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历史考察

谭文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是决定近代中国命运的一条关键道路。正是在这条道路的正确指引下，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条件。深化和梳理这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形成的复杂过程，揭示这条道路的形成机制，对于总结党领导人民探索革命道路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农民运动的地位与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

中国革命何以必须从农村开始，这是学界以及社会许多人士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然而，已有的研究成果多存在以结论推成因、说明直线化的问题，没有展现毛泽东对此问题的认识历程，因此无法解释他对农民运动的考察在其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过程中占有何种重要地位。

实际上，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认识可追溯到建党初期。彼时，曾参与领导湖南、江西等地工人运动的毛泽东认为，“中国工人一是人数少、力量小；二是斗争的水平低，最高利益仍是改善生活条件，要把工人的斗争迅速引上政治軌道目前还有相当困难。与此相反，目前中国小资产阶级政治上比较活跃，小资产阶级控制的国民党有发展前途，也可能领导目前的运动”。因此，他赞同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要分步进行的观点，“现阶段的革命，应当由国民党来担负起最重要的革命责任”①。至于农民运动，他认为，“中国农村的阶级分化还远未到开始为土地而斗争的这一步，这种口号现在吸引不了农民群众”“还不适宜马上提出反对大地主的口号”②。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这一时期毛泽东还没有涉足农民运动，尚未看到农民阶级的革命潜力。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中国后，要求共产党坚持阶级斗争路线，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扭转过于强调国民党作用的倾向，积极参与国民党有关事务的毛泽东因此受到思想冲击。这促使他运用阶级分析方法重新且深入地思考“何以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如何实现工人阶级的领导”“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是怎样的”等关乎中国革命前途的一系列重要问题。1925年2月，他回到韶山开展农村调查，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发展会员，创办农民夜校，领导农民开展斗争。其中，“平粜”斗争的普遍开展和最终胜利使他看到农民身上蕴藏的巨大革命潜力，改变了“农村的阶级分化还远未到开始为土地而斗争的这一步”的看法。基于之前对工人运动水平的判断，此时他认识到“农民的革命作用可能远比工人的革命作用更直接、更可靠”③。因此，他在1925年10月为《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日刊》撰写的《发刊词》中强调，发展占广东全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群众组织，对于保障和扩大革命的胜利，使三民主义完全在广东实现有着重要意义。韶山的调研和实践，帮助毛泽东找到了革命领导力量和同盟军等问题的初步答案，这些答案集中体现在他当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

另一件对他造成巨大思想冲击之事是1925年发生的五卅惨案，激起他对帝国主义的巨大愤慨，也深化了他对中国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认识。他得出一个重大判断，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殖民地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④。那么如何反帝才能获得成功？首要问题是找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国民党二大后，毛泽东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随着他们培养的骨干前往一线开展工作，各地农民运动迅速活跃起来。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北伐经过湖南，当地农民积极响应，实行减租减息，打倒土豪劣绅，搞得轰轰烈烈。在发展迅猛的农民运动推动下，毛泽东首次明确指出，“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所以“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⑤。

湖南农民运动发展起来后，国民党右派大加责难，要求限制农民运动，陈独秀担心工农运动过分高涨破坏国共两党关系，主张在不妨碍两党关系的前提下开展工农运动。但是，毛泽东到湖南各地考察后看到农民身上蕴藏的巨大革命力量，“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⑥，而后重申了农民运动对于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⑦这一时期对农民运动的考察奠定了他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基础。

明确打倒农村封建阶级是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至关重要的基础环节。既然“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那么以打倒农村封建阶级为革命首要任务，确立“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⑧的革命思路是有理论根基的。既然反帝反封建的关键是反对农村封建阶级，“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那么大革命失败后上山去，到农村去，找最接近的朋友，并且通过土地革命发动农民就是自然而然的想法。也就是说，在“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乃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中，毛泽东最早确定的是中国革命必须以农民为主体，以打倒农村封建阶级为首要任务。他后来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考和革命策略的选择均建基于此，这是他成功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根本认识前提。

井冈山实践与“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酝酿

依前文可知，在“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中，毛泽东最先确立的是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把农民发动起来，打倒农村封建阶级的思想。那么，何以必须立足农村、扎根农村去开展此项工作？这与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有关。他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农村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到农村去开展农民运动，中国革命才有生存和发展希望。1927年9月，他在文家市说服秋收起义余部转战山区和农村时指出，“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1928年5月初，他在与陈毅交谈时，谈到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政权的构想，指出陈毅他们在湘南站不住脚的原因是那里地处交通要道，敌人过于强大。12月中旬，彭德怀率领红五军到达井冈山，毛泽东一见到他就说：“你也走到了我们一条路来了，中国革命条件是成熟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胜利，民主革命也要胜利。”正是因为看到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毛泽东预见了军阀之间持续不断的混战，加上党领导的城市起义相继失败，他确立了中国革命必须以“农村为第一步”的坚定信念。

