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与救国：全面抗战期间(1937—1941)香港慈善义演研究

丁 彬，赵佳佳

(1.同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92；2.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

慈善作为社会分配的重要手段正在得到广泛重视。近年来，围绕慈善义演这一主题，学界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角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1)郭常英、岳鹏星：《寓善于乐：清末都市中的慈善义演》，《史学月刊》2015年第12期；岳鹏星：《全面抗战时期沦陷区慈善义演管窥：以京津沪地区为视点》，《历史教学》2017年第24期；郭常英、梁家振：《民国初年北京窝窝头会及其义演考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张秀丽：《义演与民国前期京津地区的助学募款》，《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张秀丽：《娱乐与助赈：民国天津赈灾义演研究(1912—1937)》，《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7期；杨原：《近代北京梨园行的义务戏》，《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刘怡然：《慈善表演/表演慈善：清末民初上海剧场义演与主流性实践》，《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陶小军：《近代上海票友义演助赈活动——以〈申报〉相关刊载为中心的考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9期。，成为慈善史研究的亮点所在。总的来看，这些成果主要以京津沪等内地城市为考察对象，鲜少关注慈善资源丰富的香港地区。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凝聚之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2)张冰、阎治才：《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世界阵线问题的认识》，《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全面抗战期间，香港有识之士通过慈善义演寓善于乐，在为香港市民提供文娱盛宴的同时，更以聚沙成塔的精神筹募抗战物资，向前线将士和各地难民表达抗战意志和同胞情谊，并在《大公报》(香港)等报刊媒体上留下了丰富的义演资料，成为观察当时香港社会的横切面。本文试利用相关史料，对抗战期间(1937—1941年)香港的慈善义演进行研究。

一、多元共促：慈善义演的兴起背景

全面抗战爆发后，香港兴起慈善义演高潮。这是爱国主义和都市文化融合的结果，也是香港慈善传统的时代升华。

一是香港民众爱国主义情绪高涨，引发救亡团体成立热潮。日本全面侵华引发近代中国整体民族意识的觉醒，香港华人也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爱国主义高潮。由于“英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采取半只眼睁半只眼闭的态度，对于用捐款赈灾等名义下进行的抗日运动是容许的”(3)《吴有恒关于香港市委工作给中央的报告》，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香港市委文件(1938—1941)》，1987年，第341页。，一时之间，香港以赈灾为名、行救亡之实的爱国团体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仅1937年7月到9月就有22家救亡团体成立，遍及青年、妇女、商界、工人、艺术等各界，如当年7月成立的香港电影界赈灾会、海外各属华侨品物筹赈会，8月成立的华人赈灾会、中国妇女兵灾筹赈会等，9月成立的海员洋务援赈战区伤难同胞联合会、香港学生赈济会、广东中华救护队香港办事处等。据统计，“七七事变”后到1940年末成立的香港救亡团体不下60个(4)邓家宙：《抗战时期香港救亡赈难团体(1935—1941)介绍》，《抗战文化研究》第十一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香港救亡团体在短时间内集中成立，形成了香港结社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标志着香港华人民族意识的集体觉醒，是香港华人在抗战救国旗帜下跨越意识形态和门户之见，精诚合作携手抗敌的时代表征，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海外形成和发展的光辉典范。这些救亡团体以极大精力投入爱国募捐和难民救济活动，其中慈善义演是其募集款物的重要途径。

二是香港工商经济繁荣，奠定都市文化兴盛基础。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的企业家为躲避战乱、寻求生路，纷纷南下香港，为香港带来大量工商资本。据香港《大公报》1940年10月21日统计，因战事迁港大小工厂共计432家(5)《本港简》，《大公报》(香港)1940年10月21日第6版。。1939年“二战”在欧洲爆发后，为适应战时需要，香港许多工厂转产军需品，如捷和钢铁厂开始生产防毒面具、电信器材等，荷兰政府曾一次向捷和订购钢盔3万个(6)Wong Po-shang，“The influx of Chinese capital into Hong Kong since 1937”，Hong Kong：Kai Ming Press，1958，pp.4.。东西方战事为香港企业带来巨量需求，极大地推动了香港企业的发展。据统计，截至1940年，包括少量作坊在内，香港共有工厂1142家(7)Frank Leeming，“The earlier industrialization of Hong Kong”，Modern Asian Studies，Vol.9，No.3，1975，pp.337-342.。工业高速发展带动银行业、保险业、转口贸易等各行各业的兴旺，以进出口贸易为例，从1937年到1940年，香港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0.844亿港元增长到21.272亿港元(8)刘蜀永：《简明香港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58—159页。。繁荣的工商经济促进了香港都市文化的长足发展，影剧院、体育会、游冰场、会所、茶楼、酒店等大量兴起。1938年出版的《香港指南》统计显示，仅大型影剧院就有14家(9)陈公哲编：《香港指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99—100页。。香港社会文化娱乐需求与日俱增，演出场所不断增多，娱乐方式争奇斗艳，以至于在当时前来香港的作家茅盾看来，“用‘醉生梦死’来形容抗战初期的香港小市民的精神状态，并不过分”(10)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41页。。尽管在茅盾笔下，这是应该批评的对象，却也折射出香港都市娱乐业的繁荣。全面抗战后，如何激发香港华人的抗战意识，动员香港民众参与抗战，成为香港有识之士必须解决的问题。为此，他们广泛利用香港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寓教于乐，通过慈善义演筹募各类抗战济难物资。在此过程中，香港民众也获得了文化生活的饕餮盛宴，其中既有源自西方的音乐会、舞会和各种球类运动比赛，也有来自内地的传统戏曲和其他杂耍项目以及新式话剧等。可以说，都市文化为慈善义演提供了资源支持和消费市场，慈善义演为香港民众提供了休闲娱乐，并在“寓善于乐”中成为捐输抗战的文化渠道，进一步丰富了香港的都市文化。

