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方志星野叙述的终结

聂毅

星野是传统方志中的一个重要门类，体现了中国古人对天文的独特理解，其将天文观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紧密交织在一起。乾隆年间编纂的《钦定热河志》分别从星宿配属、占候谶纬以及科学实测等方面对传统星野理论作出全面的批评，并首次将方志中的星野门删除，以具有科学色彩的晷度门代之。

传统方志《钦定热河志》共120卷，150万字，规模宏大，内容齐备，体例周详，考订精当，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热河地区的自然地理、历史文化，还是研究清史以及民族史的重要典籍。该书的编纂汇集了当时诸如纪昀、钱大昕、和珅、梁国治、陆锡熊等在内的一大批硕儒、重臣，历经25年，最后经由乾隆皇帝亲自审定，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成书。《钦定热河志》在内容及体例上最大的特点就是首次摒弃了传统方志中的星野叙述，仅记录了承德府各地的经纬度，《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删星野之谈天，测斗极之出地，曰‘晷度”。考察《钦定热河志》对传统星野说作出的批评，我们不仅能发现传统天文学的局限性，还能进一步理解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星野叙述及其功能

星野，也称分野，是中国传统天文学的重要观念。中国古人所说的“天”，不只有物理意义上自然之天一个含义，还有超越性、道德性的义理之天以及具有人格神意味的主宰之天等多重内涵；同时古人还认为天、地、人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关联，所以他们将地上的区域与天上的区域相对应，上下观照，传统分野说便由此产生，正如《史记·天官书》所说的“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

传统分野学说虽然多种多样，但都是以对星空的分区为前提的。以后世普遍流行的二十八星宿分野为例。二十八宿是古人为了观测和说明日、月、五星的运行，在黄、赤道附近划分出的二十八个不等份的星空区域，星宿不是单独的一个星，而是邻近的若干个星的集合，分别是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将上述二十八星宿分别指配于地上的列国或各州，便形成了不同的分野叙述。《淮南子·天文训》记载：“角、亢，郑；氐、房、心，宋……”《汉书·地理志》记载，“宋地，房、心之分野也”等，这些都表明星宿是与列国相对应的。《史记·天官书》中的记载则是将星宿与各州相对应：“角、亢、氐，兖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牵牛、婺女，扬州；虚、危，青州；营室至东壁，并州；奎、娄、胃，徐州；昴、毕，冀州；觜觿、参，益州；东井、舆鬼，雍州；柳、七星、张，三河；翼、轸，荆州。”

除了按二十八星宿来分野之外，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十二次分野，即将黄道附近一周天等分成十二个星区，由西向东分别是星纪、玄枵、诹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根据《周礼·春官·保章氏》的相关记载，当时的分野方法便是以十二次为纲，再依次配以吴越、齐、卫、鲁、赵、晋、秦、周、楚、郑、宋、燕等列国。由于十二次的每一次都有二十八星宿中的某些星宿作为标志，比如星纪就有斗、牛、女三宿，所以这两种分野说也可以结合在一起。例如《后汉书·志第十九·郡国一》记载：“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一名须女，曰星纪之次，于辰在丑，谓之赤奋若，于律为黄钟，斗建在子，今吴越分野。”

星野说最直接的目的是用来占卜吉凶，即通过观察天上星象的变化，来预测地上所对应区域的吉凶祸福。《周礼·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此外，星野说还具有政治认同的功能。《诗经》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正是通过分星以辨封域的方式，这为封建时代的王土授受提供了终极依据，也为天下秩序的建构披上了一件神圣的外衣：某地域有相应的星宿与之对应，就表示该地乃是天子所封之地，因而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九州（中国）的一部分。秦汉大一统之后，星野的政治认同功能被延续了下来，不仅是历代王朝合法控制疆域的一种凭证，还成了一种表达政区认同的独特方式。

有关星野的论述，广泛见于历代各类史志典籍中，是传统方志中的一个重要门类。特别是元明清以降，无论是全国性的一统志，还是各地的方志，除了会详细记载某地的疆域、四至八到等地理信息外，大多数还专门设有“星野”门，用来专门记述当地所对应的星野，并将该地纳入某种分野体系中。

《钦定热河志》对星野说的批评

晚明传教士来华，开启了西学东渐的历程，中国人借用西法研究天文、历算，一时蔚然成风，至清初涌现出王锡阐、梅文鼎等一批天文学家。到了乾隆朝，以“实事求是”为治学鹄的乾嘉汉学达到全盛期。正是在上述两个时代背景下，传统分野说在乾嘉年间遭到了致命性的批判和冲击，编纂于乾隆年间的《钦定热河志》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首先，《钦定热河志》引用乾隆皇帝《题毛晃<禹贡指南>六韵》及其自注，对传统分野说提出了质疑和批评。

