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讲坛生涯

2023-03-16 01:49顾之京
大学书法 2023年1期
关键词:顾先生国文学生

⊙ 顾之京

一、讲坛生涯第一站——山东青州

1920 年夏,父亲结束了大学生活,走出了北大校园。他谋到的职业是山东省青州中学的教员。9 月,他到达青州,开启了一生教书生涯的头一站。青州中学是省立中学,历史较久,父亲这个刚迈出校门的24 岁的青年,在这所学校里,教国文和英语两门课程。那时的国文课主要是学古文,像父亲这样身兼两种不同语种的语言文学课,不仅在当时,就是在后来的学校里,恐怕也是极为罕见的。他在青州中学,除教书、改作业,每日“不外写字、作文、看书”,作为教师,他开始思考青年人的教育问题。他回忆起大学里少数青年放荡的课余生活而感到痛心:“不想现在的读书人,一闲了便嫖、赌、吃、喝。”“现在求学的青年,太没事干了。一下了班,一放了假,大家便任马由缰地胡混;还起了一个好名字,叫作‘消遣’。哪知道‘消遣’便是‘堕落’的门呢。”对于当时“教育万能”的提法,父亲一方面承认,一方面又怀有疑问:“人的品性不一,品类不齐,教育能不能把人造成一致,也是一个问题……在现在这样的社会里,有谁能答复、解决这样高深、艰难的问题呢?”这是当时社会,一个刚刚从事教育工作的、有头脑的青年自然的困惑。

父亲在青州中学只工作到次年6 月。到第二个学期,即1921 年春季,他结识了一位刚刚到校任教、长他数岁的涿州人氏卢伯屏。这是一位真正的仁厚长者,忠诚正直而谦和,他们在青州中学虽只相处三个月,却从此开启了他们终其一生、情逾同胞的兄弟情谊。经过卢伯屏的介绍,父亲又结识了卢伯屏的弟弟卢季韶和同乡冯至。1921 年6 月末,父亲与卢伯屏在青州分手,临别前,父亲作了四首白话诗《送伯屏进京》,每一首都以“伯屏要走了!三个月的聚会、往来,而今要分手了!”为开端。此后,父亲与卢伯屏虽时时相聚,彼此间却仍是书翰往还不断。自1921 年6月至1930 年11 月,十年之间父亲就有书函475 通致卢伯屏。父亲致卢季韶的信函一直延续到去世前一年。卢伯屏先生——我的姐姐们都亲切地唤他“卢大爷”,卢季韶先生——我们姊妹唤他“卢四叔”,卢大爷和卢四叔保存我父亲的全部信函共563 通。1937 年“七七事变”后,卢大爷和卢四叔自北平奔赴大后方,家具衣物以至书籍俱弃置旧都,唯早已粘贴成册的好友顾随书信随身携带,自北平至河南而陕西再辗转至四川。卢大爷1939 年病逝于四川,书信全由卢四叔一人保管。卢四叔晚年退休于西北大学,谢世前两年——20 世纪80 年代初——将全部信札重新整理,辑为十四册,由后辈自西安携至北京,交给我的三姐之惠。仅是珍存好友书信的这一份诚笃之情,就值得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交往史上大书一页。这些书信现已全部收入《顾随全集》第四卷,使后人得睹父亲青年、中年以至老年时期生活的点点印迹,则更是厥功无极了。

1948 年4 月,顾随与国文系教师启功(左一)、柴德赓(右二)、葛信益(右一)在辅仁大学校园合影

二、短暂的记者、编辑生活

1921 年6 月29 日下午两点半,从青州开往济南的火车把父亲带到了山东省的省城。等待他的是“在济南稍有点名气的”《民治日报》一个暑期的记者、编辑,至于暑后的“饭碗”,当时并没有着落。

到达济南后,父亲就住在报馆里。他对山明水秀的济南城里《民治日报》的环境感到十分快意。当晚,“到屋后天棚底下坐。呵!真好啊!一片镜面似的大明湖水都来到眼底下呢!水声汤汤,荷叶飘举,时而有一两个萤火虫儿在水面叶底忽隐忽现。……此刻天气异常爽适”。“编辑室屏风后面一个角门,从这个角门出去,可以临溪、望湖、看城;每到夜间,画舫里灯烛辉煌,笙歌喧嘈,倒也颇有点意思”,只是周围“朋友太少,未免有点孤寂”。

