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视域下边疆地区社工人才的培育策略*
——基于保山市的个案研究

马东东

(保山学院 政府管理学院,云南 保山 678000)

自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以来,社会工作职业化如火如荼地展开。截至2020年底,全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达157万人[1],其中持证社会工作者共计66.9万人[2]。当前我国存在两种社会工作并存的局面:一方面,与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社会运行模式相匹配的行政性、非专业社会工作,已经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内化为福利意识形态[3];另一方面,依托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及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所承认的专业社会工作羽翼日益丰满。与之相匹配,各地普遍将实际社会工作者和专业社会工作者都纳入社会工作人才统计中,这显然也符合国家层面在各类规划纲要中对社会工作人才外延范围的界定。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及要“发展专业社会工作”,而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相关表达修改为“发展社会工作”,用词的变化体现出在社会层面发展广义社会工作的倾向。与沿海省市相比,欠发达的边疆地区社会工作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很难吸引到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只有破解社工人才发展困境,才能发挥社会工作在推动边疆基层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立足国家层面推动广义社会工作发展的实际情况,边疆地区发掘本地有志于从事社工职业的成员,进而将其培育成为专业社会工作者,是一条可行的破解人才短缺的路径。面对国内职业社会工作没有得到完整且充分承认[4]108的现状,边疆地区社工人才获得承认的历程呈现出独特的演变脉络,这一历程更加曲折,也呈现出诸多承认困境。保山市“关怀山村留守老人项目”在社工人才发展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承认理论视域下,梳理该案例的经验,可以为边疆地区市域社工人才发展提供参考路径。

一、理论视角

(一)霍耐特承认理论概述

承认理论的集大成者是德国社会理论家霍耐特。“承认”语义源远流长,本质而言是指认可、认同或确认。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已经提出要“认识你自己”;费希特强调“在他者那里寻找到自我能动性”,将自我发展上升到互动承认层面;黑格尔在《耶拿实在哲学》中用精神三层次结构体系来表达主体的自我关系、主体与主体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主体与外在世界整体的关系。霍耐特意识到黑格尔承认思想形而上学的桎梏,从正反两个维度分别构建起较为系统的承认结构和蔑视结构。正面维度的承认结构具有爱、法律和团结三种承认形式,具体对应的承认关系是需要与情感依附、法权和社会交往的重视,最终形成个体在主体间相互交往中的自信、自尊、自重三种自我实践关系。第一种承认形式是爱。爱是主体间互相承认的第一个阶段,当双方都感受到爱的关怀时,不同主体会意识到他们之间是互相需要和依赖的,因此爱以互动关系作为交往结构,奠定了相互承认模式的基础。爱的关系代表着共生状态,主体间互相获得基本自信,形成黑格尔所说的“在他者中的自我存在”。第二种承认形式是法律。法律承认概念首先言明了自我和他者作为法律主体应该互相尊重。自我希望他人承认自己的法人地位,首先必须换位思考,需要承认他人作为社会主体的权利。法律承认将承认关系所涉及的交往领域进一步拓宽,而不再局限于亲密情感关系领域。因此,法律承认形式把每一个人都当作个体来承认,而不是考量他们的家庭出身、人际关系等因素。法律原则确定互动主体之间普遍适用的平等规定性,最终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法律承认也成为个体自尊的基础。第三种承认形式是能够彰显主体具体特征的“社会重视”。根据社会价值来得到承认的个体与其所属的群体密切相关,只有作为群体中的一员的时候,个体才能感到是社会重视的受众[5]178。个体认识到自己是某个群体的一员,知晓自己对群体的价值,并获得了其他群体成员的一致承认,于是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趋向团结。群体中的成员认识到自己得到了其他成员等的重视,这种承认经验推动个体获得集体自豪感。因此,每一个体体验到社会重视的同时也会切实感觉到信心,即个人的成就和能力被其他社会成员承认是有价值的[5]180,个体体现出来的自我价值感所代表的自我关系可以称之为“自重”。

