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读写教育的发展现状与思考

李英姿 王萍丽

提要国际上的“家庭读写”概念内涵丰富，包括从儿童读写到儿童与父母共同读写以及指导父母如何帮助子女，再到掌握多种领域知识的能力等。而中文的“家庭读写”实际上就是指儿童读写，与常见的译名“家庭扫盲”并不等同。梳理中国家庭读写教育的相关制度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情况，可以发现，中国家庭读写教育的主要特点为：最早关注残障儿童家庭；以家校合作为主要实践路径；以亲子共读为重要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尚不充分，尤其是针对具有独特国情的本土化理论研究；参与部门不多，同国外的全社会总动员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关注对象多為儿童，忽视作为成人的家长，忽视家长和儿童构成的家庭整体。建议重视家庭读写研究和实践，发展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家庭教育理论；加强多部门协同合作，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建设“儿童+成人”读写共同体，发展代际项目，从关注儿童转向聚焦家庭。

关键词家庭读写；中国式家庭读写；社会协同；“儿童+成人”读写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2096-1014（2023）03-0025-10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30302

Family Literacy Education in China： Review and Re?ections

Li Yingzi and Wang Pingli

Abstract  Family literacy education has received much academic attention in the past decades. This study clarifies the connotations and denotations of family literacy at home and abroad， and reviews relevant institutional build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ies and practices in Chinas family literacy education.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family literacy education include a tendency to support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a focus on home-school cooperation， and a dominant form of parent-child reading. Its main problems include：1）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earch is not yet su?cient， especially for localized theoretical research considering national conditions;2） There are not many participating departments， and China lags behind some countries in terms of the societal mobilization;3） The focus is mostly on children， to the neglect of parents as adults and the family as a unit composed of parents and children.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attach more importance to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family literacy， develop family education theor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rengthen departmental collaboration， government leadership， and participation of the entire society; build a “children and adults” literacy community， develop intergenerational projects， and shift the focus from children to families.

Keywords  family literacy; Chinese family literacy; social coordination;“children and adults” literacy community

一、引言

半个世纪以来很多研究均显示，家庭对儿童读写的发展起重要作用。德金（ Durkin 1966）发现，大部分不能正常阅读的一年级儿童，其家庭读写经验普遍较差，因此他认为家庭读写环境直接影响儿童读写能力的发展。20世纪中期以来，在欧美越来越重视家庭教育的背景下，泰勒（ Taylor 1983）首次提出 family literacy 这一术语。 family literacy 的字面意思是“家庭读写”，一般指儿童的早期读写能力，是“儿童在具备一般意义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之前所呈现的态度、知识和技能等”（ Whitehurst & Lonigan 1998）。家庭读写环境与儿童读写能力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儿童的读写水平往往受到父母读写水平的影响，即家庭对代际读写能力产生重要影响（ Nickse 1992；Snow & Tabors 1996；Parsons &Bynner 1998）。社会历史理论认为，经验丰富者有能力指导经验欠缺者提高知识或者技能（Vygotsky 1978；Wertsch 1998）。如果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读写水平不高，或者家中缺少读写实践的刺激等，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儿童的读写能力滞后（ Purcell-Gates 2000）。随着研究的深入，“家庭读写”这一概念逐渐衍生出更多的含义：一方面是指儿童独立或者与父母共同进行的阅读、写作方式；另一方面是指一个指导父母如何帮助子女取得学业成功的项目或者大纲（ Paratore 2005）。在大量家庭读写实践开展的背景下，除了作为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家庭读写”也指某些特定的教育项目。与传统成人读写或者扫盲的不同之处在于，家庭读写项目不仅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助力成人获得和提高读写能力，还要力图使成人将其读写信念、态度、知识和技能等传递给下一代（ Sticht 199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读写能力”（literacy）定义为“能够识别、理解、解释、创造、交流、计算和使用与不同情形相关的印刷或手写材料的能力”（方小兵，张立萍2022：15）。近几十年来，“读写能力”也扩展到掌握多种领域知识的能力，比如艺术素养、健康素养、政治素养等。但素养的本质和核心仍然是指对文字、数字的读写能力，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本文涉及的 family literacy（家庭读写）概念中的 literacy 主要还是指读写能力。literacy 跟中文中的很多概念对应，比如读写（能力）、素养或者思辨等。在某些中文文献中， literacy 也常被翻译为“扫盲”。如美国1998年颁布的 Adult Education  and Family Literacy Act （ AEFLA）也被翻译为《成人教育与家庭扫盲法案》。“家庭扫盲”则对应了国际上的家庭读写项目。literacy 包括的对象不仅有儿童，也包括成人；而中文“扫盲”的意思是识字教育、清除文盲，主要面向成人。因此将 family literacy 翻译为“家庭扫盲”，不能体现 family literacy 中包括的更多含义，也不能体现其中包含了儿童，是不确切的翻译。而在中文语境中，谈到“家庭读写”，实际上就是指儿童读写。不同语言术语翻译的不对等，使得我们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理解有很大差异。

