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算法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景的再构研究

马里丫葭 马若驰

(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北京 昌平 102209)

民族团结进步始终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基础性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亿万网民在互联网上获取信息、交流信息,网络信息的传播对网民的求知途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会对人们对国家、对社会、对工作、对人生的看法产生重要影响。互联网由此成为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平台。如何汇聚最大增量发挥互联网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1]是我们在新时代须积极探索和实践的重要课题。

目前,学界从不同学科视角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蕴、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等进行了多维度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政治传播的一个重要内容。当前,大数据、平台算法、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勃兴深刻影响了政治传播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路径,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算法传播和算法政治的兴起。有学者关注传播的数据化和智能化严重消解了传播的主体性,流量思维威胁到政治传播的核心价值观,传播在技术平台下面临异化风险。[2]还有学者认为,算法是政治传播的积极力量,算法本身也日益成为一种崭新政治形态,构造了政治“拟态”环境,具有极强劝服能力,产生算法迷思现象,营造盲目认同网络群众的政治“偏执型人格”,并建构极具信任感的政治“仿真”环境。[3]

在智能算法的新传播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与智能技术的融合是提升新时代共同体情感、共同体政治信仰、共同体共同价值的重要向度,也是构建新型民族关系和提升民族工作成效的工作重点,并且多围绕人工智能、数字化媒体、元宇宙等维度展开研究。庞瑜认为二者的结合衍生出“信息茧房”“木桶短板”“尖叫效应”“过滤气泡”及主体边界等问题,提出未来应从人本主义和技术规制的视角寻求解决问题的创新发展路径。要从共同体成员的社会互动和人工智能优化两个层面,解决数据权力的规制问题,注重强化主流思想引领,注重传播的主体性回归。[4]张利国、于海波提出顺应网络时代的新形势、把握新机遇,从算法侵越的话语认知跟进、算法囿限的情感理性确证、算法偏向的群体价值破圈三个维度打造算法时代育人新范式;[5]田钒平、张耀则提出算法权力通过基础的数据生成、主体的资本主导、手段的技术运作、对象的人为推动等作用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6]较为前沿的研究则将ChatGPT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结合,认为ChatGPT在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活化、大众化和智能化的同时,也带来精度、温度和效度的问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均衡培养中华儿女的理性批判意识和ChatGPT素养,着力实施ChatGPT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科学运用ChatGPT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协同开展ChatGPT的应用生态治理。[7]

而从政治传播视角,以场景理论切入,结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算法的研究,尚付阙如。传播学者德布雷提出,技术推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集体心理通过主导的记忆技术得以平衡和稳定,具有社会决定性能力[8]45。技术的高度发展变革了社会关系的连接方式与场景架构,智能算法时代的场景传播也将延续叠加、拟真、立体的发展方向。场景日益成为承载用户需求与市场价值的平台。算法互联在本质上即是一种基于场景的技术服务,而将算法建构于场景之中进行分析,其终极目标则是提供在特定场景之下的适配信息或技术服务。[9]29-32本文将网络平台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定位为政治传播的一个向度,将智能算法逻辑下的场景建构作为智媒时代交往的产物,探讨在算法链接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景的生成逻辑。当下,智能算法日益成为引导政治传播规则、资本营销模式的重要且核心元素,其在信息推送、议程设置、消解传统政治传播权力等层面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场景进行解构、推动变革。本文也将进一步讨论智能算法传播如何在网络平台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场景再构。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媒介场景生成逻辑

技术的极速发展中蕴藏着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及社会功能变迁的密码,通过构建容纳新兴技术的社会场景,从而导致线上、线下所谓的“人”在社会结构、交往方式及认知途径等层面的异化。[10]动态连接、流动开放、交互便捷的互联网以及新型的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创造新的社会场景,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正在被一股无形但强大的力量裹挟进“场景细分”的新时代。[11]算法技术支持下的海量数据的挖掘分析,搭建了各要素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向用户提供了多元化、沉浸式的传播场景。

