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关怀行为对中学生学业压力的影响:睡眠质量的中介作用和生命意义感的调节作用 *

2023-05-19 09:32蒋俊杰向欢欢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23年2期
关键词:学业关怀中学生

蒋俊杰 王 旭,3 喻 婧 向欢欢 郭 成,3

(1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重庆 400715) (2 重庆市城口中学,重庆 405900) (3 西南大学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重庆 400715)

1 引言

学业压力是我国中学生的主要压力来源,也是造成中学生抑郁的危险因素之一。过大的压力会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导致一些非适应性行为和心理问题,例如抽烟、网络成瘾、抑郁、焦虑、自杀意念等(姚逸斌, 2016)。因此,研究初中生学业压力的机制有利于采取相应的措施缓解因学业压力过大带来的心理健康问题,促进初中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彭艾平 等, 2022)。

根据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微观系统是个体直接接触的环境,如家庭、学校等(Bronfenbrenner, 1986)。教师关怀行为作为微观系统的环境变量之一,对中学生的心理与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中学生大多数时间在学校里度过,教师陪伴中学生时间最长,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中学生成长。教师与学生之间不仅具有教育关系,还有因情感的联接而形成的心理关系。有研究发现,教师关怀行为会正向影响中学生的学习投入(王红瑞, 水敏, 2020)、学业自我效能感(叶宝娟 等, 2017)和学业成绩(雷浩 等, 2015),负向预测学生的学业倦怠(汪鹏, 2016),但目前尚未有实证研究表明教师关怀行为对中学生学业压力的潜在影响,故本研究选择教师关怀行为作为影响变量进行探讨。

教师关怀行为是指教师为了构建一种良好的师生关系,而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尽职尽责地完成教学任务,并且投入时间来支持学生的发展,以及包容学生等行为的综合体现(雷浩, 2014)。依据诺丁斯的关怀理论,教师关怀的互动性的建立和维系不仅需要教师对学生做出关怀行为,还需要学生对老师的关怀做出积极的回应,学生只有积极与教师互动,才能感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Noddings, 1992)。教师作为影响学生发展的重要他人,其关怀行为是学生应对学业压力的重要支持系统。目前国内外对于教师关怀行为与学业压力关系的探讨较少。关于教师关怀行为的研究发现,教师关怀行为与学生的学习成绩(雷浩 等,2015)、学业自我效能感(叶宝娟 等, 2017)、社会适应(廖雅琼 等, 2019)等显著正相关,与抑郁(郑清等, 2017)显著负相关。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1:教师关怀行为与中学生学业压力呈负相关。

已有研究显示,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与焦虑抑郁(Varma et al., 2021)显著正相关,与心理健康水平显著负相关(李文辉 等, 2013)。以往研究只关注学业压力对于睡眠质量的单向影响,忽视了睡眠质量对中学生学业压力的影响。教育部2021年实行“双减”政策,以保障学生休息权利,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指出,中学生睡眠障碍检出率逐年增高,睡眠质量逐年下降,初中生的平均睡眠时间为7.6个小时,高中生为7.2个小时(傅小兰, 张侃, 2021)。近期研究发现,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可以正向预测学业压力(Luo et al., 2020)。印度尼西亚的一项研究表明,睡眠质量差的学生比睡眠质量好的学生承受着更高的压力(Herawati &Gayatri, 2019)。睡眠不良可能会造成个体疲劳、注意不集中、记忆下降、情绪低落、焦虑抑郁等情况。因此,睡眠质量差可能通过影响个体生理状况进而作用于心理,从而增大学习压力(严由伟等, 2010)。睡眠质量作为个体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良好的睡眠有助于缓解学习压力、焦虑和抑郁情绪、促进身心健康。如果能够提高个体的睡眠质量,将有助于打破“睡眠-压力”的恶性循环。目前教师关怀行为与中学生睡眠质量关系的研究尚少,但在社会支持与睡眠质量关系上,以往研究显示,较多的社会支持可以改善学生的睡眠质量(杨克鑫 等, 2021; Brummett et al., 2006),教师关怀行为作为教师对学生的关心、爱护,愿意为学生各方面的成长负责所采取的一系列实际行动,可能会提高中学生的睡眠质量。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2:睡眠质量可能在教师关怀行为与中学生学业压力间起中介作用。

生命意义感是指人们领会、理解自己生命的含义,并意识到在自己生命中的目标、任务或使命(Steger et al., 2006)。意义感建构模型认为,意义感的获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需要把从情景刺激中所获得的意义感与自我已有的信念和整体意义感进行对比和判断。若情景意义感评估与一般意义感评估之间一致,个体的意义感会被成功适应,并获得新的意义感。反之,如二者的评估之间存在着差异,那么将会给个体带来很大的压力(赵娜 等, 2017; Park, 2010)。个体特征(意义感)可以调节环境因素(教师关怀行为)和个人心理或行为(睡眠与压力)之间的关系,处于同等教师关怀水平的个体,生命意义感越强,睡眠质量越好。同样,教师关怀水平一致的情况下,生命意义感越强学业压力越小。近期有研究发现,生命意义感与睡眠质量、学业压力显著负相关(李丽萍 等,2021)。研究表明,生命意义感更高的中学生学业成绩更好(石耀慧, 麻超, 2021),心理健康程度更高(魏灵真 等, 2021)。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3:生命意义感可能调节教师关怀行为对中学生睡眠质量和学业压力的影响。

