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龄化压力”到“教育红利”

伍俏颖　陈晓毅　雷艳

［摘 要］老龄化和数智化是我国未来长期存在的重要特征，为了更好地以“教育红利”缓解“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老龄化压力”，因此，需要考虑高等教育的变革问题。文章分析了数智时代和老龄化对我国高等教育提出的挑战，并对高等教育在产生“教育红利”上的作用进行了论证，探索高等教育变革使“老龄化压力”转化为“教育红利”的途径，以期为中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老龄化；数智时代；“教育红利”；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23）05-0007-0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各项事业取得飞速进步的重要源泉之一就是庞大劳动年龄人口带来的“人口红利”，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日益变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优势逐渐衰退，取而代之的是愈发严峻的老龄化。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67亿人，在全国人口中占比18.9%，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亿，占比14.2%。“老龄化压力”迫在眉睫。“教育红利”是由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水平提升带来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加。在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削减的背景下，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以“人口质量”代替“人口数量”，变“老龄化压力”为“教育红利”，是应对“人口红利”衰退对我国社会经济负面影响的必由之路。在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同时，我国也在向数智时代稳步迈进，未来将是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时代，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显著特征。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老龄化和数智化将共存，成为我国社会形态的重要基础。数智时代从技术上为老龄化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同时，也不断与老龄化社会出现摩擦和冲突。高等教育作为提高人才质量、增加人力资本存量的主要承担者，如何适应老龄化和数智化社会的需求？如何在变革中推动“老龄化压力”转化为“教育红利”？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现实紧迫性。

一、数智时代和老龄化对我国高等教育提出的挑战

数智时代和老龄化对我国高等教育提出了多维度的挑战，本文主要从教育投入、人才培养模式与学生学习能力、教师队伍建设等三个维度进行了分析。

（一）对教育投入的增长提出了挑战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我国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数智时代对经济增长模式和产业结构变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际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在对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的影响力分析中预测到：在2020—2030十年间，数智化平均每年对提高产业效率的贡献度会达到1.2%，到2030年，数智化将使全球经济产出提高16%。数智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然而，产业结构升级不能脱离高等教育而独立存在：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要求高等教育及时做出响应，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进行变革；另一方面，劳动人口素质和质量的提升是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不可或缺的保障，这些也离不开高等教育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数智化对高等教育做出的变革要求，必须有充足的教育投入作为保障，而日益严峻的老龄化趋势对教育投入的持续增加提出了挑战。从宏观层面来看，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对国家财政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保障和医療卫生的投入增加很可能会挤占教育投入，这一点从国家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动可窥见一斑。在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的2012年，国家财政支出用于教育支出的比例为16.78%，2021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5.31%；而国家财政支出用于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支出的比例从2012年的15.74%上升到2021年的21.08%。尽管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对教育事业的投入逐年增加，但老龄化的到来使教育投入有被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投入挤占的趋势。从微观层面上看，由于老龄化通常伴随着少子化，家庭结构中老年人口比重出现了显著上升，家庭消费中医疗保健支出也随之增加，养老压力迫使家庭对消费结构做出新的调整，其中，用于教育支出的部分很可能被迫缩减。因此，无论是从宏观还是微观的角度，“老龄化压力”对教育投入的持续增长都产生了较大的挑战。

（二）对人才培养模式与学生学习能力提出了挑战

数智时代和老龄化对高等教育的核心职能——人才培养提出了挑战。数智时代和老龄化的到来，使劳动力市场上的人才数量和质量都难以达到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老龄化的快速发展，造成了劳动力的短缺。从2013年开始，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人才储备产生了不利影响。同时，与老龄化相伴相生的少子化使得高等教育即将面临生源萎缩的问题，这也对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数智时代，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从传统的知识型人才升级为能力型人才，随着智慧产业的升级不断深化，大量体力劳动者和从事机械性劳动的劳动者面临着被智能机器取代的风险，现有的高等教育必须在人才培养上做出专业调整并及时更新教授的专业知识。数智时代还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方式，对学生的学习能力提出了新要求。数智时代的算法和大数据环境使学生接收和处理信息的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生学习的环境也得到了改善，特别是在线教育趋于普及，尽管类似在线学习的新的学习方式增强了学习的灵活性，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并不完全能够同步提升，这对于高等学校学生能力的培养、知识的更新以及学生管理的创新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对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挑战

