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巨人”

李华晶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企业作为人的组织、自然的主体，通过组织的 、主体的行动可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但是，如果将现代化等同于工业现代化、物质现代化，那么企业的营利目标和资源需求极有可能导致唯利是图和无厌求取，带来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环境破坏的恶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就需要企业不能只是盯着增长的“含金量”，更要大力提升发展的“含绿量”，久久为功管理的“含新量”。当今企业亟待打破引发自然灾害的“暗黑反派”形象，争做像“绿巨人”一样保护大自然的超级英雄。企业尤其要用好绿色创新和创业两个管理抓手，在开辟新领域和塑造新优势中释放绿色潜能，实现永续发展。

企业是大自然的組织

组织的目的是让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的事。企业组织通常被视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主体和核心力量，也因此容易让人们忽略企业作为大自然一分子的生态属性和绿色价值。正如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开篇所言，社会过程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虽然人为抽出经济事实，但这个事实并非纯粹是经济的，相反总是存在其他的且常常是重要的方面。2023年1月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绿色发展》白皮书总结了中国绿色发展的实践和成效，诠释了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的永续发展理念，为企业科学认识人与自然关系、成功开创和谐共生局面提供了新思路。

自然资源是企业组织实现经济增长的出发点

企业作为经济组织，是资源的集合，需要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各类资源作为生产要素。但是，企业经常把自然资源当做索取的对象、利用的工具，未能将大自然视为企业的生命共同体去回馈和保护。即便是先污染、后治理的做法，看似形成了反馈的“闭环”，实则难以充分补偿或有效修复被破坏的生态，最终可能导致难以逆转甚至遗祸后世的自然危害。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对此进行了里程碑意义的警告。在当今的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中，依然有企业是大自然的敌人或者被动响应，更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在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中主动出击，掘到了“绿金”。例如2012年以来，中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6%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

生态价值是企业组织实现社会福祉的落脚点

企业作为社会组织，是价值的载体，在人的个体价值实现基础上实现组织的多重价值。不过，过分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容易让企业轻视生存的自然条件，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企业管理中表现为“中心—边缘”的结构，以人的利益为价值原点的人类中心主义成为主导逻辑。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企业的“虹吸效应”，甚至是无休止地向大自然索取财富，最终必然遭致大自然的“报复”。因此，主张人与自然整体观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也可以成为指导企业价值实现的生存法则。比如新近的社会影响力投资、可持续投资、ESG理念、共益导向实践，无不反映出企业价值的多维度、广范围、长谋划。

环境管理是企业组织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点

企业作为环境组织，是生态的组分，企业的边界并非与大自然割裂开来而是融汇一体。当前，熵、种群、新物种、生态位、生命周期、生态系统等自然科学领域的不少理论成为指导企业管理实践的定律，也为管理学学术研究带来了新命题和新范式。这有力佐证了企业与生物体一样富有生命力，是大自然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与所处环境构成了发展的统一整体。即便人类通常被视为身处食物链的顶端，也不应或不能将企业凌驾于万物之上，要深怀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国际清算银行在2021年提出了“绿天鹅”概念，指出气候变化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并强调这种风险涉及环境、地缘政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而且比“黑天鹅”的不确定性还要高。

绿色是管理的底色

绿色是生命的象征，是大自然的底色，也是企业作为有生命力的组织实现永续成长的管理底色。不论是绿色经济、绿色增长亦或是可持续发展理念，虽然提出的年代和背景具有差异，但是都围绕绿色所指征的自然环境对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进行反思。绿色发展作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新理念，意味着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亟待企业通过绿色管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降碳和减污强调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害要“低”，扩绿和增长追求生态价值和发展质量要“高”，一低一高之间是企业绿色成长的空间，而零碳和负碳企业的出现、新能源独角兽公司的高企，证明了绿空间已经成为孕育金种子的广阔天地。

数字化加速企业管理绿色化的资源流动

企业绿色管理是碳基和硅基的组合拳，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已经融入生产生活各个环节，成为可以快捷流通和广泛交易的资产，在节能降碳、绿色建造、新能源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对制造业绿色化转型而言，数据不仅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资源基础，还能在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同时实现绿色化协同发展。例如宝武钢铁集团同步推进以氢能为基础的脱碳工业园、工程数字化设计交付云平台和“元宇宙”数字孪生工厂的建设，提出力争在2023年实现碳达峰、2050年实现碳中和。再如《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报告》也反映出数字化在碳市场交易、配额分配、核算核查中的底层作用。

