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2023-04-16 12:49刘俊凤
榆林学院学报 2023年1期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干部队伍延安

刘俊凤,任 梦

(西安邮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1)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阶段。目前学术界关于延安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微观层面和具体内容,分别从党的干部选拔、培养,民主制度,廉政建设等进行分析与探索。基于前期研究成果,本文从宏观层面和整体角度出发,对延安时期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时代背景、理论建设、实践探索以及经验启示进行系统梳理,以期为新时代党的干部队伍先进性、纯洁性建设提供借鉴。

一、延安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时代背景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开始注重吸收培养工农干部,党的五大明确提出:建立中央党校以进行干部培养和教育工作[1]。随着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创立,党的中高级干部培养进一步加强。此后,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工作随着不同时期革命实践需求不断丰富完善。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落脚陕北后,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逐渐扩大、全国抗战形势紧迫,以及边区干部数量的迅速增加都对干部队伍的建设提出新要求:为巩固政权、动员民众、领导抗战,亟待建立起一支信念坚定、纪律严明、务实高效的党的干部队伍。

(一)相对稳定的根据地环境

20世纪30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在陕甘边和陕北逐步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到1935年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以后,陕北和陕甘边两个根据地相联结,形成了统一的陕甘革命根据地。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历经千辛万苦抵达陕北吴起镇后,进一步巩固、发展陕甘革命根据地。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保安迁驻延安,革命建设活动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努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做好政治、组织、军事等各项准备;另一方面,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有利局面下,系统总结党的革命历史经验,积极加强自身建设,特别是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这为中共中央以陕甘宁边区作为敌后抗日根据地,全面开展干部队伍建设营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二)抗战形势发展的迫切需求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及其和平解决,直接促进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35年12月,根据形势与任务的变化,中共中央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明确为全党的策略路线。为更好地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策略路线,有效推进中华民族抗战进程,维护陕甘宁边区的稳定局面,亟待建立起一支纪律严明、政治坚定的干部队伍。为此,迫切要求对广大干部进行思想教育、政治动员,不断增进干部队伍的团结力与凝聚力,同时做好政策宣传工作,紧密团结人民群众,广泛动员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抗战。这是全面开展干部队伍建设的现实政治环境。

(三)边区干部数量增加

随着抗战局势的发展变化,党需要更多的干部来完成革命事业。1937年全国党员3万多人,1938年底快速发展为50多万人,1940年更是突破80万人,1945年七大召开之际,党员数量已经发展到121万人,1946年党员人数占总人口数的2.7‰,这与1936年党员人数占总人口数的0.06‰形成鲜明对比[2]。中国共产党成立17年以来,在政治、经济、军事、党务、文化、民运等方面培养了相当一批干部人才,但是在全面抗战时期,“现有的骨干还不足以支撑斗争的大厦,还须广大地培养人材”[3]。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新的环境下要求我们解决新的问题,即“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力量”[4]。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总校共办了8期就为党培养了29072名干部,再加上抗大先后成立的12所分校,共培养出干部10万多人[5]。在实行选举制度以后,陕甘宁边区除了地方上的部队官兵以外,工农干部、县级干部、知识分子干部以及革命家等各类干部有15000人[6]。

党员干部发展的热潮也带来一些问题,首先表现在未严格遵守发展党员干部的程序和规定,数量虽然变大,但队伍纯洁性却遭到侵蚀;其次,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缺乏马列主义理论教育,未经革命战争洗礼,思想上还存有小资产阶级作风,亟需政治教育;最后,一些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干部,也存在着知识不够、思想觉悟不高的问题。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对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迫切要求。

二、延安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理论

延安时期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理论从思想、政治和组织原则方面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形成了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强调“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根据形势需要合理培养、分配、指派和调用干部的工作方法,这种极具中国特色且符合中国实际的干部队伍建设理论,对延安时期的干部队伍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一)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

土地革命时期“党管干部”已具雏形,但还没有形成具体的管理办法、路线和方针。抗战初期,在经历了张国焘等人分裂党的斗争、王明右倾错误主张等不利于党内团结的事件后,中共中央深刻认识到了加强党员干部管理的重要性。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了“党管干部”的基本原则,总结了一系列关于正确对待干部的方针政策。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就是坚持党对干部的统一领导权,在地方苏维埃政权普遍建立起来之时,由党中央及其各级组织部门对所有干部实行统一管理。内容上,既要管干部的任免,又要管理干部的培训、考核、监督等,包括制定干部工作的方针、政策,推进干部制度的改革,实施干部人事工作的监督等。方法上,要注重坚持党管干部与走群众路线相结合,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投身革命热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推动中国革命运动不断向前发展。“党管干部”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贯彻落实的重要原则,为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实施提供了坚实有力的保障。