另外一个维度是蔑视结构。蔑视,作为对应于承认关系的否定等价物,可能迫使社会行动者意识到他们被拒绝承认[5]128。霍耐特区分了承认的三种否定形式,具体以强暴、剥夺权利和侮辱的蔑视形式展现出来。强暴指的是丧失自由支配身体的能力,既带来肉体的痛苦,又导致心理方面逐步迷失自我,摧毁一个人的基本自信。剥夺权利是指个体没有被赋予与其他社会成员相同的权利,排除了权利的占有。在社会交往关系中不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体,削弱主体的道德自尊,破坏主体的社会完整感。侮辱是指社会重视的丧失,使得主体无法赋予自我能力以社会意义,不再得到社会认可,造成荣誉受损,伤害主体自我敬重的价值感。伴随着蔑视经验而产生的消极情感反应,为获得承认而争取的斗争提供了动力源泉,以抵抗不公正,继而导向冲突性行动。

(二)承认理论在国内社会工作领域的解释性应用

2000年以后,国内学界开始介绍霍耐特的思想,最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哲学领域,探讨影响霍耐特承认理论构建的哲学思想和该理论的逻辑框架。近些年,有学者将霍耐特承认理论的指导性应用领域进行延展,开始涉及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2013年,北京大学王思斌《走向承认:中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方向》一文,是借鉴霍纳特承认理论进行社会工作领域研究的起步。王思斌认为,社会工作的承认关系是双向的,与承认理论中的主体间性相一致,中国社会工作需要获得政府、社会乃至社会工作群体自身的认可与承认,并提出理解中国社会工作承认过程的框架[4]110-111。十年来,社会工作学者们循着两条道路拓宽承认理论的解释力。一是社会工作专业化承认之路的研究。周冬霞、慈勤英将社会工作的承认问题概括为“认知—认同—承认”三个动态发展阶段,历经专业化与本土化的互动过程,通过专业的“自我承认”走向国家的“实质承认”与社会的“普遍承认”[6]。作为协同政府治理的重要载体之一,社会工作获取了基本的政治及制度承认,但是情感方面仍然存在着蔑视,承认关系的不对等导致合作不公平[7]。二是社会工作职业化承认之路的研究。姜海燕、王晔安研究发现,社会承认与社会工作者离职倾向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自我效能完全中和了二者之间的作用[8]。张海认为,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当下,获得治理承认成为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资源整合与利用的重要手段,以及获得制度性推动的关键[9]。政府与社工机构互相合作,合作的积极效果建构着双方关系和相互承认,双方互动过程是一种互构性承认[10]。社工机构遭遇承认不足之困,只有将自己锻造成本土化的治理主体、专业化的服务平台、职业化的组织载体,才能真正走上承认之路,获得持久化和集约化的繁荣发展[11]。社会工作学者们的研究触及了目前国内社会工作没有被完全承认的本质,但是大部分研究成果是从宏观视野进行笼统的概括,大环境下地域性社工人才如何获取承认有待进一步探讨。

二、社工人才发展中的承认结构

(一)社工人才的承认意蕴

霍耐特承认理论特别强调承认形式是主体间性的[12]。这一思想体现出承认关系中双方的主体性和影响的相互性。社工人才的承认符合主体间性的特征,即社工人才所获得的认可是伴随着社会工作的发展而产生、演变的,包括社工人才的自我承认和他者对社工人才的承认。自我承认是指社工人才在工作过程中对社会工作价值理念的内化、方法技能的践行,能够保持高度的自我认同,是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他者的承认作为外在因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府承认,政府通过政策设计、资金投入等手段培育社工人才,是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的最重要角色。另一方面是社会承认,是指包括服务对象在内的社会大众对社工人才的认可,包括职业角色、专业能力和服务成效方面的认可。因此,抽象的承认概念可具象化为政府承认、自我承认与社会承认三维机构的分析框架。

(二)社工人才的承认特征

首先,承认内容的多元性。社工人才的承认所囊括的内容很广泛,而人才身份的获得是首要的。社会工作作为一种职业,社会工作者作为从业者,需要获得广大民众的认可,这种合法性身份的获得成为社工人才开展工作的基础。专业能力的承认是必要条件。社工人才遵循科学性,发挥创造性,用专业能力解决服务对象的问题,帮助其恢复社会功能、获得成长。服务对象改变结果的发生利于体现专业能力的价值。贡献价值的承认是追求的目标。由服务对象需求出发,微观层面解决具体的困难;中观层面助人自助,增强个人潜能的开发;宏观层面成为社会治理协作过程中的共同体成员,谋求公平正义的终极理想。