场景的意涵可追溯到芝加哥学派。戈夫曼在其拟剧理论中提出,人与人微观的社会互动就像一个舞台,个体在社会情景的调适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同时舞台还因由场景的不同区分为“前台”和“后台”。之后,梅罗维茨承接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人的延伸”的观点,将电子媒介的交往场景从戈夫曼的物理空间拓展至电子空间,更广泛和更具包容性的信息获取模式使得地域的界限进一步消失了。[12]21当下,大数据和智能算法又成为驱动个性化服务和体验的新引擎,场景与媒介所营造的心理环境氛围产生了更为密切的关联。从大众传媒到关系媒体再到算法媒介,人与媒介关系发生了深刻变革。[9]29-32正如斯考伯和伊斯雷尔强调的,场景时代是大势所趋,犹如风暴般袭来,掌握场景者掌握未来[13]16。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景生成的基本逻辑

在日渐轻量化的算法技术助推下,可无限复制和精准推送的信息不仅建构了全新的交往秩序,并且影响了社会文化的生产。

探讨算法是否适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景的建构,首先需要厘清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景的相关概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场景一般涉及两个以上民族,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关“一个主线”“两个共同”“三个离不开”“四个共同”“五个认同”等内涵进行媒体叙事。智能算法时代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景主要基于各民族用户使用媒体时的状态、场景和心理而构建的,可以引导各民族的用户体验、认知、认同进而产生互动、分享行为的场合和情境,具有时空性、目的性、指向性、适配性。

从政治宣传,到政治沟通,再到政治营销,政治传播形成了三种模式,分别对应威权、民主和竞争。[14]在技术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作为政治传播的一个重要向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景在媒介平台的传播与生成发生了复杂的变化。

智能算法能够基于获得的数据和特定的计算逻辑进行自主编码,生成符合自身逻辑的新的运算规则和决策,这种自主性则能推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代表的政治传播的智能化。智能算法依托自身的计算逻辑自主采集数据信息,通过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有关过程,抓取用户的兴趣爱好、消费习惯、浏览记录、运动轨迹等信息,并在信息深度分析之后,生成价值和行为特征数据,描绘电子画像,进一步基于适配信息实现政治心理走向、政治情感和政治信息需求的预测和评估,进而实现政治信息推送的针对性和精准化,优化议程设置。

鲍曼认为后现代社会是一个“审美现象”——即一种无潜在目的、无利益纠葛的纯分享状态。网络平台为无秩序化、非制度化的社会交往提供了一个弹性空间,个体需要在碎片化和充满矛盾状态的社会交往中,重新发现和创造个体经验与社会世界重组的方式。算法助推下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景建构,类似于戈夫曼所谓的“台前谋划”,从政治宣传、政治营销状态的把控到声音的表达,一系列“台前谋划”的仪式建构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景的意义。基于对各民族社会属性的挖掘与考量,建构适用于不同民族、不同阶段、不同维度的场景策略,从算法技术、符号话语、叙事体系等多个层面发挥表义、认同等功能,从而生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景。

(二)智能算法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景的连结

世界的本质是由数据构成的[15]125-126,则场景在本质上也由数据构成。一切场景都可以被数字技术识别、传输、存储、运行,数字的流动支持场景中的互动,场景存在亦即数据泛在。一方面,海量数据分布式协同处理机制与图谱识别搜索技术,使得场景成为一个从“端”到“网”,再从“网”入“云”的数字生态体系,时空逻辑产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大数据对用户的数据画像为人类复杂的行为提供了预测模型,社会生活场景的复杂性可以被更加精确和精密地发现,洞悉“由个体之间微小交换构成的微观模式”[16]。

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宣传、政治营销场景,智能算法时代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景更具适配性与针对性,精准的适配是正式通过场景再造实现的。在平台媒介中,用户通过标签形成连接,标签进一步将有共通属性或共同兴趣爱好的各民族用户连接成为社群。算法则提供有关技术支持,是构成此种隐性连接的基础逻辑。[17]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景强调一种体验,强调对“团结”的重视,算法分发者、信息生产者需要以用户的需求为中心进行思考,透过内容的设计与分发方式的调整本身出发思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真正的有效路径。