高校教师队伍的素质和能力是人才培养的关键。数智时代和老龄化使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着教师队伍信息素养亟待提升和教师队伍年龄结构不断老化的挑战。数智时代使得高等教育的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方法、教育平台和途径衍生出许多新特征，需要高校教师在传统的知识积累和数智时代的信息叠加之间建立起一座协调共生的桥梁，这对高校教师的信息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我国高等教育的教师队伍却面临着年龄结构不断老化的现实困境。根据1992—2017年《教育部直属高校基本情况统计资料汇编》的数据，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中青年教师占比从2010年的53%一路下滑至2017年的38%，高校教师队伍呈现出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教师队伍年龄结构老化带来的最棘手的问题是教师队伍的数智化适应性问题。高校教师随着年龄的增长，其身体素质和学习能力逐渐下降。因此，相对于年轻教师，他们在适应数智时代的信息素质提升方面缺乏优势。此外，年龄结构老化的教师队伍缺乏积极性，教师年龄结构老化的同时，教师数量也在缩减。老龄化的教师承担着较大的工作量，因此，更加挤占了其本应分配于提升信息素养的时间和精力。

二、数智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担负的使命：从“老龄化压力”到“教育红利”

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水平提升使人力资本存量增加，由此带来“教育红利”。数智时代高等教育在释放人才红利、创新红利、开放红利等方面表现的优势，将会为“老龄化压力”向“教育红利”转变提供宝贵的机会。

（一）高等教育担负着释放人才红利的使命

高等教育可以为社会输送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大大地提升人口素质，以人口质量替代人口数量部分抵消了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带来的“老龄化压力”。如表1所示，虽然我国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2010年的72.42%下降到2020年的66.90%，仍有较大的“老龄化压力”。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从2010年的11837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21722万人，增加了9885万人，平均每年增加217万人。劳动年龄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从2010年的11.54%上升到2020年的21.77%，提高了10个百分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从2010年的8.64%提高到2020年的15.05%。如果以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人口红利，以劳动年龄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来衡量人才红利，那么人才红利的上升幅度明显地超过了人口红利的下降速度，表明高等教育能够实现劳动力队伍的“大换血”，具备释放人才红利的巨大效能。

表1 我国受高等教育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比较

（2010—2020年）

[类别 2010年 2020年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万人 11837 21722 劳动年龄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人口的比重/% 11.54 21.77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8.64 15.05 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72.42 66.90 ]

注：数据来源为《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

（二）高等教育担负着释放创新红利的使命

高等教育对人的培育主要侧重于能力的培养，即创新思维与创新精神的培养，这一点与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注重知识传授存在明显的区别，这一区别在数智时代显得尤为重要。相比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素质与技能上更胜一筹。各界普遍达成的共识是，较高程度的人力资本积累是技术进步与创新的关键要素，其中，高等教育担负着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职责。高等教育的主要执行者——高校是重要的创新主体，不但可以通过知识溢出与技术转移来实现创新，还可以通过产学研合作来释放创新活力。此外，随着高等教育的扩招，高等创新要素教育资源也趋于集聚，这也引发了人才、资本、技术等的集聚，而创新要素的聚集会产生规模效应，从而产出更多的创新成果。因此，高等教育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创新主体创新、集聚创新要素提高创新产出等方式，在释放创新红利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三）高等教育担负着释放开放红利的使命

教育是促进世界各族人民交流合作的重要纽带，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斷发展和进步，其在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上愈发有所作为。特别是在数智时代的助推下，智能互联唾手可得，高校教育资源“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互通。例如，清华大学推出的“雨课堂”在国外得到广泛使用，特别是疫情暴发以来，类似“雨课堂”的数智化教学工具得到了巨大的支持和推广。数智化使得在线教育被教育体系广泛采纳，我国的在线教育发展经验为一些高等教育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参考借鉴。这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在世界高等教育资源、技术与模式共享等方面的话语权，对外合作得到进一步深化。在数智化时代，我国通过建设和开放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展现了中国实力，为全球发展的重要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全世界人民深入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提供全新的平台，全方位推进更高水平的开放合作。