三是香港华人慈善传统在抗战时局中得到升华。鸦片战争后，香港被迫割让给英国。由于英国殖民统治者一直在香港实施华洋分治的策略，华人长期得不到港英政府的福利救助，同乡互助渐成华人生存发展的重要依托，为解决新移民融入香港问题发展起来的各类同乡会组织更是在扶贫济困、办理丧葬事宜、举办子弟教育事业和造福桑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不断融合西方慈善文化，以同乡互助为基础的慈善文化逐渐成长为香港华人社会的重要文化基因。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成立的东华医院、保良局到全面抗战期间成立的各类爱国救亡团体，香港华人的结社和慈善传统赓续绵延、不断发展，如1893年东莞同乡会成立的动机是“因生活贫困的邑侨，间有老死港土，无以为殓……物伤其类，何况谊属同乡，因此毅然以为己任，分向同邑绅商，募捐善款，先后在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及长洲地方，各建义冢，岁时祭扫，以慰羁魂”(11)《东莞工商总会会刊》，香港：东莞工商总会，1956年，第37页。。许多同乡会还突破传统界限，完成从爱乡到爱国的转变，从爱乡救济事业发展到爱国社会福利事业，1934年潮州同乡会就宣称“不得不打破其传统中保守性，由爱乡运动进而为爱国运动。本会产生之社会意义，谓之爱乡之心表现也可，谓之爱国之心表现，亦无不可”(12)《旅港潮州同乡会会刊》，香港：旅港潮州同乡会，1934年，第7页。。迨至全面抗战，同乡组织更为活跃，一方面帮助来港乡亲，如1938年南海同乡会就是“因感中日战争蔓延，邑民流入港地渐众，饥寒交迫，待赈孔亟”(13)区少轩、陈大同、麦显扬：《香港华侨团体总览》，香港：国际新闻社，1947年，第8页。而创立的；一方面是组织人力物力援助家乡抗战，琼崖同乡会曾经组织归乡服务团，援助家乡抗战(14)区少轩、陈大同、麦显扬：《香港华侨团体总览》，第9页。。从晚清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香港华人社会的结社和慈善传统一直绵延不断，并最终在全面抗战这一时代境遇下得到最大程度弘扬，实现了从爱乡到爱国、家国一体的转变，而无论救国救乡，香港华人都利用包括义演在内的各种慈善活动。可见，近百年凝聚而成的慈善文化为慈善义演的大范围开展奠定了文化基础。

全面抗战期间，香港慈善义演热潮形成的最根本原因是香港华人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爱国主义情绪的高涨，都市文化和华人慈善传统为慈善义演提供了社会土壤和文化环境。

二、共襄义举：义演勾连的社会网络

作为社会性公益活动，慈善义演有多种力量参与其间。在全面抗战中前期的香港，救亡团体、营业戏院、各路艺人、各界观众、学界报界商界以及政界人士以慈善义演为纽结，以爱国救亡为核心，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的社会网络。这对于强化各方联合，提升抗战募捐和难民救助的力量和效果有重要作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香港的具体表现。

一是组织者群体。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香港商界、学界、文艺界、妇女界、青年界等纷纷成立爱国团体，救亡运动如火如荼。为筹募爱国济难物资，支援祖国抗战和救助各地难民，救亡团体积极邀请戏剧院团、知名艺人甚至自组剧团进行慈善义演。1939年，香港妇女慰劳会为救济难民邀请薛觉先、上海妹、唐雪卿、廖侠怀、半日安等粤剧名角演剧筹款，演出剧目有《花染状元红》《飞渡玉门关》《粉妆楼二本》《月底西厢》《汉月照湖边》等(15)《港妇慰会演剧筹款薛觉先等义演两夜》，《大公报》(香港)1939年2月4日第6版。。中国妇女兵灾筹赈会为筹赈伤兵难民，还专门组织闺秀名流义演筹赈团，经著名艺术及指导家悉心指导，一连四晚在太平戏院公演《貂蝉》及《红楼梦》(16)《本港闺秀名流义演〈貂蝉〉〈红楼梦〉为妇女兵灾会筹款》，《大公报》(香港)1939年5月9日第6版。。华商总会筹赈会为救济难民邀请新靓就、白驹荣、廖侠怀、谭秀珍、紫罗兰、伊秋水、古耳峰等一连义演三晚，所有全台收入尽数捐助，演出剧目有《生武松》《大侠甘凤池》等(17)《华商筹赈会义演“生武松” 林培生粉末登场》，《大公报》(香港)1939年9月8日第6版。。保卫中国同盟多次发起义演义映，如1940年10月18日在香港半岛酒店举行音乐舞蹈会，1941年4 月2日在利舞台义映反法西斯电影《牧师礼堂》。“出席观看的有香港总督罗富国爵士，以及许多知名的英国和中国朋友。全部净收入为3217.30 元港币，开支只有60元。”(18)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编：《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9年，第323页。一般而言，单个救亡团体发起的义演活动持续时间较短，影响力和辐射面较小，为扩大义演影响、增加筹款效果，救亡团体经常联合举行义演。1939年4月，中华艺术剧团联合香港青年戏剧协会、广东剧协同流港同人会，发起号召全港戏剧界为抚恤阵亡将士家属义演民族革命历史剧《黄花岗》，参加义演之戏剧团体有四十余个(19)《中华艺术剧团举行三期公演》，《大公报》(香港)1939年4月27日第6版。。1939年7月，宋庆龄、何香凝等联名函请香港艺术界举行“港侨艺术界联合筹赈游艺大会”，时人称“此次演出以联合八和粤剧协进会员、华南电影界及全港话剧界为主干，此种空前伟大联合，实为本港筹赈义演以来，破天荒之举，成绩大有可观”(20)《全港艺术界联合义演筹赈 宋庆龄等发起薛马赞助 伶星总动员空前大集会》，《大公报》(香港)1939年7月26日第6版。。义演在救亡团体间架起合作的桥梁，密切了各团体之间的联系，有助于提升整体募捐效果。对营业剧院来讲，慈善义演是无形的广告，因此营业剧院会经常单独或与救亡团体、戏剧团体联合组织发起义演活动。如1938年9月18日，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七周年，中央戏院和时代剧团合办演剧筹赈，所有收入，尽拨捐香港各界救济华南难民联席会(21)《义剪义舞齐献金 鱼茶柴石竞捐输》，《大公报》(香港)1938年9月17日第6版。。慈善义演中的联合统一行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香港的具体表现，为统一战线的生成提供了生动样本和现实范例。