其次,承认结构的互构性。根据郑杭生等学者在阐述个人与社会这两大社会行为主体交互关系中产生的“互构”这一概念[13],社工人才承认的三维结构之间是互构的,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塑造与型构。承认三维结构之间的互动必然引发连锁反应,在互构的同时会产生“共变”,即一方的变化往往带动另外两个方面同趋势的变化。政府承认是奠基石,为自我承认和社会承认提供保障。自我承认是动力源。社会工作从业者对自身角色的信心,对解决问题、助人自助方面的不可替代性达成的承认共识,利于争取政府承认、社会承认。社会承认是加速器。当民众认识到社会工作的功能,并积极寻求社工服务的时候,利于推进政府承认,同时刺激社工人才看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增强自我肯定。当然也会存在共变过程中相互冲突的现象,如社会层面对社工评价较好,但社工自身囿于工资薪酬、职业地位的原因引起价值感的降低。

最后,承认过程的螺旋性。社工人才获得承认的过程总体而言是由浅入深的,但不决然是线性发展的,由于政府政策的历史局限性、社会民众认识的滞后性以及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性,承认三维结构相互影响的力量并不均等,承认会存在循环往复甚至暂时倒退的可能,但这并不能掩盖螺旋上升地步入全面承认的趋势。

三、边疆地区社工人才承认的获取历程

上海市长益公益基金会投入资金,在保山市运营“关怀山村留守老人”项目。基金会将项目具体落地到施甸县,以县为单位,与县民政局深度合作,由县、乡民政部门推荐村、社区作为项目点,村委会推荐本村符合留守条件的老人及养老社工人选,经过筛选、培训后,由养老社工开展入户家访,为本村的30户老人提供每月2～3次的公益性陪伴服务。2016年5月至2020年底,“关怀山村留守老人”项目在施甸县先后服务了13个乡(镇)58个项目点,涵盖60个村(社区),项目合计投入资金超过600万元,累计为全县1 881户计2 813人提供公益养老服务超过26万人次,开展各类社区公益活动290余场。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协调、指导下,逐步探索出以项目带动为载体的本土社工人才培育模式,共培养农村养老社工58名,并持续对这一队伍进行动态管理和培训,开展各类能力建设活动140余次。该项目落地生根的过程就是养老社工培育的过程,也是社工人才逐步获得承认的过程,而这一承认的过程仍处于动态发展之中。

(一)政府承认:由形式承认到实质承认,推动社工人才确立自尊

国家层面为推动社会工作发展,规划社工人才建设,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并启动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考试,助推本科院校增设社会工作专业,2010年开始招收专业硕士。《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培养职业化、专业化的社工人才队伍;中央十九个部委和群团组织于2012年发布《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明确了一线社工人才的数量规模等具体目标;之后相继出台的《民政部、财政部关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指导意见》《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发展的意见》等也间接推动了社工人才的发展。国家层面的倡导与宣传,大大刺激了地方政府发展社会工作的积极性,上海、广东等沿海发达省市社会工作呈现出跨越式发展态势。地处边疆的云南省也出台了《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云南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5—2020年)》等文件,结合省情提出培养7万名社工人才的目标。在此背景下,边境小城保山市也开始积极谋划,但是由于经济欠发达、当地政府对社会工作认识不足等原因,地方政府虽然制定了一些政策,如《保山市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保山市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实施意见》,但是没有相配套的落实机制。截至2015年底,保山市共有社工专业人才3 320人,其中持证21人,呈现出专业人才数量较少、素质有待提升,以及社工岗位不足、职业化水平不高等问题[14]。在此阶段,政府承认是典型的形式承认,即有外在形式的、倾向于表达的、实际意义不强或非本质意义上的承认[4]112。