工农联盟建立后，便要思考通过何種形式开展斗争。事实上，大革命失败前后，毛泽东即已充分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这种重视贯穿于他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始终。大革命后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我们党由于掌握的武装力量不多而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这给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以极大触动。1927年7月20日，他在《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中指出：“实行土地革命，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农民的革命政权，并以革命的武装保障其胜利。”显然，他认为夺取政权是开展土地革命的条件，而武装斗争是土地革命的保障。在八七会议上，他强调，“秋收暴动非有军事不可，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他还在讨论秋收暴动的策略时指出：“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当前处在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他指出，“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这种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问题也就非常地繁复和严重。”因此，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提出，要开展工农暴动，必须有军事力量的保障，即必须“以军事发展暴动”。

与重视工农联盟和武装斗争的思想不同，毛泽东的割据思想起源更早一些，但主体思想是在井冈山时期确立的。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为找寻新的道路，初步提出相机占领某个县或几个县、建立革命政权、实行武装割据的思想，这与毛泽东重视政权的思想形成呼应。1921年初，他就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指出：“试问政权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非得政权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因此，他上井冈山后十分重视边界各县政权的建设工作。到1928年2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初具规模，湘赣边界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已经形成”⑨。

他关于割据的思想是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逐渐成熟的，其核心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为什么要割据，另一个是为什么能割据。

对于第一个问题，他早在《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中提出，“每一省农民运动要把我们的人力财力集中在政治军事或交通占重要的区域，以树立领导全省运动的中心基础，宁可为求这些区域的深入而暂缓扩大，万不可只求扩大而忘记了中心基础工作”。这说明，尽管他基本认同革命应以城市为中心，但从建立党和群众的基础的目的出发，仍强调区域工作要力求深入而不能盲目扩大。这可以视作他深耕根据地、造成党和群众的基础的思想发源。井冈山时期，使他确认必须要搞割据的事件是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其中又以八月失败为主。1928年6月，他抽调红四军大批同志和宁冈、遂川、茶陵、酃县（今炎陵县）等县的负责同志到永新工作，希望在最短时间内建设一个党和民众的坚实基础。但八月失败后，土豪劣绅趁机报复，残杀民众，逼债收租。“恰恰那时割禾了，我们分了田的地方，到此时农民要收获的时候，忽然失败了，分了的田都不能算数，真是无可奈何。当时有一句口号‘农民分田，地主割谷真是太不值得。我们别的军事上政治上的失败都不算事。只有分了田而农民收不到谷，才是真真的大失败呢！所谓土地革命，此时被白色势力都打的粉碎了。”⑩事实证明，没有红军的保卫和稳定的根据地，土地革命的成果随时可能被夺走，从而也就无法达到发动群众的目的。同时，八月失败后部分党员和群众的反水行为表明，“党与民众必须经过相当时期训练才成，短期间人工强制、制造出来的，是外强中干，中看不中吃的”，。据此，毛泽东认为，没有稳定的根据地，不仅无法保障土地革命成果，也无法造成党和群众的基础。

对于第二个问题，他之所以相信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存在，首先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准确判断。大革命失败前后，受帝国主义等各方面因素影响，国民党内部并不统一，各派之间矛盾重重，冲突的可能性很大。受此影响，他认为，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在政治上是难以统一的，只要到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去，我们党就能继续生存发展。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2月，短短几个月时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初具规模。在1928年5月召开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总结工农革命军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提出深入土地革命，加强根据地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和党组织建设的任务，阐明中国革命战争发展和胜利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初步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此后，井冈山经历了4月至7月的历次胜利和八月失败，他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在10月召开的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得以存在和发展的5个条件：一、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是“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曾经大大起来过的地方”；三、“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四、“相当力量正式红军的存在”；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从理论上回答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重大问题。基于这些科学认识，他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这时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已基本形成。

中央六月来信与两种不同的革命道路

1928年11月初，毛泽东等收到中共中央于当年6月发出的关于5月报告的回信。该信集中反映了中共中央此时对于农民运动乃至全国革命的指导意见。其中指示：“你们的任务就是在湘赣或赣粤边界，以你们的军事实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而推进湘鄂赣粤四省暴动局面的发展。”尽管中央要求注意深入土地革命，巩固革命的基础，但也要求红四军向四周发展，因为“如果不注意向四周扩张你们也必归于孤立的失败”。可见，中共中央的指示与毛泽东此时基本形成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不同的。因此，他在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上指出，中央要求的“游击区域过宽”不切合实际。

