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罕·帕慕克：我是他人故我在

孟依依

图/Adam Nade

略带粉色的瘟疫小说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认为世界上已经有三本足够优秀的瘟疫小说了，它们依次是丹尼尔·笛福的《瘟疫年纪事》、亚历山德罗·曼佐尼的《约婚夫妇》和阿尔贝·加缪的《鼠疫》。它们的共同点之一在于，作家从未经历瘟疫或流行病，却都写出了伟大的瘟疫小说。帕慕克想，我是不是可以成为第四个？

为此他40年前早早动身。1983年，31岁的帕慕克在第二部小说《寂静的房子》里构思了一条支线，历史学副教授法鲁克郁郁不得志，沉迷酒精。夏日重访祖母，他顺道去县档案馆查找关于瘟疫的历史资料，找到的却是一些琐碎的生活记录、邻里纠纷、诉讼、贸易、土地税务。法鲁克开始思考历史与小说的关联，一次午后散步时妹妹问他要去哪里，他脱口而出：“瘟疫之夜和天堂之昼。”紧接着，1985年，帕慕克在第三部小说《白色城堡》中花小篇幅再提瘟疫，并且让来自威尼斯的学者“我”和土耳其占星师霍加——两位主角隐喻了东西方文明，他们外表酷似，最后甚至互换身份——共同抵御了它。

这两本小说前者被翻译成法文在欧洲出版，后者则获得美国外国小说独立奖，为帕慕克赢得了国际声誉。在长期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文学中，他被视为一颗东方的新星。

2016年，距帕慕克获诺贝尔文学奖已过去10年，64岁的他开始了第三次尝试。在名为《瘟疫之夜》的新小说里，帕慕克采用女性视角，事无巨细、略带诙谐地描述了一场1901年发生在奥斯曼帝国小岛上的腺鼠疫，瘟疫中的小岛逐渐与外界切断联系，在混乱中诞生了一个新兴民族国家。

他漫长的五年写作进行到第四年时，世界忽然进入新冠大流行时期。帕慕克在写一本关于瘟疫的书——这件事原本被朋友们取笑为过时和无人问津，“现在谁会去看一本关于鼠疫的小说啊。”朋友们说—— 一下子变成了热门新闻，尤其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名为《“瘟疫小说”教会了我们什么？》的帕慕克新随笔后，全世界都知道了，一位诺奖作家正在写一本与全世界灾难有关的小说。

大家都说他很幸运，“是的，也不是。”2023年4月中旬的视频采访中帕慕克对我说。他的一头棕发已经花白，但仍然反应敏捷，谈兴甚浓。伊斯坦布尔阳光很好，因此向光的镜头里产生一大片光晕，光晕之外，就是满墙满桌的书、笔记本、档案袋。

40年来关于瘟疫的思考、为写小说所阅读的退休奥斯曼帝国总督回忆录、殖民时期孟买和上海的英国医生报告都变得恰逢其时，他的邮箱里躺满了出版商发来的邮件，催促他赶快完成手头的小说。可是这多少显得投机了不是吗？以及，“作为一个从未经历过瘟疫的作家创造一本伟大的瘟疫小说”这件事不就无论如何都无法实现了吗？

2020年，帕慕克把正在写作的小说推翻了80%。96岁的姑妈染疫离世后，他意识到自己也68岁了，处在一种神秘病毒的威胁之下，瘟疫带给他的恐惧，他将带给笔下每一个人；同时他删掉了很多经过研究才写出来的隔离、封控段落，因为读小说的人都会知道它们是怎么回事。

最终，他希望小说在这样一种氛围中进行：我们既在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尾声，又在充满不确定的21世纪；既漂浮在东地中海小岛，又定居在世界各地。

