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的数字技术、人—技关系及人文建构

胡骏贤

摘要：健康码、行程卡及场所码等数字化防疫技术作为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的产物，深化了科技与人的联系，使得技术具身化愈发现实，“技术身体”与“文化身体”相互建构，相互影响。技术的形变效果在推进防疫精准化的同时，也造就了数字鸿沟中的治理困境。对于技术的离身把握或将发觉技术整体主义所导向的虚无，反思数字技术可能将人持存化的可怖前景。密切关注技术与人的伦理道德问题，对于数字技术进行审慎使用，推进技术具身的积极发展，是推动技术赋能数字时代美好生活的题中之义。

关键词：疫情防控；数字化防疫技术；人—技关系；技术伦理

疫情暴发3年多来，我国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竭力保障社会经济平稳运行。数字化抗疫技术在此过程中功不可没。以三色码系为代表的一系列技术与个人日常生活紧密契合，深深嵌入到民众的个体生命体验与社会互动中去。人—技的深度交互既是科技发展的美好愿景，却也暗含着技术对人的压制可能。伴随2022年末疫情形势的变化及政策调整，以三色码系为代表的数字防疫技术短时间内淡出了公众视野。但作为影响范围极广、程度极深的应用，对其进行反思仍有价值，此或为理解人技关系，完善后疫情时代技术伦理及主体建构的起始。

一、人—技深度交互：数字化防疫技术加速人技联结

唐·伊德秉承实用主义理念，部分继承现象学传统，提出了其独特的“身体” 理论。他指出人—技关系具有具身、诠释、它异与背景四种表现。无论是疫情初期紧急状态还是常态化防控阶段，数字化防疫技术始终保持着与人的密切互动，以实践诠释着人与技术的紧密联系。[1，2，3]

（一）人技具身化深度融合

数字化防疫技术以其目的正当性与使用便捷性，在公权力的主导下迅速嵌入疫情防控进程，移动终端与人的高度捆绑形成民众得以自由出行的技术具身。技术与社会文化一同构建的防控共识塑造了后疫情时代社会互动的准则，使得在公民自觉让渡信息、政企合法收集数据基础之上形成的“二维码群” 几近透明却无处不在。公民自愿出示三色码已然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数字化防疫技术被默认为是人与“后疫情” 社会联络的基本方式；技术实践取代了医学词汇的显性表达，成为社会民众得以与疫情抗争的主流话语体系。“密切接触程度” 等一系列问题通过作为技术语言规范的三色码图像显示和时空伴随核验得以解决。在便捷大众参与抗疫进程的同时，技术也创造了特定视角下公民的言说方式，使民众利用“红黄绿” 模式沟通个人健康实时动态、网民自发写作“健康码文学” 成为可能。

（二）技术身体与文化身体相互建构

唐·伊德继承福柯的部分观点，提出了为社会文化与知识所构建的“消极身体”，即所谓“文化身体” 概念，指出技术具身联结“主动身体” 与“消极身体” 的可能。[4，5]数字化防疫技术借助对人体健康状况的精确反映，为民众真切感知自身健康风险，了解周遭疫情状况提供了条件。同时，技术为“疑似感染者” 与“非感染者” 的互动设置屏障，与医疗卫生技术相配合，共同形成对风险人群身体的支配与规范。疫情的特点打破了传统流调风险人群仅在医学领域流通的常例，推进大范围数据收集及比对技术在全社会范围内确立其应当以技术产品具身化的觀念。这同样为防疫技术进一步塑造个体文化身体提供便捷。例如，技术身体确立了“疫情风险群体” 这一特殊社会身份，色彩语言亦在三色码系中被赋予与疫病相关联的丰富含义，其意涵进一步得到强化，技术话语自觉地渗入后疫情时代的生活世界，成为人知觉、互动、体验世界的重要方式。

（三）技术更新认知造就治理难题

技术放大了人关涉疫情的数据信息，推进社会防疫精准化，却也在具身同一之中将人扁平化、单向度处理，极度缩小了个体的鲜活形象。数字化防疫技术作为个体生命与医疗管理者之间的中介，以其具有刚性的规范打磨了个体不符合规则的棱角，形成了规整的三色人群。各类防疫二维码及时空伴随等技术并非全面真实地反映了人这一主体，而是经由数据分析统计构造了虚拟身体，剥离了真切而独特的生命体验。技术以其独有的放大/缩小标准重新定义了人的存在，人只有符合技术规范才能被准确记录。将主体宏观分类、评估凸显了技术他者地位的同时，亦强化了医学话语在社会互动中的近乎垄断式的权威，二者互为补充，生活世界经由技术与科学世界加强联结，人之为人的特性由于防疫新技术的融汇进一步被更改。