1928年6月，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基本被纠正，中共中央形成对于中国革命性质、革命阶段的正确判断，“中国革命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目前中国民族革命和民权革命的任务一点还未完成”.。那么，如何继续完成这一任务？中央认为，“自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整个的国民党都成了豪绅资产阶级的代表，小资产阶级也失掉了在革命中的地位，此时只有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直接的来完成此一革命的使命，但此一革命的性质虽是资产阶级民权的，然而他发展的趋势是生长而向社会主义方向走的”/。因此，中央强调，“为要暴动能够成功，并且暴动的胜利能够生长而向社会主义方向走，则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作用是异常重要的”0。

由于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在总结1927年8月以后斗争存在的错误时，中央对“忽略城市的工作去干农民的暴动”表示担心，因为“这样不仅不造成城市为暴动的指导者，甚至还要根本毁灭城市，以致在许多地方暴动的发展中无产阶级领导的意识一天一天地低落，而农民的意识一天一天地发展，许多地方无论在政权机关或党的指导机关中都有很深厚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意识的影响”1。早在文家市转兵时毛泽东就因为转战农村遭到中央的严厉批评，到中央发出这封信时，毛泽东等人已在井冈山上转战半年多。在此情况下，中央自然十分担心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受农民意识的影响，致使部队脱离无产阶级的领导。对此，毛泽东深有同感，八月失败即是因为红四军党受农民意识支配向湘南转移导致的，至于边界各县的党组织更是存在着严重的农民党倾向。但他并未因此否定“工农武装割据”道路，而是在给中央的回信《井冈山的斗争》中初步提出通过思想领导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想法，“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通过加强思想领导，纠正非无产阶级意识，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运动的领导。

中共中央不同意在农村固定地域搞武装割据的另一个原因是对军事力量抱有“偏见”。大革命的失败是由于蒋介石掌握军事力量后叛变了革命，因此中央认为不能过于依赖军事。中央在1928年6月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中指出，“在组织上现在你们还是国民党式的军队，在性质上还是雇佣的军队，在成份上亦不能说很健全，这样的军队是不能十分有把握成为彻底实行土地革命的军队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央认为自身掌握的武装力量有限，而敌人十分强大，“只靠一部分单纯军事力量的东征西讨，暴动是不会成功的，即使偶然的胜利也是暂时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应以工农暴动为主要手段，将之视为区别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特征。而实际上，没有军事力量是无法保障根据地安全的，更谈不上开展土地革命、发动农民起来斗争。因此，毛泽东在回信中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我们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换言之，只有军事力量的保卫，才能建设稳定的根据地，也才能造就党和群众的基础。

概括来说，中共中央设想以城市为中心，在城市开展工人运动，加强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同时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重要区域的割據，成立苏维埃政权。为避免陷入孤立斗争的境地，应在已有割据区域的基础上尽快向四周扩张，扩大党的影响。而后在阶级斗争的高潮时期，通过城乡联动、工农武装暴动，夺取一省或者数省的胜利。而毛泽东认为，反帝反封建的关键是打倒农村封建阶级，主要任务是发动农民，所以必须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井冈山的实践证明，没有红军的保卫和稳定的根据地，就无法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也无法建立党和群众的基础。为争取中央的理解与支持，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陈述了坚持“工农武装割据”的3个理由：一、工农武装割据有利于保存边界，建立和巩固党和群众的基础；二、工农武装割据对扩大红军、增强红军战斗力有好处；三、边界红旗始终不倒对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意义——“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由此，他指出：“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

古田会议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形成

古田会议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在给林彪的回信中表达了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强大信心。那么，古田会议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呢？对于这一问题，以往研究者关注不多。而实际上，古田会议在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形成脉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为这一道路的形成清除了重要障碍，并为这一道路的实施提供了广阔空间。

1928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认为，“既然农民不能独立地领导革命，那么它就需要城市的领导。农民首先应夺取一些城市，以便进行革命斗争”。他建议，红军“化整为零，不断地游动……等到有一天民众都起来了，放一个号炮，就可以杀出来参加总暴动了”。布哈林的言论对中共中央判断革命形势造成极大影响。1929年2月，中共中央在听取军事部部长杨殷关于朱毛红军为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会剿”而撤出井冈山遭到强敌尾追的报告后，对革命前途作了悲观估计，并给红四军前委发出二月来信，认为党的领导力量薄弱，“还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群众的先锋队”，将影响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甚至“延缓或阻碍革命的到来”。而“无产阶级若不在我们党的指导之下领导革命的发展，则反帝运动尤其是反日运动便如目前的复兴也会被资产阶级领导向着反革命方向走，工人斗争可以为改良主义的口号所欺骗，暴动的农民区域可以为敌人聚集的力量在城市斗争已经被压下去之后来图谋消灭（自然不能根本消灭）”。中央在二月来信中要求，“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以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

