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健康传播中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的应对研究

□魏超 闫佳仪

大健康背景下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现象一直以来都是学界重视的研究话题之一，不少学者都针对老年人的数字困境提出了解决方案。在新媒体时代，年轻群体积极追赶社会潮流，老年人却表现出不适感，这种不适感在后疫情时代集中爆发出来。《从疫情危机传播看互联网空间的中老年群体身份区隔》一文指出，当前老年群体很难从互联网中获取足够的健康信息，在全民新媒体的时代，老年群体不应被时代发展所抛弃。[1]《“健康码”与老年人的数字化生存》一文分析了“健康码”带来的问题，反映了数字时代老年群体的窘困，也是一种隐喻：今天人们的健康与自由，不仅体现为现实空间里的状态，也体现为数字空间里的状态，而能在数字空间里“健康生存”、自由通行的老年人少之又少。[2]《新冠肺炎疫情下出现的“数字鸿沟”现象探析》一文对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出现的数字鸿沟现象做出分析，并探析其治理策略。[3]

研究缘起：问卷调查引出老年群体“数字鸿沟”问题

本研究以自健康码小程序面市以来18 岁以上的成年用户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健康码使用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并以内容分析法提炼反馈意见。问卷于2022 年7 月6日发布，并于2022 年7 月13 日回收，有效样本共81 份。

针对59 岁以上的老年用户，本研究收集了他们对智能手机的使用情况与对健康码使用经历的感受。针对18 岁以上59 岁以下的用户，本研究统计了他们对老年人进行“数字反哺”的意愿现状。

虽然现在很多老年人会用手机进行语音通话、视频通话，但占比却不高。老年人受年龄、生理、心理等因素的影响，对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利用率较低，老年人在进入社区、乘坐公交车、线上购物、网上注册、在线挂号等方面存在较多困难，这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影响。

在参与有效问卷调查的81 人中，56.96%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家中的老人虽有手机，但日常需要在别人的帮助下才可以正常使用；39.24%的受访者表示家中的老人可以自己熟练操作，而在这些人中，80.65%的受访者表示家中的老人平时可以利用手机进行通讯、娱乐甚至更多操作。由此可见，大部分老年人在会熟练操作电子设备的前提下，使用手机娱乐或进行其他操作的意愿更强烈。

以新冠疫情期间出现的健康码为例，在社区管理最严格的那段时期，进出小区需要出示健康码，部分操作手机不熟练的老人经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打开程序或在别人帮助下才能顺利操作。问卷调查数据显示，72.15%的受访者都有过帮助老年人打开健康码的经历。因此，过于数字化的生活会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在“老年人健康码使用效果”分析问卷调查中，一半的受访者赞成设置“无健康码通道”。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技术与社会的发展不应抛下任何一个群体，针对部分没有手机或是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群体，在数字社会发展中保留传统的人工服务窗口和纸质健康证明仍旧是必要之举。此外，在年轻一代的“数字反哺”下，老年群体的整体数字素养也会有所提升。

互联网在当下已经遍布于各个领域，并且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互联网作为一种传播手段，不仅可以方便公众获知信息，还能够促进资源共享与互动传播。但与此同时，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它的消极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与个体间的信息差造成了“数字鸿沟”。针对该现象，政府和社会都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2020 年11 月26 日，国新办召开政策通报会，提出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指出我国将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让广大老年人顺利搭上智能技术的快车，共享信息化发展成果。还明确提出了需要保留的传统服务应用场景，比如新冠疫情防控、交通出行、看病就医、消费支付、游园健身、办事认证等。