二、中國家庭读写教育的发展现状

家庭读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国家越来越发达，在儿童学业发展过程中，特别是低幼阶段，学校作为儿童科学成绩主要影响因素的地位有所下降，而家庭环境因素的影响大为提高。在印度，学校教育在儿童科学成绩的影响中占90%，家庭教育则只占10%；而在澳大利亚，学校的影响仅占20%，家庭却占了80%强（ Sticht 1995）。每个国家都有其自身的家庭读写发展历程，中国的家庭读写在制度建设、理论和实践方面也取得了一定发展。

（一）中国家庭教育的相关制度建设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越来越重视家庭在教育层面发挥的作用，有关方面发布了很多文件，积极探索可行措施，尤其在残障家庭读写方面较早出台了一些政策和举措。1988年，国家计委、国家教委、民政部、劳动部、卫生部及残疾人联合会共同制定颁布了《中国残疾人事业五年工作纲要（1988年—1992年）》，指出要充分发挥家庭的作用，多种形式地开展聋儿听力语言练习。1996年发布的《中国残疾人事业“九五”计划纲要（1996—2000年）》呼吁要“加强对家长的培训、函授和指导，广泛开展家庭训练”。其后，各省、市、自治区依据政策开设“听障儿童家长学校”，以指导听障儿童家长更好地理解患儿语言、帮助患儿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很多社会机构在国家、政府的指导下也开展残障儿童包括语言康复在内的康复业务。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提出：“学校、教师可以对学生家长提供家庭教育指导。”1996年，全国妇联、国家教委联合颁布了《全国家庭教育工作“九五”计划》，为家庭教育制定工作目标、评估方案等。这意味着政府开始主导家庭教育工作。2010年全国妇联联合教育部、中央文明办、民政部、卫生部、国家人口计生委、中国关工委等七部委颁布了《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2011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由国务院发布，纲要强调要“促进0—3岁儿童早期综合发展”“积极发展公益性普惠性的儿童综合发展指导机构”“加快培养0—3岁儿童早期教育专业化人才”。2012年，《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1—2015年）》指出，“十二五”期间要有“80%的城市社区和60%的行政村建立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点”。2015年，教育部发布了《教育部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2016年，《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6—2020年）》由全国妇联、教育部、中央文明办、民政部、文化部、国家卫计委、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科协、中国关工委等九部委联合发布。规划要求加快建设我国家庭教育专业队伍，普及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和先进实用的家庭教育方法，提高我国家庭教育的工作水平，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及和谐家庭建设。2017年国务院法制办通过《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号召“亲子阅读”，要求公共图书馆和幼儿园等机构开展相关服务。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同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应着力解决婴幼儿的照护和早期教育服务。2019年3月，全国政协会议提议将育幼纳入公共服务支持体系，0～3岁婴幼儿养育问题愈受重视。低幼儿童早期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扶持工作在我国也逐渐为公众所关注。2021年10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最新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家庭教育促进法》），该法于2022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家庭教育促进法》进一步明确了家庭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为促进家庭教育更好的发展，相关部门、机构都应承担相应责任。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关于家庭教育的重要讲话，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做出重大部署时，更是将“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作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重要内容。

从上文可以看出，近30年来，国家和政府越来越重视家庭教育。国家部委关于家庭教育的发文名称由“纲要”“规划”“大纲”“条例”，逐渐发展到“法”。发文由一到两个部委，再到后来的九部委，直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达相关指示。可见，政府对家庭教育自上而下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政府主导的倾向日益明显。此外，参与制定、实施政策规定的政府部门也由最早的妇联、教育部门扩展到更多的机构。虽然这些政策文件中很多并没有直接提出家庭读写教育问题，但是家庭读写教育是包括在家庭教育内容中的。