本研究以关怀理论和意义感建构模型为理论基础,探究教师关怀行为、睡眠质量对中学生学业压力的影响,以及生命意义感在其中的作用。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假设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整群抽样法,以班级为单位对重庆市某县三所中学初一、初二和高一、高二班级共计1384人进行团体施测。剔除缺答、规律作答等无效问卷,有效问卷1377份,其中男生673人(占比48.9%),女生704人(占比51.1%),被试年龄范围为12~18岁,平均年龄为14.08±1.33岁。

2.2 研究工具

2.2.1 教师关怀行为量表

采用雷浩(2014)编制的教师关怀行为量表。该量表共18个条目,包含尽责、支持、包容三个维度。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示教师关怀行为越多。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 0.96。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0、0.90、0.92。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为:χ2/df=10.03,CFI=0.94,TLI=0.93,RMSEA=0.08,SRMR=0.04。

2.2.2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采用Buysse等(1989)编制,刘贤臣等(1996)修订的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Th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该量表评估被试过去一个月内的睡眠质量,共18个条目,包含主观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及日间功能7个维度,采用0~3级评分,从“0”(无)到“3”(3次或以上/周),得分范围为0~21,分数越高,表明睡眠问题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4。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为:χ2/df=5.58,CFI=0.96,TLI=0.93,RMSEA=0.06,SRMR=0.03。

2.2.3 生命意义感量表

采用Steger等(2006)编制,王鑫强(2013)修订的生命意义感量表。该量表共10个条目,测量意义存在(presence of meaning in life, POM)和意义寻求(search for meaning, SFM)两个方面。量表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从“1”(完全不符)到“7”(完全符合),分数越高表示生命意义感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为:χ2/df=5.58,CFI=0.97,TLI=0.95,RMSEA=0.08,SRMR=0.05。

2.2.4 学业压力量表

采用Liu和Lu(2012)编制的学业压力量表。该量表包括7个条目,采用4点计分,由“1”(非常不同意)到“4”(非常同意),分数越高表明学业压力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为:χ2/df=9.11,CFI=0.98,TLI=0.97,RMSEA=0.08,SRMR=0.02。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分析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产生10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其中第一个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24.52%,低于40%的临界标准(周浩, 龙立荣, 2004),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由表1可知,教师关怀行为和中学生主观睡眠质量、学业压力呈显著负相关,与生命意义感呈显著正相关;主观睡眠质量与学业压力呈显著正相关,与生命意义感呈显著负相关,生命意义感与学业压力呈显著负相关。

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n=1377)

3.3 中介效应检验

首先对所有核心变量标准化处理后对主观睡眠质量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见表2),教师关怀行为显著负向预测主观睡眠质量(β=-0.23,p<0.001)和学业压力 (β=-0.22,p<0.001),主观睡眠质量显著正向预测学业压力(β=0.28,p<0.001)。基于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发现主观睡眠质量在教师关怀行为与学生学业压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06,SE=0.01,95%CI为[-0.09, -0.04],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1.43%。

表2 主观睡眠质量的中介模型检验

3.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对所有核心变量标准化处理后进行调节效应分析,结果显示(见表3),方程1中,教师关怀行为与生命意义感的乘积项显著负向预测主观睡眠质量(β=-0.07,p<0.01)。方程2中,教师关怀行为与生命意义感的乘积项显著负向预测学业压力(β=-0.07,p<0.001)。教师关怀行为、主观睡眠质量、生命意义感、学业压力构成了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

表3 教师关怀行为对学业压力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检验

为了更好地解释该模型,将生命意义感分为高分组(M+1SD)和低分组(M-1SD)进行简单斜率检验。结果显示(见图2),对于低生命意义感的个体,教师关怀行为对睡眠质量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 (β=-0.14,t=-4.08,p<0.001);对于高生命意义感的个体,教师关怀行为对睡眠质量的负向预测作用同样显著 (β=-0.27,t=-7.55,p<0.001)。也就是说,相较于低生命意义感的个体来说,具有高生命意义感的个体,能够在教师关怀行为相同水平下,产生更少的睡眠问题。此外,根据图3的结果所示,当生命意义感较低时,教师关怀行为负向预测学业压力的作用显著(β=-0.15,t=-4.52,p<0.001),当生命意义感较高时,教师关怀行为负向预测学业压力的作用依旧显著(β=-0.28,t=-8.13,p<0.001)。即相较于低生命意义感的个体来说,具有高生命意义感的个体,能够在教师关怀行为相同水平下,产生更少的学业压力。

