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跨国公司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路径思考

韩爽 田伊霖

摘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在更高水平上的发展，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凸显，通过完善全球框架下的自我治理，调整全球供应链重构的经营管理，参与全球经济新秩序的规则治理以及承担全球发展的责任管理，积极融入到新形势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构建中。中国作为全球跨国公司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依托其庞大的市场空间、战略资源优势以及不断提升的创新能力、积极的引资政策红利以及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在新发展阶段为跨国公司提供了稳定广阔的投资空间。跨国公司应积极发挥链接新格局的节点优势、创新驱动的研发优势、利益集团的政治优势以及全球资源配置优势，在中国市场寻求发展的最优路径。

关键词：全球经济治理；跨国公司；全球供应链

2023年伊始，随着中国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调整，跨国公司频频出现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博鳌亚洲论坛以及消博会等多场国际会议上，不少跨国公司高管密集访华，释放出持续关注中国市场的积极信号。跨国公司作为更高层次经济全球化的治理主体，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全球跨境投资意向持续低迷，全球产业链经历重构的新形势下，跨国公司通过完善自我治理，推动介入治理，积极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新秩序的构建中。中国市场作为跨国公司重要的投资目的地，其不断完善的产业链配套能力、不断提升的创新驱动能力以及不断优化的发展环境将在新时期为跨国公司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

一、跨国公司渐成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兴主体

全球经济治理来源于全球治理，是后者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和延伸，是经济活动与治理关系的反映。“全球经济治理也是全球治理的主体和核心，但又不是全球治理的全部。全球治理除了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协调外，还要共同处理、解决诸如环境、能源、安全、网络以及太空、极地等各个领域的全球问题”。①从治理内容上看，全球经济治理强调各国政府的共同治理，当然也包括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为代表的带有超主权意义的正式的国际机构以及各种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合作机制，其主要内容包括对世界的宏观经济、世界的发展治理、世界的贸易治理、世界的金融治理、国际会计准则体系的治理、世界的投资治理、世界的产业治理以及发展、减贫问题等。从治理目标和领域上看，“全球经济治理主要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维护全球经济的稳定、均衡和公平，纠正全球经济的失衡和缩小全球收入差距”。②

随着经济全球化在更高層次与水平上快速发展，传统国家界限以及空间地理距离越来越丧失其经济与政治意义，由于作为传统治理主体的主权国家不具有超越国界的社会治理能力，其对经济规范的制定权与管理权日益被削弱，作为新兴治理主体的跨国公司的作用日益显现。依托强大的社会经济权势、全球性组织构架以及专业技能，跨国公司完成了其社会经济功能的巨大变化，不仅延续其传统意义的经济活动主体，也日益演变成为重要的经济治理主体，推动相关全球经济治理秩序重建以及全球经济治理手段创新。

二、新形势下跨国公司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路径

（一）跨国公司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形势

1.跨国公司深度参与构建全球价值链，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

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重要的非国家行为体，依托其全球布局的生产网络和经营架构，跨国公司在实践中成为推动生产要素在国家间流动、资源在国家间优化组合的主要力量。首先，跨国公司的生产活动催生了无国界的新的国际分工秩序，也就是全球价值链的主体。而后，在全球价值链的拓展过程中，价值链上下游企业的要素、产品、物流、技术在国家之间流动，跨国公司依托其全球布局的经营网络成为产品、要素以及服务转移的主体，也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主要构成。据统计，目前世界最大的250家跨国公司的出口额已经占全球总产值的1/3以上，这些公司控制着70%的对外直接投资、80%的世界金融资本、2/3左右的贸易额和80%的技术专利。③跨国公司通过其巨大的全球影响力以及高效经济的资源配置网络，推动了生产要素超越国境边界优化分配，通过构建全球价值链和全球供应链将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2.多种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叠加，全球供应链面临重构

随着中美大国博弈的加剧，叠加疫情以及俄乌冲突的影响，主要经济体纷纷调整对外经济政策，更加强调国家安全、供应链弹性和关键供应自主，以提高供应链的韧性和灵活性。受到主权国家经济治理政策调整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基于供应链安全和稳定的考量，收缩其基于资源最优配置的全球供应链布局，将原先被拆散分布到不同国家、不同企业生产的工序和环节，逐步回缩到一个国家或若干近邻的国家进行集中生产。同时，通过增加供应商数量，丰富其供应链节点渠道，实现原料以及关键中间品的多元化采购，降低跨国公司供应链集中的风险。

（二）跨国公司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新路径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转型、全球供应链重构的大背景下，作为治理主体的跨国公司，通过完善内部规则的自我治理、经营架构的自我管理、国际规则的介入监理以及社会责任的承担治理，在构建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框架中发挥重要作用。