技术具身简化觉知产生了一系列有关于数字防疫鸿沟的问题，它回归到人—技同一的问题，对现行制度下具身的可能性发起挑战，将技术缩小的视野重新放大。数字防疫鸿沟的存在将信息化差距聚焦于特定应用场景，以技术工具论的视角探讨防控治理何以完善的可能。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现行防疫举措似已默认“智能移动设备与人高度统一” 的理论前提相互冲突却又十分“致命”。譬如，老人及儿童群体面临着无移动智能设备或难以操作设备的问题；多设备共存、设备自身存在的续航问题等都有可能造成虚假信息上报现象的出现。上述种种证明，技术并非时刻与人保持同一在场，其缺席并非罕见，高度统一的技术与人只是未经实践考验的完美理想状态，如将其默认为常态，简化不仅将导致技术具身者的单向度化，同样会诱发未具身者主体性的消失。

二、技术和人：对立的困境

尽管具身成为数字化防疫技术与当代民众最为紧密的连接方式，但其放大/缩小能力所带来的种种困境却不得不使人思考离身的科技是否能够与人契合前进这一难题。从二分的角度回观技术与人的联系仍然有其价值，技术座驾限制人之解蔽方式所诱发的整体主义虚无为社会焦虑的蔓延与深化提供了土壤。

（一）技术整体主义、遮蔽与虚无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突发紧急及人面对未知疾病的焦虑恐慌为数字化防疫技术迅速嵌入民众生活提供可能。普遍为人所接纳的技术系统以其“守护健康” 的自洽性建构起得以合理运转的庞大闭环体系，接受其规约的人方可以于此机制下行动。技术极具合理性地成为统治者，规训个体于其秩序中的流动。通过数据收集、分析，非绿码者将被安置在指定空间接受治疗等候转码，而技术确认的健康人群则被允许开展社会互动，数字化防疫技术由此完成了偏差消除和达到期望的路径反馈。技术系统推动人自觉让渡权利，服务于三色码的生成，并由此获得技术所赋予的行动恩赐，而重复操作与普遍交互则在不断承认技术作为体系存在的正当性。当民众形成“亮码” 共识，社会防疫文化本身将倒逼不接受这一理念的他者接受技术规约，人被技术所异化，技术整体主义理念的落实或将导向技术体系整体无意义的虚无前景。

马丁·海德格尔的技术沉思为重新审视现代技术提供了视角，尽管技术作为命定并非人解蔽存在的唯一方式，但现代人并未于技术座驾的促逼中解脱出来。现行数字化防疫技术经由多维度信息数据收集对于此在的拆解，无外乎是对解蔽的遮蔽。[6]从健康码到行程卡，再到场所码，技术对人的拆解和控制力愈发强劲，以三色区分及轨迹判定所得出的结论是对人持存化的解读，消解了生命的原初律动与体验。社会互动中的人不再先以此在的方式进行联结，而要借助防疫技术对身份信息、活动轨迹等数据的把握以持存的样态接受审视，在客体化之后被赋予互动的可能。日新的数字化防疫以几近促逼式的解蔽摆置着人自身的行为方式，使人于技术的座驾之中承受难以言表的焦虑。人试图利用现行技术组合细化实现对疫情的完全管控的信念不断增强，而人本身却被置于持存的角度加以衡量。

（二）裂隙中的寄生—技術权威形成统治

技术与人的裂隙为“惩罚” 的滥用创造了条件。米歇尔·福柯于其著作《规训与惩罚》中指出，惩罚权力是在规训肉体基础上形成的权力话语体系。[7]与医学话语体系紧密结合的数字化防疫技术以其判别风险者的能力同样具有了直接作用于身体活动空间的技术“惩罚” 权力。尽管技术系统设计初衷向善，但技术权力由多方社会权力共同赋予的机制却为技术滥用留有空间。采集而来的个体基本生命特征数据的经由算法控制生成了人类有别于主动身体的数字身体，但这一身体本身却并非与主体保持完全同一。因而，数据化拟像的建构需要现实人的确证。这一认同过程如被加以篡改，就会出现技术滥用问题。不仅公权力与资本等拥有深度介入数据处理的权限，同时，算法本身的构建过程就是某种社会意识与结构的体现，是人为设计的结果，上述种种导致本就并非中立的技术概念强行创造了应被现实自我确认的数字自我，这为越轨的技术“惩罚” 权力使用提供了便利。全民普及的数字化防疫技术超越商业与资本逻辑隐性的物化，显性地为生命打上了客体烙印。