(二)强调“德才兼备”的标准

1938年10月,毛泽东通过对中国历史上用人经验的总结以及张国焘任人唯亲教训的分析,明确提出:作为领导干部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不断学习革命理论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立足全局,将民族利益与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所谓“贤”,“就是坚持党的路线、遵守党的纪律、密切联系群众、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7]。此标准要求干部要做到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联系中国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踏实肯干、一心为公。刘少奇认为选拔干部的标准既要有革命热情也要有革命理智,还要有革命纪律[8]。周恩来在《我的修养要则》中表明,对自己的要求是要有学习精神、努力工作、不断反思、坚持底线、联系群众以及严守纪律[9]。

1943年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行政法规对任用干部的原则作进一步规定:“一是对边区施政纲领的支持和忠诚;二是德才资望与所担负的岗位相适应;三是对群众利益的关怀;四是积极负责和清正廉洁。”[10]

(三)重视干部的合理布局与培养使用

党的干部队伍的结构布局影响着干部队伍整体作用的发挥。延安时期富有经验的老干部是土地革命时期在中央苏区受到培养和锻炼,经历了五次反“围剿”斗争和长征考验后到达陕北的。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更多有党性、有才能的党员,包括知识分子进入新干部队伍中,受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差异影响,新老干部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学习中难免会产生矛盾。为此,陈云提出:“新老干部、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应该团结起来,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共同提高。”[11]

陕甘宁边区政府则在干部任用方面,采取群众推选与选任、委任、聘任相结合的办法:一方面推选出德高望重且受群众爱戴的干部,另一方面,优秀的老干部充分带动影响新干部的工作,知识分子与文化知识欠缺的干部合作工作,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

随着形势的发展,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提出将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结合起来[12]。1943年,中共中央为了使干部更好地适应敌后环境,征调大批敌后干部到陕甘宁边区培养、学习,特别重视加强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团结和相互学习,致力于打造党政军高级干部的统一与团结。

三、延安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实践探索

理论和政策的不断成熟与逐步完善,使延安时期的干部队伍建设在实践中得到持续发展,为延安时期建设一支“听党话、跟党走”、纪律严明、清正廉洁的干部队伍起到重要作用。

(一)干部队伍的立法实践

《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于1937年5月经特别行政区选举法起草委员会草拟并经西北办事处行政会议批准,是边区选举制度确立的标志。《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明确规定陕甘宁边区将实行议会民主制度,各级行政干部通过各级议会选出。《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第13章29条更明确指出:“陕甘宁边区实行不记名、直接、平等、确保全面民主的选举制度。”[13]经民主选举后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于1939年1月正式召开,陕甘宁地区率先实行了民主化。

在苏维埃民主选举体制的基础上,陕甘宁边区的民主选举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第一,选举权更加具有普遍性。凡边区居民,于选举当日年满十六岁者,无论男女、宗教、财产及文化等差异,皆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第二,选举更具有直接性。实行普遍、直接、平等、不记名的选举方法,以确保实行全面彻底的民主;第三,选举更具有平等性。不分阶级、不分男女、不分民族,人人都享有具有法律效力的投票权,只限制叛徒、罪犯和精神病患者的选举权;第四是选举方法更先进,采取无记名投票,投票者可以充分表达个人意愿。

(二)干部队伍的结构优化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干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确定以后,党中央对干部政策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毛泽东指出:“共产党要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4]。1939年12月,中共中央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指出:“要在军队和学校中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15]

积极吸纳妇女干部。1938年5月,中共中央提出:“有学问的女性,特别是女学生,在政府动员妇女方面起着桥梁和先锋作用。”[16]邓颖超进一步明确:“女干部的培养,首先要以女学生为重点培养对象,充分发挥她们对妇女群众工作的引领作用。”①为了更好的领导妇女工作,1938年12月,中共中央成立妇女运动委员会。1939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决定》中,再次强调要吸引女党员、培养女干部。

重视培养任用党外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实行“三三制”政策,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吸纳大批党外人员参与边区政府工作。在1941年陕甘宁边区乡市参议会和政府的选举结果中,产生了8096名乡议员,其中无党派人士有5491名,占67.82%[17]。在边区参议会和政府中,有12名党外进步人士担任重要职务。针对少数民族干部培养选拔工作,分别于1937年在中央党校开办民族班、1939年成立回民班,1941年创办延安民族学院,同年8月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对少数民族干部实行了一系列培训、选拔措施。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产生的219名议员中,有东方民族(日、韩、印度、荷)及蒙、回、藏的民族代表10人[18]。为团结少数民族抗战,带领少数民族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并表示要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干部。