2016年以来,政府层面对社工人才的承认程度加深,逐步趋向实质承认,除加强落实政策文件精神外,行动上开始多措并举。第一,借助社会工作专业师资优势,保山市民政局与保山学院合作共建“社会工作人才培训基地”,每年举办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考试的考前培训,并协力推进学生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第二,大力推动专业社工机构发展。保山市四叶草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等8家专业机构先后成立,成为聚集社工人才的平台。第三,积极争取外部资源。“三区社会工作人才支持计划”“为了明天云南边疆民族地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社会服务体系工程”等项目先后中标,促进了内外部资源的整合。第四,保山市民政局多次与人社部门协调将社会工作专业纳入公务员招录范围,并赴县区民政主管的事业单位调研,督促设置社工岗位。“关怀山村留守老人”项目运作过程中,政府对社工人才的实质承认得到彰显。市、县民政局立足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协调基金会与不同政府单位进行沟通,并与基层乡镇政府协商确定项目落地的村、社区,还协助筛选潜在服务对象——留守老人和潜在服务提供者——本土社工。基层乡镇政府利用公信力背书,大力宣传项目服务,并提供诸如文化站、广场等类型的室内外场地,助力集体性活动。村两委工作人员有的身体力行,有的号召村民作为志愿者,协助开展一些服务活动。通过项目服务的开展,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也意识到社工人才的重要性。

“这种服务应该大力推广,需要更多的力量来支持,让更多社工、志愿者参与进来。”(访谈对象:乡镇干部DJF)

“我们考虑在乡里面建设一个社工站,养老社工就可以来社工站开展工作,目前还是开展关爱留守老人项目,下一步我们还要覆盖其他的,比如留守儿童、精神疾患等。”(访谈对象:乡镇干部YQ)

无论是养老社工还是其他领域的社工人才获得政府无差别的尊重,在政策设计、资金投入、岗位开发、行政协调、合作沟通过程中体现出付诸行动的实质性承认,特别是制度化措施的实践,可助推社工人才自尊感的提升。截至2020年底,保山市社工人才总量较2015年翻了一倍多,达到6 934人,其中持证社工178人。项目执行地施甸县的社工人才也由形式承认阶段的542人增长到当前的824人,当然其中也包含项目所培育的58名养老社工。值得一提的是,在项目执行过程中,首家县级专业社工机构得以孵化出来,并有意促使项目化的养老社工向职业化的社工转型。

(二)自我承认:由工作承认到专业承认,推动社工人才增强自重

2016年至今,养老社工的培育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任务中心阶段。起初,基金会采取传统的捐助物资的形式进行老年人慰问,并邀请当地有爱心的人士一同开展工作。这一阶段参与者被定位为志愿者,主要从事沟通联络、交通引领、搬抬运送等简单的辅助性工作。2016年5月至2018年底,随着基金会对“关怀山村留守老人”项目目标定位的明晰,在党委、政府特别是民政部门的协调组织下,由村“两委”推荐本村优秀村民,经过基金会面试筛选,确定为养老社工,开展留守老人居家陪伴服务。此阶段养老社工仅仅是接受补贴的打工者,自身角色定位比较模糊,在自我承认维度仅仅将陪伴服务看作是一项任务,是霍耐特所分析的“工具化劳动”,亦即劳动者的劳动丧失了主体性而只沦为客体化存在[15],是量化结果导向的工作承认。

“像原来的话我也不接触这些人(留守老人),你过你家的,我过我家的,大家之间没有关系,只有在办席做客(红白喜事等)才会有走动。刚开始基金会和我的关系,觉得就是你给我钱,我给你办事那种。”(访谈对象:养老社工ZQH)。

第二阶段是专业化转型阶段。为促进普通村民角色向养老社工角色的转化,基金会通过师徒式的传帮带、社工理念的培训、多种形式的督导等提升他们的理念,培养他们陪伴、照顾老年人的能力。根据项目要求,每位养老社工负责三四十名留守老人的日常陪伴,且对每名老人每月至少上门家访、陪护三次。通过与老人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评估他们的需求,开展直接服务和间接服务,养老社工逐步摸索出以个案管理为主导的照顾模式。在直接服务方面,主要表现为:入户陪伴沟通,缓解情感孤寂;理发、剪指甲、简单按摩等,满足日常照料;代买物品医药,解决出行困难带来的不便。在间接服务方面,主要表现为:评估老人特殊需求,申请个性化物资;与乡村医生保持联络,报告老人身体健康状况;联系老人子女,融洽家庭关系;宣传党政纲领政策,推动基层治理。此阶段注重社会工作理念导向下的服务。养老社工通过持续性陪伴看到工作成效,得到服务对象褒奖和政府部门的支持,进一步认同自身工作的意义,迈向专业承认。2021年已有10人报考助理社工师。伴随自我价值感的提升,大家有初步的专业共同体意识,增强了自我尊重。从工作承认转换到专业承认,伴随着政府承认的实质化、社会承认的广泛化,社工人才克服了“工具化劳动”所引发的潜在危机,建立起具有主体间性的社会认同体系。据调查,所有养老社工都认为自己的服务能够满足留守老人的需求,其中21.8%的人认为能够完全满足,78.2%的人认为能够部分满足。多数养老社工都表达过专业承认的观点:

“这个项目好,没有这个项目,像我们这些人不会付出这么多。通过这个项目,一是改变了老人的一些情况,二是改变了我们自己。”(访谈对象:养老社工YXR)

“说实话,我们改变了很多老人,以前我们那边的老人太古板了,我去跟他聊天之后,脾气性格都温和很多。”“我们肯定想要往专业化方向去发展,我的想法就是想考一个社工证,但是我担心我的文凭不够。”(访谈对象:养老社工YJR)

2020年以来,养老社工团队走向成熟,开始逐步过渡到自主管理阶段。在管理人才方面,选拔苏某为施甸团队的项目助理,协助统筹养老社工团队的日常管理工作;在专业人才方面,将原有陪伴工作提质增效,并带动周边乡民参与志愿服务,推动乡风文明建设。

(三)社会承认:由情感承认到价值承认,推动社工人才提升自信

社会工作在我国的知晓度较低,大众对社工人才没有太多认识,不清楚社工是做什么的,也不知道社工是一种职业。社会承认所应发挥的人才发展加速器的功能,在项目伊始并没有展现出来,普通民众从朴素的道德情感出发,觉得养老社工在做好事;服务对象觉得经常有人来家里看望自己,非常开心。虽然大家在情感方面承认养老社工的付出,但是对于他们发挥的作用却无法言明。项目点的村落中未接受过服务的村民提及最多的就是,对于养老社工的工作不是很了解,只是觉得他们比较辛苦;村里的留守老人需要有人关心,养老社工是热心肠,等等。大家都用“那个专门帮老人剪指甲、理头发的” (访谈对象:养老社工LTQ)这样的话指代养老社工。接受服务的留守老人基本不清楚基金会和项目,只知道社工会来看望自己,社工来了他们就觉得满足。

“他(养老社工)要是来的话,我肯定是很高兴的。”“他(养老社工)是共产党派下来的,现在党的政策好,来帮助我,我才有的吃和穿。”(访谈对象:留守老人LGN)

在乡土社会中,来自当地的养老社工很快与服务对象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充分发挥熟人社会的优势,结合自我的专业成长,愈加熟练地开展家访陪伴服务。他们操着方言土语、民族语言践行真诚的服务态度、内化的专业理念、略显青涩却接地气的工作方法,一步步地获得留守老人的认可,大家也开始转向对养老社工服务功能和价值贡献的承认。

“他们(养老社工)给我们知识上的传递,让我们了解的东西多了一些,在心灵上比以前更开心,对我来说生活质量还是提高了呢。”(访谈对象:留守老人YDL)

根据对养老社工的问卷调查,44.9%的服务对象接受过家庭内部矛盾调解,接受过邻里矛盾、干群矛盾调解的比例分别为37.1%和9%。在接受社工服务后,有63.6%的老人与家人关系有明显及以上程度的积极变化,子女联系、看望他们的次数明显增多,同时27.7%的老人增加了对子女的理解。养老社工不仅自己开展服务,还带动亲朋好友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激发村“两委”开始思考留守老人照顾和陪伴问题,推动村民转变对老人的态度,开始理解、尊重老人。这些服务活动之外的溢出效应有力推动了和谐乡村建设。养老社工在与服务对象这一主体互动过程中,感受到他们朴实的爱及对自己工作价值的肯定,自豪感油然而生,进一步提升了服务的动力,对自身角色充满自信。

