痰盂

齐夷

父亲来看我的时候是事发的第三天，他来也无济于事，不过令人高兴的是，他带来了我失散多年的兄弟。

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大概跟我差不多英俊。因为父亲说，你俩真像是一个模具倒出来的。父亲对儿子的颜值胸有成竹，隔着那个东西在我头上拍了两下，其满意程度如同古董贩子向买家展示一件以假乱真的瓷器。我晃了晃脑袋，连同那个笨重的东西一起，又无力地抬了抬手，表达我的不情愿。我想我这位仁兄绝不像我现在的外表。

孙家花园的管理人员说，这件东西是用百分之百赤金，经过复杂工艺，由官办制造局的能工巧匠精心打造而成，价值之昂贵，不可估量。我巴不得他们所言属实，这样就不必过于蒙羞，反而是一种值得吹嘘的荣耀。可惜在现场即被一个心明眼亮的围观群众揭穿，管理人员这才承认其材质是铜的。尽管如此，研究价值很高，两百多年的历史姑且不论，关键是李鸿章使用过。

我想骂，又想哭，更想吐，但是我不能。挺住，兄弟。失而复得的兄弟同情地对我说。提到李鸿章的名字，我首先想到的是奇耻大辱的《马关条约》、阴险狡诈的慈禧太后、懦弱无能的光绪皇帝……然后想到的是从中堂大人嘴里咳出的一口口剪不断理还乱、黏黏糊糊、颤颤悠悠、有点咸、有点甜、白里透红、红里透黑、黑里透青的浓痰。

这事儿怪谁呢，于涵？于涵是我的同事，《DM》杂志房地产版主编。我是汽车版主编。都是光杆司令，采、编、广告合一。怎么好听怎么叫呗。我曾经认为他稳重可靠，但是我错了。几天前我们杂志从北京请来了一位著名的营销管理专家，给客户和潜在客户（当地的企业老板）授课。如果你经常乘坐飞机，会在登机口附近的畅销读物售卖店的液晶屏幕上看到他指点江山的风采。这种人一般都自称国学大师。我和我们总编听过他的公开课，还专程登门拜访过他。此次来做了几场演讲，反响很好，一张票三百八十八，陪同就餐的话一千零八十八，名额有限，供不应求。完了他还给我们上了一堂免费的感恩课，就是教我们学会如何感恩。我们感恩父母，感恩兄弟姐妹，感恩朋友，感恩同事，感恩领导，感恩竞争对手，感恩陌生人，感恩这个世界。我们不分性别不分年龄地彼此相拥，倾诉着，歉疚着，自己把自己感動得或者假装感动得稀里哗啦。总编逮住我，贴着耳根对我说，今年八十万的广告任务如果完不成，不仅提成一分没有，还要倒扣我的工资。

总编让我和于涵陪大师到近处几个景点逛逛。鼎盛时期的孙家花园的房屋达五百多间，鳞次栉比，现在还剩不到三分之一。大师一边参观一边感叹。园中西侧有一处不起眼的厢房，“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出京避难，旅居青岛，曾来此下榻。大师欣赏着墙上的一幅书法作品，磕磕绊绊地吟哦不已，不住地点着他的光头。光头给人很厉害的感觉。于涵跟着点了几下头，见大师迟迟不肯离开，觉得没意思，扭头看别的去了。北边墙根摆放着一张老旧的条案，案上陈列着文房四宝和一个插着鸡毛掸子的帽筒，帽筒旁边立着一个口沿被游客摸得光滑发亮的金属器皿。器皿估计有半米多高，鼓着肚子，上下往里收束，外面是素的，没字没画。我想这个适合我，说不上好奇，就想看看里面有什么，岂料刚把头探上去，就被人摁在里面了。

应该是于涵，绝对不是大师，更不会是鬼。于涵也没想到把我脑袋摁进去之后拔不出来。我相信他只是一时兴起，恶作剧，没别的意思，就像结婚典礼上，新郎新娘夫妻对拜，被人掐脖子按脑袋，两头相撞，撞出了血包，纯属无心之过。

