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院护工照顾过程中的主体性赋权策略

张翼 陈安娜

摘 要：长久以来照顾工作的重要性被忽视，对于护工照护工作的“去权化”主要来自身体劳动和情感劳动两个方面，阻碍了护工群体的职业境况改善。对于身体劳动，护工群体通过强调职业化和道德化肯定护理工作的专业性；对于情感劳动，护工群体则从“浅层的经济回报”与“深层的情感关系”两个维度进行主体性赋权，并呈现出明显的务实性特征。照顾工作的“去权”与护工群体的主体性赋权策略影响着照护实践的质量，应该从护工的职业待遇、专业培训和行业管理制度构建专业化和人性化的照护体系，并发挥专业社会工作在护工赋权中的作用。

关键词：养老照护；身体劳动；情感劳动；主体性赋权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7640（2023）03-0039-11

一、问题提出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18.7%，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3.5%，[1]在老年人口规模不断增大且老龄化进程明显的同时，少子化和家庭规模缩小使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极大冲击，发展社会化养老服务势在必行。2020年11月，我国新修订的《养老机构管理办法》开始实施，顺应了养老服务发展的新趋势。但我国一线护工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待提升，他们在工作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基层养老院更是普遍存在薪资水平低、环境差、服务质量不高的问题。在缺乏外部支持环境的情况下，养老院的护工如何理解照顾工作，如何在一份“不体面”的工作中寻找意义，对于其自身以及整体照护质量的提升都有重要影响，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根据国务院公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养老机构3.8万个，同比增长10.4%。[2]我国养老院大致可以分为公办、民办和公办民营三类。

其中，民办养老院收费相对更高，有更高质量的环境设施和照护服务，更能够满足人们对于养老照护的需求。民办养老院往往也更具灵活性，护工和照顾对象双方的需求有机会得到更为充分的表达，探究民办养老院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对于反思如何改善照护实践的质量具有指导意义。因此，笔者选择民办养老院作为研究对象，既符合当下公众对于良好照护关系的期待，也有机会为我国各类养老机构的发展提供借鑒。

和医院护工与居家护工相比，养老院的护工群体具有特殊性：（1）在服务对象上，养老院的护工和老人一般是一对多的关系，一个护工需要同时照顾多个老人，因此常常需要处理和不同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比如，如何更合理地分配自己的精力、如何处理老人之间的关系等），并且可能进一步衍生出以护工及其所照顾老人为单位的小群体；（2）在服务内容上，养老院中的护工服务更多是按照机构的标准来提供，而非针对一个家庭或是老人个体的个别需求，是普适性和基础性的服务；（3）在服务的时空方面，养老院中的护工一般采用轮班制，在工作时间结束和任务完成后可以离开养老院的工作场所，因而工作空间对于生活空间的挤占相对较少。

本文以J县民办养老院的护工作为研究对象，探究这一群体内部的主体性赋权策略。一方面，照顾工作长时间面临外部去权的问题，在缺乏外部支持环境的情况下，护工通过一系列自我内部赋权策略对劳动进行个性化解读，可以帮助其肯定自身工作价值并获得职业认同感，这对于护工群体意义重大。另一方面，家庭养老模式的解体使得老人的晚年生活质量与机构照护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护工对于照顾工作的理解也将深刻影响其和老人之间的互动。在外界对于照顾工作低期待的背景之下，护工的自我赋权对于提升整体照护质量、构建人性化的关怀制度具有重要影响。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一） 照顾工作的类型

照顾工作（carework）是指对于他人的照料和看护，不仅包括对老、幼、病、残等依赖群体（dependentpopulation）日常生活的协助和料理，也包括对家人或其他委托者的照料。[3]照顾工作包含不同的劳动内容和形式，不同学者对此展开了相关论述，将其作为身体工作（bodywork）、肮脏劳动（dirty work）或是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等概念进行研究。

身体工作/功夫（bodywork）的概念指个体作用于身体的多种方式，如刷牙、洗澡、剪指甲等。[ 4 ]随着服务业的兴起，身体工作的内涵也扩展到了医疗保健、照护、美容等领域内。这些直接或间接地以他人身体作为工作对象的劳动者也被常常被纳入研究范畴。照顾工作是一种典型的身体工作，其日常劳动包含大量穿衣、喂食、如厕等直接面对身体的劳动，同时也需要处理由于身体工作而产生的各种情绪，调整和照护对象之间的关系。

肮脏工作（dirty work）的概念首次由Hughes提出，用来代指为社会所贬低、鄙视和不喜欢的工作。[5]此后，Ashforth和Kreiner，提出了“肮脏”的不同层次，即身体“肮脏”工作（physical dirty work）、社交“肮脏”工作（social dirty work）和道德“肮脏”工作（moral dirty work）三类。[6]随后，Ashforth等人又在前者的基础之上增加了职业声望的维度，根据工作的“肮脏特征（身体、社交和道德肮脏）×职业声望（高和低）”标准将其划分为六种类型。[7]除此之外，许多学者也将照顾工作作为一种情感劳动开展相关研究。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的概念最初由美国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提出，她发现女性乘务人员在工作过程中需要像对待家庭成员一样，满足顾客的情感需求，并将这种劳动者依照商业运作原则唤起和抑制自己情绪的劳动称为“情感劳动”。这些从业者除了需要付出体力和脑力劳动外，还需要通过密集管理自己的情绪、使用被要求的身体语言和表情来表演，以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并获得报酬。[8]之后，学者们开始将视野拓展到更广阔的领域，研究家政、社会工作、销售等服务业工作者，甚至是教师、律师、医生等更为专业化岗位中的情感劳动。照顾工作以具体的人为对象，不可避免地涉及双方或多方的交流互动，因而属于典型的情感劳动。