1.积极完善全球框架下的自我治理

自我治理是指在主权国家经济治理失灵条件下跨国公司制定自我约束规范，并将其贯彻在全球的经营框架中。跨国公司的自我治理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跨国公司所在国经济治理规则的缺失，为保证公司的合规经营和可持续发展，在消费者组织、工会组织、生态与环保组织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的推动下，跨国公司服装制造企业李维斯制定了第一份公司生产守则。此后，从全球服装生产商耐克、阿迪达斯、锐步等开始，基于其东道国国别治理规则的缺失，跨国公司纷纷制定颁布企业内部生产守则。跨国公司内部守则一开始大多包括保护劳工权益规则，例如禁止使用童工、保障最低工资以及提供健康工作环境等，而后其守则内容扩展到环境保护、社区权益、反腐败和贿赂等一系列新兴全球治理领域。全球最大的500家公司中有三分之二在20世纪末建立了“行为守则”，进入21世纪，这个数字增长至98%。在世界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加的形势下，跨国公司通过不断完善以公司行为准则为基础的合规治理体系，保障了公司在东道国治理规则缺失以及外部环境调整甚至恶化的条件下，合规合法经营，稳定持续发展。

2.主动调整全球供应链布局的运营管理

全球供应链正在进行新一轮重构，作为供应链主体的跨国公司也在积极调整其上下游供应链条，推动全球范围内生产要素的安全流动以及现有环境下资源的最优配置，集中呈现如下特点。一是更加强调供应链的自主化。疫情期间各国采取的临时管制措施，尽管其目的是短期应急管理政策，但是其直接阻碍甚至阻断跨国公司内部的要素流动。叠加疫情后俄乌冲突等政治外交事件频发，强调供应链的自主可控以及关键中间品的供给稳定成为跨国公司调整供应链布局的核心。二是加强供应链的多元化。在外部环境面临大变局的条件下，分散于全球供给网络的资源就成为保障跨国公司利益的关键。及时调整其供给渠道，在平衡地理距离、政治外交以及经济利益等多方面因素下，跨国公司积极寻求周边供给、经济供给以及本地供给的渠道多元化。三是推动供应链的一体化。响应发达国家以及主要经济体近年来制造业回流的鼓励政策，跨国公司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其在母国的经营模式也由关注研发、销售环节向研发、生产、销售转变，推动其关键或主要产品的供应链一体化生产。

3.积极参与新一轮全球经济合作的规则治理

跨国公司借助自身强大的经济权势对非政府组织甚至主权国家或国际组织相关行动与决策产生影响。首先，跨国公司能够影响并参与行业规范的制订。21世纪初，美国和英国的传统能源以及矿产的跨国公司從自身利益出发，推动形成了一系列能源以及矿产经营活动的人权保护协议，并以此为国际标准在行业推广。其次，跨国公司能够影响或操控某些国际公约与合作。2015年12月巴黎气候变化大会通过的《巴黎协定》不仅是全球主权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众多跨国公司积极推动与参与的结果。跨国公司借助其全球属性，突破国界与地域的限制，通过尝试参与非排他性以及非营利性的国际公共产品投入，积极参与全球框架下的规则制定的介入治理，在实现企业发展的短期甚至长期目标的同时，构建和完善与其核心利益一致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体系。

4.积极承担所在国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责任

研究认为，跨国公司在全球化的生产经营中，受到强制性同构压力、规范性同构压力以及模仿性同构压力驱动，承担作为全球治理主体的社会责任。新冠疫情暴发后，尽管受到国别临时流动限制政策的影响，跨国公司内部不同区域的分支机构管理制度以及运营决策很难一致，跨国公司仍积极承担所在东道国社会责任，采取应急管理以及隔离防控措施，谋求其本地可持续发展。一是更加关注突发事件下员工的利益。东道国疫情防控政策对跨国公司形成强制性同构压力，员工健康安全形成规范性同构压力。丰田公司为防止新冠疫情在员工和公众之间扩散，关闭国内外展览设施，为解决工作场所防疫物资缺乏问题，丰田所属日本电装等企业通过转产防疫口罩解决内部员工需求，保障工作场所的员工安全。二是更为重视当地社区利益。跨国公司作为社会治理主体，在外部环境发生调整时需要及时关注社区利益，配合政府应急管理政策，利用自身资源，争取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东道国经济和社会的冲击，从而维护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利益。三是推动科技创新驱动社会发展。跨国公司通过自身技术、人才等要素的内部转移，充分释放外资进入的技术溢出效应，提升母国以及东道国技术创新能力以及人才发展环境，从而助推所在国科技进步，驱动经济快速发展。