场景使得媒介内容增加了一种情感体验,媒介信息“活”了起来。各民族的群众沉浸在各自的生活中,在闲暇时要追求一种类似或不同于日常生活的体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场景意义就是贴合人们的这种心愿,将衣食住行都赋予成一个个既有普遍性、渗透性,又有独特性、趣味性,兼具算法推送效果和意义的场景。

鲍德里亚提出,以物质生产和劳动力为基础的旧工业秩序,正在被信息复制传播的社会再生产替代。后现代社会,网络空间中人与人的关系不再依托商品、市场等元素,而是形成了一种去中心化、无确定性的社会再生产秩序。全新场景之下,各民族作为主体性的“人”,正在经历进化、异化和云化,传播模式也由此产生了本质性位移,诸种变化和位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和土壤。

二、智能算法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统传播场景的解构

网络空间为散居各地的各民族群众提供了日常社会生活中难以拥有的话语表达和公共参与机会,并由此生产出各自的话语体系,有了新的集聚空间。而智能算法等技术的普及进一步实现了在更广阔空间中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建构,其中亦包含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景的解构,算法技术的嵌入引发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场景的影响深刻变革。

(一)信息推送精准化:算法助力“把关人”角色的调整

传统的政治传播中,传播者是信息生成和传播的中心,是政治信息的制作者、发布者和把关人。他们对社会信息进行加工提炼,生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政治话题、资讯,并借助有关渠道进行传播。[18]1-10基于传播者自身的价值偏好和公众的导向需求进行议程的设置,诸如通过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信息的筛选和传播引导公众建构拟态环境和形成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国家观等价值观念。算法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深刻改变了有关政治信息的生产、传播模式,作为内容生产者的传播者,其把关人的地位正在被算法取代和解构。算法把关成为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政治传播的一个重要技术手段。

智能算法实现了基于数据的适配性传播和个性化推送,将用户与符合其兴趣爱好和历史观、文化观、民族观、国家观的政治信息精准匹配,实现了政治信息内容和用户的直接对接。

(二)议程设置个性化:信息生产和传播需求的双向互动

传统议程设置聚焦媒体议程对公众议程的影响,普遍遵循由政治传播主体设置、主导媒介议程,并推动媒介议程影响公众议程,进而生成公众舆论。这一点面对的单向度传播模式是以传播者即政治传播主题为中心的,议程围绕政治传播意图和传播媒介实际需求展开。[18]1-10

智能算法时代,网络政治传播议程的设置则具有了多元化、非线性和多向度等特征。节点化的网络传播与智能算法结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信息的生成和扩散更加个性化和双向互动化。此外,议程设置的主体还在一定程度上向平台倾斜。因此,智能算法时代的网络议程设置逻辑变成了“个体价值偏好—个性化议程设置—精准化算法推送”。

(三)反沉默螺旋效应:技术对政治传播权力的消解

智能算法改变了大众传播以点对面的单向传播模式,实现了信息生产和消费的精准对接。同时,社会中不同价值准则和观点意见的表达在智能算法下更容易实现对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信息的推送也遵循计算偏好的优先原则。非物理空间和去科层化使得智能传播突破物理空间和科层制体系的束缚,少数意见者能够通过算法分发实现个体与意见相同群体的连接。

孤立恐惧和准统计知觉是沉默螺旋效应形成的主要因素[19]。智能媒体时代,网民被技术赋权,介入到信息生产活动之中,人人都有麦克风让沉默者有了如巴赫金所言的狂欢无界限。网络空间中,基于智能算法推送实现信息和意见的匹配,从而使得意见的感知出现偏差,即使是少数者,也能产生新的准统计知觉,感受到来自群体的支持,进而敢于表达观点。这一行为结果成为网络传播时代的反沉默螺旋。技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议题的传播提供了更多的话语空间。但媒介技术从本质上看并不能改变精英与大众间的话语鸿沟。私人话语、公共话语与主导话语形成权力博弈。到“后真相时代”,符号化消费使得个体沉溺并淹没于消费社会中,公众注意力的弥散进一步消解了包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内的政治宣传、政治营销以及由其所建构的权力意义。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代表传统的政治传播媒介场景的建构,以视听化的方式实现政治宣传、政治营销的“三贴近”,但来自现代生活的噪声冲击和大众狂欢的抵抗,使得作为权力确定性的政治隐喻逐渐被弱化、被解构。反沉默螺旋效应强化了舆论中的个体意志,不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统一公共意见的生成,甚至一定程度上还会加剧意见的对立甚至舆论场的割裂。[18]1-10。