（二）中国家庭读写相关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对于中国语境来说，“家庭读写”是一个外来术语，虽然中国没有与国际上家庭读写完全对应的理论和实践，但是家庭读写一直蕴含在儿童教育、儿童语言习得、家庭语言规划等相关领域，尤其在家庭与儿童语言发展、少数民族家庭的语言选择、城市移民家庭的方言保持、华裔家庭与祖语传承等方面有很多研究成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家庭语言规划思想萌发，最近10年左右愈受重视，成果更为丰硕。家庭语言规划着力考察在家庭范围内家庭成员之间与语言相关的明确和公开的规划，对家庭内部语言管理、语言学习和语言协商等进行综合研究（King et al.2008：907）。开展合适的家庭语言规划，让家长了解儿童使用的交际策略并能够积极应对，将有助于提高儿童的语言能力（李英姿，王萍丽2021）。与家庭语言规划相比，家庭读写是更具体的行为或者策略。读写能力的形成和发展需要家长有意识地培养儿童的读写兴趣和良好的读写习惯，建设积极健康的家庭语言文化环境，帮助家长做好家庭语言规划，特别要帮助家长树立语言资源观，更要畅通影响和扩大家长语言意识的渠道（李宇明2022）。近年来，国内有一些研究开始介绍国际上的家庭读写理论及实践，也有一些研究利用国际家庭读写理论探讨中国儿童的入学准备情况、学业成绩（陈敏倩，等2009；陈晓，等2010）、早期叙事能力发展（马雨2021）等。

国际社会的已有经验显示，作为社会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机构，公共图书馆能够在提高儿童早期读写能力方面发挥独特作用。图书馆可以为处境不利的儿童免费提供各种图书资料，为文化水平较低的父母提供适宜的指导儿童读写的培训。图书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家庭读写实践活动的积极推动力量。在我国，已有图书馆为家庭读写实践活动提供支持，如广州、东莞针对读写困难儿童提供专门的读写服务（招建平，等2015），贵州省图书馆的“新布客”（New Book）行动致力于支持贫困地区儿童的阅读活动（段宇锋，等2020），重庆图书馆面向留守儿童开展了蒲公英梦想书屋项目等（金晓冬2020）。

三、中国家庭读写教育的特点与问题

国际上开展的一系列家庭读写教育实践显示，通过指导或者训练，家长在儿童获取基本知识和技能方面能够扮演重要角色。以家庭为基础的读写干预创造了父母与儿童之间足够的一对一读写互动机会，儿童可以进行深入练习并获得个人化反馈。这些项目的目的在于从长远角度积极改变常规的家庭生活，提高家庭成员的读写技巧和能力。家庭读写项目不仅有利于儿童的读写能力发展，也使儿童及其家庭获得其他的益处，比如很多家长提高了作为父母的角色意识，从而帮助儿童更好地适应学校生活。同时项目也有助于提升家长自身的读写能力，从而促进就业，提高医疗福利等。另外，家庭读写项目对于研究者和家长也大有裨益，不仅帮助家长掌握了切实有效的读写技巧，同时也让研究者获得鲜活的研究素材，以丰富家庭读写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正因为家庭读写项目取得了很多成效，为扩大家庭读写的实施范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题为《让家庭成员参与读写和学习》（Engaging Families in Literacy and Learning 2017）的政策简报。 a 该简报呼吁各个国家鼓励家庭、学校及社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家庭读写项目。中国重视家庭教育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就有私塾教育的传统。新文化运动以来，随着学校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私塾教育不断式微，直至被前者取而代之。学校作为专业的教育机构，被默认为要承担全部的教育责任。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家庭教育的重要性重新唤起越来越多的重视。

（一）中国家庭读写教育的特点

第一，最早关注残障儿童家庭。

对比国际和中国的家庭读写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虽然国情不同，具体名目和措施不同，但是从发展趋势来看，还是有诸多共同点的。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各个国家的家庭读写研究和实践最开始关注的对象均为弱势家庭，到后来才逐渐扩展到普通家庭。只是西方的弱势家庭更多表现为难民、移民等。中国早期关注扶持家庭教育的对象是从残障儿童家庭开始的，从国家颁布的多个支持残障儿童家庭教育的政策文件中可见一斑。在政策的支持下，政府、社会的很多机构开始扶持残障儿童的家庭教育，包括帮助家长掌握盲文、手语，指导家长针对语言发育迟缓儿童进行家庭康复等。很多欧洲国家、美洲国家有着长达数百年的移民历史，因而存在大量移民（包括难民）。这些移民面临融入主流文化的压力，而且还有很多处于贫困状态。因此，国际上已有的家庭读写项目多在发达国家开展，尤其是拥有大量移民、难民的国家。早期开展的家庭读写项目主要目的在于帮助难民、移民、原住民、生活困顿者等家庭的儿童及其父母掌握社会主流语言（尤其是英语）。而中国不是传统的移民国家，没有大量的外来移民或者难民，因而最早开始关注的是残障儿童的家庭读写问题。

