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馆藏晋侯陪祀车马坑看西周车马形制与礼仪制度

董朝晖（山西省曲沃县晋国博物馆，山西 曲沃 043407）

车马是西周时期各国贵族出行和军事兵争所用的交通载具，车马的形制象征着贵族的身份地位和社会等级。《礼记·曲礼上》云：“夫为人子者，三赐不及车马。”郑玄注曰：“三赐，三命也。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车马，车马，而身所以尊者备矣。”周代君主对臣下的官吏等级按一命到九命进行划分，其中“三命”以上的卿大夫即可拥有周王赏赐的车马。由此可见车马在周代礼制中的重要地位。根据《礼记》《周礼》等先秦礼书对西周的礼仪制度记载，车马被广泛应用于“吉、凶、军、宾、嘉”五种礼仪形式。其中，用于祭祀的吉礼和用于丧葬的凶礼在考古发掘中较为常见，尤其是在山西、河南、山东等地发现的大量随葬陪祀车马坑中，出土了相当多的车器、马器和动物骨骼等，成为研究西周陪祀殉葬制度的重要参证[1]。

在目前考古发现的西周车马坑中，以山西曲村—天马遗址的晋侯墓地发掘的第七代晋侯晋献侯稣的陪祀车马坑规模最为庞大，陪祀车马数量最多，该车马坑也是笔者所在的曲村镇晋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笔者从一号陪祀车马坑的发掘过程与文物入手，一窥西周时期车马礼仪制度及其演变历程。

一、馆藏晋献侯酥陪祀车马坑赏析

（一）曲村—天马遗址的发掘历程

曲村—天马遗址最初于1962年国家文物局对晋南的古城调查中被发现，直到1979年，才由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会同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由著名考古学家邹衡教授领队，进行了遗址的复查确认与再试掘工作。1980年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在曲村—天马遗址邦墓区开展了长达10年的考古发掘；1992年后更是对遗址的核心区域—晋侯墓地进行了十余次考古发掘。在历次发掘下，9代早期晋侯［晋侯燮父、晋成侯服人、晋武侯宁族、晋厉侯福、晋靖侯宜臼、晋釐侯司徒、晋献侯籍（又名稣）、晋穆侯费王和晋文侯仇］及其夫人的墓葬先后出土，并探明了陪葬车马坑10座，除了出土大量的青铜器、玉器和陶器外，还发现了各时期的民居房屋、制陶窑址和祭祀坑等。墓葬前后时代跨度起自西周，讫于春秋初期，从地望和年代上证实了曲沃及其周边地区正是西周早期分封时唐叔虞最早受封的晋国领地，也是西周时期晋国国都与宗庙之所在[2]。

（二）晋侯墓地一号车马坑—晋献侯稣陪祀车马坑

在9组晋侯的陪葬车马坑遗址中，以东部的一号车马坑—晋献侯稣陪祀车马坑体量最为庞大（图一），该车马坑平面近似矩形，东西侧长约21m，南北侧宽14.2~15.3m，西部略宽，车马坑的上半部分为一个整体，一道隔梁横贯下部，将马坑、车坑分开。随葬马匹仅余无序倒卧的叠压马骨，马腿处发现捆绑的痕迹，疑为将马匹杀死后放入殉葬坑，经过辨认，其数量约为105匹。由于该车马坑的随葬车马数量较多，自1993年起整个发掘过程分为3个阶段，考古工作者首先从清理车马坑上部的祭祀坑、汉墓遗址和窑址开始，采用探方的形式向下开掘至隔梁处；1997年，马坑发掘完毕，考古工作者对该坑进行了清理，清点并确认了陪葬马匹的数量，此后直到2006年，考古工作者才对西部的车坑进行发掘，最终将整个晋侯陪祀车马坑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图一 馆藏文物晋献侯稣陪祀车马坑 长约21 m，宽14.2~15.3 m

西部的车坑整齐放置着6排陪祀车辆，总数为48辆，自北向南各排分别为10辆、10辆、9辆、8辆、6辆、5辆。北部的两排为战车，根据《左传》《国语》等文献记载，西周时期战车的形制一般包括旄车、冲车、阙车、楼车、轻车等，根据具体的使用功能划分形制种类，这两排战车从形制上看应当属于常见的旄车（亦称戎车）。这些车辆的车辀（战车前的独木车辕）除第一排东首一辆朝向为西以外，其余一律朝东。车坑底部为战车预先挖好了安放车轮的槽沟，槽沟之间有突起的土梁，这些战车跨置在土梁之上，轮部陷于槽沟之内，相邻两车的车轮共用一个槽沟[3]。这些战车的保存状况参差不一，有的车舆残缺，仅存车轼和两侧的内、外栏，有的整体完好，车体外栏处附装的铜质甲片、安装在车轭上的铜质构件和车轴两端的铜辖亦被保存下来。战车车舆上的铜质甲片排列整齐，上下排之间互相叠压，各列之间紧密相接，属于青铜时代的战车装甲。在一些战车的车舆内还发现了作战用的铜戈、铜箭镞，以及包括马辔、镳衔、马甲在内的铜质马具等。中部的两排为箱车，左、右后三面围板，板上以褐色为地，髹以黑、红、绿三色，彩绘出精美华贵的图案纹样（图二），应当为贵族的专属礼仪用车。南部的余下两排被推断为辎重用车，也就是役车。这6排车辆均以整车的形式被置入陪祀坑，车上所保留的青铜构件均无拆卸痕迹，不同种类的车辆被发现于同一陪祀坑中，至今尚属罕见。

