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学脉络中探寻中国“有我之思”的方法
——论《西方哲学中国化史论》的方法特点与启示价值

李 忠 阳

一

19世纪末以来西潮冲击引起的社会变动，历来为中国现代化研究的主要关目。如何认识西学在中国的历史，在根本上关系到对现代中国历史性实践的理解。21世纪以来，作为认识对象的“现代中国”以及有关它的知识叙事发生深刻变化。当中国叙述不复昨日——不再受制于“救亡图存”危机意识与美国意识形态化的“现代化理论”范式——强化文化思想自主意识成为精神重建核心问题，“西学在中国”的故事必得重述。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寻求“根据中国”来“重思中国”的思想实践蓬勃展开，其显要表征之一是在西学脉络中探寻中国的“有我之思”。“有我之思”即呈现鲜明主体性意识的理论思考，用以指陈中国人面对西学的基本情怀与理论姿态，强调西学接受中以“我”为主体的主体性意识。兹举一例，近些年，汪晖、许纪霖、张旭东等学者都断言“五四文化转向”的真正意义在于“觉悟”，表现为对19世纪西方现代性模式的怀疑与再造新文明的理论自觉(追求普遍的“新”)，而对西学的接受便是在这一前提下发生的(1)参见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一战和中国的“思想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页；许纪霖：《两种启蒙：文明自觉,还是文化自觉?》，许纪霖、刘擎主编：《中国启蒙的自觉与焦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34页；张旭东：《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13页。。他们共同揭示出中国人向西方求索时的“有我之思”，表明中国开始作为主体成为普遍历史的一部分。

在西学东渐中，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接受是核心部分。贺麟、陈康、汤一介、赵敦华等学者都曾在西方哲学东渐史中探寻过中国的“有我之思”：既指证中国人在解释西方哲学时带有中国特色，亦肯定或尝试把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思想实践(2)参见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汤一介：《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204—248页；赵敦华：《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但究竟何谓“西方哲学中国化”？它发生发展的轨迹与逻辑是怎样的？它的思想基础、文化根据及经验教训为何？这些问题未得系统阐释，致使西方哲学东渐史中的“有我之思”隐而未彰。韩秋红教授的《西方哲学中国化史论》的问世，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该书是首部处理“西方哲学中国化”问题的专著，以其体制恢弘、结构严整及旨意深远确立起典范论述，亦引人深思更为广泛的哲学、文化及历史问题。经作者在该议题上历时十余载的叩问与反思、史探与思辨、深耕与拓新，“西方哲学中国化”作为理论范式被正式提出，将“用中国人的眼光看西方哲学”(赵敦华语)上升为理论自觉与历史自觉。

《西方哲学中国化史论》立论最令人瞩目处在于作者认为，西方哲学虽源出异邦，但在中国经历“接受—辨识—认同—融通”的过程，已然“容纳中国式思维而重塑自身形态”，转化为“中国的西方哲学”。这一“转基因”的过程即是“西方哲学中国化”。这给予笔者的启发在于，若以德里达的“幽灵学”(hauntology)视之，那个“本真”“正统”的西方哲学已经失去或从未存在，故不必以源/流、原型/摹仿的认识框架来理解西方哲学与“中国的西方哲学”的关系，并以起源论、血缘论的迷思来制造两者的等级区隔。如此一来，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史必须得到再审重述。

经由作者对西方哲学在中国发展脉络的重理，“有我之思”的思想线索在书中获得全面性呈现与规律性认识，中国思想的主体性得以重构。作者挖掘的“有我之思”脉络不是书斋里纯粹的思辨风景，而是跟随启蒙—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脉络而起伏变化，是知识分子思考与想象“现代中国”的一种表征。同时，西方哲学之“中国化”并不限于“中国”范畴，而是包含着中国视野与世界视野的积极互动。诚如作者指出，“中国化”不是“执一地强化自我的世界”，“而是在中国视野基础上追求世界视野”(3)韩秋红：《西方哲学中国化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5页。。关于这一点，远可证诸“五四”知识分子在“觉悟”前提下探究西方哲学各类“主义”，近可证诸今时学者整合西方哲学资源以探索指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文化建设之路。因此，凸显中国意识的“有我之思”便不是专注一时一地的自我设限，而是要“在反馈中国现代化进程所面临的人类性问题、时代性问题、现代性问题、全球性问题的思想意向上”(4)韩秋红：《西方哲学中国化史论》，第375页。来理解。作者在特殊与普遍的辩证中丰富了“中国化”的意义向度。鉴于以上，有必要一探《西方哲学中国化史论》的方法特点与启示价值。