(三)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建设

由于长期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抗战初期党内仍有不少思想不纯、作风不正的干部。1942年2月,中共中央指出:“在目前形势下,一切教育工作,应当以干部教育为首要任务。而在整个干部教育中,在职干部的教育工作,也应该放在首位。”[19]陕甘宁边区的干部学校教育与在职干部教育相结合,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干部教育制度,从思想上彻底地对干部进行教育。因此,各级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更加积极地响应中央政策,工作能力大幅提高,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为抗日战争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同年,中共中央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整风运动,整顿学风、党风和文风。1943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表明将持续开展整风运动,不仅要继续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更要“肃清党内潜藏的反革命者”,实际上是对干部工作进行审查,从组织上清理党内存在的异己分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四)干部队伍的管理监督

为加强干部队伍的管理监督,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主要采取了两方面措施:第一,思想上高度重视,严明法规法纪。边区政府自成立之日起,把反贪污浪费和确保干部廉洁奉公当作边区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先后颁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边区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等一系列制度法规,以约束干部的行为、防止干部队伍腐败。第二,完善奖惩制度。为调动干部队伍的工作积极性,边区政府制定《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草案)》《边区公务员考核奖惩暂行条例》等制度与措施,作为对机关干部进行奖惩的依据。1937至1938年两年间,边区共处理了180起贪腐案件。

四、延安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经验启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干部队伍建设的理论建设与实践探索方面成就斐然。总结延安时期的历史经验,对于新时代推动干部队伍建设的制度改革,进一步提升党的治理效能,保证干部队伍奋发向上的生机与活力,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加强干部教育是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有效途径

经过延安时期的干部队伍建设实践,中国共产党在干部教育培养体系上逐步完善,具体表现在:一是通过深入实践,形成了一整套多层次、规范化的干部教育体系。二是通过马克思主义教育,使干部深入学习了党的最新理论成果。三是通过加强党性教育,筑牢干部思想防线,培育了优良作风,加强了廉政意识。四是制定干部学校教育和在职教育制度,实施了在职学习的分类教育政策。五是通过整风运动,提升了全体党员的思想认识,使党的干部队伍树立了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通过干部教育化解党员干部队伍本领恐慌问题,找准干部自身的薄弱点,缺什么补什么,在实际工作中提高自身本领。延安时期干部教育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为中国共产党造就了一支高素质干部队伍,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进入新时代,形势发展复杂多变,党员干部更需要过硬的本领,更需要加强干部教育培训,促进其知识更新与能力提升,建设一支能力卓越、业绩突出,高度专业化的干部队伍,以应对时代发展提出的种种难题。

(二)重视奖惩和监督是保持干部队伍廉洁的重要保证

从严治党,重在从严管理干部,干部队伍素质好、作风正,才能把党建设好。首先,要建立正确的考核机制,明确奖惩,激励与约束并重,强化干部的规矩、制度和底线意识。其次,充分发挥包括“群众反馈”“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等多种监督渠道,实现了对干部队伍的监督制约,预防干部队伍的腐败现象,维护干部队伍清正廉洁的形象。做好监督,不但要有专门的纪检部门负责,也要在日常生活中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干部的小毛病小问题,变成大毛病大问题。进入新时代,重视奖惩和监督不仅是要保持干部队伍的廉洁,还要保证干部队伍的公平公正,激励干部的积极性。对于有原则、能力突出、敢于担责任的干部应做到“善则赏之”;对于投机钻营、不担当不作为的干部应从严监督管理,“过则匡之、失则革之”。

(三)坚持党管干部是促进干部队伍先进性的根本原则

党管干部,实质是坚持党对干部人事工作的领导:一是要把对干部的选、用、调、监日常化、具体化管理;二是党对使用干部和干部行使职权的全程监控,其工作重点是制定干部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机遇、变革与挑战同时存在的现实条件下,党管干部的内涵有所发展:第一,要选“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20]。第二,要提升干部的治理能力,增进其专业能力。第三,选人用人以制度为依托,不仅建立竞争性选用机制,还建立全面的考核评价机制。

延安时期,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我们只有在总结前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形势,才能打造一支能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促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持续提升的时代最强干部队伍。

注释:

①陕西省妇女联合会.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文献资料选编[M].西安:陕西省妇女联合会内部资料,198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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