到任后的第二天(6 月30 日),父亲就为报馆作了一篇评论,还写了小说。十天后,《民治日报》增发“半周刊”,实即“文艺副刊”的性质,父亲就成为对“半周刊”“最出力的人员”。为了办好这个副刊,他力邀自己北大时的同学和朋友为刊物写稿。比父亲年少数岁,当时正就读于北京大学的好友冯至,在这里发表了一些新诗。我想,这或许是诗人、学者冯至最早发表的作品了。父亲自己也开始在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

这一年的7 月上旬,美国教育家杜威应山东省教育厅之邀携夫人和女儿访问济南。11 日,各界代表邀请杜威一家游大明湖,父亲以《民治日报》记者的身份参加游湖,并且摄影留念。杜威在济南所作的讲演,也是由我父亲负责编辑,并以《讲演录》之名刊发于《民治日报》。这一次经历,父亲当年即曾坦然向朋友相告 :这“也算是我的一件纪念事”。确实如此,父亲一生不曾从政,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参加官方的外事活动。

三、一个没有学究气的女中教员

记者、编辑毕竟不是父亲的专业,7 月末,经朋友的推荐,他得到济南女子职业学校中学班的聘请,9 月末重新走上讲坛,后来又转入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任教。1924 年7 月,他辞去了济南女中的职务,接受青岛私立胶澳中学的聘请。

父亲当时主要是担任国文教员,有时也兼任一点英文课程。那时他还是一个二十余岁的青年,在中学讲坛上却已经现出了完全不同于旧式教书先生的教师风采。父亲的好友冯至晚年在《怀念羡季》一文中回忆说:“羡季是国文教员,由于他熟悉英语,又喜读鲁迅小说和周作人当时的散文,所以在课堂上古今中外旁征博引,很能开拓学生的眼界,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因此也受到某些教师(尤其是英文教师)的嫉妒。”那时,父亲还把自己的散文交给学校刻印后发给学生做国文课的教材,现在可以看到的尚有《深夜序》《送C 君赴日本……》等。这种生动的教学方式,定然“受到同学们的欢迎”。在《新文学史料》1984 年二期上一篇关于20 世纪30 年代女作家沉樱的资料上,记载了一点父亲当年的情况:“在山东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沉樱遇到了一位……影响她一生的国文老师顾献(‘羡’之误)季,这位老师文才出众,不仅给学生讲解诗词歌赋,尤其拥护新文学,一有机会就给学生讲解‘五四’运动后涌现的新作家及其作品……还给学生讲解英文小说。”

那时父亲独自一人离开旧京的母校,远离家乡的亲人,未免时有寂寞之感,而省立女中学生们的纯真与好学,带给他生活不少的“慰藉”。他在信中告诉好友卢季韶:“一班天真烂漫的女孩子,很有意趣。她们对我所教的功课——国文——都肯努力研究,这也算是无聊中的一种慰藉了。”看到学生们写作上的进步,他更为欣喜。1923 年5 月致好友卢伯屏的信中写道:“学生曹淑英君作了一首小诗:‘如果你看见花草们将要枯落,你也不必再去管她们了。你就算勉强去培植,心里也是不舒服呀!’还有王素馨的一首:‘雨后郊野的绿草,洗了脸还没擦似的含着些露水珠儿!’”父亲在抄了学生的“小诗”之后,信上还对卢伯屏说:“老兄!您瞧这多像我作的呀!真是老顾的学生呢!”字里行间掩饰不住由衷的欣喜。

父亲并没有学过教育学,但1923 年济南女中校长向他征求学校建设的意见,他曾拟有一个“简纲”:

A.注重美育。

文学、图画、手工、音乐(俱宜提高程度)。

科学(不采用坊间书贾所售之课本,宜请专门教员,注重常识及科学方法)。

B.注重个性教育。

C.采用道尔顿制度(不是剿袭,只是采用)。

D.注重英文(废弃各书局之课本,而代之以浅近而富有文学趣味之英文原版书。——此专指三、四年级而言)。

E. 决不取夹袋式之考试。

注意——总之,女中之设立,原为女生求高深知识及升学起见,决不取敷衍主义。

拟订“简纲”之后,父亲在致友人的信中,谦称这纯是“闭门造车之言,不识教育家以为有可采取否?”这个“简纲”,在当时,尤其是对女生,确实具有超前性,具有一种亮人眼目的新鲜感与力度,即使在八十余年后的今天,仍不失其可借鉴性,唯不知当时之校长采纳多少?