二

韩秋红教授以“三重结合”方式在西学脉络中探寻中国“有我之思”，这构成《西方哲学中国化史论》的方法特点：

一是总体与主体相应。在时间之维，百余年来，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接受演进未歇，伴随中国追寻现代化的嬗递不已的实践历程，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曲折起落。在空间之维，西方哲学在中国显示繁复多歧的思想面向，一再激发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争鸣与话语颉颃，譬如“问题”与“主义”之争、科玄论战等。如何把握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接受的繁复情形/脉络的整体性及其规律性，无疑是一个理论难题。作者试图在纷纭的思想变迁与精神对话中扣住历史枢纽，给出定向定位的“认知图绘”，提供一种总体与主体相应的阐释路径，即“中国化”的总体逻辑。作者断言，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体现着“中国化”的总体逻辑。在这一总体逻辑规定下，西方哲学在中国呈现为“中国的西方哲学”。“这一总体逻辑，使其既在历史维度上努力凸显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又在发展维度上努力表达其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融通。”(5)韩秋红：《西方哲学中国化史论》，第53页。此即我们把脉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接受的基本线索，是审视西方哲学研究成就的根本视域。易言之，作者把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逻辑放在“中国化”的历史/逻辑框架下予以重审再识，从而赋予它起承转合的内外脉络(如由“适应中国社会”走向“表达中国文化”)，阐释其“积极应变、自觉反思、主动融入”的整体发展机制，免于局部化、中心缺席式的认识。不论西方哲学在中国怎样演化、如何分化以及由此产生何种起落与冲突，皆可在“中国化”内部的矛盾运动中获得历史/逻辑的定向定位。

如果说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史从特定角度昭示了中国现代性展开的史诗性过程，那么对它的全面理解势必关涉对中国现代性经验的深刻认识与正确评价。因此，作者以“中国化”总体逻辑来理解和描述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接受的总体情形，也就同时提供了有关现代中国历史性实践的总体性认识，从而免于因多重历史转折与价值矛盾而产生的对现代中国的割裂化、非连续性的认识，也回应着后现代的解构总体性、离心化趋向的挑战。易言之，对西方哲学中国化历程的辩证的总体观照，以及对它的整体性肯定，也同时是在建构连贯完整的现代中国叙述，是对现代中国整体性其历史运动连续性的肯定。

作者在书中构建总体性视野的思想实践，既指证“中国化”总体逻辑，也同时是重建主体性话语的知识探索。以“中国化”的历史/逻辑框架作为阐释路径，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史便获得一种凸显鲜明的中国主体性立场的叙述与阐释。首先，有关“西方哲学在中国”，作者建构了“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知识叙事，取代了学界习惯依赖的“西学东渐”的研究方式，更符合主体性意识觉解的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与发展任务。由“西学东渐”而“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转向,可谓是一种历史认知与叙述的“哥白尼式转向”，即由以西学为主体的“西化”转向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化西”。其次，作者由“中国化”来强调中国主体性，并不是设定一个限于本土特殊性的单一而封闭的主体，而是强调“中国化”本质地包含着“世界化”诉求。因此，这一“中国化”总体逻辑打破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共犯结构”，包含着“在特殊性展开过程中重构与‘普遍性’的新联系”(6)罗岗：《如何重新规划“普遍性”?——柄谷行人〈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与“独特普遍性”的构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15页。的思想意蕴，在“化西”基础上指向文明新形态的生成创造。

二是历史与逻辑统一。《西方哲学中国化史论》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贯穿着史论结合的鲜明特点，形成了“历史经验梳理——发展规律探索——未来空间创新”的基本框架，展现出“历史性的思想”与“思想性的历史”(孙正聿语)相联系的理论力量。论著既揭橥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演进轨迹(历史主线)，又揭呈其内在演化逻辑(逻辑主线)，并始终从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实践出发来解释这两条路线的形成发展与一致联系，始终强调中国人立于主体自觉的历史性的思想活动与思想性的历史活动，始终以异质文化间互鉴交融下的人类思想文明启新为理论与价值指向。