写到这个年纪，帕慕克一边不得不面对衰退的记忆力和精力——他发现自己写的已经跟不上自己想的了，一边仍每天待在公寓里写他的长篇小说。他热衷写大部头，《杰夫代特先生》近700页，《我的名字叫红》500页，《纯真博物馆》近600页，《我脑袋里的怪东西》500余页，《瘟疫之夜》600页，四十多年来坐在书桌前，充满野心地、书写狂般地每天写上十多个小时。

不仅写，还要画。22岁以前帕慕克想成为画家，为了写作中断30年，又偶然重拾。结果这回越画越多，形成了一张《瘟疫之夜》中虚构的岛屿明格尔岛的真实地图，岛屿所处的位置、形状、城市片区一一罗列其上。众多人物轮番登场，又匆匆离开，唯独岛屿越发清晰可见。

读者、评论家们很早就发现了帕慕克小说中的奥秘：城市是真正的主角，以前是他的故乡伊斯坦布尔，这次是明格尔岛。用作中译本封面的岛屿局部图还描绘了晚霞、大理石民居、轮船和火焰，整个画面笼罩在一片粉红中。

“为什么明格尔岛是粉色的呢？”

“也没有那么粉色，应該说是略带粉色的。”帕慕克笑，“我希望我的故事——非常现实、戏剧性的，充满了死亡、威权主义、政治、酷刑、监狱、禁闭，非常残酷的世界——带点童话色彩，一点点甜蜜。”

他不是想写一本让人害怕的小说，而是不知何故想创造一个甜蜜的天堂般的岛屿，让人想要永远生活在那里。

2021年，《瘟疫之夜》问世，很快被翻译成36种语言。

《纽约客》刊登了评论家詹姆斯·伍德的文章，称赞帕慕克对虚构岛屿的痴迷使它像记忆宫殿一样闪闪发光，其效果令人眩晕，既有飘忽的后现代感，又有坚实的现实主义效果。“整部小说给人一种轻微的陶醉感。”詹姆斯·伍德写道。但也有评论家批评帕慕克的女性视角不过是种摆设，或者像小说家孔亚雷那样直言：如果不是帕慕克，谁会听你啰啰嗦嗦讲这些。

2022年底，在北京，译者宗笑飞感染新冠，也是那时候她开始阅读《瘟疫之夜》。好几次她不得不停下来，因为共鸣而情绪激动。这种共鸣有时候是悲伤，更多时候是发现，原来人类在面对瘟疫时的感受、处理难题的方式甚至最后接受灾难的过程都是相似的。

我们是相似的。如果不是相信这个，帕慕克就不会成为一个小说家。

“别担心，我不会进监狱的”

不过你们知道的，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这个。

《瘟疫之夜》出版的次月，土耳其伊兹密尔省的律师乌鲁克向省首席检察官办公室提出申请，控告帕慕克在小说中侮辱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嘲笑土耳其国旗，借此煽动“仇恨及敌意”。律师乌鲁克旧事重提，一并列举了帕慕克2005年发表的关于“亚美尼亚大屠杀”的言论。

小说中，明格尔岛在控制瘟疫蔓延的过程中发生政变，一场枪战之后，侍卫卡米尔在阳台摇动玫瑰旗帜，昭示着腐朽的奥斯曼帝国中诞生出明格尔共和国。一个在瘟疫之夜诞生的民族国家，匆忙地组建政府、命名街道、推举女王又将其流放。

“但发展过程中，民族主义开始清洗旧世界，不仅仅是清洗旧词语，也开始清洗那些不想说新语言的人。我在书中说，反对帝国的民族主义是一件好事。但一旦它掌权，肯定是件坏事，因为它压迫了少数人。”帕慕克说，“这些也是我在土耳其的所见所闻。”