三、新形势下跨国公司经营中国市场的再思考

（一）新形势下中国继续为跨国公司提供稳定广阔的发展空间

1.庞大的市场潜力确保了中国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

首先，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中国目前占全球GDP 的18%，与整个欧盟相当，仅次于美国的24%。其次，中国消费市场的潜力不断释放。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不仅有规模庞大的人口，其人均 GDP 也已经超过一万美元，购买力增长可期。近年来，中国消费的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持续扩大内需的政策也将进一步提振消费者信心。此外，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巨大机遇。中国拥有全球门类最全、体系最为完整的制造业结构，当前和今后的一段时间内，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将为跨国企业提供共同成长的巨大空间。

2.资源优势以及不断提升的创新能力提供新的发展机遇

首先，在全球供应链重构的过程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原材料以及资源储备成为影响一国产业链地位的重要因素。作为全球重要的天然石墨（中国提炼的石墨占全球总供应量的100%）、锂（70%）和钴（68%）产地，中国成为新能源产业原材料的重要供给大国；同时，作为全球稀土产业的重要国家，中国不仅拥有大量的稀土储备，还是稀土进口和出口的主要国家之一，2021年出口量约占全球总量的8%，成为半导体产业原材料重要的资源大国。战略资源的重要优势对跨国公司而言蕴含着巨大商业机遇。其次，中国正成为全球创新的重要领导者之一。据科技部统计，2022年中国创新指标在全球排名已经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到第11位，顺利进入了创新型国家行列；前千分之一的中国科学家发表的热点文章数在全球占比突破40%，表明了中国在前沿科技创新方面已经成为解决全球共性科技问题的重要力量。科研能力的显著提升为跨国公司实现质变提升提供了优越的人才和环境。

3.积极的引资政策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发展环境

从中央经济会议到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将“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放在前所未有的高度。2022年以来，商务部等主管部门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国家级经开区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其中在《关于以制造业为重点促进外资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的若干政策措施》中提到要更好地发挥外资在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更深融入全球产业链的积极作用；在2022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的调整中，新增多条高技术制造业条目，与2020年版相比增幅近20%，为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适用各类支持政策提供各种便利；在2023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设立研发中心的若干措施》中，鼓励外商在华投资设立研发中心，开展科技研发创新活动，支持其更好发挥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在2023年3月相继举办的2023年年会以及博鳌亚洲论坛上，多个中央部门也继续释放持续扩大市场开放、加大吸引外资力度的积极信号，包括特斯拉、苹果、溢达在内的等多个跨国公司首席执行官受邀来华，洽谈进一步与中国政府和企业深化合作的事宜。

4.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增强跨国企业在华经营的信心

近年来，中国外资法律持续完善，不仅为在华外资提供明确的监管依据，也形成“负面清单”结合“准国民待遇”的国际认可的监管手段。为更高水平地吸引外资，以海南自贸港、自贸试验区为代表的开放高地进行了多项实践探索，着力创造制度性开放红利，便利跨国企业在华可持续发展。各地以经开区、高新区为代表的经济发展功能区，也将保障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作为招商引资的重点内容，稳定了跨国企业在华持续经营的信心。

（二）新形势下跨国公司参与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思考

1.发挥跨国公司链接新格局的节点优势

跨国公司成为链接双循环的重要节点是全球化和经济互联依赖的自然结果。“双循环”旨在通过扩大内需和加强国内市场的基础上，与国际市场更紧密地对接和互动。基于跨国公司母国与东道国经营一体化、全球生产网络化的属性，在融入中国双循环格局中，跨国公司具备天然的节点优势，可以在以下诸多方面积极助力。一是积极创造在华的就业机会，推动内需持续增长。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建厂和扩大业务，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这有助于增加中国人民的收入和消费能力，进一步推动内需扩大。二是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助力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重要的制造和销售基地，可以将中国产品和服务推向全球市场。通过跨国公司的国际渠道和销售网络，中国企业可以更好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实现国内外市场的有机衔接。三是持续注入先进的管理资源，推动实现产业升级。跨国公司通过引进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促进所在产业的创新和转型，在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同时，推动了中国产业的升级和结构优化。四是带动贸易投资增长，促进中国贸易平衡。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业务运营也有助于平衡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通过在中国建厂和扩大采购，跨国公司增加了对中国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有助于减少贸易顺差，促进贸易更加平衡。

2.发挥跨国公司创新驱动的研发优势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经营的溢出效应包括技术外溢、出口绩效外溢以及生产率外溢，其中，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技术外溢效应在改革开放初期尤为显著。在管理、人才和技术随资本注入中国本地化生产的过程中，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助力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升级。但是近年来，尤其是2018年后技术脱钩频频出现在中美等大国的战略博弈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保持本国技术领先优势，通过技术转让限制、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等手段阻断关键核心技术流入中国。由此，跨国公司在全球部署研发中心以及技术资源流动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母国贸易政策调整的影响，导致其对中国本土技术升级的贡献有所减弱。

