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适与拓新:国产主旋律电影转型发展的历史审视(1987—2022年)

2023-07-07 04:57张霆
关键词:主旋律电影调适转型发展

摘 要:主旋律电影自1987年正式提出之后, 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大力倡导和扶持,继而在电影工作者的勤勉创作中迎来了一个发展热潮期,并形成了革命历史题材影片、领袖(伟人)传记影片、英模影片三类典型范式。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主旋律电影的社会影响和票房营收都呈现明显的衰减迹象。面对日益凸显的生存困境,主旋律电影在负重前行中开启了求新谋变的转型发展历程。2010年以来,主旋律电影积极进行创作上的自我调适和拓新,不断推出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的精品力作,赢得观众,占稳市场,进而在口碑和票房的“双赢”中,走上了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关键词:主旋律电影;转型发展;调适;拓新;历史审视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7535/j.issn.1671-1653.2023.02.010

Adaptation and Innovation: Historic Review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in Melody Movie in China (1987—2022)

ZHANG Ting

(School of Tourism and Media, 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74, China)

Abstract:Since formal proposal of the main melody movie in 1987, it has received strong advocacy and specific support from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and ushered in a boom period of development in the diligent creation of film workers, forming three typical paradigms: revolutionary historical films, biographical films of leaders (great men) and hero role model films. After the mid-1990s, both the social impact and the box office revenue of main melody movie showed obvious signs of decline. In the face of th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survival dilemma, the main melody movie started its own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eeking new changes while carrying heavy burdens. From 2010, the main melody movie has actively carried out creative self-adjustment and extension, industriously expanded and innovated its own paradigm, and constantly launched high-quality works that integrate ideological, artistic and aesthetic aspects, winning audiences, occupying a stable market, and then entering a new historical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DK]"win-win" of word-of-mouth and box office.

Keywords:main melody movi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adaptation; innovation; historic review

作為我国电影创作领域中一种重要的题材取向与价值定位,主旋律电影自1987年正式提出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前期的火热创作和公映中,一度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重要主体。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市场化改革在电影领域的深入推进,国产电影普遍向商业化、娱乐化的靠拢,国外进口分账大片的冲击、电视媒体的崛起以及录像与影碟等影像制品大量涌现产生了替代效应,国产主旋律电影在社会影响、票房营收上都呈现明显的衰减迹象。面对日渐被观映市场边缘化的态势,主旋律电影在经历过一段适应困境的调整期后,走上了求新谋变的转型发展之路。特别是2010年以来,国产主旋律电影通过有效吸纳商业类型电影的诸多成功做法,在探索自身的转型发展征程中,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具有“破局”性质的成就。从历史的维度看,国产主旋律电影在30多年的发展中经历了由“盛”到“弱”再到“变”的历程,充斥着诸多值得深入思考的时代症候、价值逻辑和文化因由。不过,这其中最根本的因素还在于主旋律电影能够主动顺应时代潮流,积极进行创作上的自我调适和拓新,努力拓展、创新自身范式,不断推出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的精品力作,进而赢得观众,占稳市场。面对今后电影产业全球化趋势加速、同业竞争更趋激烈、电影消费持续升级的新形势,主旋律电影有必要继续保持此种变革活力,进而在守正创新中走向高质量发展之路。

一、主旋律电影的提出及其典型范式的形成

“主旋律”原本是音乐创作领域的一个术语,指的是一部音乐作品或乐章的主要乐句或音型。“主旋律”一词被用于电影艺术领域缘于特定的时代契机。20世纪80年代中期,面对国内电影观众日益流失、电影发行放映收入严重滑坡、制片机构经营业绩亏损、生产难以为继的局面所带来的生存与发展焦虑,包括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在内的众多国营电影制片厂纷纷选择了以拍摄娱乐片的方式来拯救票房、兴业脱困。电影界就此掀起了娱乐片的创作热潮,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内电影文化和电影工业的转型[1](P32-34)。然而,由此造成的国产电影创作在题材选择与风格走向上发生的偏移以及部分娱乐片公映后产生的不良影响,也令部分电影人产生了思想认识上的困惑及意见分歧,甚至滋生了不满情绪。此种情况引起了主管部门的关注[2](P120)。在此背景下,1987 年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厂长会上提出,要采取有效措施繁荣“体现时代精神的现实题材、表现党和军队光辉业绩的革命历史题材”这两大题材的影片,强调二者是弘扬民族精神的“主旋律”作品。同年,时任国家电影事业管理局局长滕进贤向电影工作者提出了“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创作要求。由此,“主旋律电影”作为政府部门明确倡导的一种电影创作的价值取向与题材类型被正式赋名,并成为国内电影工作者的重要创作使命,引发社会极大关注。1989年电影《开国大典》成功上映,成为主旋律电影提出之后的标志性作品。此后,主旋律电影作为中国电影的特有类型,在主管部门的大力倡导、具体扶持以及电影工作者的勤勉创作中开启了火热发展的大幕。