在传统服务保留形式上，该方案还明确三大类：一是保留传统的纸质凭证。针对不擅长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可由社区、医院等机构提供纸质证明，车站、文体场馆保留车票、门票等传统的纸质凭证，扩大身份证件、社保卡、老年卡、医疗保险电子凭证等证件通用范围。二是专设老年人服务通道。主要是设立无健康码通道等，为老年群体提供绿色通行。三是保留人工服务。通过窗口服务、电话专线、引导人员更好地帮助老年人，一些场所要保留传统办事方式，比如消费场所要支持现金和银行卡支付，社保、民政、电信缴费等也要保留线下办理渠道。除了上述可能涉及到的事项之外，该方案还明确要求，在未来可能会运用到人工智能技术的领域，都要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使用需求，还要求开发适合老年人使用的软件应用和产品。这些都体现了文明社会应有的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对公平的不懈追求。一个文明社会的发展，就是要做到既有速度又有温度，给社会生活铺上人性化的底色。

在新冠疫情的传播过程中，人们发现存在于社会各阶层间的“数字鸿沟”正在不断显露出来，而后疫情时代则是处理这些“鸿沟”的最佳时机。在智能技术发展整体向好的趋势下，老年人的生存需求更应得到重视，社会的发展不应抛下任何一个群体。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应当合力面对“数字鸿沟”，做好长期努力的准备，以寻求最合理的解决方式。

政府部门：完善信息传达机制

在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信息传播的过程是个闭环，即医疗机构分析研究病情，并上报给相关政府部门，政府部门通过审查后传达给大众媒体，大众媒体进行信息整合并传播给大众，大众再根据接收到的信息进行社会反馈。因此，政府在此信息传播闭环中，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保证信息的公开透明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 疫情暴发后，公众极度关注当日确诊信息，包括人数、地区和活动轨迹等，若政府不能对医疗机构上报的疫情信息进行及时而全面地公布，或是为避免社会恐慌而进行隐瞒，往往会适得其反。[4]全面而透明的疫情信息能够让公众更详细地了解当前形势并及时对自己与家人的生活状态做出调整，既能让公众及时自保，更能极大程度上维护社会稳定。

区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目标受众， 将二者优势充分互补。 新媒体具有信息传播全时性、内容形式新颖、语言风格活泼等特点，因此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同时随着5G 时代的到来，新媒体成为年轻一代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对于老年人而言，他们更习惯于传统媒体严肃的风格，传统媒体在他们心中就是权威的代表，新媒体或多或少会使老年人感到不适。因此，政府应利用二者的受众特点进行针对性的宣传，将传播优势最大化。

要密切关注公众对当下疫情信息的反馈。 在媒体公布相关部门传达的疫情信息之后，公众会在一定时间内对该信息做出社会反馈。此时，政府应该采取相关方式对反馈现象进行收集分析，并及时针对公众反映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同时，在此基础上归纳分析出受众反馈，对即将发布的疫情信息将造成的社会反响做出预判。

社会各界：多渠道合力化解“银发困境”

在疫情传播中，老年群体的信息需求一直难以满足，而对于社会的发展而言，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可或缺。对于年纪较轻的老年人，可以从信息技术方面探索解决办法；但对于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要缓解“银发困境”，就必须考虑社会层面的作用。因此，只有政府单方面的努力远远不够，还需要联合社会各界。要及时、准确地传播疫情信息和有效的防护知识，就必须通过多种渠道共同努力，充分发挥社会的共同优势，让每一个公众都可以更好地共享疫情信息，以便及时做好防护措施，让每一个公众都得到充分的信息保护。

提升老年群体的媒体使用感。 由于青少年在网民中的比例很大，所以媒体更注重青年市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媒体使用需求却往往被忽视。因不少年轻人喜欢缩略词等新颖的表达方式，媒体为了迎合他们试图使用流行语接近年轻人，但效果并不明显，却进一步挤压了老年人的数字生存空间。因此，提升老年人的媒体使用感是关键一步。从内容角度来讲，传统媒体在向新媒体转型或开发新媒体形式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媒介使用需求，为其“量身定做”，制作他们喜闻乐见的并对生活有帮助的栏目。[5]从技术角度来讲，设计简捷应用的页面和操作会更符合老年人的使用习惯，以方便有能力学习智能操作的老年群体。此外，可以建立相关公益机构，针对老年人开设互联网课程，帮助他们掌握生活中必备的数字技能。在面向转型的时代，文化鸿沟必将长期存在，传统媒体必须接受来自新媒体的挑战，突破文化壁垒。