现实中，土耳其共和国在奥斯曼帝国的溃败中诞生，百年来摇摆在传统和现代之间。2023年5月29日，大选结束，埃尔多安及其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再次赢得选举。埃尔多安在他执政的20年里结束了土耳其党派林立而冲突频发的局面，带来经济繁荣，但也慢慢呈现出威权化——控制军队和司法体系、加强媒体监管、压制反对声音等。2016年7月土耳其曾发生军事政变，政变未遂，政府逮捕了军人，关闭了超过160家媒体和出版社，超过120位记者和媒体工作者被判入狱，是当时世界上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

政府的威权化，正是2016年帕慕克决定写《瘟疫之夜》的主要原因之一。

帕慕克家两个男孩，比奥尔罕·帕慕克年长18个月并经常比他出色的哥哥谢夫凯特·帕穆克如今在土耳其海峡大学担任经济学与经济史教授，2019年他与人合著出版《民主与威权之间的土耳其》一书，这样分析土耳其的威权化：世俗与伊斯兰主义精英之间长期相互不信任助长了对权力的渴望，威权主义最初只是伊斯兰主义正发党的一种自卫手段，而在其执政地位稳固后则主动转向威权以获取更多权力。

通过讽刺小说与此斗争，则是弟弟奥尔罕·帕慕克的方式。“我想写一部现实主义又寓言式的小说来处理这个问题，想探索这个系统，探索为什么威权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在土耳其的政治暴力、白色恐怖更加频繁的20世纪70年代，帕慕克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写一个又一个充满寓言、含混和沉默的故事。

谋杀是帕慕克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要素，《瘟疫之夜》中也有，在现实中虚构孤岛，皇家药剂师被杀，引发谜团、谣言及推理。但和流行于西方的福尔摩斯系列不同，发生在土耳其的谋杀往往不是精巧的密谋，而是一种粗糙的毫无智慧可言的暴力。

那么明格尔岛就是一个密室，“谋杀的责任将会指向发生案件的房主、所有居住在那里的各色人等，以及足以听见死人惊叫的邻居”；密室是个讽喻，“当我们缺乏可能帮助我们理解自己历史的最基本的法则时，我们只能通过讽喻来与历史联系。”

察觉到帕慕克小说中政治色彩的记者常常向他提问——帕慕克先生，这一切都在你身上发生过吗？

麻烦来了。他惹过最大的一次麻烦，就是2005年的“亚美尼亚大屠杀”言论。《雪》出版之后，帕慕克在当年2月接受瑞士周刊《杂志》采访时说：“3万库尔德人和100万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被杀害。”这与土耳其官方立场相左。同年6月，土耳其颁布新刑法，其中的301条设定了“侮辱土耳其国格”罪。五位反恐官兵的烈属在律师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凯末尔·克林西兹带领下，援引该条款，集體将帕慕克告上法庭。帕慕克的小说遭到焚烧，他必须穿过拥挤的愤怒人群出席审判，还有13个人策划谋杀他。很长一段时间里，帕慕克不得不雇佣贴身保镖，他家楼下也经常停着警车。

出版社编辑提前告诉我，帕慕克不喜欢被问到政治、全球化之类的话题，结果我还是不可免俗地问：“在一个逐渐威权化的国家里写讽刺小说这件事是否危险？”

“别担心，我不会进监狱的。如果那样实在太愚蠢和无聊了。”帕慕克变得严肃起来，他并不是不害怕，也试图以更谨慎的方式说出他想说的话，他的身边仍然跟着保镖。但有时候他会想，他都已经71岁了，在自己生气的时候，为什么不说出来。

在他的上一本小说《红发女人》（2016）出版时他就知道，只谈文学不谈政治已经不可能了。如果发表言论的自由受限，他还有小说。帕慕克说：“我可以在小说里说出一切。”

德国法学家和政治思想家卡尔·施密特说政治就是区分敌我，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与政治背道而驰。后者区分你我，前者则是通过想象他人来体会我们何其相似。