一方面,主旋律电影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大力倡导和扶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党和政府开始大力倡导和扶持主旋律电影的创作与生产,并通过设立资助基金(如1988年建立摄制重大题材故事片的资助基金)、颁发奖项(“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影华表奖等)、提供发行放映的便利等多项措施为主旋律电影的摄制、生产提供支持。这种倡导和扶持对满足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宣教要求、维护和强化社会主流价值观都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在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强调文艺创作的社会责任和担当,相关主管部门除了在电影领域外,在其他文艺领域,如广播电视领域、戏剧领域、文学创作领域等,也同样推出了倡导和扶持主旋律作品生产和创作的政策安排和工作部署。由此,包括主旋律电影在内的主旋律文艺创作成为我国文化事业大发展进程中的一种重要精神提挈。1994年1月24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召开,会上将电影界提出的“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规范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3](P248)。同年12月27 日,在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诞辰100周年的座谈会上,“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被明确列为党的一项重要文化方针。诚然,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社会发展的主潮,也的确都需要有反映这一时代主潮的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旋律。“一切进步文艺,总是努力反映时代精神,鲜明地奏出时代的主旋律。”[4](4-7)随后,主旋律文艺创作实践成果的积累及其产生的社会反响,进一步强化了主管部门的政策支持力度。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明确将党的文艺方针表述为“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创作出更多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的优秀作品” 。这一方针指导并明确了我国文艺创作的发展走向。

另一方面,主旋律电影在电影工作者的勤勉创作中迎来了一个发展热潮期,并在具体创作实践中形成了革命历史题材影片、领袖(伟人)传记影片、英模影片三类典型范式。“早期源于1987 年被正式命名的‘主旋律电影,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弘扬主旋律、 ‘9550工程等创作进程中,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银幕主导,在政策倾斜、资金扶持等优势推动下,涌现出一系列重大革命历史、伟人及英模题材的重要电影。”[5](P93-96)其中,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以反映近代以来尤其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中国人民寻求国家自立、民族自强的革命斗争历史为主要内容,如《开国大典》(1989年)、《百色起义》(1989年)、《大决战》(《辽沈战役》《淮南战役》《平津战役》“三大战役”系列(上映时间分别为1990、1991、1992年)、《重庆谈判》(1993年)等;领袖传记影片,以塑造革命领袖人物形象为宗旨,凸显他们为民族独立和解放、国家振兴、人民幸福而无怨无悔地投身中国革命事业、建设新中国的伟大精神和高尚情操,如《毛泽东的故事》(1992)、《刘少奇的四十四天》(1992年)、《周恩来》(1992年)等;英模影片则主要以英雄模范人物和先进典型为原型,表现他们为了党和人民的事業,为了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克己奉公,鞠躬尽瘁,勤勉工作及甘于奉献的感人精神和事迹,如《焦裕禄》(1990年)、《蒋筑英》(1992年)等。尽管这期间,围绕怎样理解“主旋律”电影以及如何进行主旋律电影的创作,业界诸多资深人士和理论界的不少专家、学者,都表达了不尽相同的看法和主张,但并没有影响此间主旋律电影创作的活跃局面。“中国电影的多元性被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所主导,主旋律不仅作为一种口号,而且作为一种逻辑支配着中国电影的基本形象。”[6](P154)由此,主旋律电影与艺术电影、商业电影鼎足而立,共同构成了国产电影的三大板块,并基本主导了中国电影业此后多年的发展格局。在此过程中,围绕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和生产,聚集和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电影界的优秀人才。

