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模式对我国老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研究综述

刘宇　王明慧

摘要：本文通过对我国养老模式、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养老模式对我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归纳总结，分析国内学者在本领域的研究成果。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主要是人口学特征因素、经济因素及健康因素；养老模式中，居住安排、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及精神慰藉均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研究方法及工具的不同造成了研究结果的差异性。虽然目前学界关于老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较为充足，但依旧存在不足。未来我们的研究视角应聚焦于农村老人这一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并且要在养老支持力这一观点下对养老模式进行更为科学的界定。

关键词：养老模式；主观幸福感；文献研究

我国处于老龄化社会，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的关键是提升其主观幸福感，而养老模式直接影响着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如何发挥养老模式在其中的作用，是解决这一社会问题不能忽视的地方。同时，探究哪些具体的养老维度会影响我国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成为我国所面临的众多老年人问题中的焦点。基于此，本文对国内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以便寻找目前研究的不足，有着现实意愿。

一、研究现状

（一）养老模式研究

学者对于养老模式的概念研究展现了对养老问题的基本认识、基本原则及基本价值观，反映了对养老问题的整体思维。陈赛权[1]认为，彼时我国学者并不能对农村养老模式的概念达成一致；公维才[2]指出，养老模式是指由某主体提供经济上的支持，某主体则是养老的经济责任主体；孟艳春认为，一切满足老年人基本生活水平并能提升老年群体生活质量的手段、形式和方法可以统称为“养老模式”；李中秋把养老模式定义为一个国家的养老体系，包括主要和次要的养老方式，以及为这些养老方式提供的环境、政策和法律支持；薛苗[3]认为，养老模式是对于老年群体及其相关问题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政治、经济、文化及代际关系共同构成了这一模式，养老模式是在战略视角下对于存在的养老问题进行解决的方法。

国内学者多以“养老支持力” 为理论支撑，从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维度对养老模式进行区分。林宝[4]通过对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这三个维度的分析后认为，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是我国农村地区的基本养老模式，以上三方面内容均由本人或家属提供则为家庭养老；若由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提供，则称为社会养老。张澜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和我国农村现状，认为我国农村的养老模式可以分为自我养老、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这三种模式；曾福生从养老行为支持力这一角度进行研究后认为，我国农村养老模式可以分为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三种。

（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人口学特征方面，敏生才在对我国生活在城市中的老年群体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后认为，男性老年人的幸福感低于女性；而陈天勇在对震后灾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进行评估后却得出了男性老年群体的幸福感高于女性的结论；骆为祥等认为，虽然随着年纪增长，老年人的身体状况逐渐变差，但是随着心态的变化及社会整体性的优化，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反而会有所提升；唐丹认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减少，这是因为疾病、孤独和收入水平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负效应；金志成研究后发现，在84岁之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和年纪呈负相关；在84岁之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会逐渐上升。這是因为从退休到84岁这段时间，老人大多在适应老年生活。在84岁之后老年人大部分已经适应了老年生活，且心态变得比以前更为积极；刘翔平指出，60—69岁的生活幸福感是老年生活中最高的一段时间。这主要是因为这段时间老年人大部分刚刚退休，与社会并未完全脱节，且身体还处于一个较为健康的状态，配偶也大多健在。但这些情况在70岁之后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恶化，导致幸福感下降。

婚姻方面，刘亚楠指出，由于已婚老人通常能够和配偶排解自己的烦恼，所以已婚老年人的消极情绪比未婚老年人的消极情绪要少；而冯雅楠针对养老机构中的老年人群进行调查时发现，未婚老人的情绪状态通常比已婚老人更好，这主要是因为养老机构的已婚老人大多已经丧偶，所以导致了低落情绪的产生；李幼穗研究指出，配偶健在的老年人通常比丧偶的老年人具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而离异老人是幸福感最低的群体；贺志峰认为，老年人如果配偶还健在，那么他的幸福感是相对较高的。这是因为配偶在日常生活中不仅能起到照料生活起居的作用，还能起到陪伴及精神慰藉的作用，这些对幸福感的提升有很大帮助。