二是表演者群体。为扩大义演影响、提升义演效果、达到筹款目的，邀请专业剧团和艺人尤其是知名艺人参与演出是慈善义演的核心工作。1938年12月，广州沦陷造成大量难民需要救助，香港妇女慰劳会邀请粤剧名演员林绮梅义演《貂蝉拜月》《送寒衣》等剧(22)《林绮梅再度义演 定廿七廿八两晚》，《大公报》(香港)1938年12月21日第6版。。1939年11月，香港中国新闻记者公会邀请粤剧名家薛觉先义演新编历史剧《旬灌娘》，以彰显抗战意义(23)《灌娘下月初荀义演》，《大公报》(香港)1939年11月21日第6版。。1940年7月，香港妇女兵灾筹赈会主办港侨名流及艺术界义演大会，为祖国伤兵难民请命，所有收入尽数捐助，有吴楚帆、张瑛等主演之话剧《风波亭》，马师曾、谭兰卿、卫少芳、黄鹤声主演之粤剧《洪承畴千古恨》，薛觉先、上海妹、半日安等主演之粤剧《张巡杀妻饷三军》等，门票价目分二元、一元、八角、五角半、二角(24)《明星名伶义演大会筹款救济伤难明后两晚举行》，《大公报》(香港)1940年7月4日第6版。中国救亡剧团是全面抗战爆发后来港的著名话剧团，1939年6月，中国妇女兵灾会乘其出国之前，邀请做最后一次公演，在利舞台公演《永定河畔》《大地劫》《血溅桃花》等名剧，并慰前次公演时向隅之观众(25)《救亡剧团临别义演为妇女兵灾会筹款》，《大公报》(香港)1939年6月25日第6版。。演艺名家和专业剧团是义演的最主要表演者，有助于增强义演吸引力，是保证义演成功的重要基础。

实际上，艺人和剧团并不是被动的参与者，一些剧团和演艺名家还多次发起义演。欧阳予倩所领导的中国艺术剧团曾多次举办义演活动。1939年6月，“中艺”为适应香港环境及观众需要，成立粤语组，用国语和粤剧分别演出，其中“国语组日常，二十八日演《正气歌》，此剧系陕北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之国防戏剧；二十九日演《得意忘形》，此剧系陈白尘编作之三幕讽刺剧；三十日演欧阳予倩编导之《青纱帐里》及独幕剧《曙光》。此四出国防剧，中艺前曾演过。券价只收一毛、二毛、三毛、五毛四种。粤语组则由二十八晚起，一连三晚公演《花溅泪》”(26)《“中艺”剧团举行六次公演 日场国语组公演四出 夜场粤语组演花溅泪》，《大公报》(香港)1939年6月27日第6版。。薛觉先、马师曾、林绮梅等粤剧名家也多次率领各自剧团或单独或联合举办义演。1939年7月7日，为纪念抗战两周年，香港粤剧界全体在吴铁城见证下进行宣誓，并于当晚义演《寒月照湖边》《三难新郎》《藕断丝连》等剧目(27)《粤剧界联合义演》，《申报》(香港)1939年7月3日第7版。。1940年，马师曾为征募寒衣运动义演一天，共国币六千余元，“至于二十九日为英国战时慰劳会义演一宵，收入港币七千八百余元，港督暨各官绅大大嘉许，纷纷题赠，可谓筹款剧之记录也”(28)《马师曾义演收入突破记录》，《大公报》(香港)1940年2月23日第6版。。关德兴成立粤剧救亡服务团赴国内和国外进行抗战宣传，“经粤桂各大城市及湖南衡阳，演出共四五十次，其中有义演、街头演、慰劳伤兵演，演出剧目为《山东响马》《岳飞》《平贵别窑》《五郎救弟》《罗成写书》《两个饿兵》均为新内容旧形式之锣鼓剧，深为各阶层观众之热烈欢迎及同情”(29)《粤剧救亡服务团三个月来的工作在粤桂各地演出四五十次 新内容旧形式观众极欢迎》，《大公报》(香港)1940年1月7日第6版。。剧团和演艺人员尤其是戏曲艺人发起义演，是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和爱国情感的具体表达，有利于提升伶界社会地位。