毛晃是南宋音韵学家、地理学家，《禹贡》则是《尚书》中的一篇，记录了春秋之前的中国疆域及物产、土风，并首次将天下分为九州，《禹贡指南》即毛晃对《禹贡》篇的专门说解。针对《禹贡指南》中体现的传统分野说，乾隆在自注中质疑道：“以二十八宿主十二州，分配无余，此外更当何属？夫天无不覆，星丽乎天，亦当无不照。今十二州皆中国之地，岂中国之外，不在此昭昭之内乎？”廣大之天无所不包，如果天地之间存在对应关系，那么地上的所有区域都应该有相应的星区。然而，各种分野说都只论及中国的土地，中国之外的土地却没有被囊括进来，这显然是不全面的。

即便是将星宿仅与中国之地相对应，也会存在分配区域不均的问题。自注说：“其间有地少而星多，亦有地多而星少，以天度地舆准之，亦不均。如井、鬼为雍州，陕西、甘肃皆是，其道里之广，已非两舍所能该。而今拓地远至伊犁、叶尔羌、喀什噶尔，较《禹贡》方隅几倍蓰，其地皆在甘肃以外，将以雍州两星概之乎？抑别有所分属乎？此又理之难通者。”乾隆认为，星宿与州域的配属应当尽量均匀。地域广袤，与之对应的星宿就多；地域狭小，与之对应的星宿就少。乾隆朝武功极盛，乾隆自诩有“十全武功”，特别是在两次平定准噶尔后，将西北地区的大片土地纳入中国版图。若依照传统分野说，将这大片土地附于井、鬼二宿，就会显得非常不协调，但又没有多余的星宿与之相对应，这表明分野说于理不通，不足为信。虽然以“地少而星多”“地多而星少”来质疑分野说在逻辑上不够严谨，但二十八星宿的跨度本来就是不均匀的，数量多不一定代表空间就大。但是，自注无疑透露出这样一个事实：历代的疆域和政区的划分不尽相同，可能差别还很大，而对星空的分区则基本固定不变，所以用历史的眼光看，州域与星宿不存在某种对应关系。

其次，在质疑星宿配属存在问题的同时，自注还将分野说预卜吉凶、占验妖祥的做法斥为谶纬一类的神秘学说。谶纬兴起于两汉时期，“谶”是方士把自然界中一些偶然现象当作天命的征兆，进而编造出来的隐语或预言，“纬”则是以神学附会和解释儒家经典，其间充斥着大量的祥瑞灾异、占星望气之类的神秘说法。乾隆认为分野说与谶纬一样，都是一些旁门左道，“分野之说本不足信，而灾祥则更邻于谶纬，皆非正道”。更是认为毛晃采信的分野说，不过是一些见解狭隘的看法罢了，“晃是编，于山水原委考证明当，不泥诸儒附会之说，故《朱子书说》《蔡氏集传》多用之。独惜其引《春秋·元命苞》谓某星散为某州，流为某州，并载及占验，与分野说虽不同，而意则相似，犹不免于拘墟之见耳”。

《钦定热河志》完全认同乾隆的上述观点因此也说：“三代以下，拓地不广，故附诸中土而有余，若以今之道里计之，西域新疆远拓二万余里，已非秦分井、鬼二宿所能该，况推之以尽地面一周，则中土以外大地尚多，又将分以何星、属以何次乎？”并且对乾隆的学问大加赞扬，“我皇上学贯天人，识超今古，辟分野拘墟之旧说，而占候谶纬，尤灼知其传会难征”。“仰圣谕之昭垂，诚足以破千古拘墟之见而悬为正的矣。”

最后，除了从星宿配属和占侯谶纬两方面批评分野说之外，《钦定热河志》还接受了西方天文学的“恒星东移”论，基于科学的实测，证明传统分野说的荒诞离奇。

“恒星东移”是西方天文学用来解释岁差（回归年和恒星年的时间差）现象的理论，即认为岁差是“恒星东移”的结果。中国最早提出岁差问题的是晋代虞喜（281—356），但直到唐代僧人一行（683—727）提出“天自为天，岁自为岁”之后，岁差概念才被历算学家们普遍接受。《钦定热河志》中记载：“汉代不知岁差……晋虞喜始知岁差，宋何承天、祖冲之，隋刘焯等言之益详。唐初傅仁之始用岁差，朝论不以为然，李淳风复去岁差不用。及一行乃博考广证，分天自为天，岁自为岁，更以七宿之中，分四象中位而著其分野。”