首先，作者创新地提出了西方哲学中国化发展历程的“三部曲”，即“传统知识型”、“文化比较型”及“当代阐释型”三种范式。其次，作者深刻地揭示了蕴含于西方哲学中国化“三部曲”的逻辑发展路线。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揭示、有何视角可取、有何路径可循，这来自作者对西方哲学(史)发展逻辑的总体把握。作者以形而上学发展脉络为“中轴线”来勾勒西方哲学史的“地形图”，把西方哲学史叙述为形而上学的自我批判与自我跃迁的辩证历程。形而上学发展脉络背后的辩证批判逻辑代表了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逻辑。循此，作者尝试以形而上学批判史的逻辑来重审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范式转换，发现两者之间的契合一致，遂结合历史做出独到论断：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演进逻辑合乎形而上学自我批判与自我跃迁的“正反合”的辩证理路，即“从本体论的形而上学到某种程度的‘反’本体论而体现为知识论的形而上学，再到融合的形而上学即内化基础上的再创造过程”(7)韩秋红：《西方哲学中国化史论》，第169页。。最后，作者进而言之，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演进轨迹/逻辑反映出中国学者对哲学(史)本性的认识递进，体现为“哲学史就是哲学”“哲学史就是认识史”和“哲学史就是哲学思想理论创新的发展史”核心命题“三跃迁”。这历史性/思想性的“三跃迁”正可视作对西方形而上学发展轨迹/逻辑的“民族式演绎”。

可贵的是，作者始终秉持历史化视角，指证西方哲学中国化“三部曲”/“三跃迁”生成展开于当代中国三个历史时段(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末以及21世纪以来)，由此阐明“三部曲”/“三跃迁”思想履迹的可能性条件与历史合理性。书中“思”与“史”双重脉络紧密交缠、辩证往还、互证互释，而非孤立疏隔。这使该论著既不陷入脱离实体性内容的“思辨”窠臼，又不为机械决定论所限，亦超越鼓吹“思”“史”断裂性的后现代原则。在“思”与“史”互动之间，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精神“奥德赛”业已成为中国现代化辩证之旅的表征，运行于其中又愈益发展的中国人的主体精神一再高扬。

三是寻“根”与审“势”兼具。作者的“西方哲学中国化”论述兼具寻“根”与审“势”两面，这也是论著中提出的双重思想任务。“根”意指外来文化何以能够中国化的深层根据，也是中西两种异质性思想理念彼此融涵之所以可能的本质原因。“根”决定了西方哲学中国化得以实现的历史必然与逻辑必然。“势”原有多义，如历史中各种情况的演变趋势、展现的效果、现实化(actualisation)的过程以及与中国智慧相关的“顺势”(关心运作的效力)等(8)余莲：《势：中国的效力观》，卓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56、232页。。本文语境中的“势”具体意谓外来文化中国化的实现过程及其实效。循此，寻“根”是探寻能“化”根据，审“势”是审察成“化”情形与效用。“根”为“势”定向定位，划定积极与消极的界限，并在“势”的起伏变化之间得到确证。诚如作者指出，西方哲学能“化”的根据“在多元维度的中国化成果中彰显其实在性的确证”(9)韩秋红：《西方哲学中国化史论》，第288页。。

论著中的寻“根”与审“势”显示出作者力图以多学科综合研究视野与比较的目光对西方哲学中国化现象加以深广探讨。一方面是深探寻“根”，即本质地探求西方哲学中国化之能“化”的多重立体根据，尤其强调西方哲学中国化根植于哲学思想文化的总体特征与发展可能性，由此彰显中华文化独具的包容性与创造力以及指向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广角审“势”，即在多元维度的中国化成果的比较参照中审视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演“化”过程与成“化”成效，亦即把西方哲学中国化置于与西方文学中国化、西方宗教中国化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殊途”(各有因应与特征)与“同归”(在“中国化”语境中生成新形态)之中来再度认识。虽言多重比较参照，但各成果岂能一概而论。“每一种中国化成果都各有其领域性特征与局限性，而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呈现出整全性的超越意义，成为规约其他文化形态中国化的规约性标尺性参照。”(10)韩秋红：《西方哲学中国化史论》，第289页。我们由此获知如何更好地把握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既往历史与未来实践，即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循道而趋”的经验典范，以其他中国化成果作为“异曲同工”的成“化”参照。

三

韩秋红教授的“西方哲学中国化”论述开展出三重新意，此即《西方哲学中国化史论》的启示价值：

一是更新对西方哲学研究的理解方式。论著的核心理论价值是促成表现思想主体性的西方哲学研究范式的形成，即确立“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该范式的提出体现理论性反思与理想性引导的统一：既是在“中国化”指向上对西方哲学研究中形成的经验样态、思想观念、文化态度、思维方式及话语表达的规律总结、融贯整合与理论升华，也是以“中国化”新理念引导我们展开基于理论自觉和文化自信的研究。不论是理论性反思还是理想性引导，该论著都破除了中西文化思想“隔异”性的迷思。这种迷思基于对文化的本质化认识与对主体的单一化理解，将西方哲学视为绝对的异己之物，非历史地在中西文化思想之间划定严明界限，罔顾两者的历史性会通以及当代中国思想任务提出的综合两者的本质性要求。确立“西方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则使前述迷思误解尽消，看待西方哲学(研究)的眼光得以一新。一是肯定西方哲学之于中国的切己性。我国西方哲学研究是且应是内在于中国精神生产的。二是肯定“中国式解读”的积极性。追求“本义”还原虽属必要，却不应执迷或止步于如何“西方化”，而应自觉以“哲学史就是哲学思想理论创新的发展史”命题视域下的“当代阐释型”作为西方哲学研究的崭新姿态，即在西方哲学研究中，正视由中国人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立场态度及问题意识产生的“视差之见”的必然性与建设性，把它们理解为积极的思想前提。