图二 饰有三色彩绘的22 号箱车，位于车坑中部第三排最西侧

二、从陪祀车马坑看西周车马的形制

西周时期出土的车马器数量众多，一般以独辀车的车具和马具为主（图三）。

图三 西周常见独辀车的车马具各部分名称示意

（一）车具与车饰

车的形制大体上可以分为轮、轴、舆（包含车盖）、辕（即车辀）、衡5个部分，轮、轴属于转动部分，舆属于承载部分，辕、衡属于引曳部分。轮部包括牙、毂和辐3个部分。在一些出土车具中，为了保证车轮运转稳固也常见轮辅。西周时期的车轮较大，轮径往往在1m以上，如晋侯稣车马坑中的1号车，其车轮轮径约为1.25 m。轮部用以区分车主身份地位的车饰为轴饰，又称毂饰，由青铜制成，能够加固木制的轮毂。在《礼书》中，仅有诸侯国君和周天子才能在车上安装毂饰。车轴横穿轮毂，托于车舆的正下方，一般为一段安装轮子的圆木，西周时期的车轴长度是2.0~3.0m，如馆藏晋侯稣陪祀车马坑中，1号车的车轴通长即2.53m。车轴两端的车軎、车辖分别负责保护车轴以及防止车轮脱落，二者在墓葬出土的车具中也常常成对出现，晋侯车马坑中出土的部分车軎和车辖至今仍保存完好。车軎和车辖的形制取决于车的具体功能，在战车上，车軎常常以锋利的刃尖形式出现，用以增强战车的作战能力。车体的舆部用来载人，车舆上的花纹装饰则显示着车主的贵族身份，前文所述晋侯车马坑中的车舆三色华美彩绘，即象征着晋侯稣的尊贵地位。一些车舆的顶上会配有伞盖，用于遮阳避雨，可以取下，伞盖装饰的繁复程度也与车主的身份地位有关，如秦始皇陵出土的1号车，其伞盖“翠帽金爪”就十分豪华。负责引曳的车辕是持衡载舆的一根木杠，贵族的车辕辕首常饰以“五楘”的五束皮革，辕身绘有纹饰图案，甚至在舆底的辕尾也有精美的踵饰，车衡上的銮铃在各类车马坑发掘中也较为常见。

（二）马具的分类

马具最早出现于殷商时期，在西周时已经渐趋成熟。西周时期的马具大体上可以分为实用性马具和装饰性马具两种。实用性马具包括马的辔头、横置于马口之中的用于控缰勒马的铜马镳、铜马衔，保护负责牵引战车的马匹的马甲等。装饰性马具则包括当卢、马冠和樊缨等。当卢位于马匹额头的正中间，一般以铜质兽首、牛首的形象出现，车马的主人地位越高，当卢的制作工艺和纹饰就越精美。马冠装饰于马头之上，钉在皮质背衬上，使用时套住马的双耳，马冠一般整铸或五官分铸，均为兽面纹饰。樊缨是装饰在马胸前的马具，一般以木材雕刻而成，髹漆，贴金属叶，较为华美，是诸侯与周天子的专用马具。

三、西周车马与礼仪制度的关系

车马在西周被广泛应用于“五礼”，是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祭祀的吉礼之中，车马的使用严格遵循车饰、马色的等级规定，如楚简中的“两牺马，以举祷”“举祷大水一牺马”等。在丧葬、追谥等凶礼之中也会用到特定的车马，如《周礼·春官·巾车》载：“王之丧车五乘。”西周墓葬的考古发掘中也常见大量的车马陪葬现象，春秋时期的车马遗迹更是遍布黄河中游地区，随葬车马、车马器的数量一般与墓主人生前的社会地位相关[4]。在诸侯国的外交礼仪“宾礼”之中，车马又常常作为天子赏赐给臣下的礼物，如《诗经·大雅》：“王遣申伯，路车乘马。”即周宣王赏赐给申伯车马。作为“三赐”的最高等级，在西周时期得到天子赏赐的车马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荣耀，而这种赏赐制度也随着春秋以后周天子大权旁落而逐渐消亡。在负责军事礼仪活动的“军礼”中，车马以战车、辕马的形成出现，直接参与军事战斗，在战国的骑兵训练普及之前，战车与辕马是西周军事兵争的主要武器，《论语》中所云“千乘之国”，就是用战车的数量表达国力的强盛。在用于贵族之间亲近感情、缔结婚姻关系的“嘉礼”之中，车马也成为常用的交通工具，如《诗经·鹊巢》：“之子于归，百两御之。”形容贵族女子出嫁时车队迎接的场景，一般而言，士大夫以下的婚嫁往往由夫家乘车迎嫁，天子、诸侯之女出嫁，则由女方以百乘的车马送嫁，不同身份等级的贵族在宾礼中所使用的车马数量，亦受到西周礼制的严格约束。

四、结语

在西周时期，车马不仅象征着贵族的身份地位，同时也与国家实力、个人财力紧密相关，车马的使用与西周的“五礼”密切相关，许多车马礼仪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晋国博物馆所藏的这处镇馆之宝—晋侯稣陪祀车马坑，为人们真实还原了西周时期车具、马具的种类、形制与结构，也见证了早期晋国强盛的国力，昭示了西周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普遍社会观念，伴随晋侯稣下葬的众多车马，跨越近三千年的历史岁月，正向今人无声地诉说着那段青铜时代的古老历史与社会变迁。

注释

图片来源：山西省曲沃县曲村镇晋国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