网络平台中各民族群众的心态主要表现为认为权力和真相对其已不再重要,某种程度上,代表政治宣传、政治营销的部分算法分发也加剧了后现代社会“去中心化”的症候——代表意识形态权力的声音,即自上而下单向度地撒播,在“技术赋权”之下被自下而上的多向度破圈对话替代——传统意义层面的“权力中心”被消解。更重要的是,智能算法使得自上而下的阶层体系向日常化、个体化转移。互联网赋权的各民族网民“狂欢”可能形成流动的权力,使得集中的权力状态淹没于分散的去中心化的网络之中。

三、智能算法再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景的路径优化

当下网络信息裂变式遽增导致产生较为普遍的信息过载现象,各民族网民个体难以在海量讯息中迅速获取符合自身需求的有效信息,网络空间信息传播过剩与用户个体信息撷取匮乏之间的矛盾由此形成。算法传播能够通过精准的数据匹配实现个性化推荐,使得用户在过载的信息环境和碎片化时间中准确、快速地获取符合自身价值偏好和行为特征的有效信息,从而有效提升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代表的政治传播的供给能力,解决传播过程中的供需矛盾。

全球来看,政治与资本形成了对算法技术的合围,与此同时,算法也反向作用于政治、经济,技术与政治、资本之间形成了博弈。公众表达在权力规训中成为一种工具式话语,服务于资本和政治的内在逻辑。由于技术力量的超越性存在,政治也开始遵循技术逻辑,利用软性方式缓和被消解的现状,在实现权力控制的同时,在与资本的博弈中推进国家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可以说,算法正日益成为引导政治传播规则、资本营销模式的重要核心元素,算法传播正在成为再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景的重要推力。

大量相关数据、足够细化领域和明确目标是算法得以介入的基础[21]21。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虚构的,不是政治宣传和资本营销操纵各民族群众的幻影,而是与历史文化紧密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22]17。这种心理建构最终需要体现为文化的表征化、符号化和场景化。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核心要素,具备大量数据、具体可操作的领域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明确目标,依托算法在网络共同体的重构、情感共同体的建构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再构层面实现碎片场景、消费场景、仪式场景的融通,以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效。

(一)网络共同体的重构:以“智慧连接+大数据”融通碎片场景获取关注度

网络崛起,为族群凝聚和文化认同提供了全新场域。[23]在网络共同体中有着相对松散的社区、较为稳定的圈子、多元类型的社群等各种模式[24]31-47。而兴趣爱好或信仰文化等层面存在着可捕捉到的显性或隐性的共通性,对于网络共同体的形成尤为重要[25]。早期网络社群的形成依赖于社区内较为持久的网络互动。而依托算法技术,趣缘群体的连接变得更加便捷。算法识别和连接了具有相似兴趣爱好、同向认知价值的人群,即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景的网络生成打下了技术和平台层面的基础。网络时代,媒介资源不再稀缺,信息过载,平台以算法实践推动用户信息的个性化定制。从部落化到脱部落化,再到互联网技术下的重新部落化,麦克卢汉的传播形态隐喻在智慧互联的算法时代拥有了场景再造的温床。算法等数字技术变革颠覆了各民族网民的场景感知方式,链接起不同地区的各民族用户,形成全新的族际交往网络。如当下的一些个性化推荐平台,如用户被打上“爱好少数民族美食”“关注跨民族地区旅游”“热爱多民族服饰”“掌握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等相关标签,就更容易形成隐性链接。表面看,标签只是各民族网民个体与传播内容的连接依据,并没有形成民族群体之间的直接网络互动,但智能技术可以将标签背后各民族网民之间隐藏的共通性挖掘出来,将具有共同兴趣爱好、行为特点等某方面达成共同属性的跨民族网民连接在一起,使得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网络社区或社群成为可能。