2023年1月，为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商务部、科技部出台《关于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设立研发中心的若干措施》，明确释放了政府对跨国公司开展科技创新、引进技术人才的支持和鼓励。当前，中国正处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攻坚时期，跨国公司可积极把握建设窗口期，通过在中国深入开展产业关键技术研发创新进入中国，打造本地化产业生态，拓展研发设计、金融、物流、供应链管理等中国市场急需的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共享中国市场发展红利。同时，数字技术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供应链格局的关键力量。中国正努力通过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现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从而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质变。顺应这一形势，跨国公司可围绕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领域强化投资布局，增加对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数字化生产线、5G+工业互联网平台以及数字化协同创新平台的关注，把握数字技术在华发展契机。

3.发挥跨国公司利益集团的政治优势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作为贸易自由化的利益流入方的跨国公司，是全球自由贸易最大的拥护者。随着中美大国博弈的加剧，关键贸易品贸易摩擦不断，资源、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阻碍甚至阻断。跨国公司作为经济治理主体，是西方社会政治外交关系中重要的利益集团，也有其他社会团体无可比拟的经济实力和全球影响，可以通过政治游说来发挥其优势，缓和大国间贸易摩擦。首先，跨国公司可以积极参与中国以及母国行业联盟和商会的活动，与其他相关企业形成合力，共同倡导贸易自由化和减少贸易壁垒。通过行业联盟和商会的合作，可以更有力地向政府传达共同诉求和关切。其次，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其广泛的媒体和公关资源来传递信息和塑造舆论。通过发布有影响力的声明、参与采访、发表观点文章等方式，向公众和决策者解释企业的贸易利益和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看法。此外，跨国公司可以加强与其他美国企业和利益相关方的合作，形成更广泛的联盟和合力。通过联合行动和共同倡议，跨国公司可以在全球范圍内推动贸易合作和解决争端的机制。

4.发挥跨国公司全球布局的资源优势

全球供应链正在经历重构，近岸化、本地化以及多元化特征凸显；与此同时，作为全球化程度最高的经济活动主体，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的经济性和高效性仍是根本原则。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跨国公司可以积极把握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导向，依托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优势，在中国市场实现更大的作为。一是积极融入制造业“补链、强链、固链、稳链”。跨国公司可以根据所在产业的在华发展情况，梳理产业在华链条发展的重点、堵点和难点，利用公司内部资金、人才、技术、管理等资源的全球配置优势，引导优势要素流向中国市场，打造在华本地化产业生态体系，进一步提升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优势，充分分享中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发展红利。二是抢抓双碳战略下中国绿色转型的发展机遇。2021年，中国宣布将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巨额投资。世界银行的模型显示，要达到2060年的目标，中国仅在电力和交通领域就需要额外投资约14万亿美元。在电力、工业、农业、交通和建筑等关键的高碳行业，跨国公司面临巨大的市场空间。跨国公司作为中国国内绿色发展理念的引入者、先行者，可发挥示范引领的积极作用，通过加大脱碳、减排等相关技术的研发投入，构建绿色低碳供应链体系、加强对能源低碳转型相关领域的投资布局等，抢抓中国绿色转型的发展先机，获得先发优势。▲

注释：

①陈伟光.全球治理与全球经济治理：若干问题的思考[J].教学与研究，2014（2）：9..

②陈伟光.全球治理与全球经济治理：若干问题的思考[J].教学与研究，2014（2）：9..

③黄河，Huang，He.全球化转型视野下的跨国公司与全球治理[J].国际观察， 2017（6）：15..

参考文献：

[1]陈伟光.全球治理与全球经济治理：若干问题的思考[J].教学与研究，2014（2）：9..

[2]黄河，Huang，He.全球化转型视野下的跨国公司与全球治理[J].国际观察， 2017（6）：15.

[3]李刚.论跨国公司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及其局限性[J].管理科学文摘， 2008.

[4]王志乐.跨国公司在华发展新趋势[M].新华出版社，2003.

[5]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课题组，林梦，路红艳，等.跨国公司在中国：全球供应链重塑中的再选择[J].国际经济合作[2023-07-10].

[6]袁勇.中国经济复苏增强跨国公司信心[J].中国外资，2023（4）：2.

[7]张威.全球供应链新变局下的国际工程承包[J].施工企业管理， 2023（4）：3.

[8]马瑄蔚，苑大勇.跨国公司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动因，路径与挑战[J].世界教育信息， 2023， 36（1）：8.

[9]胡叶琳，余菁“. 十四五”时期在华跨国公司发展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 20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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