四、离“经”叛“道”的国文老师

1926 年暑假以后,父亲受聘到当时属于直隶省的天津女子师范学院(当时还是中等学校)任教。这时,他已年届三旬,对社会人生的认识更趋成熟,对教师这一职业更体验到它沉重的分量。这时,他不仅教给学生知识,还特别注意指引她们的人生之路。

顾随著作三种

父亲一到天津女师,就感到这里学生的性格与山东的迥异。他在给卢伯屏的信中有生动的记述 :“学生甚活泼,但太能嚷——天津味儿也。一发问,则应者如雷。弟在青时,每作隽语,无一笑者——或不解,或不敢。此间则大异:隽语一出,笑声哄堂,上震屋瓦。”父亲随即又郑重地写道:“弟因思长此下去,亦属匪宜,当使一小利害,使伊们知我非易与者。”父亲这里所说的“小利害”,从他以后的教学工作看,则是指导学生们不仅多读书,而且多思考。

那时统治天津的是军阀褚玉璞,这个昏庸而腐朽的军阀下令,国文课只准讲四书五经。父亲在信中向卢伯屏说:“部令禁授白话文,省令添读经。而今而后,吾辈长为‘太平之民’矣乎?”愤忿之情、讽刺之意尽在此26 字之中。经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的父亲,全然不顾禁令,毅然反其道而行之。当年就读于女子师范学院、天津解放后与军管会一起接管津沽大学(天津师院及河北大学前身)后即在校任中文系主任的王振华教授,在纪念父亲逝世三十周年的1990 年,本已因病卧床,差不多三十余年不曾动笔写文章了,当时抱病奋笔写了长达5000字的文章——《纪念我的启蒙师顾随先生——宣传鲁迅的先行者》——回忆当年的情况:“顾先生却教了我们三年鲁迅作品以及鲁迅所倡导的北欧、东欧及日本的文学作品。”对当时课堂的情景,王先生还有一段生动的记述:“顾先生讲课,用他那充满感情的抑扬顿挫的声调朗读,这就把学生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课文中了,全室鸦雀无声。记得先生讲《伤逝》,读到‘那是阿随,它回来了’,满室发出了呜咽……”

父亲给女学生讲《伤逝》,讲《娜拉走后怎样》,王先生说:“在我们这些还未入世的十几岁的少女面前,顾随先生用鲁迅思想给我们指明了道路:子君的路不能走!娜拉的路也不能走!妇女如想在社会上立足,就必须先求得经济上的独立!”“在那黑云压城的军阀统治时代,顾先生敢于给学生讲鲁迅作品,一讲三年,这是何等的胆识!”

顾随 楷书 《心经》斗方

对于进步的外国文学作品,父亲也讲给学生们,王振华先生直到晚年还清楚地记得:“尤其是有岛武郎的《与幼者》,因鲁迅著作中有介绍,此文对我们影响特别大,印象深……有岛对幼小者说:‘你们若不是毫不客气地拿我做一个踏脚,超越了我,向着高的远的地方进去,那便是错的。’我们深深理解了这话的含义。”

王振华先生进而回忆说,“由于顾先生引路,指引我们读鲁迅作品,启发了我们对社会的关注,教育我们人生的路应该怎么走”,后来我们才参加了 1935—1937年的学生运动,“从此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王振华教授的同班同学曾中嬳(后任河北大学外文系主任)在20 世纪80 年代所写的《我的几位老师》中,有一节是写我父亲的,文中记述了他当年向学生们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情况:“先生鼓励我们阅读翻译过来的苏俄小说。我们都抢着去图书馆借。他讲了俄国作家丹钦柯的《大心》;还介绍了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小泉八云的《怪谈》等。我们开始从外国尤其是苏联的作品中吸收新的营养,受到了文学新的感染。课外读物中我们还读了《七个被绞死的人》。我们品味着俄国沙皇时代革命的气息和贫苦人们的不幸。”

天津女师二十三级的学生梁方1986 年著文说 :“顾随是我班语文老师……我受教益很深。他说鲁迅是硬骨头,他用笔作战斗武器,战胜了反动派。……又说革命先驱李大钊英勇牺牲,对革命是一大损失。在顾老师指引下,我参加了八路军,走上了革命道路。”