2020年2月12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帕慕克在他的纯真博物馆。图/视觉中国

很多人不相信我们对他人的想象力，但帕慕克还是不断地写，写他曾经热闹的大家族、中产阶级朋友、奥斯曼帝国宫廷画匠、流亡异乡的诗人、卖钵扎的移民小贩、秘密情人、红发女人等等，写他们在经历什么，他们在想什么。

他格外热衷写爱情故事。这是帕慕克每本小说都会出场的叙事线，虽然它被解读为超出世俗浪漫感情的宗教、文化隐喻，或被不少评论家诟病为媚俗。帕慕克乐此不疲，将爱视作人类最普遍的共情基础，甚至想把它写得越来越大。

“爱情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没有爱情或与爱情相关情感的小说将有所缺失。”他坚信这点，“因为爱是所有人类的基本感觉，它是最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我得说，爱很重要，却不总是甜蜜。它是一种破坏性的艺术，一种戏剧性的、痛苦的感觉，是一场关于虚荣心的棋局，或者说是一场关于展示而不给予、给予而不相信、相信而不身处其中的棋局。我可是个嫉妒专家。他们在瑞典给我颁诺贝尔奖时，一位评审团成员对我说，你是嫉妒专家，帕慕克先生，不仅妒忌爱情，还妒忌手足、妒忌事业、妒忌友人。这种嫉妒心让我很感兴趣。”

“这些都非常有趣，不过在《瘟疫之夜》中似乎没有太多关于爱情的故事，更多的是历史、政治……”我说。

“是的。但帕克泽公主和她的医生丈夫有爱情故事，我尽了最大努力来描绘他们是一对理想的、超级幸福的夫妻，对待彼此很好，贵族化，优雅。我写啊写啊，在他们的爱情中几乎没有麻烦。但我们只爱不幸的爱情故事，由于这不是一个痛苦糟糕的爱情故事，所以你不会记得它。”他又换了一种玩笑的语气，“我在伊斯坦布尔哭了。好啦我开玩笑的。”

这是帕慕克第一次写出幸福的爱情故事。《寂静的房子》里祖父母闹了一辈子别扭，《黑书》里妻子忽然失踪，《我的名字叫红》里苦等12年的婚姻充满纠葛，《纯真博物馆》中爱人驾车身亡。而在《瘟疫之夜》通篇对民族主义的讽刺、对瘟疫的玩笑中，崇尚西方现代医学的医生努里和奥斯曼帝国公主帕克泽一生美满富足。

爱情故事中蕴含着追求个人幸福的努力。“这一主张或许不够深邃、惊人，但在一个政治化的民族与年代里，它有着一定的发人深省的反思意义。”学者张虎曾在《奥尔罕·帕慕克研究》中写道。

开始写《瘟疫之夜》后不久，帕慕克在丹麦路易斯安那现代艺术博物馆接受采访，被问到：“那么文化是否可以达到某種政治无法染指的境地？我们是否应该多读读彼此的书？”

帕慕克笑起来。

天真的和感伤的伊斯坦布尔小说家

1952年，奥尔罕·帕慕克出生时，奥斯曼帝国已解体30年，他的故乡伊斯坦布尔是一座余烬中的城市。

在富人区尼尚塔石边缘的五层楼公寓里，住着帕慕克大家族。公寓像个博物馆，陈列着西方生活，水晶灯、从美国寄来的照片、从未有人弹奏的钢琴。小奥尔罕住在四楼，他的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在看到，从餐桌举止到性道德，所有日常习惯持续被批判和改变，因为“欧洲人是那么做的”。收音机里反复这样说，他的母亲也这样说。

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街头看孩子们玩游戏。图/视觉中国

那时土耳其的西化改革如火如荼，政教分离、改用欧式法律和司法体系、禁绝菲斯帽等传统宗教服饰、以土耳其字母替代波斯-阿拉伯字母系统等等。被评为土耳其顶级私立高中的学校是一所美国人办的学校——罗伯特学院，帕慕克在那里读完了高中。