三是保障性群体。政府和官方机构以及上层名流的认可是慈善义演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各界举办慈善义演经常会邀请港英政府高官和华人领袖观演。电影《明末遗恨》在公演和义演前，曾邀请吴铁成、许世英、杜月笙、王校籁、俞鸿钧、何东、胡文虎、周寿臣诸氏，暨电影、文艺、新闻各界人士参观。全片充满爱国意识，颇得全场赞誉(30)《明末遗恨短期内在港公演》，《大公报》(香港)1940年1月23日第6版。。1940年1月，香港妇女慰劳会举办义演活动得到港督及其夫人以及著名华人罗旭和的到场支持，《越华报》赠刊广告，中国银行、东亚银行等赞助广告费(31)《鸣谢启示》，《大公报》(香港)1940年3月27日第1版。。1940年4月，保卫中国同盟义映反法西斯电影《牧师礼堂》，“出席观看的有香港总督罗富国爵士，以及许多知名的英国和中国朋友”(32)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编：《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323页。。类似的演出活动还有很多。可见，义演勾连起的社会网络或统一战线在香港绝不限于投身爱国救亡运动的中国民众和团体之间，而是扩展到支援中国抗战的各方友好人士特别是港英政府。为扩大影响，救亡团体往往在报纸上发布相关义演广告，《大公报》《申报》《时报》等报纸曾多次发布有关报道，是慈善义演广告发布的重要渠道。通常情况下，演出广告包含有演出时间、演出人员、节目形式、票价信息、演出场所等，如1939年2月香港妇女慰劳会为救济难民演剧筹款在《大公报》刊载一则广告，“经定本月十二十三晚起，在高升戏院开演。演出剧目有《花染状元红》《飞渡玉门关》《粉妆楼二本》《月底西厢》《汉月照湖边》等，演职人员有薛觉先、上海妹、唐雪卿、廖侠怀、半日安、卖炳荣、靓新华、谭秀珠珍、陈锦棠、李海泉、关影怜、卢海天等，票价有名誉券每张十元、赞助券每张五元、超等票每张一元、三楼二角”(33)《港妇慰会演剧筹款 薛觉先等义演两夜》，《大公报》(香港)1939年2月4日第6版。。可见，慈善义演获得成功需要政府和媒介的鼎力支持，政府认可为慈善义演提供合法性支持，媒介传播为慈善义演提供影响力支撑。

四是观看者群体。任何演出都需要观众，对于肩负宣传抗战意义、激发抗战觉悟的义演来说更是如此。通常而言，源自西方的演出活动主要观众群体为中上层阶级，如音乐会、体育义赛等；而传统戏曲的覆盖面则相当广泛，既有达官显贵，也有贩夫走卒。为此，以戏曲为主要表演形式的义演活动票价多采用分层化定价方式，既有满足较高观赏要求的包厢服务和贵宾座位的高票价，也有满足大众娱乐需求的低票价。如1938年12月，香港妇女慰劳会为救济难民，邀请著名粤剧演员林绮梅登台义演，表演《貂蝉拜月》《送寒衣》，分名誉座位一百元、十元、五元、一元等数种，另特设大众化座位，仅收三毛(34)《林绮梅再度义演 定廿七廿八两晚》，《大公报》(香港)1938年12月21日第6版。。1940年2月，马师曾义演《王妃入楚军》《宝鼎明珠》《金鳌衔玉入龙宫》等剧目，“日价毫半至一元一毫，夜价二毫至二元六毫”(35)《马师曾义演收入突破记录》，《大公报》(香港)1940年2月23日第6版。。1940年7月，妇女兵灾筹赈会主办之港侨名流及艺术界义演大会，“门票价目分二元、一元、八角、五角半、二角”(36)《明星名伶义演大会筹款救济伤难明后两晚举行》，《大公报》(香港)1940年7月4日第6版。。1939年9月，香港时代剧团为“八一三回国演剧队”筹募经费，义演《日出》等四大社会剧，票价分一元、五毛、二毛三种(37)《八一三剧团回国服务 今日时代剧团义演》，《大公报》(香港)1939年9月17日第6版。。可见，无论是何种表演形式，采用多种票价，尽量扩大观众群体和阶层覆盖面是慈善义演的重要目标，也是衡量慈善义演效果的重要标准。

由于社会地位和阶级差别以及意识形态的门户之见，香港各阶层之间缺乏互动联系和共有行动。因全面抗战而引发的慈善义演热潮为各阶层相互合作提供了一定平台和基础，有助于打破阶层区隔。如1940年5月，中国妇女慰劳会香港分会为筹款救济伤难，举办全港歌姬歌伶联合义演，并在演出前假座广州酒家招待各歌姬，到会者主办方有胡木兰、王孝英、何予珍、高淑志，宾方有宝玉、万红女、潘小桃、如水、西湖女等三十余人。首由胡木兰报告招待意义，并将妇女慰劳会工作略作介绍。次由宝玉致答词，表示一致参加工作(38)《妇慰会筹办歌姬歌伶义演》，《大公报》(香港)1940年5月7日第6版。。从到会人员可以看出，这是上层妇女和下层妇女的统一联合行动。可以说，慈善义演产生集体行动，集体行动巩固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增强抗战力量。与此同时，跨越阶层的慈善义演也形成了一定的公共领域，社会各界在此领域中共同参与难民救济等公共事务，由于这些事务大多越出本港需求，显示出香港民众超越地域限制的民族情怀。