四、遭遇蔑视:边疆地区社工人才发展的承认困境及其归因

在霍耐特看来,蔑视就是拒绝承认,会伤害到自身完整性、荣誉或尊严,而植根于承认期待的蔑视体验是主体社会反抗的道德动机[16],进一步引发主体 “为承认而斗争”的社会行动。社工人才虽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承认,但仍是有限度的承认,政府、社会与社工人才的“主体间性”仍处于失衡状态,社工人才的“主体性”仍有待提升。在政府承认、社会承认的动态发展中,社工人才仍会遭遇多种形式的蔑视,获得承认的过程遭遇重重阻碍,影响自我承认的深化,对作为主体的社工人才的自信、自尊与自重产生负面影响。

(一)地方官员工具理性导向,政府承认存在阻滞

上级政府与基层政府对于社会工作的承认存在割裂断层现象,上级宏观层面的重视层层传导下来往往会大打折扣,造成层级落差,社会政策转化为社会行政的过程也遭遇障碍。县级政府仍是以发展经济为第一要务,特别是作为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在精准扶贫行动中,大部分资源投入到了提振经济方面。绝大部分地方官员把是否有助于完成上级交办的硬性指标任务、是否有助于提升自己的工作政绩作为衡量某项工作是否受到重视、受到何等程度重视的隐形标准。政府部门虽然通过不同形式宣传倡导社会工作,如拍摄留守老人项目的专题片、举办社工周等,但是在资金、物质等方面的投入仍然比较少。民政部门领导非常认可社工人才的作用,但是多次表示财政困难,无力投入资金,自己也是有心无力。此外,社工人才发展并不是民政部门一家之事,社会工作服务涉及的领域众多,但是不同单位之间对人才发展存在分歧,造成基层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较为困难。大家都聚焦于自己的主责主业,而协同类型的工作存在推诿现象,民政系统内部工作人员意见也不统一,领导个人工作的变化也会引发承认程度的波动。社工人才的建设没有完全制度化、常态化,与其他类型的人才发展存在较大差距,社工很难认为自己与其他职业人士具有平等的社会地位,作为职业群体的安全感被剥夺。

(二)社工人才陷入价值怀疑,自我承认存在弱化

养老社工从工作承认到专业承认是质的飞跃,但是达到初步的专业承认之后,很难进一步深化,甚至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反而出现倦怠感,弱化了自我承认。一方面,他们在接受基金会关于社会工作价值理念、方法技能等内容的培训后收获了成长,但是该成长不能完全满足工作的需求,他们自身能力仍旧有限,急需诸如情绪处理、心理辅导等精细化内容的学习和某些具体政策等方面内容的掌握。除此之外,养老社工在专业提升方面主要依靠基金会的支持,本地资源匮乏,获得支持的便利性和及时性不足。2021年报考助理社工师考试的养老社工无一通过,大家在工作群听到这个结果,都表示非常遗憾,感觉备受打击。当自身能力不能完全满足服务对象需求时,养老社工开始怀疑自己,质疑工作的意义与价值,甚至带来工作倦怠感和其他负面情绪反应。

“在担任养老社工过程中,总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难,其中一个就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技术水平不足,没有把老人照顾得更好。”(访谈对象:养老社工DXJ)

“关爱留守老人,涉及老人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需要的资金很多,但基金会支持的资金毕竟有限,不能满足老人的很多物质性需求。”(访谈对象:养老社工AQY)。

另一方面,市级层面特别是县域层面推动社会工作人才发展的措施较为有限。边疆地区地理位置特殊,急需社工人才发挥服务功能,而现状则是无论在人才数量、能力方面还是人才分布领域、岗位方面都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与规模、支持专业机构发展的政策等远远落后于发达省市。此外,依靠外来基金会投入资源,以项目化形式培育本地社工的模式不一定具有可持续性。一旦项目终止,基金会撤出,养老社工何去何从的问题值得深思。养老社工经常担心明天项目是否仍会持续运作,岗位是否会被取消,因此持续成长提升的动力受到影响。

“以当地收入水平来说,他们(养老社工)的薪酬属于偏低的,有的只是为完成任务,个人的工作主动性会少一些。”(访谈对象:乡镇干部YQ)