作为一种文艺实践形态,主旋律电影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价值观传播诉求渗入电影艺术领域的产物。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主旋律电影充分发挥了其应有的精神引领、社会教化功能。比如,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放映与传播,在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民众的家国情怀、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青年人的国族认同及革命历史的体认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领袖传记影片与英模影片在丰富和扩展人民群众对革命领袖和英雄模范人物的了解、认知方面以及在弘扬时代精神、激励国民奋发进取等方面,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当然,主旋律电影的价值并不局限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层面。主旋律电影作为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文化日渐多元化背景下兴起的重要电影类型,同样具有不容忽略的文艺价值。不论是革命历史题材影片、领袖传记影片,还是英模影片,它们在叙事(历史叙事、战争叙事、人物叙事)、英雄人物形象塑造、场面调度与镜头语言运用等方面所做出的一系列探索,都有不容轻视的价值,“既丰富了国产电影品类,又拓展了国产电影美学形态”[7](P90),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贡献了独特价值。同时,主旋律电影的传播,对于广大观众了解特定时期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生活及相关典型人物、社会风貌,也有着重要的文化记忆价值。

二、国产主旋律电影在生存困境下的负重前行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精神文化领域中娱乐风潮的兴盛、大众通俗文化的走强、电视媒体的强势崛起以及录像片、影碟的风行所带来的替代与挤出效应,加上当时电影发行放映体制市场化改革所造成的“不适应”,使得内容相对严肃、宣教色彩浓郁、娱乐属性偏弱的主旋律电影因观众规模锐减、票房状况不佳而陷入了生存发展困境。与此同时,引进境外大片政策的启动所带来的市场挤压,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主旋律电影的生存发展压力。由此,我国主旋律电影开始了一段负重前行的艰难历程。

一方面,生存困境日益凸显。1994年中国电影市场的对外开放力度加大。同年1月,广电部、电影局授权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以下简称“中影”)每年以分账发行的形式引进10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和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影片”[8](P462)。同年11月,国内第一部以票房分账形式引进的好莱坞影片《亡命天涯》公映,受到观众的欢迎,并获得2 580万元的出色票房。美国好莱坞大片的引进及其创下的空前票房纪录,极大刺激了国内电影行业和电影市场。与此同时,“分账制大片”进入国内市场所带来的竞争压力,使中国电影界感受到了空前的危机。“应该说,这些‘进口大片,除经济收入和推动中国电影业进一步改革外,对观众审美趣味有很大改变与影响,甚至成为一种观众观看电影的文化标准”[9](P423)。面对制作精良、以美国主流文化和价值观为精神内核的好莱坞大片对中国电影市场的挤占及其所产生的巨大传播效应,主旋律电影被主管部门寄寓了振兴国产电影的殷殷期待。在此背景下,1996年3月在湖南长沙召开的全国电影工作会议做出实施电影“9550”工程的决定,即在国家“九五”期间,每年拍摄出10部优秀电影作品,5年拍摄50部,并且重点扶植“主旋律”大片的制作[10](P62)。在国家的政策倡导和资金支持下,国内电影界创作和生产“主旋律”精品的探索之路渐次铺开。在此背景下,《七七事变》(1995年)、《大进军》(1996)、《大转折》(1997年)、《青年刘伯承》(1996年)、《毛泽东与斯诺》(2000年)等主旋律影片相继推出,以其匠心制作回应了主管部门的意识形态询唤,也收获了不少观众的掌声。与此同时,一些电影人还尝试以突破陈规的全新叙事手法以及邀约当红明星出演等商业电影的做法对主旋律电影进行题材拓展和审美赋新,以期适应新形势下人们的观影需求,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冯小宁的《红河谷》(1996年)、叶大鹰的《红樱桃》(1996年)、《红色恋人》(1998年)等“红色系列”,谢晋的《鸦片战争》(1997年)等历史战争片以及《生死抉择》(2000年)、《紧急迫降》(2000年)等当代生活影片,将人性抒写与人文审视有机融合,融思想表达于动人故事之中,在主旋律电影的题材选取、主题建构和审美表现等诸多层面,多有拓展、创新与丰富。不过,尽管“9550”工程在推动国产主旋律电影面向市场、直面同业竞争以及助力中国电影探索转型出路方面功不可没,但这一时期所出品的主旋律电影无论是市场效应还是社会反响方面都远未达到预期效果。与同时期在国内上映的好莱坞大片,如《泰坦尼克号》和《拯救大兵瑞恩》(1998年4月和11月先后在中国内地上映)等相比,不论是观影人次规模还是票房收入都有较大的差距。“不可否认,主旋律影视剧走过弯路,在低潮期包括影视人都回避谈‘主旋律话题,这对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是极不正常的。”[11](P33)可以说,无论是在社会口碑还是票房营收方面,此阶段主旋律电影的处境都比较艰难。