鲍曼曾以“我们如何生活在这个碎片化的、充满矛盾的世界里?”来追问现代性的矛盾。[26]此问直指后现代社会的族际交往现状。智能算法时代,媒介平台往往向用户推送短小精悍、休闲娱乐等具有碎片化特征的资讯、广告。可借助网络智慧连接基于技术平台搭建的网络共同体空间,以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碎片场景的融通:第一种方式是实时状态切换。各民族网民身处不同的特色时空,结合其兴趣爱好、生活习惯和行为特征等,实时构成碎片化场景,并通过二维码、人脸识别等技术实现场景的打通。如针对上述“关注跨民族地区旅游”标签用户和潜在用户于信息分发时,设计生成的具有当地民族特色风格有关景区资讯的二维码;已在线下旅行时,更可以打通诸如乘坐公交地铁、餐饮消费支付、个人身份识别等使用二维码、人脸识别相关场景,进行与跨民族用户兴趣点相匹配的、结合当地民族风情特色化内容的设计,对用户的碎片化场景进行具备时空一体化特征的实时衔接与切换,在用户使用黏性养成的基础上,完成此类碎片化场景的贯通,于细节处、在碎片中尝试促进不同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与交融。

第二种方式则是网络平台跨界。网络平台连接各方、实现跨界,起到聚合器作用,可尝试依托算法实现数据“跨界”,使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看似不相关、无法兼容的内容要素搭配起来,创造新业态、产生新物种、形成新服务。如及时融合短视频、VR、5G等新型媒介技术形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的显性资讯、宣传或隐性故事、细节渗透在社交、旅行、教育、游戏等跨界场景中,依托数据算法,建立深层次用户、商品、渠道和关联业态等多环节多类型标签体系和预测体系,在实现多触点、多场景全覆盖的基础之上,完成可操作、易实现碎片化信息和精准定制信息,动态匹配供需两端,并形成推送分发机制,使得各类资讯在不同的空间中呈现多样化状态,让信息流动从“等人”模式切换为“找人”模式,由此掌握各民族网民注意力入口,形成对用户兴趣点和关注度的有效触发,助推用户主动通过诸如游戏场景中某些益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碎片化信息的关注、探索、整合,进行环环相扣的设计,引导标签用户进一步挖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资讯的全貌。

(二)情感共同体的建构:以“社群文化+信息蜂房”融通消费场景营造体验感

算法技术日益成熟并广泛应用于各类内容分发场景,进而形成了“信息茧房”:算法技术支持下,媒体平台基于用户的个人特征对信息进行筛选,并分发与其兴趣爱好、价值观等具有高匹配度的定制信息,[27]由此形成具有“千人千面”表征的内容消费形态。由个性化信息推送或关联信息推荐形成的“信息茧房”是大数据时代技术和资本的胜利[28]。作为群体动物,人有自觉靠近群体和融入群体的本能,网络中亦然。在算法推介技术的连接下,价值观相同、立场相近、态度一致的用户会在无意识状态下汇集,并逐渐形成互相支持、彼此连接的共同体。[29]进而言之,算法将用户框定在固有的群体价值观内,并重复且高频地推送相似内容,进而在不同的群体之间树立起无形的“墙”,使得社群文化形成各自独立的“信息茧房”越来越稳固。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需要突破单一多个“小共同体”的“茧房”,消解信息固化的负面效应。

为实现受众对现实环境更加真实、全面、准确、客观的认知,破除单一“茧房”的“小共同体”各自为政的局面,需要打造与中华民族“大共同体”相匹配的“信息蜂房”流通场景——将多元化信息整合分发方式、专业化客观报道、可视化动态数据有机结合、联通互动,让受众有更多机会接触茧房之外的各领域、多元化信息内容,走出信息孤岛,建构互动共振的信息传播体系。[30]为有各自信息需求的各族网民创造更加趋于真实的、立体的、可信的拟态环境。

而尝试建立一种与中华民族“大共同体”相匹配的“信息蜂房”,则可以实现共同体边界保护。算法权力能够将各民族用户的网络信息选择权限定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景的相关范围内。如同气态分子不规则运动般的用户,在相似高度找到位置,形成同温层。相似用户在同一“温层”聚集,通过交往、讨论和活动感受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与舒适感,形成一种易流动的、可想象的情感共同体。在不同时期会产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的不同话题,也会出现不同的同温层,而在算法推荐下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同温层。[31]