简直是倒了八辈子霉，我怨艾不已。虽然并不觉得疼痛，但这样的处境于我而言显然不利。不瞒您说，我自小就有幽闭恐惧症，玩不了在管状物、衣橱、木箱、床底等封闭狭仄空间捉迷藏的游戏。我要是狗熊，肯定活不过一个冬天。我眼前漆黑如墨，脑部充血，气息局促。我用怪异的声音喊着于涵的名字。于涵笨手笨脚地托起器皿，嘴里说着还挺沉的，帮我站立起来。伴随着哗啦啦的杂音，一些硬币和纸票从里面贴着我的脸皮和耳朵滑落，顺着脖子，有的钻进了衬衣，有的坠落于地面，叮当乱响。灰尘扑鼻糊眼，我忍不住咳嗽。好在器皿由肩膀扛住，下面露出几丝缝隙，我故作镇定，呼吸总算顺畅了些。

大师我是陪不了了，不仅陪不了，景区还不让我走了。

孙家花园的历史我是知道的，关于这个器皿，管理人员说是痰盂，其来龙去脉，在交涉过程中我断断续续搞清楚了些。

清末民初，这里还称县，曾有陈、郭、丁、孙四大望族，孙家是当地首富。孙家花园是祖上发迹时建的宅院，历经百余年，保留至今。据说这个器皿，也就是这个痰盂，原属郭家所有。郭家有个后人是李鸿章的侄女婿。李鸿章受命在山东追剿捻军，多次住郭家，郭家也有后生随其效力。李鸿章最大的嗜好是抽烟，痰多，痰盂是必不可少的配备。对此我略知一二。李鸿章到日本马关春帆楼签署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时，伊藤博文让人在他身边摆放了一个巨大的痰盂，以方便吐痰。后来慈禧命其出使欧美列国，各国外交官摸清了他的喜好，每到一处，都奉送上等烟卷或雪茄。周游文明之邦，入乡随俗，不好随地吐痰，还要彰显大清国的体面，烟瘾很大的他随身携带着一个精致的袖珍痰盂，挂于腰间，以备不时之需。即便如此，他还是没忍住，访问美国期间，在图书馆门口吐痰，因此被罚了款。他气急败坏地连吐两口，将罚金掷于地下，风度全无。那意思是，老子再吐两百块钱的。

考其历史，痰盂实乃高大上的物件，在过去不是一般人家能用得起的。

郭家的痰盂什么时候又怎么到了孙家，不得而知。这几大家族之间也是不断联姻，关系错综复杂。至于康有为来的时候，是否用过这个痰盂，包括李鸿章到底用过没有，亦无实据。

痰盂啊痰盂，就像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一般，不大不小，不胖不瘦，不深不浅，恰好把我的脑袋牢牢套住了，卡得很严密。景区管理员围着我团团转，好几个人拔也拔不出来。也不是拔不出来，硬拔我疼啊。有人说，出口的地方可能不像外面那么光滑，硬拔的话一来怕揪坏脑袋，二来怕伤了文物。说的什么屁话！气得我伸手打了痰盂两下。

有人打了110，有人打了119，有人打了120。

我坐在院子里小池边的石凳上，四面八方不时有不明物体向我袭来，击打在痰盂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要不是它像头盔一样保护着我，要不是有人一再劝说轻点别搞坏了，我可能就会像判了石刑一样，早就脑浆迸裂一命呜呼了。

医生来了，不怀好意地笑着，我听得出来。其中一位用戴手套的手摸了摸我的脖子，试探着摆弄了几下痰盂，诊断说容器口径小，病人头颅大，卡住了，抹润滑剂也不好使，因为病人的脸颊会在容器内壁的摩擦下受伤，发生充血，进而肿大，就像难产，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你二大爷才难产！围观的人开始讨论我的头围。有人说我脑袋明显小于常人，一般人的脑袋也进不去。你二大爷脑袋才小于常人！有人说我脑袋缺锌，智商堪忧。你二大爷脑袋才缺锌！消防员来了，见怪不怪地笑着，我听得出来。他们对我还算尊重，几乎连碰都没碰，说需要用专业设备切割，打开一道长约十五公分的裂口，然后通过人力扩张，取出脑袋。但景区管理人员坚决不同意，理由是这是文物，破坏文物，是要判刑的。