父亲在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教过的学生中,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卓有成就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有过联系的,据我所知还有著名的女剧作家、《八女投江》的作者颜一烟(当时名颜毓芳)。父亲逝世三十周年之时,三姐之惠曾到她在北京新街口附近的寓所去看望她。那时颜一烟大姐正在重病之中,已不能著文,她把60 年前老师赠给她的一方小砚拿给三姐之惠看,小砚一直在身边陪伴她。古人传法给弟子称“传砚”,父亲在离开女子师范学院时赠砚给她,是借用“传砚”这个典故呢,还是因为她姓“颜”与“砚”谐音呢?或许都有吧!

五、登上最高学府的讲坛

顾随临王廙《祥除帖》《昨表帖》

1929 年6 月,父亲得到燕京大学的聘书,被聘为国文系的专任讲师,9 月初开始到燕大任教职。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能直接进人燕京这所名校,其缘由看似偶然——1929 年春燕京大学国文系有一名教授准备辞职,于是一位朋友向国文系主任马季明推荐了我的父亲,而其实质远不在此。当时,父亲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老师沈尹默、沈兼士、周作人几位先生都正执教于燕京大学,他们都甚为器重这位弟子。尤其是尹默先生,1927 年当我父亲的第一部词集《无病词》问世之后,尹默先生极为看重,甚至在课堂上向学生们作了介绍,且许为“佳作”。所以在父亲走入燕园之前,国文系的学生对顾随(苦水)的名字已不陌生。之后尹默先生还曾托北京大学的学生询问我父亲,第二本词集何时出版。1928 年冬,尹默先生更通过冯至透露过“拟邀羡季入平做事”的意思,不过,父亲始终未曾向老师“启齿求好差事”,他自认为“区区一中等学校教员”,“ 然托人代谋教授职位,无乃稍不自谅乎”?由此可知,父亲之进燕京大学,完全是由于老师的器重与提携。关于这个情况,父亲晚年在一次闲谈中曾极简略地向我提起过。那时我刚上大学不久,一次回家向父亲说起任课的老师谁是教授、谁是讲师、谁是助教,父亲说:“我在大学里教书,没当过助教,一进门就是讲师,这全是靠了老师的力量,所以进了大学,不用说别的,为了不给老师丢脸,我也得好好卖力气!”说到这里,我母亲在一旁半是打趣半是心疼地说:“唉!你爸爸要不是因为‘卖力气’,哪里至于累得吐血!”

母亲的话一点不假。父亲刚入燕京大学时的情况,在他给卢伯屏的信中,有过点滴记述。

父亲在燕京大学第一个学期所讲授的课程有诗选、词选、骚赋、文学名篇选读及习作四门,每周课程十小时,每两三周评改学生习作数十本。10 月2 日是父亲在大学讲坛上第一次开讲,课后立即写信给卢伯屏报告情况及感受:“今日下午上两小时课,诗词各一时。”由于父亲对古典诗词早有甚深根底,故“昨夜曾略加准备,顺口说来,尚不致散乱无统系,唯两月来不曾长篇大论说过话,故每有顾后失前之处。然留神察看听课诸人神色,除一二精神颓靡者外,多数尚能团结。且有半数聚精会神地做笔记”。“初上课有此成绩,尚属不恶”。但“骚赋”那时还不是父亲的“拿手戏”,所以他不无担心:“明日是骚赋,自家实在无拿手。”当晚,他准备《离骚》至深夜,却颇有心得,还禁不住再于信上补缀几句:

……今晚沉下心去将《离骚》读了一遍,发见许多新义。不禁自叹往日读书,走马看花,囫囵吞枣,勿怪其学问不长进也。倘能永远如此作下去,一方面为人,即一方面是为己,亦殊值得。因念人生在世,牵扯束缚,触处皆是,自非天才与英雄,即难一一打破。但能利用余晷余力,作一二有益之事,虽不足以自豪,要亦可以自慰。

当父亲写完这几句时,时间已是次日凌晨了,不过,骚赋一课,父亲讲述不久即“渐入佳境”,10 月31 日,他“今晨讲《离骚》,自觉无甚把握,不意徐徐引起,如蚕吐丝,绵绵不尽,学生亦觉娓娓动听,真出人意料之外”。