另一方面,在负重前行中转型发展。2000—2010年,伴随电影体制改革、市场化的深入推进以及院线建设的全面铺开,中国电影创作上的商业化取向日益凸显。2002年,以张艺谋执导的首部商业大片《英雄》为发端,拉开了内地电影向类型化创作转型、迈进商业大片时代的帷幕。随后,《十面埋伏》(2004)、《无极》(2005)、《满城尽带黄金甲》(2006)、《夜宴》(2006)、《赤壁》(2008)等古装商业大片接续涌入市场。伴随着这股商业大片浪潮,主旋律电影尽管仍然在坚持拍摄,但窘迫的生存困境和不断凸显的发展焦虑,使其创作的聚焦重心发生明显位移。这时期的主旋律电影创作在注重思想性的同时,日益呈现出题材的多样化和审美风格的平实化趋向,尝试转型为时下市场观众喜欢的主流电影。由此,涌现出《张思德》(2004)、《太行山上》(2005)、《集结号》(2007)、《铁人》(2009)、《国歌》(2009)、《建国大业》(2009)等一批以平实的视角展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当代生活,强调人性抒写,更加重视可看性和观赏效果的主旋律电影。这些国产主旋律影片无论是在内容呈现、主题表达、人物塑造上,还是在叙事方式、审美风格、影像造型上,都有意识地借鉴和运用了中外优秀商业类型电影在创作技法、表现手法、制片运作、营销发行等方面的成熟做法和经验,因而在兼顾价值传播、艺术创新和市场效应等方面,展现出了可喜的新气象。

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以后,面对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生存空间遭受进一步挤压的格局,国产主旋律电影主动向商业电影靠拢,积极吸收商业类型电影的有益创作元素,适度提升娱乐性、观赏性,藉以有效争取观众与赢得票房,无疑是一种正视“电影是艺术也是商品”并努力顺应当下市场法则的表现,是应对外围形势变化的一种自我调适。当然,这在某种意义上未尝不是国产主旋律电影在“下行”触底之后为谋求生存与发展而不得不面向市场放手搏击、努力拓新,从而转型变革的明智选择。

三、竞争加剧与消费升级背景下国产主旋律电影的拓新

在经历了多年的观念认识上的演进与不懈的实践探索之后,国内电影人已明确意识到“适应市场,采用艺术的良规,加以发挥,择取多元化的电影资源,融合新机,是‘主旋律影片创作寻求突破与转型、当代电影寻求良性发展的一种道路与选择”[12](P303)。由此,主旋律电影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期间(2011—2020年)迎来了变革拓新、复归市场主流电影乃至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首先,将转型发展的压力转化为动力。经过2000—2010年的发展积累,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贸易市场也继续优化。2010年中国电影票房总量首次突破100亿元,极大提振了中国电影人对国产电影业发展的信心。不过,面对中国文化产品在对外交往中长期处于“逆差”的境地,国产电影“迎战”海外竞争对手的担子着实不轻。2012年2月18日,中美两国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达成协议——《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根据协议,中方将在原来每年引进20部美国电影的基础上,增加14部3D或IMAX电影。同时,美方票房分帐的份额由原来的13%提升至25%。另外,还包括扩大进口批片的数量。由此,国产电影与进口影片特别是美国好莱坞大片正面交锋的竞争,上升到一个新层级。与此同时,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稳步提升,广大民众对电影的消费需求也在升级。在影片供给数量不断增加之际,如2010年国产电影故事片数量已达526部,2012年上升到745部,2016年为772部,2017年达798部,2018年达902部,2019年为850部[13](P72),观众要求看“好看”的电影和看有质量的电影的愿望及其日渐挑剔的审美品味,对包括主旋律电影在内的整个国产电影构成了较大的现实催迫。“现在,电影艺术的价值判断常被趣味判断所取代。‘我不喜欢这部电影,正成为‘这是一部坏电影的代名词。”[14](P26)域内外电影竞争的日趋激烈、电影观众审美需求的不断升级,构成了强大的外部压力,使得国产主旋律电影寻求转型与变革的愿望愈加迫切。为积极应对此种局面,适应新的形势要求,一些主旋律电影创作人员主动摒弃了过去对于“主旋律”的狭窄和片面的认识,努力使主旋律电影向着更具普泛性的主流价值观电影拓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主旋律电影生产力的解放。自此,主旋律电影在题材表现范围、艺术手法和人物塑造上变得更加灵活多样。特别是对商业元素的适当发掘与有效运用,使得不少主旋律电影在创作手法与艺术表现上出现了与商业片合理相融、有机缝合,进而构建新的电影范式的趋势。