加强对老年群体的社会关怀。 对于一些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来说，独立使用媒体和网络是不现实的，但及时获取信息尤为重要，因为他们可能面临疾病、行动不便等诸多困难，此时就必须发挥社会的作用。据统计，2020 年我国空巢老人和独居老人数量已达1.8 亿人。对于这些老人来说，社区需要发挥应有的作用。在疫情期间，我国各地区的社区工作者都主动担负起定期照看老人的职责，为他们送药、量体温、消毒，同时还教会他们一些简单的电子设备操作，鼓励其他业主通过建立微信群、开展志愿者活动等方式关爱老人，为老人提供帮助和支持。消除“数字鸿沟”要从日常生活中做起，比如保持传统的现金支付方式、保留人工服务窗口与纸质证明文件等。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要防止在公共卫生认知和行为上出现代际鸿沟，就要尽可能地扩大老年人对信息的接触，提高老年群体的媒介素养。对此，可以加大互联网的社会宣传力度，消除老年群体的排斥心理，引导他们树立积极的技术观。广大媒体机构与社会组织应加大宣传力度，消减老年群体对互联网的戒备心理，引导老年人树立正确的技术观。充分利用老一辈信任的传统媒体，有效渗透新媒体等新技术，在边远农村和社区开展有针对性的网络技能教学，进一步利用网络资源，推广新媒体应用，帮助农村和边远地区提高信息意识同时促进经济发展。[6]

家庭成员：数字反哺加强代际沟通

家庭是社会群体中最小的单位，由最亲近的人组成。劝服的效果往往取决于双方的亲密程度，家庭成员间的说服无疑是最有效的沟通方式。年轻人和老年人在获取信息和辨别信息方面有很大差异，青年人有义务唤醒老年人的媒介意识，提高他们获取和辨别信息的能力，以便更好地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7]

年轻人有更多的渠道去获取信息，且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他们有义务向长辈普及有关健康防护的信息，但是因为老年人容易受到过去经验的影响，他们有时不愿意相信年轻人说的话。这就需要青少年使用适当的信息传播方法，利用官方权威的数据，更加有耐心地向长辈传播新文化、新信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目前，智能手机在我国已得到广泛应用，但老年人对智能手机的使用，尤其是除简单通讯之外的网络功能还十分生疏。家庭中的年轻成员可以向老年人传授简单的手机操作知识，教会老年人如何使用权威媒体客户端，保证他们能够及时获取真实权威的健康信息。

人们应该意识到，随着数字生活的普及，为老年群体创造一个更加宜居、更加人性化的现实生活环境，就要为他们提供一个足够便捷的数字生存空间，这应当是政府、社会、家庭共同的努力目标，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还需要年轻一代的数字“反哺”。[8]

结语

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进入新媒体的传播环境，新媒体世界中多了许多老年人的身影。老年群体“媒体即权威”的思维方式使很多无良自媒体钻了空子，但是却有不少人去埋怨老人没有辨别能力，这些对新媒体环境表现出极度不适的老年群体成为互联网中迥然不同的存在。曾经对融入互联网表现出极大渴望与积极性的老年群体，也因接连不断的质疑声而停住了脚步。在新冠疫情暴发初期，“年轻人劝长辈戴口罩但被拒绝”的现象引起社会广泛热议，青年人纷纷进行吐槽，认为长辈们总是相信网络上的虚假信息，对于家人的劝告却从来不听。然而青年人应该意识到的是，真正的问题在于虚假信息的泛滥、监管力度的不足以及对老年人数字生存的关爱缺失。因此，想要彻底规避或消除老年人的“数字鸿沟”，需要政府、社会和家庭共同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