经济方面，张建新、姜雅菁分别把离退休老人和空巢老人作为研究客体，对这两类人群的主观幸福感进行分析研究后得出老年人的经济水平和他的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这一结论；但是吴吉惠通过对社会中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后得出结论，由于社会整体财富的增多，大部分老年人已经不再“唯利是福”，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已经不再取决于老人的经济水平。最后一种是无关论，支持这一论点的学者如唐丹，她在研究中得出了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与经济水平并没有很强的相关性这一结论。

健康方面，张远兰[5]指出，老年人的患病数量与其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并且视力、听力、血压等健康指标也会对幸福感有所影响；刘吉[6]将视觉、听觉、味觉及失能状况等指标纳入研究模型，研究得出以上各项指标情况良好的老年人其主观幸福感较高的结论；蔡姝媛[7]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发现，心理健康和自理能力与城乡老年人的幸福感有很高的正向关系；青楚涵[8]借助伯克利大学《幸福测量量表》和《自测健康评定量表》，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了279名老年人的数据，结果显示，自测健康得分高的老年人比得分低的老年人有更好的、更具有统计意义的主观幸福感；晋文[9]等人对城市单位社区中的老年人进行研究后提出了身体健康和主观幸福感之间有着重要关系的结论。高龄老人的残疾数量与年龄呈显著负相关。史雨婷[10]借用CGSS 2015的调查数据开展实证研究后发现，老年人的身体与心理健康会对幸福感产生影响，且心理健康水平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要高于身体健康对其的影响。

（三）养老模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不同的养老模式下，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是不同的。通过对文献进行整理后发现，国内学者基于实证角度，对自我养老、家庭养老及社会养老三种养老模式展开研究，但研究要素主要集中在居住安排上。部分学者关注到了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及精神慰藉。赵卓等人通过研究发现，福利院的老年人其主观幸福感最高，超过了其他养老模式；吴旻修的研究表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确实会受到养老方式、居住安排的影响，其中居住在家的老年人幸福感更高；柳玉芝研究发现，选择机构养老的老年人对自评健康状况和生活满意度等维度的评价要优于和家人同住的老年人。此外，机构中老年人通常有着共同的话题，有助于交流，使精神得到慰藉；李德明研究发现，“独居”“与家人同住”“在机构居住” 三种居住方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造成的影响差异并不大。养老院能够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的生活和医疗保障，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机构养老中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陈妍霖[11]利用CHARLS 2011研究发现了不同的养老模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并且其他人口学因素也会影响老年人的幸福感。与配偶居住的男性及独居男性是幸福感最高的两个群体；居住安排与经济来源对农村的高龄独居老人影响最大；陈东[12]利用CHARLS 2011数据，从自我养老、家庭养老、社会养老三种养老模式入手，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主观幸福感最高的养老模式是家庭养老；谭影波[13]认为，养老模式是由居住安排、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及精神慰藉四个方面构成的，通过对CLHLS 2014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与家人同居或居住于机构的老人，除自身其他经济来源外，家庭成员的照料也会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但在精神慰藉这一维度上却与之相反。相比于与家庭成员相处，与朋友或社会工作人员相处更能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袁良全[14]通过调查问卷及分析发现，自我养老、家庭养老及机构养老三种不同的养老模式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着不同的影响。选择自我养老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是最低的。同时，年龄、健康状况、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因素都会对选择不同养老模式的老年人的幸福感产生影响。

二、研究述评

基于以上文献的研究可以看出，不同学者对养老模式、主观幸福感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在理论研究层面，学者大多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生命周期理论、社会比较理论、社会支持理论、差序格局理论及福利多元主义作为研究基础。在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上，大多数学者以社会支持理论作为基础，对其评价体系进行构建，对相关评价指标的应用也是依据了社会支持理论中关于人的精神、物质等方面的由单个因素组合而成的评价体系。