即便如此，他二十多岁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小说时，仍难想象书中那些物品、衣着和氛围。伊斯坦布尔离西方还是太远了，即使在地理上它们只是隔着一个博斯普鲁斯海峡。

“我20岁的时候想成为一名画家，所以经常出去拍照和绘画。伊斯坦布尔到处都是木屋，我的故乡就是一个困顿、老旧、颓丧、贫困的木屋片区。我觉得贫穷是我们的命运。”帕慕克试图探索这些画面给他的强烈感受是什么，“是‘呼愁，一种土耳其式的忧郁。并由此诞生出一种听天由命的生活哲学，别冒险，在生活中要谦虚谨慎，不要成为资本家或野心勃勃的人。”

在自传体文集《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帕慕克用对称结构，夹叙夹议地描述了伊斯坦布尔的两面：璀璨的与贫穷的。他看到伊斯坦布尔的作家们，一只眼睛时刻关心着他们在意的西方作家如何描述土耳其，一只眼睛紧张着，一旦出现“太过分”的描述（比如纪德在《日记》中直言不讳对伊斯坦布尔的厌恶），他们就会倍感伤心。他们无法与自己的过去为伍，又不被渴慕的文化接纳。因此陷入自我的身份危机中，显得不安、惶惑而不知所措。

像游魂一样，“来回摆荡，时而由内、时而由外看城内，感觉好比在街头漫游，陷入一连串模糊矛盾的想法中，不完全属于这个地方，却也不完全是异乡人。这正是伊斯坦布尔人一百五十年来的感受。”这种感受日后反复出现在他的小说中。

年轻的帕慕克想要抛弃伊斯坦布尔，抛弃土耳其，他想用写作来远离伊斯坦布尔，“踏上西方之旅”。有时候他相信自己是个半死之人，或者说半个幽灵，只有文学才可以拯救他。这也部分应验了母亲对他写作的反对：他太年轻不足以书写人生，以及如果他成为作家，那很大可能只能过潦倒的生活。

在写作的头15年里，帕慕克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伊斯坦布尔作家。他的自觉性来自外部的冲击。

1985年，帕慕克受邀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那时他仍是一位激进的西化主义者，“主张摒弃土耳其的古典文化”。但在卷帙浩繁的图书馆和巨大的文化资源面前，他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我的身份是什么？

那时他刚写完《白色城堡》不久，书中的霍加有一天发出疑问：“为什么我是现在这样的我？”这个发问包含着对自我的厌弃、不甘和迷惘，在那一刻也变成了作家对自我身份的疑问。

那段时间帕慕克每天都泡在学校图书馆顶层的房间里写作，还没戒烟，所以房间里总是烟雾缭绕。他大量阅读土耳其古典文学，并在《黑书》中借虚构的专栏作家耶拉之手重新书写它们：流行于街頭的诗歌、《玛斯纳维》、《列王纪》、《一千零一夜》……《黑书》似乎变成了一本永远也写不完的书，长时间孤独的写作让帕慕克感觉“自己就像是逡巡摇摆于寻求深层的自我价值和毫无目标的肤浅游戏，以及渴望写出伟大作品带来的朦胧感等这些矛盾之间”。

与此同时，在土耳其国内帕慕克已经是一个颇有名气的小说家。只是在土耳其，人们阅读伟大文学不是为了快乐，而是为了有用。这让帕慕克感到痛苦。

2008年，帕慕克获诺奖两年后，哈佛大学教授霍米·巴巴打电话给他，问他是否愿意到哈佛大学做诺顿讲座。也正是在那里，帕慕克讲到他对美国作家的嫉妒和偏见——他们知道自己和读者属于同一阶级，他们可以为了满足自我而写作，理直气壮地大谈文学。“他们写作时的自信和轻松——简言之，就是他们的天真。”而他因为小说参加座谈、活动，不停被问问题时，很多次他都发现，对话永远离不开土耳其，离不开灰烬中的伊斯坦布尔。好像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文学都只是一个借口罢了。