判你二大爷的刑！我狠狠地拍了一下痰盂。

于涵争辩说，是人的生命重要，还是一个破罐子重要？管你什么文物，给我切！

你是谁啊？

× ×是我姨父，于涵说出了一个名字，大家安静了一会儿，接着又争论起来，看来这个人名的震慑力不够大。

有人阻拦说，反正不能破坏文物，这是金的，赤金。

那值老钱了。

有人纠正说，是铜的，黄铜。

那就差老鼻子了。

铜的也是文物，承载着两百多年的历史和文明，李鸿章用过，康有为用过，不能咔嚓一下就毁了，你们会后悔的。

我记得看过一份资料，是大贪官和珅的抄家清单，里面有两百多个赤金痰盂和两百多个白银痰盂。要是真金白银，我也就认了，一个不值钱的破黄铜痰盂扣我头上，真是窝囊。

大师插嘴说，快看，底上有梅花篆字。显然他早已研究多时。

大家聚过来看，叽叽喳喳议论，有人念：乾隆年制。

要是乾隆中期，少说也两百多年了。

二百五。有人敲着痰盂说。

你二大爷才是二百五！

说不定皇上用过。

见物如见人，赶紧跪了吧！

估计没人理我这茬儿。我又拍了几下痰盂。

别砸了，砸烂了可得赔。

我想冲那人顶过去，像好战的山羊一样给他一下。

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我听得出来。他们指指点点，嘻嘻哈哈，仿佛置身于欢乐的海洋。我痛苦地用两手和两肩掮着痰盂，像个傻缺坐在那里，心里骂着二大爷。我想抗议，但抗议无效，他们看不见我愤怒得变了形的脸庞，只能看见一个面无表情的痰盂。

于涵坚持让消防员实施切割救援，毕竟人命关天。景区管理员硬是拦着不让，说要经过文物管理部门审批，办手续。等办下手续，恐怕我早就去见李鸿章了。医生问我感觉怎么样，我心烦意乱，但为了不至于太过出丑，我回答说还行。我转念一想，急是没用的，有人比我还急。反正出了洋相，我要跟他们死磕下去。我强打精神，试图站起来，又被好心人按下去了，让我别乱动。鉴于我是成人，精神状态良好，甚至还有点亢奋，医生提出一个建议，为防止发生深度物理性损伤，最好不要盲目硬来，让病人，也就是我，委屈几日，控制一下饮食，等消肿后痰盂会自然脱落。

他们达成了默契。警察在现场做了笔录，于涵拿着我的手画了押。景区管理人员要了我们的身份证，留了复印件。

我们往外走，管理人员在一边絮叨，让我们确保文物万无一失，不要私自损坏，坏了要照价赔偿。我很恼火，但也无可奈何。于涵领着我出门，在管理人员的絮叨声中，只听咣的一声巨响，痰盂重重地撞在了门楣上。你二大爷的……我差点晕过去。好在于涵扶住了我。于涵對管理人员说，在你们这里撞的，不关我们的事儿，要是我哥脑袋坏了，你们也得照价赔偿。

晕头转向地回到家里，迎接我的是张慧和小白。小白看到一具怪物一样的无头躯体进门，吓得汪汪叫起来。我没好气地说，滚一边去，再汪汪弄死你！它也就不叫了。我感觉出它在疑神疑鬼，没像往常一样亲热地在我腿上蹭来蹭去。

张慧问于涵，早上李翼出门的时候好好的，头是头脸是脸，胳膊是胳膊腿是腿，屁股是屁股，回来怎么换了一个造型？

于涵说，胳膊腿儿还是胳膊腿儿，屁股还是屁股。

头呢？

在呢，在呢。

羞于见人了是吧？

相声不是说埋起来嘛，埋起来升值。

又不是古董。

我这脑袋还不如古董值钱？

你以为呢！

我拍着痰盂说，升级了，正宗的文物，看看底儿，上面刻着四个梅花篆字，乾隆年制，有二百五十年的历史。

张慧顺手拿什么东西敲了一下，说，吸了氦气吗？声音都变了，于涵你确定这是我老公？

如假包换。

没吓到张慧，我想我的怪模怪样和怪腔怪调应该在她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小白跑来蹭我，这意味着我被他们重新接纳。