第二，以家校合作为主要实践路径。

国际上一般认为，从实现目标的角度可以将家庭读写项目分为两类：家校合作和代际项目。家校合作项目以家长的读写活动支持学校教学为主要目标；而代际项目的目标更为多元，旨在通过系统的指导和训练提高父母和儿童两代人的读写水平（ Morrow et al.1993）。目前中国开展的家庭读写实践

基本都属于家校合作类别，也可称为“家校共育”“家校协作”“家校互动”“亲师合作”等。家校合作在中国开展的时间不算长，相关组织机构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家长会是主要的家校合作形式。一般由校长、班主任和教师与家长交流孩子在学校的学习情况，并指导家长辅导孩子学习。家校合作实际上更倾向于学校向家长单向传达信息，家长作为听众被动参与和配合学校工作（李江楠，等2022）。另外，在政府主导下很多家长学校和家庭教育研究会等也得以成立。“家校合作”强调家长配合学校教育，学校指导家庭教育，目标更偏重于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聋童、盲童、自闭症儿童等特殊教育领域开展的家校合作实践也是重要组成部分（王童心2019）。但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信息时代的家校合作，“家庭读写”在家校合作过程中都不是专门独立出来的议题。可以说，中国家校合作框架下的家庭读写以一种隐性的方式存在于各个相关学科中。

第三，以亲子共读为重要方式。

亲子共读，也可以称为“亲子阅读”，主要是指父母与孩子一起阅读的过程。亲子共读的形式丰富多样，既可以是父母讀书给孩子听，也可以是孩子读给父母听，还可以是父母与孩子一起阅读。亲子共读是家庭读写教育的重要方式，一直被积极提倡。国际上有研究指出，在家庭读写研究和实践中，亲子共读的重要性可能是被过分强调的。实际上，除了“亲子共读”，家庭读写应该包括更多方面的活动方式（Hannon 2003），比如做游戏、画画等（ Lynch et al.2006）。在中国，随着全民阅读意识越来越强，亲子共读已逐渐成为家庭建设和家庭教育的重要抓手，也是中国家庭读写教育的主要活动或者表现形式。在教育部门、妇联等机构主导下，北京、上海、天津、贵州等部分城市成立了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亲子共读指导就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在政府主导的家庭教育越来越受重视的大环境下，父母学院、父母中心、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机构等不断涌现，成为亲子共读实践的有力依托。随着信息化浪潮的到来，家庭教育指导进入新媒体时代。全国各地教育相关组织机构在夯实拓展传统媒体的基础上开始加快推进家庭教育信息化建设，综合运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大众传媒及新媒体，形成全媒体、广覆盖的家庭教育宣传服务网络（孙云晓2020：19），所以，家长们可以从更多渠道获取很多亲子共读指导方面的内容。在中国开展家庭读写实践时间不长的情况下，亲子共读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家庭读写教育获得极大关注，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家庭读写教育发展。

（二）中国家庭读写教育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家庭读写教育取得了一些成就，呈现出不同于国际家庭读写的特征，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尚不充分。

家庭读写教育是在特定文化和社会背景下发展的（ Lynch & Prins 2022）。从历时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家庭语言生活与之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共时的角度来看，与其他国家相比也呈现出一定的特殊性。面对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照搬西方模式显然行不通。因此，必须加大中国本土化的家庭读写理论研究。当前中国的家庭读写教育往往与育儿问题交织在一起，而没有独立出来。这说明我们对家庭读写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曾经特有的独生子女政策、祖辈深度介入的育儿传统、同胞之间年龄相差较大等，共同构成中国儿童语言发展特殊的社会和家庭输入环境，使得中国儿童语言发展呈现出难以复制的独有特征，是不可多得的“天然语言实验室”。中国家庭读写的发展也必然是独一无二的，其研究具有世界性的学术及教育价值（李宇明1995，2019）。另外，超语时代的读写现在越来越被广泛定义为多模态的，语言教育不能再局限于传统的语言文字教育（李宇明2023），多模态、数字化等非传统读写相关研究还相当匮乏。持续三年的新冠疫情对传统的家庭读写教育造成很大冲击，很多家庭读写活动更多在数字环境下进行。研究预测利用数字设备可能成为促进儿童读写发展的有效手段（ Sonnenschein et al.2021；So et al.2022）。对于那些几乎没有读写基础、又不掌握数字技术的儿童或者成人，则更需要创新、多样、灵活、包容和可获得的学习机会，以保证和加快其读写进程。而在后疫情时代，这种转变的影响也将是持久的。因此，未来利用开放和远程学习将是家庭读写教育关注的重要领域。以上方面也是中国家庭读写理论和实践需要深入研究的内容。