三、寓善之乐：异彩纷呈的文娱形式

20世纪30年代的香港，工商经济繁荣，都市文化发达，市民休闲娱乐方式丰富多样。为保证义演成功、提升筹款效果，社会各界举办的慈善义演活动充分利用了各种文娱活动。

一是戏剧演出。戏剧特别是戏曲在香港广受欢迎，有良好观众群体和较大演出市场，是香港都市娱乐文化的重要构成。全面抗战爆发后，来港剧人日渐增多，为香港剧坛汇入全新力量。在此背景下，香港各界举办的慈善义演经常会采取演剧助赈的形式。一者，当时各路戏剧名家云集香港，如粤剧界的薛觉先、马师曾、白驹荣、林绮梅，京剧界的梅兰芳、金素琴，戏曲话剧两门抱的欧阳予倩等，他们有巨大影响力和票房号召力，邀请他们参与慈善义演是保障演出成功的重要支撑。如1938年12月，香港妇女慰劳会为救济难民，邀请粤剧名家林绮梅“假座利舞台表演《貂蝉拜月》《送寒衣》。至于所收票价，分名誉座位一百元、十元、五元、一元等数种。另特设大众化座位，仅收三毛”(39)《林绮梅再度义演 定廿七廿八两晚》，《大公报》(香港)1938年12月21日第6版。。二者，香港有大量票友存在，许多票友不仅社会地位较高，艺术功底也非常深厚，演艺名家会同戏曲票友共同义演屡见不鲜。1939年3月，妇女兵灾筹赈会邀请平(京)剧女伶金素琴、卢翠兰、紫罗兰义务演出，“连同中央银行杨文豹君、白竹轩君，中央信托局李声叔、中国银行魏少安、陈文伯、吴剑华，交通银行许宓甫，中南银行金文正等业余剧人，定二十六、二十七两晚假座利舞台表演名剧”(40)《平剧三女伶定期义演 业余剧人加入助兴》，《大公报》(香港)1939年3月23日第6版。。妇女兵灾会甚至专门“组织闺秀名流义演筹赈团筹款，参加该剧团者皆为名门闺秀及社会名流”，“由著名艺术及指导家悉心指导”，于1939年6月“一连四晚在太平戏院公演《貂蝉》及《红楼梦》两名剧”(41)《本港闺秀名流义演〈貂蝉〉〈红楼梦〉为妇女兵灾会筹款》，《大公报》(香港)1939年5月9日第6版。。三者，由于国内剧团的到来，香港出现了一股戏剧运动潮流，救亡团体和营业剧院也经常邀请这些话剧团参加义演。如1938年9月，中央戏院与时代剧团合办演剧筹赈，所有收入，尽拨捐香港各界救济华南难民联席会，剧名《祖国》(42)《义剪义舞齐献金 鱼茶柴石竞捐输》，《大公报》(香港)1938年9月17日第6版。。1939年6月，妇女兵灾会“以中国救亡剧团，演技精湛”，“特乘其出国之前”，“在利舞台公演《永定河畔》《大地劫》《血溅桃花》等名剧”(43)《救亡剧团临别义演为妇女兵灾会筹款》，《大公报》(香港)1939年6月25日第6版。。

二是举办游艺会或演艺大会筹募资金。游艺会集多种娱乐活动于一体，观众在一次活动中可以感受到不同艺术门类和各类演艺人员的精湛技艺，也可以参与到各种娱乐活动中，其丰富性和趣味性自不待言，很受时人欢迎。据当时的报刊记载，最为知名的大型游艺会是宋庆龄、何香凝等联合香港艺术界举行的“港侨艺术界联合筹赈游艺大会”。1939年7月，宋庆龄、何香凝、朱光珍、谢纫余等鉴于国难日益严重，伤兵难民日多，待赈甚急，联名函请香港艺术界茶话。“即席决定举行‘港侨艺术界联合筹赈游艺大会’，并推举谢纫余、欧阳予倩、马师曾、薛觉先、李化、严梦、苏怡等为筹备委员，组织筹备委员会。下设四部：(一)总务部部长廖梦醒，文书部主任邓文钊，总务部顾问薛觉先；(二)宣传部部长苏怡、李化，新闻组主任李化，广告组主任李芝清；(三)游艺部部长陈皮、严梦，前台组主任李化，后台组主任谢益之，粤剧组主任陈皮，话剧组主任任卢教，杂技组主任严梦；(四)票务部部长谢纫余、伍励琼。假座华人行六楼五一四号房中国青年救护团为筹备委员会临时办事处，首先进行艺员登记。”(44)《全港艺术界联合义演筹赈 宋庆龄等发起薛马赞助 伶星总动员空前大集会》，《大公报》(香港)1939年7月26日第6版。可见，这次游艺大会是经过精心筹备的。当时，参与义演的艺术门类有话剧、凤阳花鼓、大力表演、京韵大鼓、粤曲、粤剧、滑稽草裙舞、卡尔司登舞等。此次义演实现了香港粤剧界、华南电影界及全港话剧界的大联合，是全面抗战期间香港慈善义演的一次高潮。

三是电影义映。抗战期间，一些影片成为激发历史记忆、发出和平声音的重要渠道。义映反映争取民族独立和反法西斯类的电影，并借此激发港人的爱国情绪、筹集爱国资金，成为香港各界举办慈善义演的重要活动形式。1940年1月，香港学生赈济会第四回国服务团因适应祖国抗战需要，回港再行补充同志，因经费尚未筹足，得中央戏院出借场地特别义演电影《马路天使》。为增加义演效果，香港学生赈济会另外派出同志分别到各学校劝销入场券，并设门沽券，使各界得出钱报国之机会(45)《学生赈济会电影义演为服务团筹经费》，《大公报》(香港)1940年1月12日第6版。。保卫中国同盟为援助国际和平医院和救助战争孤儿分别在1940年2月和4月义映反映墨西哥独立运动的影片《裘莱士》及反法西斯电影《牧师礼堂》，两次义映都受到香港上层人士的积极支持，募捐效果良好，其中2月义映得到香港主教何明华支持，净收入超过3000元(46)中国福利会编：《保卫中国同盟通讯·上》，北京：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13年，第133页。，4月义映“出席观看的有香港总督罗富国爵士，以及许多知名的英国和中国朋友，全部净收入为3217.30港元，开支只有60元”(47)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编：《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323页。。