于涵说，麻烦嫂子了，这几天照顾他。

得，这做饭洗碗喂狗的活儿全扔给我一个人了。你这饭可怎么吃？

在回来的路上，对于今后的生活我想了很多，而且做好了痰盂取不下来的最坏打算。于涵去超市买了一根塑料软管，我现场演示，把软管伸进痰盂，找到嘴巴，顺利地喝掉了一瓶可乐。

于涵让我谨遵医嘱，控制饮食。我只能吃流食了，还能怎么控制？我想起了姥姥，姥姥晚年患病在床的时候，靠一根塑料软管吸食维持生命。

家里的地形我是相当熟悉的，两室一厅一厨一卫，简简单单，闭着眼也能找到东西南北。不便之处也是有的，比如上厕所，我只能采取张慧或者小白的姿势。小白是男的，但是自小学女狗的样儿，养成了蹲着撒尿的习惯。我常常为此耻笑它。这就是报应。

有点麻烦的是晚上睡觉。这鬼东西卡着我的脑壳，下巴、鼻子、耳朵、前额、后脑，如同贴在铜墙铁壁之上，极不舒服。聪明的张慧拿出了一床棉被，代替枕头，两边堆起，中间凹下，将它固定住。我现在知道它有六十公分长，所以床不够长，腿伸直了凌空横在床尾。小白舔着我的脚。受不了的是张慧，守着一个巨大的痰盂入睡，无论怎么说，都不是惬意的事情。她问我，老公你说李鸿章会不会拿这个宝贝当夜壶？我说我没闻到味儿。

我们还没有孩子，最近打算要。

张慧叫小白儿子，让小白喊我兄弟。我能怎样？女人开心就好。

张慧说，读研究生的时候他们院长来检查宿舍，从两张双层铁床之间的空里伸过头去看她舍友上网，结果脑袋死活拿不出来了。后来经过研究发现，铁床倾斜，中间是个八字形的空，低头能进去，抬头就卡住了。

张慧睡不着了，拿起床刷，在痰盂上当当地敲，差点把小白吓尿了。你别敲行不行？我都快晕死了。我粗声粗气地埋怨说。痰盂内部头顶上有个空腔，静下来的时候嗡嗡作响，像是不幸与机场毗邻。

我分不清白昼与黑夜，只能听从张慧的号令。吃饭的时候，她把我领到餐桌前，递给我一根吸管。饭后她带我出去散步，主要是遛狗。我倒没什么丢人的，顾头不顾腚，尴尬的却是张慧。远远看见熟人，她就撒手不管，撇下我一个人站在那里，像个当众求婚失败的人一样无助。但总逃不过有人幸灾乐祸地问东问西，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张慧牵着狗，轻松地说我做了错事惩罚我，又说我准备去航天局上班，要上天，正在进行魔鬼训练，还说此法专治神经性偏头疼。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张慧时不时让我低下头来，双手扳住痰盂，拔上一拔。痰盂像个紧箍咒，似乎越拔越紧了。

能活着回来，算我命大，遭此横祸，我不能怪她。

张慧上班去了，我在家里老老实实待着。临出门，她把手机用绳子拴住，绕过痰盂，挂我脖子上。我摸索着找到遥控器，打开电视。中央台能够轻松地分辨出来，连广告都那么大气。我平时爱看电影频道和科教频道，往后调就是戏曲频道、社会与法频道、新闻频道、少儿频道、音乐频道、外语频道，再往后是地方卫视。好吧，就音乐频道。我把痰盂靠在沙发上，听到熟悉的老歌，只能在心里跟着哼哼，不宜出声，也不宜摇头晃脑。不看电视了，我就跟小白胡言乱语，或发呆，回想在孙家花园搞笑的一幕，想象着走在外面人们看我的表情，猜想同事们怎么议论我。