三、敞开与具身：逃脱二分的两条伦理救赎路径

技术与身体的物质裂隙与技术整体主义所导致的虚无前景似已暗示着技术居于统治地位的暴政不可避免，然而，人作为“此在” 敞开拥抱存在的可能并未消解，离身图像身体分析同样是对感触世界的技术具身的全然否定。两者路径虽然不甚相同，却都呈现出与悲观论调截然不同的景致，人—技关系的再探讨，为后疫情时代的人文建构赋能。

（一）技术之外的解蔽

技术是解蔽的一种方式。尽管算法消解了民众对于未知病毒的恐惧，但其又构建起技术“神秘” 的符码体系—维系其魅力的关键在于民众的信仰与崇拜，消解技术作为解蔽唯一方式的信念，是“此在” 本应具备的能力。2022年10月，国家卫健委明确指出，得扩大健康码应用范围，不得码上加码，对技术应用界限作出指导。2022年12月，新十条出台，民众出入公共场所不再核验健康码，通信行程卡终止服务。种种迹象表明，技术的局限性始终在被人反思、被人关注，这并不是说人是因技术不完善而对其有所顾忌，相反，人正是在意识到算法日趋的完善可能会过度干涉人之存在，才在不断调整数字化防疫技术应用的方式。不过，尽管这一调整以三色码系淡出甚至彻底消失于公众视野为结果—这似乎是技术的某种“彻底失败”，但是其实质却是人在反思技术遮蔽后希冀于刚性算法的持存化解读之外寻找更为丰富的社交线索与情境要素，以此使“此在” 的敞开更为可能。

（二）复归具身，拥抱技术

技术具身赋予人更多机遇。伊德所提及的技术具身化是转换图像身体离身思考的重要方式，将数字化防疫技术视为他者的思维路径遮蔽了技术与人的密切契合，妨碍了具身化的自我认知。“酸葡萄” 比喻指明了技术在扩展、改变人类知觉方面的重要作用，是病毒可知化即数字化防疫技术延展人体视感、触感的体现。技术具身所带来的丰富感知的确赋予了身体更为优秀的机能，在社会层面较为稳定与高效地运转。试想一个三色码系及时空伴随流调从未出现的疫情世界，未经技术延伸的人的有限感知与经验又能否使社会满怀信心地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隐形” 疫病？对于数字化防疫技术的拒斥，既是二分对立思想的体现，也是人渴望回归疫情前“正常生活” 的期望。[8]但是，病毒长期存在的现实及“放开” 社会的种种表现已然暗示了具身或将从紧急状态走入常态，人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同时，技术系统并非全然处于统治地位，离身研究断然否决人—技深度交融后技术客体已然不存在的可能，而使数字化防疫可能走向对人的更好发展的限制。面对人工智能及虚拟现实的迅猛发展，对技术的悲观态度以及将技术全然客体化的对待非但不利于以开放、积极的心态拥抱前景广阔的数字时代，反而会因截然二分对立的观点将技术幻化为本不可能的统治者，割裂人—技融合的应然联结。

四、结束语

无论技术具身还是离身，人始终在追问的是技术这一概念与人互动的可能与程度，并试图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把握技术与人。在未来社会高度技术化极有可能实现的情况下，探索一条人—技和谐共处，或者说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是当前数字技术发展过程中参与者应当有所沉思的维度，伴随着更多理论成果与实践应用的产出，人与技术何以共生，数字时代伦理道德何以建构的问题或将出现更为综合而富有活力的解答。

参考文献：

[1] 唐·伊德.技术与生活世界：从伊甸园到尘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 曹继东.现象学的技术哲学[D].沈阳：东北大学文法学院， 2005.

[3] 杨庆峰.物质身体、文化身体与技术身体：唐·伊德的“三个身体”理论之简析[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14（1）：12-17.

[4] 刘铮.虚拟现实不具身吗？以唐·伊德《技术中的身体》为例[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9，36（1）：88-93.

[5] 周午鹏.技术与身体：对“技术具身”的现象学反思[J].浙江社会科学，2019，（8）：98-105+158

[6]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7] 王小伟.有关海德格尔技术哲学的三种意见[J].自然辩证法研究，2021，37（11）：56-61.

[8] 吴静.从健康码到数据身体：数字化时代的生命政治[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7（1）：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