其次,明确了调适与变革的主要方向。作为对此前《集结号》(2007年上映)等大片将主流意识形态与商业元素相结合,探索主旋律电影在市场化语境下的新范式的有力“承接”,2010年上映的《唐山大地震》力求“突出主流意识,追求一流制作”,将价值观表达有机融入感人故事的讲述之中,建构了主流类型大片新范式,获得了口碑与票房的双赢,显示了商业电影主旋律化的新动向。接着,香港导演徐克于2014年推出了重拍性质的红色经典影片《智取威虎山》,该片运用类型电影的手法对红色经典进行了创造性改造,使主流价值观的表达巧妙融入商业化运作的视听观赏艺术之中,成为当年市场与口碑双赢的佳作。在2014年10月15日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15]。这一要求对于确立主旋律电影拓新发展的方向,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016年9月,根据中国船员金三角遇害真实事件改编的警匪动作电影《湄公河行动》在国内上映,取得票房与口碑“双赢”,不仅票房大卖,而且荣获了包括中国电影金鸡奖在内的多个重要奖项。该片的成功可谓为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类型电影的结合提供了新样本。民间叙事视角的引入、英雄人物塑造的平民化格调、故事悬念的绵密设计、主观镜头与特效场景的大胆运用,无疑都使得这部电影向人们标举了主旋律电影开拓内容表现领域、创新表现手法、强化娱情效果、重视观影体验,实现拓新发展的方向。上述一系列影片的成功,告诉人们:不论是革命历史题材,还是现实生活题材,都可以传播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也都可以创作出优秀的主旋律电影。因此,无论中国电影格局出现何种变化,善于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适应时代变化,讲好中国故事,唱响主旋律,努力推出兼具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电影精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从而建构自信而开放的国产电影美学品类,为中国电影跻身世界電影之林贡献自身价值,始终都应该是国产主旋律电影的自觉选择。

再次,迎来了拓新发展的高光时刻。2017年7月,主旋律商业大片《战狼Ⅱ》在国内上映,并掀起热映风暴,最终以56.8亿元的高票房完美收官,引发社会舆论强烈关注。2018年1月,由林超贤导演的《红海行动》上映,凭借优异口碑成为当年春节档电影票房最大“黑马”,获得36.48亿元票房,并囊括了多项大奖。之后,将商业类型电影主旋律化,或在主旋律电影中有机融入商业类型电影的元素,成为国产电影创作中的两种典型趋向。这两种趋向本质上都是在探寻中国电影“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的切实可行的操作手法。而以《湄公河行动》《战狼Ⅱ》为代表的主旋律电影,通过在题材挖掘和艺术表现上积极拓新、谋变,“呈现出了不输于好莱坞商业电影的视觉效果,获得了国家、创作者和观众的认同,让人们看到了‘主旋律电影在选题和表现形式上更多的可能。”[16](P223)可以看出,主旋律電影完全可以与商业类型电影有机融合,借用类型片的成熟艺术手法、营销模式和国际前沿的电影工业技术,打造视听奇观,赢得广大观众认可,从而创造出属于自身的新范式。