四是体育义赛。西风东渐所及，体育在20世纪上半叶逐渐受到香港华人欢迎，篮球、足球、溜冰等项目有较大社会影响，许多救亡团体多次和体育团体联合举办义赛，效果良好。如1939年3月3日，港联队和华南会举办足球义赛，收入在千元以上(48)《大告山奴缺席香港慈善足球少刺激南华会一比一和港联队两位门将大演良手荣才确不凡》，《时报》1939年3月4日第6版。。1939年7月，华南体育会在九龙举行义赛，有来自重庆、上海的运动员参与(49)《香港慈善网球义赛》，《时报》1939年7月3日第5 版。。当大批剧团返回内地服务抗战后，体育义赛一时成为慈善义演活动的主力。1941年4月24日，香港妇女慰劳会联合华雄义学举办篮球义赛以救济难民和失学难童，由东方队对战港联队，票价分为二元、一元、五角三种，仅当夜第一战就收入二百八十三元(50)《中青篮球慈善赛 东方转战港联》，《大公报》(香港)1941年4月24日第7版。。同年5月，香港新运会和九龙溜冰场举行溜冰义赛，共计收入八百七十元六毫，除去各类开销共得款七百四十六元九毫九仙(51)《溜冰热 义演全部收入达七百余元》，《大公报》(香港)1941年6月23日第7版。。1941年9月，港侨体育界服务团为香港中国妇女会举办足球义赛筹款(52)《港侨体界服务团发起足球义赛》，《新闻报》1941年9月22日第1版。。

五是音乐舞蹈会。音乐会、舞蹈会也是各类救亡团体采用的重要表演形式。1939年，南越中学为收留更多青年学生在娱乐戏院举办慈善音乐会，内容包括国歌、管弦乐曲、合唱、独唱、四重奏(53)《音乐通讯：香港慈善音乐会》，《音乐世界》1939 年第2卷第6期。。1939年11月，中国青年救护团为救助伤兵难民举办餐舞会，各类节目有踏踏舞、古寺钟声舞、太戈舞、粤曲、跳虱子舞等(54)《为伤兵难民请命 中青餐舞会昨晚举行》，《大公报》(香港)1939年11月30日第6版。。1940年10月18日，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半岛酒店举行慈善音乐舞蹈会，演出者有归国舞蹈家戴爱莲、歌唱家施奚贵等名家，表演形式包括单人舞、现代舞、长笛独奏、独唱、四重奏等，到场中外名流四百余人，包括代港督岳桐等，报道称此次音乐舞蹈会“情形热烈，成绩甚佳”(55)《保卫中国同盟举行茶舞会》，《中央日报》1940年10月20日第3版。。据统计，此次演出的“3685.35元的净收入将用作保盟战争孤儿基金”(56)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编：《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223页。。

此外，香港社会各界也会积极邀请其他来港艺术团体参与义演活动。如1940年3月，中国妇女会为救助中山难民邀请中国虎戏团义演(57)《中国妇女会请虎戏团义演 为中山及国内难民筹款》，《大公报》(香港)1940年3月23日第6版。，1940年9月妇女兵灾会邀请名幻术家余贺曾氏，为伤兵难民筹赈义演，虽筹备时间短促，只演一场，成绩极为满意，所得义款数在二千五百元以上(58)《余贺增义演成绩甚佳》，《大公报》(香港)1940年9月28日第6版。。

由此可见，全面抗战期间，香港社会各界举办的慈善义演采用了包括粤剧、京剧、话剧、电影、音乐、舞蹈、幻术、曲艺、杂技甚至体育比赛等在内的多种演出形式。不过从当时报刊的记载看，戏剧表演和游艺会是义演的主流形式。多样化的艺术形式最大限度扩展了义演观众群体和阶层覆盖范围，同时，丰富的义演内容也使观众摆脱了单一节目的观赏单调性，有助于提高观众兴趣和参与度，保证慈善义演活动的长期性。

四、捐输为国：慈善义演的用款方向

从募集善款的目的和使用方向来看，全面抗战期间香港的慈善义演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爱国救亡义演、难民救济义演和团体互助义演。

一是爱国救亡义演。全面抗战期间，中国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视死如归，以血肉之躯构筑起护卫中华民族生存的第一防线，却始终面临缺衣少药、物资匮乏的困难。为此，香港各界以慈善义演为重要募集方式为前方将士筹集了大量抗战物资，有力支援了祖国抗战。1939年末，全面抗战进入第三个冬天，“时届严寒，前方将士处此冰天雪地，浴血抗战，指僵皮裂，故中央募集寒衣总会，分函各地侨胞，广捐寒衣，以慰忠勇”。为响应募衣运动，香港觉先声剧团于1940年1月3日联合高升戏院义演《狄青三本》和《武则天二本》，将全天收入所得全数拨交八和粤剧协进会香港分会，汇至募捐寒衣总会，同时高升戏院也将租金全数捐献(59)《觉先声剧团义演筹募寒衣 元月三日举行》，《大公报》(香港)1939年12月30日第6版。。粤剧名伶马师曾于1月10日率领太平剧团全体团员假太平戏院义演一宵，将全部收入全数捐助中央募集总会(60)《征募寒衣声中马师曾义演名剧 十日晚重演齐侯嫁妹》，《大公报》(香港)1940年1月8日，第6版。。旅港闽侨团“为响应蒋夫人征募寒衣运动，发起举办两场篮球义赛”(61)《男女篮球义演》，《大公报》(香港)1940年1月22日第6版。。1941年7月，京剧知名票友为响应献机运动举行义演，参加者有胡蝶、杜月笙、吴公虎等(62)《平剧义演定于下月五六日举行》，《大公报》(香港)1941年6月10日第6版。。为响应政府号召的爱国行动，以筹募抗战物资为直接目的的慈善义演集腋成裘，向抗战前方将士输送了不可多得的物资支持，表达了香港同胞同仇敌忾的抗战决心。