在内部动力下降和外部环境漠视的双重困境影响下,社会工作从业人员专业价值完整性受到主体自身的质疑,造成自我承认的起伏,自尊心受到损害。

(三)主体社会价值未凸显,社会承认存在失衡

尽管从过程角度来看,施甸县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留守老人作为服务的直接受益者,生活得到关爱、情感得到慰藉、部分需求得到满足,养老社工的服务成效显现,服务价值获得一定程度的承认。但是,留守老人更多的是对养老社工个人的信任,而不是基于其职业身份或专业素养的评判,将社工视为好人、志愿者。虽然政府以政策文件等形式赋予社会工作人才合法性身份,但社会大众对社会工作仍是十分陌生,社会工作者作为职业仍没有进入当地各民族群体的认知体系,社会工作项目服务也没有引起广泛关注。

“社区的人都不理解公益(养老社工的服务)是干啥的,还会让人排斥,说这些都是骗人的,哪里会有那么好的事情,说不定还是传销呢。”(访谈对象:养老社工ZJM)

关爱留守老人项目诚然受到村民口头认可,但部分村委会仍然将养老社工作为帮助自己与群众沟通的桥梁,甚至将自身工作以隐形的方式压在他们头上,这引发养老社工的不满。也有的留守老人的家属看到社工为老人服务了之后,会产生依赖,他们会觉得“我可以放心地外出打工”(访谈对象:基金会工作人员ZTH),将照顾老人的责任完全抛给养老社工,推卸自身应承担的义务。

在现实生活中,鲜有民众主动寻求社工的帮助。有困难时,他们业已形成要么求助政府工作人员要么诉诸亲朋好友的习惯,较为排斥原本日常生活世界中没有出现过的专业助人者。当然对社会工作知晓度低是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但边疆地区民众接受新生事物的慢节奏,与政府承认阻滞、自我承认弱化相互交织,对社工人才发展产生更为消极的影响。当专业能力不被重视,甚至服务成效被有意地漠视,依附于其上的社会价值被否定,社工人才的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不被广泛承认的现状与渴求承认的心理预期产生极大的落差,导致社工人才丧失职业荣誉感,这给本就不自信的社工带来心灵伤害。

五、边疆地区社工人才获取承认的策略

霍耐特认为,在主体间性中,从某一主体的个体角度审视,主体相互承认则意味着他者承认对自己的作用,对自我承认的作用。已获得的承认体验是推力,遭遇的蔑视体验是阻力,两者共同构建了社工人才具有张力的现实境遇。社工人才获取承认之路单纯依靠社会工作从业者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各相关主体齐心协力,共同推动。

(一)全面提升素养,巩固自我承认,夯实承认之基

社会工作经常和弱势群体、二次创伤暴露、复杂的任务、冲突的角色、工作量沉重、工作权限小、共情需求高等联系在一起,需要高专业要求[17]。社会工作能力由专业价值、理论知识和技术方法构建而成,社工人才的安身立命之本是过硬的专业能力。因此,社工加强制度化、常态化的学习,不断更新理论知识,掌握相应的技能方法,并内化为服务能力,是他们增强专业自信的基础。在边疆地区,社会工作者们需要争取新的承认以彻底抛弃对自我的怀疑,进而实现更高水平的自我同一性[18]。边疆社会工作面临内在发展不足和外在支持不够的双重困难,就工作人员而论,要有适应于人群的态度,有适应工作本身的技能[19]。边疆地区社工人才在具备一般性服务能力的同时,还应掌握满足本地化需求的一些技能,立足边疆地理区位,尊重多元民族文化,以应对诸如民族文化传承、跨境婚姻适应等具体问题。一般性能力的掌握与特殊性能力的突破,利于社工人才巩固自我价值感,并在此基础上提升自我认同的内生动力。

为了获得全面承认,推进社工人才建设,边疆地区社会工作从业者更应凝聚成共同体。这里提及的社会工作从业者既包括直接开展服务的一线社工,也包含与社会工作发展密切相关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以社工机构为代表的社会组织的管理人才以及社会工作教育系统师生等,只有凝聚最广大社会工作从业者的力量,减少社工的高流动性与高流失率,才能为提升社工职业认同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立足边疆实情,深化政府承认,探索承认之路