2019年,时逢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华诞。这一年国庆期间国内各大院线集中上映了《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中国机长》三部主旋律影片。这三部电影都聚焦时代大潮中的平凡英雄,采用平视的叙述视角、写实性的摄制手法和人文化的主题建构,展现普通人的不凡之处,建构了国人可贵、可敬又可亲的银幕新形象,再次实现了对主旋律的创新性表达。祖国生日的特定氛围和致敬英雄、感受真挚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缅怀共和国那些值得永远铭记的感人瞬间的观影心理,共同促进了国内观众对三部主旋律电影的观映热潮。三部影片均赢得了良好口碑和票房,票房收入合计57.79亿元,创下了国庆档票房的历史新记录,成就了国产主旋律电影的高光时刻。2020年延续了2019年的发展态势,上映的《金刚川》《我和我的家乡》《夺冠》《一点就到家》《紧急救援》等主旋律影片,斩获100多亿元的票房。2021年国庆节期间上映的战争题材主旋律大片《长津湖》,更是创下了单片57.94亿元的票房最高纪录,成为中国影史新的票房冠军。2022年国庆期间上映的主旋律影片《万里归途》,同样表现不俗,在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票房也有10多亿元。

近年来,主旋律电影在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有利形势下,为中国电影积极应对全球电影竞争和域外文化产品的冲击,积极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助力社会和谐发展,发挥了较好的引领和促进作用。“一方面主旋律借助类型化、商业化和娱乐化的表达方式更好地宣传了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电影工业借助政治的巨大力量在中国实现了超额的商业利润。”

[17](P111)受国内电影市场不可逆转的商业化、娱乐化、底层化发展趋势的影响,主旋律电影已经不再固守传统的创作思路、表现手法与美学风格,而是大胆地在拓展题材范畴、丰富故事内容、创新艺术表现、提升制作水准和观影体验、贴切底层民众审美心理上迈出坚实步伐,不断创作和生产出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形态多样的优秀作品,进而凭借自身的特殊价值和特色魅力赢得观众和进占市场。“多样态、多类型的商业元素以新的影像构建与故事模式源源不断地出现在主旋律电影里,包揽票房,赢得观众。这是影片适应市场、迎合观众娱乐心理的结果。”[18](P186)的确,这在诸如《湄公河行动》《战狼Ⅱ》《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长津湖》等取得了口碑和票房“双赢”的一系列影片对主旋律电影的范式拓展和创新中,可以非常清晰地感受到。某种意义上说,这应该是国产主旋律电影面对新形势新征程顺利实现自身转型、变身成为新主流电影、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四、结语

“主旋律”电影自专门提出以来,逐渐在具体的创作和生产实践中形成了区别于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的内容特质和美学风格。每到重大节日或历史事件纪念日,通常都会有一批以表现革命救亡、寻求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以及爱国、敬业、奋斗、奉献等主题的主旋律电影的诞生,如《巍巍昆仑》《开国大典》《我的1919》《建国大业》《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金刚川》《长津湖》等等。这些主旋律电影在向人们真切呈现革命历史、传递炽烈的家国情怀、弘扬时代精神方面均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在守正创新中为中国电影事业的持续、稳健发展注入了强劲活力。诚然,由于种种原因,在既往的创作中,国产主旋律电影确实存在诸如主题概念化,情节模式化,叙事简单化,人物塑造脸谱化、观赏性不强等诸多症结。同时,选题与取材上的自我设限也使得主旋律电影与时代的审美风尚、民众的审美趣味日渐拉开距离。因而,在一段时间里在一些普通观众心目中,“主旋律”电影几乎成了“不好看”“枯燥乏味”“假大空”影片的代名词。好在这些问题现已被电影人正确认识,并已经着手进行改善。近年来,一批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既有教育意义,亦具观赏价值的主旋律电影的出现,就是明证。从上述对国产主旋律电影多年来发展历程的审视中不难看出:坚定文化自信,保持电影创作的初心,在调适与拓新中,努力推出精品力作,不断推进自身向前发展,无疑是我国主旋律电影30多年发展进程中的主导格调。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这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指引了前进方向。面对新的历史坐标,国产主旋律电影应当继续保持自己一贯的进取姿态,在坚持守正创新中不断开拓新题材,容纳新内容,撷取新手法,塑造新人物,创作新精品,与市场主流观众结缘,进占主流电影行列,不断拓展生存与发展空间,进而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引领中国电影走向大发展大繁荣,助力中国早日实现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的历史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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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21031

基金项目:2018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8YBYS157);2021年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21SKGH091);重庆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2年度一般课题(K22YG207155);重庆交通大学2022年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203037)

作者简介:张霆(1973-),男,湖北荆州人,重庆交通大学旅游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影视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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