二是难民救济义演。广东战事爆发后，难民大量涌入香港。来港难民中除一部分工商界和文化界人士外，绝大部分是平民百姓，他们的生活根本无法得到有效保障。1938年夏，仅港九地区就有3万人流落街头(63)《香港政府行政报告(1938年)》，第62页。。为救助各地来港难民，以香港各界救济华南难民联席会、香港妇女慰劳会、妇女兵灾筹赈会等为代表的救亡团体和戏剧院团及演艺名家，多次组织义演活动。1938年9月18日，时代剧团与中央戏院合演《祖国》一剧筹赈，所有收入，尽数拨捐香港各界救济华南难民联席会(64)《义剪义舞齐献金 鱼茶柴石竞捐输》，《大公报》(香港)1938年9月17日第6版。。1939年2月，香港妇女慰劳会为救济难民邀请粤剧名角薛觉先、上海妹、唐雪卿、廖侠怀、半日安等，在高升戏院演剧筹款(65)《港妇慰会演剧筹款 薛觉先等义演两夜》，《大公报》(香港)1939年2月4日第6版。，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香港分会为充实经费，提升难童救济工作，邀请梅兰芳义演(66)《梅将再度义演为难童请命》，《大公报》(香港)1939年3月12日第6版。。为发动上层妇女积极性，增加募款途径和效果，妇女兵灾会专门组织闺阁名流义演筹赈团，并多次义演。可以说，就一定程度而言，救济难民是香港慈善义演的核心任务和功能。义演不仅救助香港本地难民，也尽力为内地各省区受天灾人祸殃及的灾民筹款。1938年12月，香港妇女慰劳会邀请林绮梅义演《貂蝉拜月》《送寒衣》，所筹款项用于救助广州难民(67)《林绮梅再度义演 定廿七廿八两晚》，《大公报》(香港)1938年12月21日，第6版。。1940年1月，曲艺名家刘福全、刘贵田、张凤海、赵艳红、杨芙蓉等义演三天，得港币四十元，合国币一百二十元整，汇往上海偃平冀省水灾委员会(68)《“盖万能脚”义演收入百二十元已汇上海》，《大公报》(香港)1940年1月20日第6版。。通过慈善义演，本港和各地难民获得了紧急救助，收获了来自香港民众的精神慰藉，同时香港民众也在关怀各地难民的过程中切实感受到同胞之间的民族和情感联系，扩大了香港民众的视野。

三是团体互助义演。全面抗战爆发后，香港迎来了结社高潮，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一些救亡团体除在本港开展抗战宣传和动员、难民救助等各项工作外，也积极回国服务，如港侨救护团、香港学生赈济会等。为这些救亡团体筹募回国服务经费也是香港慈善义演的重要内容。如1938年9月17日，金陵舞院组织义演活动为中国港侨救护团筹款。为增加义演效果，金陵舞院特别印制带有十字的票券，并分发特刊，使来宾明了该会之意义(69)《义剪义舞齐献金 鱼茶柴石竞捐输》，《大公报》(香港)1938年9月17日第6版。。1939年9月，香港时代剧团为“八一三回国演剧队”义演，筹募该团经费(70)《八一三剧团回国服务 今日时代剧团义演》，《大公报》(香港)1939年9月17日第6版。。为救亡团体回国服务筹集活动经费举行义演，是香港各界共同抗敌之心声的表现，增加了救亡团体的活动持久力。

义演以慈善为怀，重在筹集各类救助物资。全面抗战期间，香港社会各界举办的慈善义演活动在慈善为怀的理念基础上，秉持爱国一家的核心意涵，为前方将士、各地难民以及其他抗战活动筹集了大量爱国物资，增加了抗战救亡的物质力量，传达了香港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决心和意志。

五、溢出效应：义演的政治社会功能

抗日战争攸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唯有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抗战方能取得最终胜利，而动员全民抗战的前提和基础端赖中华民族的整体觉醒。在战时香港，慈善义演正是作为促进民族意识觉醒、凝聚民族抗战力量的媒介，在保存历史记忆、激发爱国情感、宣传抗战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提升了香港华人的国家和民族认同意识，同时义演对提升艺人社会地位也有积极意义。这些都是对香港市民形象的重塑。