算法所依托的大数据背后,其实是商业逻辑和政治逻辑。[20]当人们对某种文化产生共同兴趣,并进行生产、消费的同时,人们之间会形成相互模仿和互相感染,被消费的文化也会产生形塑人们行为方式的反作用,经时累积,人群就体现出更为相似的心理和行为特征,进而强化族群的特性。传统族群文化的“无意识地传承”,常常被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进行“有意识地创造”。网络族群亦然,同样通过文化生产、消费的过程,以完成族群文化的建构、传承。[24]31-47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场景的再构就应当“提供社会成员的归属感与文化需求的协同管道”,[32]诸如算法可以全覆盖的微信群、朋友圈、微博、B站、知乎、豆瓣、贴吧等等都是这个文化空间的载体。如微信群聊中的网民,大家可能来自各民族地区,年龄、学历、性别等各不相同,而当大家因学术追求、兴趣爱好、民族地域、团购福利等目标一致而加入共同的微信群聊后,社群内的个体就凝聚成为了有类似归属和共同目标的文化共同体、消费共同体。除此之外,活跃于B站、豆瓣等平台中的大量亚文化群体,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景而言,也是重要的文化场景、消费场景,可借助已流行的亚文化IP,依托算法技术融通中华传统文化元素、融通跨民族特色元素进行分发,打造“亚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元素”新IP,此种场景塑造下的文化消费或许可以隶属于符号化消费,即此种情形下的文化商品并不具有使用价值,而是其所指可以让用户产生愉悦感,形成一定的情感共同体圈层,从某些侧面以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凝聚力的增强。社交媒体所生产的社群文化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场景塑造提供了文化社群、消费社群,无论是通过B站、豆瓣、群聊还是知乎等其他渠道,社群都能随时随地形成,并完成各自内部的管理和成员范围的扩大。如国家民委牵头主办的“道中华”平台,以微信公众号为核心,涵盖强国、抖音、头条、B站等主流媒体平台和亚文化媒体平台,围绕文化符号、文明源流、民族交融、文学艺术、考古实证、文明互鉴等具有社群化特征的多元视角,制作发布各界名家访谈、思想理论解读、民族交融史话、文明互鉴故事等形态图文视听内容,业已形成较大社会影响力。诸如其B站视频《双锏是古代兵器之一,“杀手锏”说的就是它》《中华冷兵器:櫑具汉剑》等有针对性地贴近亚文化圈“兵器文化爱好者”“冷兵器爱好者”等群体,为其提供归属感和兵器文化需求,播放量近十万,有针对性地实现了“社群文化+符号化消费场景”的再构。

数字化社群中的人们有主动参与意识,虚拟人际互动形成团结性和认同感,[33]从而更具揭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文化消费场景空间的符号意义。各民族网民们在平台上所提交的体验社群消费文化需求是相对真实而可靠的,网络传播技术催生诸如网络直播等新消费场景,为各民族用户提供了云聚集的平台与可能,直播拥有更高清的画面和实时互动,用户可在连续不断的正向互动当中获得情感能量。而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产品与服务,如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展览、衍生产品、中华各民族美食荟萃、服饰pk等文化消费场景的搭建,能够满足各民族群众交流、交往、交融的相关需求时,必将会带来浸入式的用户体验,甚至在“直播+”模式下打通与多个领域的连接通道。加之大数据技术可建立起以个人为中心的信息账户和以移动支付为闭环的交易流程,可将诸如此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场景建构立足于各种线下日常生活场景的商业生态圈,又使得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线上线下消费体验与互动更具个性化、可视化和实时性。

在场景理论的视角下,各类社交媒体平台和移动应用成为数字化时代场景的舒适设施。社群文化作为场景构成要素,搭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的显性、隐形社群平台,通过文化分享和“信息蜂房”大数据技术进行落地体验,最终成为连接多元化、跨地域、大规模、不同民族的社会成员的纽带,并在多维信息空间中通过网络消费孕育并传递价值观,培育社群成员的共同情感和共有价值。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再构:以“智慧连接+社群文化”融通仪式场景强化参与感

