相通的，鲁迅猜测“雏”可能属于这一类，得出汉语的“雏”也是某种人形玩偶，文字上写作“傀儡”。但实际上，如果无法追溯二者的词源、考证二者接触传播的关系，则无法证明日语“雏（ひな）”和汉语“雏”完全同义。因此，尽管存在可能性，鲁迅的推导不够合理，他自己也承认这不过是一时“臆测”，没有坚实的凭证。

鲁迅在猜测词义时，多次躲避“小禽鸟”的意思，偏向“傀儡”之意。这种偏向是有意为之，源于他对“老莱娱亲”的独自见解。本文通过研究鲁迅误解之“雏”，对其选择的缘由进行初探。

一、鲁迅所指“雏”之形

鲁迅对老莱之“雏”的解释是“用泥和绸或布做成的人形”。“人形”可理解为“人的形貌”，后文“洋囡囡”“泥人儿”也表明“雏”确实像人。因此这种理解说得通，但并不正确。其实“人形”是一个日语汉字词。鲁迅作品中有多处相同用法，如《娜拉走后怎样》中“孩子抱着玩的人形”也是。译文《往访的心》中“是奈良人形似的并不细细斫削的人”③。这同样也可以在周作人的作品中找到，如“以雏与人形为其专门”④、“日本东北地方的一种木制人形的”等。这是因为在日语里早有词语“人形（にんぎょう）”存在，指的是一种日本人偶。二人都是直接用的日语汉字词。“雏（ひな）”的人偶词义就来自人形的一种——“雏人形”，通常译作“雏人偶”，是日本很有特色的一种手工艺品。又称“三月人偶”，是送给在三月三日满一周岁女孩的礼物，具有祈福消灾的功能。在日本平安时代，“人偶被称为‘雏’，玩人偶被称为‘玩雏’”⑤。在日本生活多年的鲁迅对它并不陌生，自己还曾“买布人形一枚赠晔儿”⑥，也有友人“内山君赠海婴五月人形金太郎一坐”，“山本夫人赠海婴以奈良人形一合”。因此，看到《百孝图》中的“弄雏”，鲁迅很可能联想到了“玩雏”，由此推测“雏”即人偶。

由于中国并没有雏玩偶，鲁迅最终“在文字上只好作‘傀儡’的”。“傀儡”源自“傀儡戏”，指“木偶戏中的木头人”，形貌接近真人。《列子》中就对傀儡有过夸张的描写：“内则肝、胆、心、肺、脾、肾、肠、胃，外则筋骨、肢节、皮毛、齿发”，不过都是“革、木、胶、漆、白、黑、丹、青”所做，“皆假物也”。⑦鲁迅能够将“雏”当作“傀儡”，主要因为二者都似真人形貌。另外，傀儡也具有人偶之意。这在《玩偶之家》的另一译名《傀儡之家》中可见一斑。将本意为“娃娃”的“dukkhe”与“doll”译作“傀儡”，是因为它兼具“玩偶”与“受操控”的双层含义。不过，相对于巫术色彩更浓的傀儡，日本雏人偶更具有人文艺术内涵。它展现出仕女、儿童、艺妓等各种各样的群体，神态灵动，妆容、发型与服饰都十分精美，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民间艺术品。⑧

老莱子是春秋晚期人物，当时傀儡仍被用作“丧葬之乐”，未发展为吉庆娱乐的工具⑨，更不是玩具。而日本还处于绳文时代，过着部落氏族的原始生活。此时也没有中日交流的记载。因此，老莱拿的既不是“傀儡”，也不是日本人偶。不过，《百孝图》刻于同治年间，其作者是可能见过人偶类玩具的。

二、老莱弄“雏（ひな）”

汉语之“雏”和日语之“雏（ひな）”都有明显的“小禽鸟”的意思。而“人形玩偶”之意只有日语之“雏（ひな）”能够确定，且人形为日本特有的手工艺品。为什么鲁迅依旧说它“未必一定是小禽鸟”，偏偏选择“人形”的释义呢？这种带有主动性的猜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鲁迅的独特观点。

鲁迅认为人形玩具是孩子们喜欢弄来玩耍的，而老莱子在父母面前玩弄孩子的玩具比玩弄禽鸟更加“自然”。但对于现实中的老人，显然是把玩禽鸟比玩小孩子的人形玩具更加正常。因此此处鲁迅所说的“自然”，应当是放在“老莱娱亲”的故事语境当中的。“老莱娱亲”作为一个宣传孝道的榜样故事，其孝的重点落在“娱”字。老莱子故意安排滑稽搞笑的动作，博父母一笑，让老人家开心，消除寂寞。即故事本身的设计就是通过丑态达到喜剧效果，起到“娱”的功能，实现孝的目的。由此可知，老莱子手中拿着的东西越出格、越滑稽、越不可思议，反倒越能“娱亲”。对于七十多岁的老人来讲，小孩子的人形玩偶显然比小禽鸟更加稀奇，更能“娱亲”。所以，人形玩偶更加符合故事本身的语境，更“自然”地贴近了“娱”。