在研究内容与视角层面，大多数学者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内外因素的影响进行了集中研究，这些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深远影响。但忽视了不同养老模式间的差异，只进行了横向比较。通过文献资料可以发现，国内学者主要关注经济层面的差异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精神慰藉等方面的研究内容较少。

在研究方法层面，学者大多是通过多维度方式进行分析，以某个固定应用模式对整体性概况进行研究分析，以便在这个过程中改进做法，提高模式对其的影响程度。国内学者所采用的数据量表是借鉴了国外的幸福感量表而设计出的适合国内人群的幸福感评价指标体系，因此适合国内老年群体。但借鉴的评价体系缺少权威的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评价体系，所以国内大多数学者研究时直接运用自评幸福感量化幸福度，同时运用问卷调查数据作为辅助进行分析说明。在分析养老模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方面，集中于养老模式对其的影响程度、改进方法，并提出对策。依据调查数据和实践情况做出分析，详细探讨家庭、养老模式、供需等方面的问题，这种结合实际具体分析的做法极大提高了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三、总结

通过对国内相关文献的研究可以发现，虽然目前有些学者着手从多个维度研究养老模式与老年人幸福感的关系，但是在养老要素的选取、养老模式的确立及主观幸福感的组成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界限不清的情况。而且关于养老模式，大多数研究仅关注老年人的经济来源。但是随着老年事业的發展，老年人对于晚年生活的需求不仅仅是经济需求，还包括日常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而国内目前关于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这三方面对于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研究却并不多见。并且因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目前的研究大多只针对城市（镇）老人，忽视了农村老人这一庞大群体。并且在研究工具的选择上，既往研究多选择调查问卷的形式，缺乏权威性和全面性。

未来针对养老模式与老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首先，应该对养老模式的维度进行细化。基于养老支持力这一观点，养老模式不仅仅是经济供养，还应包括生活照料及精神慰藉；其次，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分析也应该从生活满意度及情绪满意度这两个方面展开；最后，学者的研究视角要把重点转向农村地区的老人，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城市（镇）老年人这一群体上。

参考文献：

[1] 陈赛权.中国养老模式研究综述[J].人口学刊，2000，（3）：30-36+51.

[2] 公维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探讨：以山东省聊城市为例[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33-36+42.

[3] 薛苗.我国农村养老模式的研究综述[J].管理观察，2015，（33）： 45-48.

[4] 林宝.养老模式转变的基本趋势及我国养老模式的选择[J].广西社会科学，2010，（5）：124-127.

[5] 张远兰，冯正直，单丽娅，等.自尊、社会支持与离退休老干部主观幸福感关系的追踪研究[J].中国健康教育，2009， 25（7）：519-521.

[6] 刘吉.我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全国基线数据的分析[J].老龄科学研究，2015，3（1）：69-78.

[7] 蔡姝媛，王婉婷，闫海强.舟山市居家养老模式的可行性研究[J].管理观察，2020，（13）：57-59.

[8] 青楚涵.南昌民办养老院现状调查及对策建议[J].市场研究，2020，（3）：53-54.

[9] 晋文，李玲，李琳，等.武汉市养老院养老模式探究：以江夏区为例[J].卷宗，2019，9（7）：273-274.

[10] 史雨婷.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老人幸福感提升研究[J].安徽农学通报，2020，26（22）：22-23+48.

[11] 陈妍霖.养老方式对中国老年人自评健康、主观幸福感的影响[D].扬州：扬州大学，2014.

[12] 陈东，张郁杨.不同养老模式对我国农村老年群体幸福感的影响分析：基于CHARLS基线数据的实证检验[J].农业技术经济，2015，（4）：78-89.

[13] 谭影波.养老方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8.

[14] 袁良全.不同养老方式下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比较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8.

作者简介： 刘宇，男，汉族，天津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社会保障；

王明慧（通讯作者），女，汉族，河北唐山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