“在土耳其共和国初期，也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创作都围绕独立战争，讲凯末尔或类似的人和事，以及战争给人们带来的伤害。四五十年代出现了一股乡村小说的潮流。到了六七十年代，文学一方面集中描写土耳其东南部地区的陋习，比如血仇，另一方面就脱离了现实，追求乌托邦式的、理想化的社会，因为整个六七十年代土耳其社会太动荡了。”中国留学生沈志兴作为早期公派出国的学生之一，在土耳其的安卡拉大学念土耳其语言文学专业，也是后来第一个翻译帕慕克作品的中文译者。直到他着手翻译《我的名字叫红》，他感受到帕慕克的实验性，和以往的作家不同，这本历史小说中有极其细密扎实的关于绘画的描写，有着侦探小说的影子，但在前一章节留下线索，又在后一章节完全抹去。

2019年，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帕慕克将他从家中阳台拍摄的照片整理展出 图/视觉中国

帕慕克获诺奖前夕，世纪文景一口气购入7部帕慕克小说的版权。更之前，孔亚雷已经知道有这样一个作家，“不光有广泛的读者，而且获得评论家的好评，还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作家。”这样的非西方作家屈指可数。可是等他读完《我的名字叫红》，说不上喜欢，也不是不喜欢。再读《纯真博物馆》《我脑袋里的怪东西》等等，发现这些小说形成了一个“帕慕克宇宙”。

“我的一个好朋友卫西谛特别喜欢洪尚秀（韩国导演），开始我一点都不喜欢，但我现在是个彻底的洪尚秀迷了。他拍得好不好都不重要，那就是洪尚秀的一部分，是洪尚秀宇宙的一部分。帕慕克也给人类似的感受。”孔亚雷说，“他几乎没有工作过，脱离底层的柴米油盐的生活，但是他把自己最大的缺点变成了最大的优点。只有一个如此纯真的人才会如此热爱细节。他给每一个地方取名字，那些教堂、哪棵树在什么位置，充满快感地在描述，甚至有时候你会觉得他纯粹是为了满足自己游戏的心态。”

虽然《瘟疫之夜》仍然让孔亚雷说不上喜欢还是不喜欢，但他认为：“《瘟疫之夜》有一种轻盈感，好像漂浮在公海上的一艘船。其实某种意义上，伟大的小说都不行驶在某个国家的领域里，也不行使在某个所谓固定道德的领域里，它们行驶在道德的公海上，是超越答案本身的。”

根据帕慕克作品《 雪》 改编的同名戏剧。图/视觉中国

帕慕克一度以为在土耳其写作的出路是培养天真性，后来发现不是。

他读了很多遍席勒的《论天真的诗和感伤的诗》，想到曾经为了写作《雪》而在卡尔斯市见到的那些贫苦的人，“如果要在生活中面对那些在痛苦的汪洋里奄奄一息的人们，他们把痛心的体验当作其身份的一部分，并且学会忍受这些苦难，面对这一切而想要保持天真是多么困难。”他所能做的，是不断在天真和感伤、反思之间取得一种平衡。

《黑书》之后，帕慕克的目光回到了土耳其。1988年结束三年的访问学者行程回国后，除了短暂的游学和授课，他几乎不再离开伊斯坦布尔。这里是他的身体，他的血缘，在过去十多年间发生了巨变。

我是他人故我在

除了清真寺，大量伊斯坦布尔的古老建筑在被拆毁。

如今帕慕克住在吉汉吉尔清真寺背面的楼里，因为地势高，从阳台上可以看到城市巷道、博斯普鲁斯海峡，然后就是宣礼塔和岩石圆顶。他对城市的变化非常敏感，忍不住生气：“他们（政府）不认为我们的历史、身份和这些老建筑紧密相关。”