六、“燕园”课堂盛况

父亲经过甫进燕园的最初时段之后,由于他渊博的学识、独特的讲课艺术,甚至他“苦水词人”的风度,很快成为一位备受欢迎和爱戴的讲师。当时来选他课的人,不仅是国文系的学生,“各系学生都来慕名选修,也有人凡遇顾先生讲课就去旁听,甚至外籍教授、英文系主任谢迪克先生也多次去旁听”。1986 年《顾随文集》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之后,1987 年这本书就摆上了正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这位英籍教授的书架,足见当年父亲讲课留给谢迪克多么深的印象。当年就读于燕京大学的红学家周汝昌著文说:“顾先生上堂之后,全副精神,全部感情……就是一个大艺术家,具有那样的魅力。”“先生首先是一位‘课堂讲授’这门专业的超常的典范……这门艺术的一位特异天才艺术家——凡亲聆他讲课的人,永难忘记那一番精彩与境界。”戏剧家黄宗江1944 年所写散文《书卷气》曾描绘我父亲讲“曲选”的情景,又形容老师是“读破万卷,再抛却万卷,与天、地、人、物俱化,自能达到一种至高境界”。北京师范大学杨敏如教授描绘了当年课堂的“盛况”:“顾先生讲课像海绵吸水一样吸引着学生。燕京当时是学分制,每学期学生要选课,课程表一贴出来,顾先生的课同学们争着选,很快就满员了。每到上课的时候,没有选上顾先生课的学生就搬着小凳来听讲,不少人甚至就坐在窗台上。”

即使半个多世纪以后,当年的青年学子已进入耄耋之年,对早年父亲讲课的一些细节,记忆有如昨日。即以“楚辞”一课为例,中科院化学所原研究室主任、化学家沙逸仙著文说:“印象最深的是顾随先生的楚辞。上课教室在花木环绕、环境幽静的岛亭,当时很希望顾先生能逐句地为我们讲解,不料他除了提出一些重点外,只抑扬顿挫地曼声朗诵辞句,告诉我们:‘如果你能细心听进去,你就懂得了;如果由我来讲解,反而不能全面反映原句的精髓。’(大意如此)……以后随着课程的进展,逐渐领会顾先生的这种讲授法是引导学生从被动地接受变为主动地自已寻求作品的意境。对于我这个仅有粗浅的文学修养的人来说,是一次难忘的启发教育。”天津财经学院教授吴华英著文说:“每当我怀念起在燕园上课的情景时,顾随老师的瘦高身影,便闪现在我的眼前。我听过他的《唐宋词》《元曲》和《离骚》。老师在讲解《离骚》时,既不引经据典,又不做什么考据,而是就课文内容去分析讲解,他把屈原的忧国、忧民的感情,不被重用的愤懑心情和虽遭打击仍坚持真理的决心,讲得十分深刻、生动、形象。《离骚》的全篇精神,随着他的讲解而流露出来,是那样的感人、动人,至今我的耳边还不时地响起他吟诵‘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声音。”

父亲在燕园授课,偶或也有别具诗情的场面。吴华英教授在年届九旬的时候仍清楚地记得那情景,她著文说:“记得一次上曲课时,班上人不多,多是国文系的同班……我们忽然想到去岛亭上课,顾师也很高兴去。到了岛亭,坐好后(一张长桌),每人又叫了一杯冷饮。然后开始讲课,讲完后,还在岛亭外的园子里拍照留影,大家都很开心。”在如诗如画的境界中,师生一同品读元曲,真令人不能不心生向往,无怪乎吴华英大姐九十高龄仍念念不忘。

1937 年“七七事变”,父亲滞留于沦陷区的北平,迫于生计,他在教会学校辅仁大学、私立的中法大学有较多的兼课。1941 年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被日寇封闭,从此父亲不能再登“燕园”讲堂,在辅仁大学为专任教授,而兼授中法大学、中国大学的课程。

猜你喜欢
顾先生国文学生
男子冒充“美女”诈骗登徒子
转弯, 也是人生的一种前进方式
顾先生的孤独简史
岂曰无缘?心之所向行之所往
打麦
舞 国文倩 漆画 30cm x 30cm 2019年
顾颉刚与中华书局
我的一位国文老师
赶不走的学生
学生写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