政府应立足边疆实情,把握边疆社工人才发展的个性化历程,有针对性地拓展实质性承认。首先,在资源投入方面,与发达地区动辄成百上千万的投入相比,边疆地区由于经济落后的制约,很难与之比肩。但是地方政府可以在软环境的塑造上下功夫,如出台人才培育的专项政策、加强社会工作的宣传倡导、鼓励本地民众成立机构等,同时以开放的态度充分引入外部资源,缓解自身供应不足。其次,在人才构成方面,借鉴文中项目案例的经验,以培育当地社工为主,适当招聘外来专业人才,充分挖掘并转化本地有公益服务经验的志愿者成为职业社工。为未经专业训练的社会工作者提供各种培训,使之从“半专业化”逐步走向“专业化”[20],是更具地方特色的人才发展路径。再次,在人才发展目标任务层面,由于我国内陆边疆地区与民族地区呈重叠分布状态,在治理过程中面临特殊性[21]。因此,需结合边疆地区的实际设定社会工作服务目标。诞生于西方的社会工作在边疆地区既要本土化,也要民族化,需要保持对多元文化的敏感,以应对民族关系、宗教信仰等地方性问题。社工人才的培养也应该以服务目标为导向,注重选拔能够扎根边疆、扎根基层,在边疆、民族、基层的具体场域中能够融入当地群众日常生活的人才。最后,在保障机制方面,制定适合边疆地区的社工人才发展规划,为整体推进社会工作发展描绘蓝图。由职责权限更大的公权力部门会同民政部门进行多部门协调联动,推动各领域社工人才在数量、素质等方面齐头并进。在本地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开发设置与社会工作密切相关的岗位,同时鼓励专业社工机构等公益慈善社会组织的发展,搭建承载人才的平台。出台社工人才服务质量评估监督标准,科学判断服务成效,不断促进服务水准的提高。

(三)满足群众需求,改善社会承认,搭建承认之桥

为最大程度、最快速度上提升广大群众对社会工作的知晓度和认可度,使他们能主动来寻求社会工作服务,推动承认的良性循环,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努力。第一,大力推动社会工作发展,提高社工人才能力,使其具备核心职业竞争力,并成长为不可替代的社会职业。当社会大众认识到社工存在的重要性和价值的时候,社工才能够真正地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如“教师”“医生”等职业类型。第二,社会工作应积极参与边疆社会治理,并融入乡村振兴、助力民族团结等国家方略。如此一来,民众意识到社会工作的发展是符合时代要求,是有利于缓和当下历史条件下边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对于边疆地区群众遇到困难和问题,社工人才作为专业化、职业化的助人者,能够较好去处理,并将服务的成效公之于众,以获得群众的信赖和支持。第三,将社会工作融入国家福利体系,微观层面尊重个人福利权利,宏观层面践行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通过传递福利资源,协调社会财富再分配,满足弱势群体需要,以增进社会福利。当广大群众关注社会工作发展,支持社工人才建设的时候,在社会民众与职业社工之间才能架起理解的桥梁,营造良好的社会承认的氛围。

(四)推动良性循环,增强承认互构,编织承认之网

如前文所阐述,承认结构三者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交织、彼此促进的。为加深社工人才的承认程度,政府承认、自我承认与社会承认三者之间也应该齐头并进,在互动的过程中形成良性循环。政府承认在遵循行政逻辑,追求政治目标的同时,也要考虑社工人才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边疆人才发展的整体现状;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背景下,让渡服务空间,加大政策性支持。基于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力,政府可以通过多元化形式进行横向宣传倡导,并在行政体系内部进行纵向引领,推动社会承认。社工人才要理解政府承认背后的政治逻辑,和社会承认所立足的服务成效,通过换位思考,用从业人员的能力提升、直接服务的质量改善和协同治理的作用发挥,满足政府和社会的期待,改善同政府的关系,推动政府切实认可社会工作的效用,提升社会民众的认同度,让大家承认社工的价值。社会领域的承认是承认环境中起外部推动力的关键要素,既能通过群众呼声影响政府决策,又能对社会工作从业者产生能动的反作用,强化他们自我肯定的信心。无论哪个维度的承认,都紧紧聚焦于促进社工人才获取承认的历程,三者互构形成的承认网络又有机地融合在地方、国家社会工作发展的格局之中,最终实现社会工作完整性承认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