第二，参与部门不多。

“家庭读写”虽然以“家庭”为限定语，但并不意味着家庭读写教育仅仅在家庭范围内开展，或者仅仅依靠家庭个体来完成，而是需要国家和社会多个部门的协调合作。世界范围内开展得较好的家庭读写项目，其发展路径都是以教育部门为开端倡导者，到后来参与的部门越来越多，现在基本发展为全社会总动员。而在中国，距离全社会总动员还有很大的差距。目前除了有一些图书馆尝试开展了相关的儿童阅读项目外，在政府主导下，也有其他部门、机构等参与进来。但是社会机构参与家庭读写，除了图书馆，博物馆、社区、医院等机构或者部门还应该有更多的可能，在中国还需要更多的论证。目前也还缺乏持久性的、有影响力的读写实践项目。

第三，关注对象多为儿童。

国际上开展的家庭读写实践活动主要围绕三方面内容展开：提高儿童的读写能力、提高父母的读写能力和提高父母指导子女的能力。单一地以父母等成人为对象，或者单一以儿童为对象的家庭读写都是不完善、不全面的。在中文语境中，作为父母的成人的读写与儿童读写是分开的，父母和子女作为学习共同体的理念和实践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充分重视。中国颁布的政策法规以及开展的相关实践活动关注的对象有儿童也有成人，不过基本上都是将成人和儿童分开，普遍的倾向是重视儿童，忽视作为成人的家长，忽视家长和儿童构成的家庭整体。

四、中国家庭读写教育的发展建议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庭样态是生成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础，家庭读写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因此，在全球观照下审视中国的家庭读写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包含家庭读写在内的家庭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工程。针对中国家庭读写教育存在的问题，我们建议从以下几个思路进行改善。

（一）重视家庭读写研究和实践的开展

中国一直有祖辈深度参与育儿的传统。祖辈深度介入儿童抚养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变迁的产物，也是中国人的大家族血缘责任感形成的独有社会现象。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背景下，处于退休状态的祖辈便自然而然地代替或半代替忙碌于工作的父母进行儿童抚养。这种隔代参与抚养的传统育儿方式，使得中国儿童大都生活在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中（贾红霞，李宇明2022）。与西方所谓的核心家庭结构不同，中国“4+2+1”“4+2+2”“4+2+3”的家庭形态相对普遍。随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而今祖辈参与育儿几乎成了中国家庭的重要特征（李宇明2022）。农村不断向城市移民，祖辈深度育儿的传统也使得城市和乡村逐渐形成了多语码的家庭语言生活。虽然因育儿观念的不同，隔代育兒经常遭遇批评，但是，从语言传承的角度看，祖父母在语言传播、语言保持和语言转换上充当至关重要的角色。祖父母往往在保持本族语言、少数民族语言、家庭语言或继承语言方面起到关键作用（李嵬，等2016）。另外，中国曾经的独生子女政策形成了“4+2+1”家庭格局，也就是四位祖辈、父母二人围绕一名子女，独生子女也因此缺失同胞语言互动，更多成长于成人语言环境，从而掌握更多的成人话语。这与国际上有同胞语言互动的家庭读写环境也大不相同。因此，加大力度研究中国不同类型家庭结构背景下的家庭读写问题，将有助于发展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家庭读写理论。另外，不同的文字体系也决定了其读写理论也应是独特的，更具有深入研究的价值。总之，有必要将家庭读写教育从家庭教育范畴独立出来，作为专门的研究领域予以重点关注。

中国家长普遍重视儿童教育，但是，同时也存在着中国家长的教育观念与行为不匹配、家风营造相对不足等问题，亟须为家长提供科学系统的包括家庭读写在内的教育指导。这种迫切期待向家庭读写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借鉴其他国家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的先进理念、成功做法的基础上，应总结中国历史上的经验，更要做好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加强家校合作的制度化建设，完善保障儿童早期读写权利的相关法律法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适合国情的、可供推广的家校合作理论模式和实践项目，尤其要重视项目功效的评估（ Thomas 1998；Purcell-Gates 2000）。目前，中国的家校合作基本都属于为儿童提供直接的指导，为父母则提供间接指导，比如学生接受读写指导，家长协助完成家庭作业等。在此基础上，还可以为父母提供成人读写教育，或者针对父母开展如何提高儿童读写能力的培训（ Nickse 1989，1991）。还可以考虑将家庭读写教育指导纳入社区公共服务、公共文化服务、健康教育服务、社区建设等，进而逐渐打造有地方特色、具有群体适应性的有影响力的家庭读写品牌和指导模式。