二是创新“主体性中国”的知识表述。21世纪以来，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与世界结构中呈现崛起的现代性新态势，承此背景而来的是“中国自识”的转变，对中国主体性重新出场的呼唤一再凸显。寻求中国主体性重构成为令人瞩目的思想实践，而“文化自觉”论是其重要表述形态，业已发展为一个蔚然可观的“表述群”(11)贺桂梅：《思想中国：批判的当代视野》，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7页。。吴晓明的“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陈学明的“中国道路的世界贡献”、甘阳的“通三统”、赵汀阳的“天下体系”、邓正来的“生存性智慧”、潘维的“当代中华体制”等论说皆可归入这一表述群中，从不同角度共同参与建构“主体性中国”(邓正来语)的知识表述。韩秋红教授的“西方哲学中国化”论述的价值意义亦应被置于这一思想实践脉络或知识表述群中来理解。首先，通过开辟新的路径，即重审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史，以重构理论范式的方式——以“西方哲学中国化”取代“西学东渐”——促进“中国自识”调整，形成“主体性中国”的新视野与新叙述。其次，通过基于中国经验的话语建构，如提出“知识型”“比较型”“阐释型”或核心命题“三跃迁”等，助益“主体性中国”话语创新。最后，作者以开放心态、历史眼光、全面思虑及细腻辩证将相关问题“化简为繁”，使“主体性中国”知识表述既脱离僵化的“中/西”对立结构，又超越简化的“特殊/普遍”对立结构，区别于形形色色的文化保守主义思路与文化民族主义叙述。《西方哲学中国化史论》在重新确立中国主体性的同时，亦充分显示这一主体性的内在矛盾性与复杂性，而非以“主体性”口号来简化“中国自识”。经其启发，可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实践的成就与指向当然不能由单向度的“西方化”来解释，不能由外来既与的“普遍性”来定向，也不能由某种本质主义化、限于“特殊性”范围的“中国要素”来说明，而是关涉现代中国历史性条件下“中西马”多重维度的积极对话、复杂交缠与化合转生，关涉蕴含于自身发展的矛盾运动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

三是启新“西”“马”会通的研究思路。虽然作者主要关注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路线，但这绝非论著里唯一的“中国化”路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其中屡被强调。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体立场与历史坐标，来把握西方哲学中国化进程及经验教训；同时采取回顾、反思与前瞻相结合的方式，探讨“西”与“马”两条“中国化”路线的相伴而行、交错互动与彼此助益。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给西方哲学中国化提供了牵引导向、经验示范、参比标准及规约框架；另一方面，西方哲学中国化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幕后协助，为后者提供思想支持、话语资源、鲜活问题、现实参照及正反经验借鉴等。以上构成《西方哲学中国化史论》又一特色与贡献，一再启新“西”“马”会通的研究思路，即充分重视两者在“中国化”上的历史关联经验与当下互动可能，努力做好西方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研究。在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思想命运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色不可或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史诗壮剧中，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助演亦不容忽视。两者交汇于中国由传统到现代的社会历史转型与中国道路的探索创新过程，统一于“中国特色”与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建构。但囿于学科范围，有关两者关系的研究仍嫌不足。这既未遵循20世纪“中西马”哲学“三化”的历史教训(12)赵敦华、李元：《20世纪中西马哲学会通的历程和逻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页。，也阻碍各自在当下的互动发展。该论著在这方面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启示，抹除“西”与“马”之间僵硬的分割线，呈示两者在“中国化”上的共享视野、关联经验与会通路径。

《西方哲学中国化史论》四十万言，内容宏富、独有见地，其方法特点与启示价值绝不限于上述，实有挂一漏万之愆。继起者或可有以下作为：一是入其“中国化”理论建构，再予辩证审视，丰富“有我之思”的面向；二是沿其“中国化”阐释路径，重访西学史脉，钻研典型个案，就个中“有我之思”做更细致的探寻辨识与批判分析；三是承其“中国化”理念觉悟，再度投入西学研究，达于洞察时代的“有我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