图2 生命意义感在教师关怀行为对睡眠质量影响的调节作用

图3 生命意义感在教师关怀行为对学业压力影响的调节作用

4 讨论

4.1 教师关怀行为与学业压力的关系

已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可以降低青少年的学业压力(宋潮, 王建平, 2017),师生关系也可以负向预测学业压力(Luo et al., 2020),教师关怀行为既是中学生获取的一种社会支持,同时也是一种良好的师生关系,并且,教师关怀更侧重于行为层面,强调的是时间的投入、包容性和责任感,而不仅仅限于支持层面。本研究的结果显示,教师关怀行为可以负向预测中学生的学业压力。中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面对繁重的课业任务,教师多给予学生关怀有助于减轻学生的学业压力。

4.2 睡眠质量的中介作用

当前研究结果表明,睡眠质量部分中介了教师关怀对学业压力的影响。表明教师关怀行为既可以直接负向影响学生的学业压力,也可以通过影响学生的睡眠质量进而影响学业压力。具体而言,中学生从教师关怀行为中感受到了来自教师的支持和关爱,对于中学生的心理和行为上产生了影响。有研究发现,有效的家庭关怀对学生的睡眠有积极的影响(吕纬苓, 林秋梅, 2021),依据关怀理论,教师关怀也能起到同样的效应。教师关怀行为作用于中学生的睡眠质量,进而对中学生的学业压力起到了一定的改善效果。

4.3 生命意义感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个体差异性(中学生生命意义感)在感知和调节学业压力中的重要作用。首先,生命意义感负向预测主观睡眠质量和学业压力,生命意义感越强,睡眠质量越好、学业压力越小,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李丽萍 等, 2021)。其次,当前研究表明生命意义感调节了教师关怀行为通过主观睡眠质量影响学业压力的中介作用前半段。尽管教师关怀行为可以促进睡眠质量,但在同等教师关怀行为感知水平上,高生命意义感的中学生睡眠质量更好。生命意义感作为对心理健康具有保护作用的心理资源,有助于感知教师的关怀行为,从而帮助个体获得更好的睡眠。再次,在同等教师关怀行为感知水平上,高生命意义感的个体对于学业压力等生活事件更可控,学业压力更小,对于教师关怀行为的感知更敏感。生命意义较低的个体面对压力时倾向于选择放弃努力,体验到更多的抑郁、焦虑。这也符合Das(1998)的观点,该研究认为生命意义对人类具有几种重要的功能,其中包括为个体提供了评断行为的价值和标准,以及提供对生活事件的控制感和自我价值感。教师关怀行为是微观系统的一种环境变量,睡眠质量反映的是个体的生理层面,学业压力是个体的心理结果,而生命意义感作为个体的一种积极心理品质,能调节教师关怀行为对睡眠质量和学业压力的影响,这也验证了意义感建构模型,当个体把从情景刺激中所获得的意义感与自我已有的信念进行对比评估时,若评估一致,个体的意义感会被成功适应,从而有利于促进睡眠;反之,如二者的评估之间存在着差异,那么将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压力,个体会有痛苦的体验(赵娜 等, 2017; Park, 2010)。

4.4 研究意义与不足

在实践意义上,本研究通过考察主观睡眠质量的中介作用和生命意义感的调节作用丰富了以往的研究,加深了教师关怀行为对中学生学业压力影响机制的理解。以往的研究对教师关怀行为与中学生睡眠质量、中学生学业压力关系的探讨主要关注中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业投入、学业成绩等正性结果,而较少与中学生的睡眠和学业压力情况联系起来进行探讨。在“双减”政策的背景下,教师的关怀行为能否有效减轻中学生的学业压力,这一问题在本研究中得到了证实。睡眠质量的中介作用提示教育工作者和父母,提升学生的睡眠质量有助于减轻中学生的学业压力。生命意义感的调节效应表明,对于不同生命意义感的学生个体,应给予不同程度的关怀。尤其是对于低生命意义感的学生,应对他们的生命意义、睡眠质量、学业压力给予更多的关注。在理论意义上,当前研究丰富了关怀理论和意义感建构模型对于教师关怀行为和生命意义感的讨论,学生的睡眠质量和学业压力随着教师关怀行为的变化而发生调整和改变,生命意义感能有效地调节教师关怀行为对睡眠和学业压力的影响。师生关系是学生关系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良好的师生关系增加了个体对学业压力的积极态度(Luo et al., 2020)。以往研究表明,教师关怀行为可以防止中学生的行为问题(Zhang et al., 2019)。

当前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首先,该研究采用横断设计,不能解释因果关系。其次,睡眠和压力均采取问卷形式进行自评,未能结合客观指标和生理数据。最后,被试未能纳入初三和高三年级,在推广结果方面可能具有局限性。

5 结论

教师关怀行为是中学生学业压力的重要保护因素。睡眠质量部分中介了教师关怀行为对学业压力的影响过程。此外,生命意义感调节了教师关怀行为对睡眠质量和学业压力的积极影响。生命意义感强的个体在教师关怀行为对学业压力影响的预测作用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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