该死的于涵！

有人打电话来，我准确无误地点中接听键。

怎么样了李翼，罐子取下来了吗？总编像鸭子一样忍不住笑起来。

我说，这得算工伤。

工伤，这不放你假了吗？听到我的声音，她又大笑起来。

我真想掐她的脖子。

我现在没心情说笑。

我去看看你吧？

不用来，媳妇在家呢。

她不上班吗？我狠狠教训了于涵一顿，这保镖不行。你不来，这损失可大了。注意别老坐着，坐着容易长膘，你长膘又总是先上脸，更取不下来了。也别多走动，把脸皮磨破了，有碍观瞻。

我把电话挂了。

上午，我父亲和我兄弟来看我。

小时候我就听别人说我是双胞胎中的一个，另一个送走了。这让我耿耿于怀。我一直幻想有一天，我的双胞胎兄弟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这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我把困扰告诉我最要好的大学同学，他不以为然，说每个人都臆想自己有一个双胞胎兄弟或姐妹，而且尚在人间，笃信不疑，却又不积极寻找。我说我这是真的，我们血肉相连，在我妈的肚子里皮肤贴着皮肤，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相处了十个月，我们有时候拥抱在一起，嘴对着嘴，有时候掐架，手脚并用，互相嫌弃，我们一同睡去，一同醒来，我们呢喃私语，但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兄弟对我并不厌恶，嘴巴凑近痰盂下沿，小声跟我说他姓王，叫城生。这就对了，我小名叫院生。我们本来都姓李，谁让父亲把我兄弟送人了呢。我们老家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山村，我们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在县医院出生的孩子。那年头在医院生孩子相当了不起。为了纪念这件不平凡的事，我那没文化的爷爷做主，为我们取了这样的名字。

母亲经常埋怨父亲，说，还我的儿来，我还有一个儿。

父亲说，你只生了一个。

母亲说，是一对。

你妈随你姥爷，神经有问题。父亲对我说。

我母亲神经衰弱不假，但没有问题。我不能直白地跟父亲说。他外表坚强，内心柔软，总算是找到了我的另一个兄弟。这些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这么大的事儿也不提前打声招呼，原来是为了给我制造惊喜。

我想跟兄弟喝一杯，但是我做不到。我总不能用吸管喝酒，这不是男人所为，也不礼貌。再次重逢，我就见不得人，实在抱歉。亲爱的兄弟，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不容易。我们互相诉说着自己的人生经历、工作情况以及将来的打算。

父亲看我没啥大事，就走了。兄弟说留下来陪陪我，正好城里有个业务需要谈，在这里待两天。兄弟与别人果然不一样，真是血浓于水。

他在一家保險公司当业务经理。过去我对保险挺排斥的，碰到推销保险的避之唯恐不及。兄弟干这个，还当上了部门经理，让我对保险的态度有所转变。他向我推荐了几套理财方案，说是有丰厚的回报，为了支持我兄弟的工作，我打算买一笔基金练练手。

中午之前他离开我家，说有个饭局。

这一天我异常兴奋，扛着四五斤重的痰盂健步如飞，上蹿下跳，毫不费力。我大踏步走在张慧前面，我站立着冲着马桶撒尿，我准确地踢中了小白的屁股。张慧说我疯了。我没疯，我只是高兴，悲喜交集。到了晚上，我决定跟张慧感受一下以生小孩为目的的床笫之欢。她嫌我没洗澡，事儿最终没成。在睡梦中，我飘飘然不知所以，李鸿章的痰盂提着我的脑袋，脑袋连着我的躯体，我像天使扇动翅膀一样挥舞着双手，飘呀飘，飘到了办公室，看到了很有职场女性范儿的总编，她没看我，我继续飘呀飘，飘到了茫茫大海上，然后我就从里面掉出来了。我猛然哆嗦了一下，睡意朦胧之间，我觉得自己像一只蜕皮的蚱蜢，慢慢地脱离痰盂，出溜到了床下。小白围着我转，蹭我，舔我的脸蛋。我摸了摸下巴，胡子拉碴的，好几天没刮了。我闭着双眼，摸索着重新爬上床，脑袋对准痰盂上的那个黑洞，钻了进去。