尽管认识到了岁差的存在，但在中国传统天文学中，岁差仅是一个用来换算回归年和恒星年的历算概念，基本上没有对它的成因作出物理上或宇宙论方面的解释。在传统天文学框架中，古人认为恒星只有自东向西的周日视运动，它本身是不可能也绝对不会移动的，否则社会就会变得混乱无序。因此即便有一些天文学家察觉到了恒星在缓慢地移动，也会存而不论，或者归咎于仪器的误差。所以当明清之际西方的“恒星东移”论传入中国时，便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中西历法之争，这场争论最终以西法占了上风，汤若望（1592—1666）、南怀仁（1623—1688）等西方传教士相继掌管钦天监。

在此背景下，《钦定热河志》也承认在测量方面“西法尤为精密”。而按照实测的结果，恒星每年会向东偏移五十秒，约七十一年就要偏移一度。正是以科学的实测为基础，《钦定热河志》中记载：“明神宗时，西法入中国，以中气过宫，而恒星既有岁进之差。于是宫无定宿，宿可以递居各宫，古法因之递变。再以恒星东移，岁差五十秒积算之，六千余年之后，南易而东，西易而南，万二千余年之后，南易而北，西易而东，方位更而分野亦易。是则分野以属星，分星以属次，即中土十二州之地，前后已多参错，况大地之全乎？”恒星的位置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缓慢地东移，“宫无定宿，宿可以递居各宫”，大概一万两千年之后，南北方位就会互换，所以将十二州与星宿机械地相配属显然是不合理的。

总之，无论是地上的州域还是天上的星宿，都处在变化之中，二者之间无法按照分野说建立对应关系，而根据它来占验相应州域的吉凶更属无稽之谈。因此《钦定热河志》总结道：“向来十二州分星之说，不过天文家之沿袭传会，加以占验禨祥，尤多恍惚，非独事难征信，亦理不能通耳。”

星野叙述的终结

基于以上几点批评，《钦定热河志》首次删除了方志中的星野叙述，仅记录了承德府各地的经纬度。比如“承德府全境居赤道北四十度至四十二度强，在地图东面中线偏东四十三度至四十七度强，京师偏东一度至四度强”。“京师偏东”是指当时测量的经度，是以首都京师为本初子午线得到的东偏或西偏的度数。又比如记载热河厅的经纬度为：“北极出地高四十一度一十分，距京师偏东一度三十分。”

但是与此同时，《钦定热河志》也试图对传统分野说作出相应的改善。该书卷六十四第二条按语说：“古分野之法，限于中土，则大地难周，统全局以规大势，当以周天三百六十度，配大地七万二千里，每二百里分应一度，尽地面一周，而二十八宿之分野始尽，说似较为无弊也。”这是为了解决传统分野说只限于中国以及配属不均匀的问题。此外，为了调和和消化“恒星东移”论引入带来的冲击，《钦定热河志》还提出了“以各宿本位所属不变者为体，以按年递值者为用”的方案，即根据恒星东移的数值，对分野说进行规律的、动态的调整，认为“如是以言分野，则数不穷而理犹可据”。

事实上，传统分野说基于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理想化地将天象与州域进行比附的做法，即便在开明的古人看来，也是漏洞百出，矛盾重重，在清代之前的历代学者，都对它进行过质疑。然而分野说却始终能够长盛不衰，“屡批而不倒”，甚至还越来越精密化。这是因为古代天文学并没有独立的学科地位，不是一门纯粹的自然科学，而是始终被嵌套在传统文化这张大网之中，并被赋予了神秘性和官方性的色彩。所以当分野说的传统一旦确立下来，特别是它与古人的政治、伦理生活交织在一起，就会衍生出一系列强大的政治文化功能，那么对它的质疑就意味着动摇与之相关的政治、伦理观念。因此，即便是《钦定热河志》以及成书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钦定皇舆西域图志》等书，虽然都纷纷借着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权威，将传统分野说斥为无稽之谈，并在方志体例上删除星野门，以晷度门代之，但方志中的星野叙述仍然在此后的一些地方志中有所保留。直到科学之风盛行的清末民初，在西学的影响之下，国人的科学观念再次得到升华之后，方志中的星野叙述才被彻底删除。

参考文献

[1]和珅，梁国治.钦定热河志[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李智君.分野的虚实之辨[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01）：62-70.

[5]乔治忠，崔岩.清代历史地理学的一次科学性跨越——乾隆帝《题毛晃〈禹贡指南〉六韵》的学术意义[J].史学月刊，2006（09）：5-11.

[6]王广超.明清之际中国天文学关于岁差理论之争议与解释[J].自然科學史研究，2009，28（01）：63-76.

[7]邱靖嘉.天文分野说之终结——基于传统政治文化嬗变及西学东渐思潮的考察[J].历史研究，2016（06）：34-51+189-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