在BBC 2018年拍摄的纪录片《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中，帕慕克带记者参观托普卡匹皇宫，在开阔的平台上眺望金角湾及正在发生变化的城市，说：“我喜欢古老的东西，对我来说，古老的东西不仅仅意味着身份和民族记忆，它还唤起我对其他世界、其他地方、那些对我来说有着强烈亲近感的地方的回忆。我的小说正是关于这些。”

同时他也意识到，他曾在《我的名字叫红》里讨论过的遗忘已经变成现实，我们无法再寄希望于连续性。如果说身份是记忆和想象，那么我们将在遗忘中面临分裂。

“但我是一个综合体。”时至今日，帕慕克仍在采访中重申，他的生活、写作都是东方和西方、过去和当下的综合，“我不害怕不同文化的碰撞，不但不怕，还从中受益。一旦我们有了多元来源，我们会变得更聪明。”

2008年，帕慕克访华，沈志兴陪同他去故宫游览，在武英殿观看了“中国历代绘画艺术珍品展”。他对沈志兴说，你知道吗，细密画是受到中国绘画影响的。

沈志兴感到吃惊，毕竟细密画与中国画相去甚远。他回去查资料，发现15世纪初帖木儿帝国的宫廷画家盖耶速丁率领使团来到中国时，研习并带回了许多中国画，据称，这些作品后来启发了伊朗历史上最杰出的细密画艺术家贝赫扎德。

几天后帕慕克又去了一趟浙江绍兴，他喜爱的中国作家鲁迅的故乡。

翻译《别样的色彩》时宗笑飞受到触动，除了帕慕克对艺术的着迷，还有“他的文章中流露出来的反思，有对土耳其人深深的悲悯。一方面怜悯他们的境遇，另一方面也对他们的顺从和懦弱有批判，就像鲁迅一样。”

“他（鲁迅）是个幸运的作家。”帕慕克听起来很是羡慕，又说，“遗憾的是，世界对此并不太了解。”

那是帕慕克唯一一次来中国，离开前特意去了一趟王府井，花两万五千元买了20卷画轴和71册古代画册，寄回伊斯坦布尔。他曾说因为土耳其没有好的图书馆，所以他的一生都在买书、印书，2008年，他的家里已经有了16000册书。

“如果你过于担心你身体的一部分会杀死另一部分，那么你只会剩下单一的精神。那就比精神分裂症还更糟糕。”2006年，帕慕克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訪时就提到过，“我试图在土耳其政界、在要求国家必须有统一灵魂的政客们之间宣传我的理论——我要指出他们的做法要么属于东方，要么属于西方，要么就是民族主义。我在批评一元论的世界观。”

在他的小说里，帕慕克不断转换视角，从土耳其中上层转向平民，从男性转向女性，从绝对优势转向弱势。他仍然保持着在城市散步的习惯，与人交谈以了解他们的生活。

“研究他人的生活很有趣。”我和帕慕克聊到他这个习惯，他手舞足蹈地一口气讲了五分钟，“《我脑袋里的怪东西》那本小说是以伊斯坦布尔的街头小贩、移民为主角，他们努力维持生计，定居下来，并带来了新的音乐、场所、食物……写那部小说时我和妻子经常坐火车去很远的贫困社区，那时我还有个保镖，人们会嘲弄我说，你跑这么远干嘛？你为什么要拍这个社区混乱的照片？不过为了写那本书，我仍旧在街头走啊走啊。每周六和周日，我和妻子去很远的社区，拍照、在便宜的餐馆吃饭、环顾四周……有时候我说我是记者，有时候我就说我在写小说，你愿意谈谈吗？经常是问了五个人，其中四个沉默不语，他们说他们害怕政治，突然间，第五个家伙开始滔滔不绝。我就得到了所有的信息。”