另一方面，鲁迅选择“人偶”释义，还能达到更强的讽刺效果。他在《二十四孝图》中明确表明对“老莱娱亲”的不解，甚至是反感。老莱子们或是拿着“摇咕咚”，或是“诈跌仆地，作婴儿啼”，把“肉麻当作有趣……以不情为伦理，污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七十多岁的老人偏要假装婴儿，惺惺作态，用极其不合身份、不合常理的方式逗笑，是令鲁迅讨厌的原因。基于这个理由，鲁迅还对郭居敬版本《二十四孝图》中的“摇咕咚”发出了攻击：“咕咚咕咚地响起来。这东西是不该拿在老莱子手里的，他应该扶一支拐杖。”可见，老莱子拿的东西越偏离于拐杖、越不接近常理，也就越肉麻、越能够成为鲁迅讽刺的对象。鲁迅把“雏”猜测为“人偶”，一方面因为他实在讨厌这种作态，于是愿意往更过分的方向去理解。另一方面，则可以看成是他故意理解为此，通过制造老莱与手中把玩之物的距离和陌生感，加强厌恶情绪和讽刺力度。

三、鲁迅之孝道观

鲁迅选用“雏”的人形意是为了增强“娱”的滑稽与讽刺意味。他真正反感的也是这种孝敬的方法，并不是对孝本身进行批判。首先，这种“娱”的方法是不适用于老人的。无论是把玩人形还是拨浪鼓，又或者是在双亲之侧挑逗小禽鸟，老莱子都摆脱不了一种“装佯”“诈”“作态”“假惺惺”的样态，都这是鲁迅所不能容忍的。若要孝顺，老人自有老人的孝顺的方法。何必为求得一“孝”，忸怩作态，佯装小孩子呢？其次，这种通过丑态博得父母欢心的方法并不能达到真正的孝的目的。形式主义的外皮下是浅薄的内涵，至多只不过赢得一时的笑意，给不了父母真正的精神慰藉。而放在现实中，两个百岁老人看到自己年迈的儿子如此作态，是否也会尴尬羞愧？在“老莱娱亲”的故事后，鲁迅还提及了“郭巨埋儿”“卧冰求鲤”等故事，竟然要通过损毁身体甚至牺牲生命的方式来尽孝。鲁迅认为这种孝的方法是不合理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更不能用来宣传。过度宣扬孝的方式而脱离孝本身，就会走向缺乏实质的形式主义的伪孝，最终变成统治者宣扬礼教的工具。把这样的《二十四孝图》给儿童看，不仅会引起孩童的反感，还可能成为毒害儿童思想的凶手。不但无益于父母，更是会对后代产生不可磨灭的消极影响。

孝本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被统治者利用而走向畸形与僵化的情况。鲁迅反感变质了的孝的封建性、虚伪性与残酷性。他否认这种孝的方法以及对该种方法的宣传，不是要去破坏孝道，而是要进行重新建构——孝不在无聊的形式，而是要关注实质。那么如何形成正确的孝道呢？他也指出一个途径——“爱”。在父辈与子辈的关系里，父权不是一切，子女有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年轻一代是未来的开拓者，不能让他们被封建的孝道残害，死气沉沉。觉醒的父母应当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要起到保存、延续和发展这些生命的作用，帮助孩子在身心上健康地成长。在爱的环境中，子女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形成正确的敬爱父母的意识。而只有这种健康的孝道，才能维护代际的和谐，使整个民族的生命延续下去。

四、结语

鲁迅本身就是一个孝子，始终赡养、关爱、敬重母亲。他在行动上竭尽所能，其孝顺出自本心的真诚。因此，鲁迅反感《百孝图》中老莱子的“佯装”之态，认为尽孝应自然，应当出自真爱。他的孝道观，不仅着眼于小家，更纵览历史，横观整个民族。他对封建孝道的虚伪与残酷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也为健康的孝道观指明了新路。因此，对于“老莱娱亲”这样的故事，鲁迅并不喜欢，自然会把老莱之“雏”猜测成幼稚的小孩子的玩具了。

① 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0—341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② 李圣华：《“弄雏”小考》，《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3期，第71—73页。

③ 李新宇、周海婴主编：《鲁迅大全篇》，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22页。

④ 周作人著、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7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⑤ 杨敏悦、王妙文：《〈民俗之库〉之四·异国风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3页。

⑥ 鲁迅：《鲁迅日记》，中文在线2020年，第176章，日记十六，十一月。（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⑦ 列御寇：《列子》，清嘉庆刊书名家江都秦氏石研斋刻本影印。

⑧ 陈学军：《日本人形艺术的发展对中国民间艺术的思考》，《书画世界》2015年第6期，第84页。

⑨ 张大新：《中国戏剧简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