第二天我的状态仍然不错。我食欲很好，一点也不感到恶心。中堂大人吐痰与常人是不一样的，其力量发自丹田，中气十足，洪亮的声音回响在漫长的历史时空里。这让我想起了单田芳评书中德高望重的老者出场时的情景，总是未见其人，先闻一声咳嗽。

傍晚时分，我兄弟来了，提着两个毛巾礼盒，说是送客户的，自家人，多给我一个。他说晚饭吃过了，但我很想和他聊聊，诚恳地邀请他住下。没想到他爽快地答应了。

我们并排躺在一张床上，聊了差不多一个通宵。他思路开阔，似乎无所不通，也很健谈。我们谈到了经济学、文学、哲学、历史学、物理学和天文学，谈到了霍金的《时间简史》、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谈到了中日关系、中美关系、中朝关系、中韩关系、中俄关系、中欧关系、中非关系以及中澳、中加、中印关系，还谈到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的关系。很杂，但都是大事。我们挖空心思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以期给对方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在我身旁喃喃地诉说着，声音很低，却很清晰，像风一样从我的脖颈处钻进来，塞满了罐子。我说话的时候也不觉得因为头顶上有个共鸣腔而难以忍受。

我们聊到了美食。他问我喜欢吃什么，我说我喜欢湘菜。他说他也喜欢吃辣，剁椒鱼头是最爱，毛氏红烧肉也不错，另外，湖南钵子菜也很有名。他说他在湖南待过一段时间，那里招待客人时，客人的尊贵程度就体现在餐桌上钵子的数量，他吃到过八个钵子。

我的颈部沙沙作响，一张纸缓缓地爬出来。我伸手一摸，捏住了递给他看，他说是十元的钞票，缺一个角。我把它随手扔到了地上。

健身运动不是我所擅长，所以这个话题没有充分展开。我喜欢研究辛亥革命史，他表示愿意听听。我给他讲袁世凯对中国历史的贡献。讲完了，他问，袁世凯不是继承了李鸿章的遗产吗？说这话的时候，他用手触了一下痰盂，又摸了一下我的胳膊，像在娘胎中一样，像我自己触摸自己。

我说，现在我头上就戴着李鸿章的遗产。我跟他有缘，跟他的痰盂有缘。

其实我对我兄弟与家人失散后的生活经历更感兴趣，但他不愿意多说。他只说过得挺好的，后来才知道自己有个双胞胎兄弟，都在省内，他相信总有一天会与我见面，并不着急。

我的颈部又有东西爬出来了，这次摸出的是一张小点的钞票，估计是一元、五角或是一角的。他说是一张绿色的两角的，第四套人民币，八○版，量大的话可以收藏，随着时间推移会持续升值。我说，保险就算了吧，我可以考虑买一份，给我，给张慧，给小白，给我们八字还没一撇的孩子，明天谈，现在只想跟你叙旧。

他说，他在十一岁的时候落过水，在距离学校不远的一个池塘里，为了救同学，差点溺亡。他沉到水下，脚不着地，睁开眼睛，漆黑一片，把他吓得不轻。我有点高兴地碰了一下他的胸膛，像我自己触摸自己，像在娘胎中一样。我说，怎么和我一样，我也被水淹过，我有幽闭恐惧症。

我们甚至谈到了女人。他说，张慧人不错，看得出来她爱你，你要珍惜。我问他，你是否会算命？他没有回答我。他说他喜欢传统的女人，高冷一点也无所谓。他说了几个女明星的名字，林心如，刘亦菲，闫妮。我说，这样会暴露你的年龄。又问他，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大？他说，是的，我俩是双胞胎啊。我又问，你大还是我大？他说，我不知道，父亲没告诉我。

一晚上没怎么睡，从脖子那里抠出了一堆纸币，抠出来一张他就跟我說一个面额，都被我随手扔在了地上。

因为睡眠不足，早上醒来，我恍恍惚惚的。聊的那些话题太过驳杂，估计也记不住多少。以后要是回想起来，我们聊的大约主要是人生和理想。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说的都是人话。