即使《瘟疫之夜》中的女性视角被一些人认为是失败的，但帕慕克仍然有这样的想法：我想写一本完全由女性来叙述的600页的书，并且看不出是帕慕克写的。

放弃一种固有的自我，又永远无法成为他人正是帕慕克小说主人公永恒的悲剧。帕慕克将自己也置于身份的不确定中，他以自身为实验，借《黑书》袒露“没有人永远是自己”，借《白色城堡》说出“我是他人故我在”。

一个小说家最强烈、最富有创造力的冲动就是通过想象他者而“试探自己身份的极限”。

如此，就像帕慕克所说的，小说的历史才会变成一部人类的解放史——设想我们自己处于别人的境地，运用想象力摆脱我们的身份，于是我们便获得了自由。

消失的美丽故事

关于“文化能否到达政治无法染指的境地”那个问题，帕慕克的答案是：“文化或阅读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良方，我不是为了这种实用目的而写书的。在访谈里我倡导和平、自由价值，但仅限于采访。我不是在为其他世界的政治探寻一个结果，说到底那只是精神上的一个替代品，那就够了。”

2005年，他在受指控和人身威胁后旅居国外。十分健谈的帕慕克从不轻易提起那段时间发生的事，偶尔说过几句——我无法回来，每次都像老鼠一样——就闭口不提了。

但可以知道的是在获诺贝尔奖之后他有过一段值得回忆的时光。

那时候，他写作的成熟在《纯真博物馆》中完全显现，深爱着芙颂的凯末尔在她离世后搜集了所有他能接触到的她触摸过的东西。在这本帕慕克写过的“最柔情的小说”的结尾，凯末尔开了一家陈列着耳坠、顶针、盐瓶、小狗摆设、发卡、烟灰缸、4213个烟头等等的纯真博物馆。

帕慕克的书桌与手稿。图/Erzade Ertem

2022年4月19日，西班牙马德里，帕慕克参加文学活动。图/视觉中国

帕慕克也想建一座这样的博物馆。他拿诺贝尔奖的奖金，准备在伊斯坦布尔古董一条街的转角处使它成真。博物馆选址离他的住所不远，他每天走路11分钟过去，身边跟着保镖。

走在伊斯坦布尔卵石路上的11分钟是他每天最快乐的时光，周围是斑驳的民居，不远处是他仍旧很喜爱的博斯普鲁斯海峡、金角湾及大桥。这时候他意识到，原来自己仍然是个土耳其男孩，怀念热闹的大家庭，渴望集体生活给人带来的温情。

“在我的童年时期，我读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发现虽然我是个土耳其男孩，但他们写的就是我啊。”帕慕克说，“文学是关于认同的，是永恒的感受和天真的思考。我以一种非常乐观的方式相信着文学的存在。”

写作仍然使帕慕克感到一种孩提般的快乐，如果某一天写出了漂亮的两页，那一天帕慕克会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们老问政治问题，我就惹了麻烦，但这些都不重要。”他真正关心的，也是作为一个作家的毕生志愿，就是写出美丽的故事（beautiful story），“哪怕是一个句子，一个段落。”

“你心目中美丽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呢？”

“稍等。”说着他从椅子上起身离开，回来时拿着一本《我的名字叫红》，要找美丽的故事所在。

1998年11月的最后一天，在写完《我的名字叫红》的旅行途中帕慕克写下：《我的名字叫红》是对美、对忍耐、对托尔斯泰式的和谐、对福楼拜式的敏感的憧憬……小说不是为了挑战生活，而是肯定生活；它无意勾起人们对生活的怀疑和猜忌，而是要呼唤读者去享受生活赋予的奇迹。

25年后的这个上午，他反复翻动手里那本书，时而接近，时而远离，小声嘀咕着“当你寻找某样东西时，你永远也找不到它”。一番努力之后，美丽的故事并没有找到，而答案就在小说里。

（感谢欧阳诗蕾、李琬、张宇欣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