全球化助推了企业管理绿色化的价值共识

绿色反映了中华文化的生态智慧，在西方文化中也象征着生命与活力。14世纪英国早期文学作品就已用绿色喻指大自然，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维特根斯坦指出颜色有助于激励人们的深层次思考，如今，绿色所代表的经验现象和价值逻辑已成全球共识。欧盟在2023年1月提出净零工业法案、推进清洁能源使用，并用“绿色协议”命名这项工业计划；中国互联网公司项目“蚂蚁森林”曾获评联合国最高环保荣誉“地球卫士奖”的“激励与行动奖”；中国贡献的植被增加量位居世界首位，绿色办奥更是让世界体会到绿色带来的技术范儿和文化味儿。这些绿色行动不仅提升了全球生态文明的“颜值”，而且反映出企业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

现代化提高了企业管理绿色化的发展质量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是首要任务。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在2022年12月通过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出，各国要对大型跨国公司在内的企业做好监测并披露其对自然的依赖和影响，提高自然对福祉的经济贡献。由此可见，企业的高质量绿色管理不等同于不触碰生态保护红线，而是要积极服务和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从GDP、绿色GDP到GEP（生态产品总值），从实现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到推动绿色低碳“专精特新”，都在呼唤企业高质量开创现代化绿色管理的新格局，让绿色成为企业管理最鲜明、最厚重、最牢靠的底色。

企业绿色创新开辟三个新领域

企业是创新主体，创新是第一动力。企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绿色产品创新、绿色模式创新，为生态系统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的功能提升开辟了新领域，有助于企业拓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赛道。

綠色技术创新改善物质循环

绿色创新优化资源利用，改善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绿色技术创新是企业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支撑力量，有助于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尤其在能源节约、污染治理、生态系统固碳增汇和温室气体减排等领域，国家采用“揭榜挂帅”“赛马”机制，引导企业主体参与绿色技术创新。以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为例，虽然该技术减排潜力已在我国能源和工业领域得到验证，但仍需尽快推动全链条商业示范，亟待企业通过降成本和增实效注入创新动力，用科技力量改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使之更加清洁高效。

绿色产品创新丰富能量流动

绿色产品创新深化生态价值，丰富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企业绿色生产方式引导消费者绿色生活方式，绿色消费需求拉动绿色产品供给，绿色产品创新在实现生态产品价值同时，丰富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能量流动的渠道。例如新能源汽车企业与能源、交通、信息通信等领域企业跨界协同，通过多元化产品生产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形成了共建共享的创新平台和智能绿色的产业生态。再如依托第三方底层平台、链接碳普惠合作网络的个人碳账本，实现个人“衣食住行游用”绿色行为的量化汇总，从消费端抵消碳排放、促进碳交易、提升环境福利，通过赋能企业、激励公众，增强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的绿活力。

绿色模式创新加快信息传递

绿色模式创新强化市场导向，加快了生态系统的信息传递。数字经济催生商业模式创新，数字化和绿色化协同发展亟待商业模式的绿色设计和创新。绿色模式创新有助于市场在绿色技术创新中更好发挥主导作用，在绿色产品创新中更快完善交易机制，通过资源配置和价值匹配形成绿色新业态，让市场信号推动生态系统信息传递的增量提质。企业绿色商业模式高效衔接产学研用，构建绿色科技产业金融的一体化机制。尤其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绿色模式创新让企业发展突破传统组织边界，拓展至行业和区域层面。例如华为协同数字化和碳中和，用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升级改造供暖系统，不仅提升居民满意度、大幅节省能源，也助力企业与城市共创绿色发展。

根据社会技术系统理论，企业通过以上“技术—产品—模式”的绿色创新有效打通了技术系统和社会系统，并通过各类资源要素的联结特别是数据资源的配置，让人与自然建立了和谐的物质联系和能量流动，并在模式创新中共生共创生态价值。

企业绿色创业塑造三个新动能

创业意味着创生机会想法、创立团队事业、创造资源价值。绿色创业管理通过塑造绿色创业文化、绿色创业领导和绿色创业战略，促进企业成为绿色创意的孵化园、绿色创客的助推器、绿色创举的大舞台，从而让企业拥有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不竭动能。