他说他要走了。我知道不能挽留，就说，我下楼送送你吧。他没拒绝。

我领着他，或者他领着我，下了楼，拐了几个弯，来到小区中心的草坪那里。我们并排坐在长椅上。我用两手和双肩扛着李鸿章的痰盂，心里感恩般地说着真好，真好，谢谢您，我的兄弟，你能来我太高兴了，太知足了。父亲您好，谢谢您。大师您好，谢谢您。我感动得想哭。

兄弟碰了碰我的手，安慰我，平复我澎湃的心潮。我也伸出手去，回碰一下，表示我很好。

多少年了，我常常莫名地感到空虚与恐慌。其实我什么都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只是害怕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害怕孤独。孤独是无色无味不可名状的气体，它无孔不入。它很轻，挥之即去，有时候也很重，能把人压成一摊烂泥。我试图填满生命的空隙，越是努力，越是适得其反。为了业务，我陪无数男女朋友在KTV里嗨，唱歌时竟然会走神。

自从被这个罐子套牢，我反倒没怎么胡思乱想。开始我想的是怎么摆脱它；后来试着适应它，克服不便，与它和谐相处；再后来，我就觉得是我绑架了它，在控制它、利用它。现在我已经能够坦然处之了。如果总编让我今天去上班，我会毫不犹豫，我可以戴着痰盂如同戴着一顶礼帽，去会见客户。如果让我当着全市人民发表讲话，我也会不卑不亢，只是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我说了也没什么用。

说归说，我还得老老实实扛着它。

我苦笑着对兄弟说，你要走了，可惜我们连面儿都没见。

兄弟说，受罪受够了吧？我帮你把它摘了吧。

我说不好摘。

他说我试试。

我说那你就试试。

他说你闭上眼睛。

我说好，注意别弄坏了痰盂。

我刚说完，就觉得有人从背后伸手把住了痰盂，轻轻往后一抽，痰盂紧贴着我的下巴、两腮、鼻子、耳朵、额头，忽地一下子就飞了出去，与我彻底分离了，如同燃料助推器脱离火箭，如同着陆舱穿越大气层，如同过山车到了缓冲地带。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极其短暂的过程中，因为痰盂里面的空气突然变得稀薄，在内外空气压力差的作用下，发出嘭的一声闷响，就像是我们总编打开了一瓶红酒的橡木塞。

我一时听不见，也看不见。

我迫不及待地睁开眼，阳光刺目，有些眩晕。我赶紧用手捂住眼，低下头去。

慢慢地，我听到了小区的音乐声，听到了小区的喧闹声，听到了马达启动、车辆经过的噪声，听到了空气的尖叫。

我移开双手，左右一看，没看到我兄弟，回首一看，也没看到我兄弟，只看到一个身穿橘红色上衣的小女孩，欢蹦乱跳地向远处跑去，马尾辫飘扬在脑后。

一个古铜色的高脚痰盂躺在草坪上，我看清楚了，像一只尿桶。

有什么东西蹭我的腿脚，低头一看，原来是小白。

兄弟走了，我重见天日了。

我把李鸿章往里面吐过痰的痰盂拎起来，翻过来看了看底部，果然有一个四方戳记，上面有梅花篆字：乾隆年制。我把它放到长椅上，倾斜着，借着晨光探视它。里面空空如也，非常晦气的灰土的颜色，让人心生厌恶。我仔细观察着，发现内壁上用红漆写着几个小字，有些剥落，我分辨着，大概写的是：天津市搪瓷厂仿。

我给父亲打电话，向他报平安，并跟他说，城生走了。

父亲说，什么城生？

我说，昨天来看我的兄弟啊。

父亲说，你脑子也坏了吗？那是阿庆，我干儿子，我拜把子兄弟王康林的孩子，你的干兄弟，你不记得了吗？听说你出了事，非要开车来送我，顺便来见你一面，家里没处下脚，我们接着就走了。

我问他，我不是有个双胞胎兄弟吗，他大还是我大？

父亲说，怎么跟你妈一样神经了？你是独生子，没有双胞胎兄弟。不过说实话，倒是差点有一个弟弟或妹妹，怀了三个月就没了。这跟你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