一是保存历史记忆。历史需要记忆，没有记忆，人们就无法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架起共同认知的桥梁，然而记忆无法自动流传，“有赖某种媒介，如实质文物及图像、文献，或各种集体活动来保存、强化或重温”(71)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90页。。全面抗战期间，关于黄花岗起义、九一八事变、八一三抗战、卢沟桥事变的纪念提醒着国人勿忘国耻、勿忘奋争。在这些纪念日举行的慈善义演等相关活动，既是对国家灾难的沉痛记忆，也是对民族精神的深刻体认。在香港进行的慈善义演更是具有保存历史记忆、强化民族和国家认同的重要价值。1939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两周年之际，为配合各界纪念阵亡将士死难同胞，香港各大戏院停止娱乐，演艺界开展了大范围的慈善义演，“歌界明星张月儿、小明星小香香、雪娴、黄素莲等十余人”，“在先施天台文园酒家举行义唱，销票成绩千余元”；“新界元朗怒吼剧团假座同乐戏院义演《怒吼吧》及《钟鸣六下》两幕国防戏剧”；马师曾、薛觉先、谭雪卿、上海妹、唐雪卿、白驹荣、廖侠怀等在太平戏院举行义演；新世界戏院举行义演，将全数及职工薪金半数捐送香港妇女慰劳会；中国救亡剧团在利舞台演出《无定河边》，不除任何开支全部捐献(72)《歌星剧人小贩义唱义演义卖》，《大公报》(香港)1939年7月8日第6版。。同年9月18日开始的排球义演为纪念九一八事变，将所得收入捐赠中国青年救护团，汇送前方抗战将士(73)《九一八排球义演今日行开幕礼》，《大公报》(香港)1939年9月16日第7版。。慈善义演和其他纪念活动同时展开、相互配合，既丰富了纪念内容，也有助于民众加深历史记忆，增强民族和国家认同。

二是激发爱国情感。国族观念是爱国主义的前提。使国族观念提升为与国一体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无私付出的爱国主义行动需要一定的传感渠道和表达途径。全面抗战期间，慈善义演作为各阶层民众都可以深度参与的集体行动，使各阶层民众在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深刻追忆和缅怀中，在对现实事件和真实故事的复述展演中，共同感受爱国主义的深度激荡和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助情怀。义演中的爱国时事新剧和国防戏剧以及其他历史新编爱国剧目，以直观形象的艺术形式再现了日寇侵华导致的家破人亡、颠沛流离以及历史和现实中英雄人物的慷慨悲壮，使观众在情景再造中体会精神的力量，引致观众的爱国捐赠。中华艺术剧团响应一元还债运动，应岭南大学附属中学学会生之请，赴青山参加该校之联谊会，以作中艺巡回义演之开始。演出剧目为《放下你的鞭子》，观众逾三百人，均受感动，高呼“响应领袖”“抗战到底”“中华民国万岁”之口号，甚至有小学生捐出食品券，节食救国，可见抗战剧感人之深(74)《中华艺术剧团开始巡回义演》，《大公报》(香港)1939年3月12日第6版。。

三是宣传抗战文化。宣传抗战文化是香港慈善义演的重要旨趣。中国艺术剧团为配合抗战文化宣传，分函各慈善团体，指出任何学校和社团，凡人数在二十人以上之集会即可邀约本团表演国防戏剧(75)《中艺剧团巡回义演 响应一元还债》，《大公报》(香港)1939年2月25日第6版。。1939年5月，香港戏剧界黄花节纪念联合大公演演出委员会，为扩大“民族革命宣传，及多集款项，抚恤阵亡将士家属起见，准备于本月间举行二次联合演出”，“策动全港戏剧工作者举行精神动员宣誓礼”(76)《历史剧〈黄花岗〉本月再度义演 庆祝欧阳予倩五十寿辰》，《大公报》(香港)1939年5月8日第6版。。粤剧艺人关德兴专门成立粤剧救亡服务团返回内地工作，“第一点为慰劳前线将士，把海外侨胞献金献力支持抗战之热诚编成歌曲唱给前方将士听。一方面让他们知道海外侨胞拥护政府抗日之情绪，一方面给他们一种娱乐；第二点是向各方征集药品，沿途分发受伤将士与难民；第三点沿途表演国防戏剧宣传，或帮助当地政府做筹赈义演。以上三点，是此次回内地之主要工作。其次有内地返来后，再出国宣传，把前方将士英勇抗日之光荣战绩及内地军民上下一心，精诚团结，一致抗日之决心，传达给海外侨胞，以收互相鼓励之效”(77)《粤剧救亡服务团昨日成立团员同时宣誓 罗翼群莅场监誓并致训》，《大公报》(香港)1939年8月7日第6版。。1941年1月，戴爱莲应保卫中国同盟之邀表演的独舞《东江》表现了广东东江的渔民们给东江游击队送物资时遭到日机的轰炸，渔民们在船翻人伤的情况下努力抢救物资，充满着复仇的决心(78)余俊杰、刘中国：《白石龙大营救始末》，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年，第489 页。。可见，香港的慈善义演已经超出单纯的剧场义演，成为抗战文化宣传的重要方式。

四是改善香港市民社会形象。全面抗战前夕，与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导致的国内各界反日情绪日益高涨不同的是，香港市民仍表现出懵然无知、高高挂起的一副形象，理论上应当成为香港社会舆论先锋的学生甚至被称为“番薯仔”(79)《香港青年工作报告》，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香港市委文件(1938—1941)》，1987年，第128页。，给时人留下落后的观感。全面抗战爆发后，香港骤起的爱国运动高潮改变了时人的看法。以上层妇女为主要成员成立的香港中国妇女会、香港妇女慰劳会等妇女组织积极开展各类救助活动，她们通过义演或其他募捐的方式为祖国内地送了大批物资，如妇女慰劳会多次邀请名家和剧团义演，妇女兵灾会为提高募款效果专门组织上层妇女组成闺秀名流义演筹款团。香港商界组成华商总会筹赈会多次组织发起名伶和艺术界联合义演，一些营业性戏院也会主动倡议义演。香港学生界成立香港学生赈济会，并组织回国服务团，一些团体和戏院先后为之义演筹款。可以说，香港各界以义演为核心形成的社会网络展现了香港市民拥护祖国抗战、与祖国共进退的爱国形象，极大地改善了香港市民在内地的社会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