此时，毛泽东已清楚看到“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性及其在全国政治上的意义。故而他在四月回信中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大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正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最大任务；但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2。针对中央的悲观情绪，他进一步提出“和蒋桂二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的建议。他还在信中回应了中央的种种担心。对于农民意识影响无产阶级领导的问题，强调“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对于中央认为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的判断，从农村斗争的角度指出，当前“反革命高潮逐渐低落，革命高潮逐渐升涨”，只是“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只要以积极口号、积极精神领导群众，就能迅速恢复党的战斗力。对于中央提出的分兵要求，认为行不通，“我们从前年冬天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都失败的”。至于中央担心工农运动“被资产阶级领导向着改良主义方向走”，他从井冈山的实践出发，断言：“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屠杀主义又固然是为渊池（驱）鱼，改良主义也不能再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的形势下，什么党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

当时，党领导的城市起义屡遭失败，无产阶级基础遭到削弱，“加以革命的失败的反映，非无产阶级意识的浓厚，党内政治水平线的低落，一般干部分子的观念更易消极悲观”3，中共中央因此得出党的领导力量薄弱的判断，并进而对革命形势产生悲观估计。值得玩味的是，对于这个中央最担心的问题，毛泽东恰恰在回信中谈得最少。何以会这样？因为上述情况同样在红四军中存在，这也是他此时最关注、最受困扰的问题。尤其是“非无产阶级意识的浓厚”问题，前有受农民意识支配转战湘南导致的八月失败，后有大柏地之战中士兵委员会受极端民主化思想影响，破坏前委的统一领导，险些酿成难以估计的后果。虽然大柏地之战最后取得胜利，但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任务实实在在地摆在了他面前。在他眼中，党的政策的不错误以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的关键因素之一，而“非无产阶级意识的浓厚”“党内政治水平线的低落”会影响党制定和施行正确政策，破坏党对军队的领导。实际上，他早就针对边界各县党组织的农民党倾向提出过加强思想领导的想法，但由于红四军内部存在由个人领导延伸而来的分团主义倾向，所以他还未在红四军内提出这一问题。而且，当时部队处于转移作战状态，受客观环境的限制，政治教育无法正常进行，加上新补充的俘虏兵很多，一时还没有解决这一问题所需要的条件。但就在回信前后，他收到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贯彻执行党的六大决议的《告全体同志书》，要求“全党的同志，应坚决地起来奋斗，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这个论述呼应了毛泽东在红四军内开展思想斗争、加强思想领导的想法，也为他将这个想法付诸实施提供了政策依据。

1929年4月，与二月来信一起抵达红四军的刘安恭带来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他主持临时军委会议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管其他事，以限制前委的领导权”4。这引起红四军内部关于前委和军委分权、党的领导和个人领导等问题的争论，使得红四军党面临失去对军队领导权的危险。无论是对中国革命事业，还是对毛泽东已经坚定的工农武装割据道路来说，失去党对军队的领导权都是致命打击。他在6月14日给林彪的复信中明确指出：“四軍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的危险”，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遗憾的是，当时红四军党内相当一部分同志对错误思想的危害认识不清，因此，毛泽东纠正错误思想的计划遭到了抵制，他甚至在争论的影响下落选前委书记一职。

在关乎中国革命前途的关键时刻，应中共中央要求，陈毅代表红四军到上海向中央报告了内部争论等方面的具体情况。如前所述，中共中央从保证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确保民主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出发，坚定主张必须遏制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因此，在听取陈毅汇报后，中共中央出于纠正非无产阶级意识、保持红四军政治稳定等因素的考虑，采取了支持毛泽东的正确决定。在九月来信中，中央强调，“前委要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据此，毛泽东于1929年12月底主持召开古田会议。古田会议确立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伟大原则，基本解决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意识的浓厚”“党内政治水平线的低落”问题，及时纠正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流寇主义、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想，进一步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为毛泽东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提供了广阔的实践空间和重要的力量支撑。古田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就在给林彪的回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断言，在全国范围“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5。

历史充分证明，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完全符合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伟大作用，为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正确指导。它的形成路径启示我们：要探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之路，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充分尊重具体实践，遵循“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并且要有在实践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的勇气。这恰恰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断创造美好生活所必须遵循的根本指针。

注释：

①②③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8、12页。

④⑤⑥⑦-《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7、15-16、15、49-50页。

⑧《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7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6页。

⑨45《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2、295、317页。

⑩，3《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56、252、238页。

./0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一九二八），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46、247、248、248页。

2《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97页。关于此段文字表述，《毛泽东年谱》的表述在这段文字中多了“主要”二字。

（作者系中共茂名市委党校政治教研室主任）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