三、数智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变革变“老龄化压力”为“教育红利”的途径探索

（一）发展高校特色，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吸引力

一是高等教育要适应数智化和老龄化的需求，传统学位制度需要进行变革。我国的高校建设应该推进高校科学分类发展，即不同类型的高校应该进行差异化的组织、协调、规划，突出各种类型高校的特色。如此才能缓解“老龄化压力”，提升高等教育的普适性，同时也响应了数智时代给高校转变和适应能力提出的新要求。二是要大力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提高在全球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吸引国外生源。数智化的助推使得在线教育的发展不断深化，为高等教育的全球互动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全球教育系统正在重构，更加开放和包容的跨境教育生态逐步形成，通过提升国家化水平来缓解“老龄化压力”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各类高校要充分把握机遇，借助数智时代涌现的先进技术为国际化人才培养铺平道路，为日益深化的老龄化社会提供策略转向。

（二）调整教育目标，人才培养着重提升人的能力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着重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是变“老龄化压力”为“教育红利”的重中之重。在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上，我国高等教育要适应数智时代的需求，在教育目标和教学方式上做出变革。数智时代急需复合型人才，特别是基础理论扎实的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2020年3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双一流”建设高校促进学科融合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培养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构建基础理论人才与人工智能复合型人才并重的培养体系”[6]。高等教育要紧紧围绕国家需求，变革人才培养目标。高校要借助数智时代提供的技术便利，积极构建合理的混合学习生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简单地用线上教学替代线下教学，而是在教学框架、课程设置和组织模式上做出的突破。人才培养着重于提升人的能力，是数智时代高等教育适应老龄化社会的客观要求，且符合在线教育蓬勃发展的趋势。一方面缓解了学生在教育成本上的压力，便于学生更好地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另一方面，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学习的能力，提升学生的内生驱动力和自我规划能力。因此，基于能力导向的教育目标的调整，对于变“老龄化压力”为“教育红利”具有重要意义。

（三）进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发挥高校的示范引领作用

发展终身教育，是变“老龄化压力”为“教育红利”的有效途径之一。随着“双一流”高校的建设，我国高校综合实力有了显著的提升，应当充分发挥其在终身教育体系建设中的示范引领作用。终身教育主张教育应当贯穿于人的一生，即“活到老，学到老”。彻底颠覆了把人的一生划分为“学习期”“工作期”“退休期”的传统做法，十分契合数智化和老齡化社会的需求。数智化和老龄化对金融、保险、康养、人工智能等相关产业的人才需求剧增，需要提高受教育者的年龄跨度；同时，数智化也丰富了教育形式，使教育场所延伸至校园之外，使得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更好地融合。在建立健全终身教育体系的过程中，高校有天然的示范引领优势。首先，高校的校园基础设施较为成熟，高校的图书馆藏书、电子资源、教学软件等配置齐全，现成的配套设施为开展终身教育节约了成本。其次，高校具有较强的综合研究能力和专业实力，能应对在终身教育体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有能力为终身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因此，应该充分重视高校在终身教育体系建设中的战略性地位，发挥好其示范引领作用。

四、结语

老龄化的不断高速加深造成了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但在数智化时代，借助高等教育的变革释放人才红利、创新红利、开放红利仍有应对的空间。数智化和老龄化从教育投入、人才培养模式与学生学习能力、教师队伍建设等维度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挑战。对此，应从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吸引力和调整教育目标入手来着重提升人的能力，并进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以高等教育为桥梁，实现从“老龄化压力”到“教育红利”的转化。

［ 参 考 文 献 ］

[1] 鲍威，金红昊，田明周.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队伍年龄结构与科研产出的关系[J].高等教育研究，2020，41（5）：54-62.

[2] 谢艳华，李云龙.“互联网+高等教育”课程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与实践研究[J].大学教育，2022（8）：14-16.

[3] 谢立黎，韦煜堃.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价值、实践与挑战：兼论高校积极应对的新路径[J].贵州社会科学，2022（8）：95-102.

[4] 周健.第二次人口红利视域下的我国教育红利：基于日本的比较研究[J].理论与改革，2021（6）：116-127.

[5] 姚天冲，杨世照.人工智能视域下的高校文科教育发展思考[J].大学教育，2021（8）：91-94.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印发《关于“双一流”建设高校促进学科融合 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培养的若干意见》的通知[EB/OL].（2020-01-21）[2022-12-08].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3/03/content_5486326.htm.

［责任编辑：雷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