技术、政治和经济的不同生成逻辑和社会影响机制,让算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景的再构之间拥有无限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主要来自数学和编码所内蕴的量化逻辑[34]。以人工智能算法为代表的系统进入政治宣传、政治营销领域,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景融合到大数据和大规模计算的逻辑之中,进而改变“中华民族文化”建构长期以来的理解和实践方式。故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再构进行阐述,不能仅从技术尺度加以衡量,还须放置于社会文化相互型构的视角予以观察。

詹姆斯·凯瑞从文化视角出发,对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进行界定。[35]信息的传递与权力相关,强调对广阔空间、广大人口的影响,是一种关注广度的空间维度上的传播;而群体因共同信仰参加的集体性庆典,表征的则是一种文化的共享过程,在创作、修改和转变中,群体在聚集的典礼中实现文化在时间层面的传承,是一种关注深度的传播。[36]28

智能算法视角下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播,旨在从传播的广度拓展到传播的深度。同时,智能算法技术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景的深入融合必须综合考虑地域区别、文化差异,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群体结构。算法链接的智慧平台功能将潜藏在社群文化之中的互动、创作、体验、设计、分享、口碑等一系列适配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细分场景进行融合,培育固定社区群体,共同创造文化价值。

再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景,须在尊重各民族文化差异、自然差异的基础上用共同价值理念来凝聚共同体意识,不断筑牢共同体的内核和外延,坚持在“变”与“不变”“尊重差异化”与“增进融合导向”的有机结合中全面推进共同体发展,结合具体的仪式化、深度化场景而综合提炼出有关时代的维度,从而凝聚群众的情感,使人们获得强烈的身份意识和价值认同,在情感的冲击与互动中唤醒参与感,并由此融入一个民族的、政治的共同体。[37]算法技术下各民族用户间的空间互动,为构建线上线下相联通的互嵌式社会结构创造了基础条件,这种互嵌不仅仅指向线上线下的空间层面的嵌入,还包括各民族群众在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内的互嵌式交往。依托算法技术的政治传播、政治营销成为一种政治沟通的媒介,介入各民族用户的日常生活场景和互动交往实践之中,提供生活秩序和情感抚慰,使得各民族网民自觉或不自觉地生发出一种集体归属感,以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景价值在时间、空间双重层面的延伸,从而促进各民族网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四、结语

智能算法时代,网络空间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景再构的重要意义在于重建族群边界、重构族群集体记忆,甚至重塑族群认同的可能性,即为政治传播主体和各民族网民提供了多种超越“民族-国家”架构下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场景,提供了“自上而下”“由下而上”共同书写以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正如卡斯特所言,集体认同的建构和表达,在网络空间中拥有着全新的社会场景和凝聚的力量。[38]1-2

智能算法时代的网络空间不仅仅是信息空间或休闲娱乐空间,而是一个弥漫着社会关系的空间——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而且也生产社会关系并被社会关系生产。[39]

基于智能算法在信息推送、议程设置、于传统政治传播权力消解层面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场景的解构与变革,使得算法日益成为引导政治传播规则、资本营销模式的重要且核心元素,网络平台中网络共同体、情感共同体有关碎片场景、消费场景的塑造,均有利于助推中华民族共同体仪式场景的再构。算法技术下各民族用户间的互动,为构建线上线下互嵌式社会结构创造了条件,这种互嵌并不仅仅包含空间层面的嵌入结构,还包括各民族群众在虚拟与现实空间中的互嵌式交往。因此,各民族用户不应只是简单地被推送分发各自“小共同体”社群阵营的信息,还应在中华民族“大共同体”的“信息蜂房”中建立消费、文化、社会等多重关系,以丰富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情感体验,需要在“尊重差异化”与“增进融合导向”的有机结合中全面推进算法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景的再构。对于各民族网民而言,算法时代网络平台所塑造的意义世界,不单潜藏着虚拟网络空间中或清晰或模糊的族际边界,并且体现了各民族网民在线上线下互嵌式交往中对现实社会空间的人文建构和精神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