绿色创业文化孕育新机会

绿色创业文化孕育绿色创意，开拓企业绿色管理的新机会。虽然政策方向、市场动向会为企业绿色管理带来利好机会，但是绿色机会生成不应只是从企业外部的宏观制度传递至企业内部的单向过程，还需要企业从组织内部的文化建设入手，营造绿色创业文化，让企业成为孵化绿色创意的土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蕴含丰富的生态智慧，亟待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通过文化的浸润和启智作用能够推动绿色想法的涌现，进而反哺企业绿色发展。当前，绿色成为不少企业愿景和使命陈述的关键词，也成了企业标识和产品包装的常用色。植绿降碳不仅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员工的志愿行为，而且可以营造出开放包容的绿色创业文化氛围，让绿色不限于治愈系，还能够促灵感。

绿色创业领导激活新团队

绿色创业领导激活绿色创客，培育企业绿色管理的新团队。绿色机会开发不仅催生新绿色企业的创办，还意味着既有企业开展内部绿色创业。两类绿色创业都离不开创业型领导者影响和带动追随者开辟绿色新事业。相比较单纯的商业创业，绿色创业的领导力往往具有包容、内隐、谦卑、亲社会、亲环境等特点。虽然也有研究从生态伦理和道德行为层面开展分析比较，但是不可否认创业型领导者在激活创客、发挥团队力量建设绿色事业的中流砥柱作用。获评联合国地球卫士奖的塞罕坝林场建设者的“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精神，对领导企业绿色转型的管理者同样具有引领性，不仅需要科学家精神攻克绿色技术创新难题，还需要企业家精神带动和助推绿色人才干事创业。

绿色创业战略引领新优势

绿色创业战略引领绿色创举，增强企业绿色管理的新优势。企业绿色创业是一种永续发展战略。企业成长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过程，既需要战略目标从传统的商业竞争优势转向绿色发展优势，更需要企业建立健全创业机制，为具有突破性的绿色创举搭建发展舞台。绿色低碳发展带来的是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而非对企业管理体系局部的或短期的修补或填充。实现生态环境修复和改善需要长期艰苦努力，生态保护可以创造生态奇迹，绿色生命力也能带来绿色竞争力。例如，国外的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从投资角度评价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国内也通过上市公司绿色治理指数发布、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和“双碳”标准计量体系健全等多种方式为企业绿色发展和永续成长提供战略支撑。

蒂蒙斯创业三要素模型强调的“机会、团队、资源”与中华传统文化关注的“天时、人和、地利”不谋而合，绿色“文化—领导—战略”有助于企业在绿色管理中形成激发创业涌现的耗散结构，从复杂科学来看，企业的这种自组织性越强，实现永续成长的绿色新动能也就愈强。

从“野性的呼唤”到“美丽的家园”

大自然呼唤企业成为生态环境的好伙伴。杰克·伦敦的经典小说《野性的呼唤》讲述了名为巴克的狗如何历经磨难并最终回到自然野生环境的故事，警示世人反思人与自然关系，尝试唤醒人们尊重自然。这种生态忧患意识至今仍有实践启示。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绿色发展之路虽然艰辛，但更是一份美丽的事业。如同荀子所言“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企业通过绿色创新创业不仅助推天地之间资源的科学利用，而且能够建成日益美丽的新家园。

人类组织一直在探索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202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瑞典科学家斯万特·佩博的研究发现，现代人的直系祖先智人与已灭绝的古人类之间存在重要差异，包括拥有先进的工具、创新的能力，而且创造了象征文明的文化符号和生活艺术。这种复杂结构在带来认同感的同时促进人们相互组织社会经济事务，从而优于其他人种得以在地球上延续并成为独一无二的人类。

因此，企业作为人类创造出的现代组织，有义务更有能力成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巨人”。这不只是马克斯·韦伯书中的理想组织体系，更是将所有生态系统视为“生命共同体”的绿色创新创业主体。正如2022年12月入选首批世界十大“生态恢复十年旗舰项目”的“中国山水工程”带来的启示，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性治理可以创造出整体生态效益的提升，而且推动了组织模式、管理理念和技术标准等方面的创新。这些绿色发展成果能够在全球推广，也有助于向世界传播中国式现代化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的系统方法和生动实践。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71972014）；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1GLA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