（二）加强更多部门的协同合作

家庭读写项目注重社区、学校和家庭的融合，是开放的、多维的、灵活的体系。同时，开展家庭读写项目的计划、论证、执行、过程监测、效果衡量环节等无疑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如果没有国家、政府层面的主导，家庭读写项目将很难实施。在政府主导家庭教育的背景下，国家和政府应适时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将家庭读写项目纳入公共服务的范畴，推行补偿性教育援助计划或早期干预项目，为处境不利家庭提供低收费或者免费的家庭读写教育服务，减轻他们的教育投资负担，缩小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幼儿入学的读写差距。在此过程中，政府的责任和作用将得到充分发挥和体现。但家庭读写教育的实施完全依靠国家和政府显然不切实际。家庭读写项目通常还需要通过学前教育机构、小学、社区组织及成人教育机构等共同运作。比如，美国的平等起步项目主要通过政府机构、大学、公立学校、其他公立和私立社区组织等实施开展。另外，移民部门、商务部门、图书馆、医院等众多机构也可参与其中，甚至纽约的理发店也可以开展家庭读写项目，切实体现了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的国际理念。a 目前在中国，“家校合作”“家校共育”等理念已深入人心，但是社区、学校、家庭的有机合作还需要深入探讨，社区的功能和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开发和利用。除了学校、社区，家庭读写的开展还需要更多层面不同部门、机构的共同参与。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教育、妇联等部门要统筹协调社会资源支持服务家庭教育”“全社会要担负起青少年成长成才的责任”。《家庭教育促进法》专设“社会协同”一章，规定了学校等社会力量协同家庭教育的责任。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要“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在家庭读写项目设计和实施的过程中，各个层级的组织和个人都在发挥各自的作用，形成全社会参与的协同读写机制，在事实上践行了一种语言治理理念。

（三）建设“儿童+成人”读写共同体

从国际上历时较久、发展较成熟的家庭读写理论及实践来看，家庭读写都经历了从关注儿童到聚焦家庭的转变。家庭成员互相支持彼此读写能力提高的同时，也可以分享读写给他们带来的乐趣，两代人构成事实上的学习共同体，也就是“家庭读写”至少包括两代人的读写活动（Wasik 2012）。虽然家庭读写更重视儿童读写，但是成人读写也是“家庭读写”的重要组成部分，家长学习是儿童学习的前提。在中国，家庭读写主要囿于家校合作范围，除了“家校合作”，更应发展代际项目。《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的工作重点之一是要“提升国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十一条指出，要“健全终身教育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这些政策报告均反映了成人也是学习者的理念。因此，在儿童语言习得研究、家庭语言规划研究基础上，探索作为父母的成人读写能力提高的方式，可以看作实现终身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大国的具体措施和重要路径。尤其是在中国祖辈参与深度育儿的背景下，作为祖辈的老人如何掌握数字阅读，顺畅使用电子设备，也可以尝试从家庭读写的角度解决这个问题。在加大力度扶持偏远地区儿童读写发展的同时，也应给予其父母在读写教育上更多的支持，提升家长自身的文化素养和语言表达能力。“儿童+成人”共同体建设有望在推普助力振兴乡村经济过程中成为新的推进模式。

五、结语

当代中国的家庭读写教育有自己的特殊性，也存在一些问题。中国的家庭读写教育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理论上，我们应该开展针对中国家庭读写的学术研究；在实践上，我们应当在政策主导下建设各级家庭读写教育指导机构，辐射更广泛的地区和人群，逐渐构建均衡发展、公平优质、覆盖城乡的家庭读写指导模式。在这个过程中，要特别重视中国家庭构成的新变化，为流动人口家庭、残障家庭、低收入家庭、农村留守儿童家庭等弱势家庭提供家庭读写教育指导。总之，应通过理论研究及一系列的实践活动，培养终身学习文化，打造既有传统中国文化又具时代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家庭读写机制，促进儿童和成人读写能力的共同提高，从而构建“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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