（二） 照顾工作的“去权化”

去权（disempowerment）是指受到外在因素影響，某些群体未能保护及运用其所享有的社会资源的情况，[9]可以分为社会、政治、心理去权等不同维度。[10]照顾工作长久以来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当照顾的场域由家庭转向社会，护工群体的劳动价值仍然被低估。职业歧视使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难以争取应有的权利，不仅承担着和低薪不相符合的沉重劳动任务，也面临身体和情感上的风险，处于不断去权的困境。同时，由于照顾工作包含多种劳动内容，这种去权也有着不同的层面。

首先，身体劳动的去权主要和性别不平等及职业分层有关。一方面，照顾工作涉及对服务对象的大量身体照料服务，这些传统上由女性承担的无偿家务劳动所需的技能被视为是天生的、不需要技术含量的，因此往往像体力劳动一样被社会轻视。[11]有学者则认为，女性化工作的贬值带来了家政工待遇低下的境况，同时和种族不平等紧密相连。[12]另一方面，身体劳动也常和肮脏等联系在一起，因而还会面临更深的鄙夷和去权。但身体劳动内部也同样有着职业地位高低的划分，如Wolkowitz等人认为，工作的科学化、个人化程度和职业地位有关，更具备专业权威的医生具有更高的职业声望，而其他身体劳动者则处于职业评价的底层，常常需要面对更为“肮脏”的工作环境和边界模糊的身体劳动。[13]其次，情感劳动的去权则体现在劳动商品化强加给劳动者的诸多限制上，情感劳动涉及“劳动力—资本—消费者”三方关系，[14]护工群体需要面对来自机构管理者和照护对象的双重压力。一方面，护工需要不断调整状态，以适应企业管理者施加的压力。因此，护工常常面临“情感失调”的风险，丧失劳动自主性，成为“爱的囚徒”。[12]另一方面，照顾工作积极重现了一种特殊的照料逻辑，常常被解释为出于爱和利他主义的原因而非工作薪酬，这种对于情感上回报的强调也成为雇主维持低薪和剥削劳动者的理由。[15]总的来说，对于照顾工作的去权既包含身体劳动的维度，也包含情感劳动的维度。这其中不仅直接夹杂着对于照顾工作的轻视和污名化，而且带来了整个行业的持续低薪、高工作压力和较差的工作环境。在性别、阶层、户籍身份等多种因素的交织影响下，护工群体往往和乡村低收入女性相互联系，进而产生更深层次的职业歧视。

（三） 照顾工作中的主体性赋权

赋权理论最早由所罗门提出，但赋权的内涵却在发展过程中被不断丰富和扩展，大体上包括由外部环境支持的外部赋权和赋权主体主动参与的内部赋权，两者都是赋权的重要维度。而照顾工作长期以来面临外部环境的诸多“去权”，在缺乏外部赋权的背景下，护工群体如何理解自己的劳动，并通过内部赋权发掘自身工作的价值，对于提升照顾实践的质量具有重要价值。

Naila Kabeer将权力定义为做出选择的能力，赋权则是使被剥夺了选择能力的人获得这种能力的过程。他还提出了赋权理论的基本模型——资源（resource）、能动性（agency）和成果（achievement）。[16]张欢欢和陶传进认为，资源是赋权的前提条件，成果是赋权的结果或产出，而能动性则是赋权的过程与核心，即能够定义自己的生活选择并追求自己目标的能力。[17]钱宁和王肖静在对妇女赋权的研究中认为，主体性是个体在社会认识和实践活动中所具有的自我做主、自我支配和自我组织的自由和能力，主体性相对于客体和外来者（学者、政府、志愿者等）的主体性而存在，主体性是妇女赋权的终极目标。[18]由此可见，无论是关注赋权过程的能动性，还是关注主体性提升的赋权策略，其核心都是强调赋权主体的自主性。而护工自身属于边缘群体的一员，外部的社会设置与环境限制了个体的权力获得，因此，本研究借用钱宁和王肖静主体性赋权（subjective empowerment）的概念，探究护工群体如何通过一系列主体性塑造策略激发内在动力从而适应环境，实现对于自身劳动价值的确认。

劳动者将主体性赋权应用到照顾工作中，不少学者关注其如何通过赋权理解自己的工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不同劳动中的一系列划界策略。Twigg和吴心越对身体劳动的研究指出，护理员会发展出一系列的隔离技术，建立物质性和象征性边界，降低接触不洁生活环境所带来的负面感受，并通过建立身体接触的实质边界和专业身份的象征性边界，减少性别和身体界限被打破后的尴尬和羞耻情绪，以此来肯定自己的工作。[19-20]而在情感劳动的相关研究中，一些学者认为劳动者可以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蓝佩嘉在对中国台湾地区外籍帮佣的研究中发现，帮佣通常会使用一些划界策略以减少雇主的控制，如通过拒绝额外工作、尽量减少和雇主私人化接触等方式降低情感劳动的强度。[21]但与此同时，处于不同情境下的劳动者也会打破边界。吴心越的研究展示了养老院的护工如何破除身体边界，用一种轻松愉快而非敌对的态度对待老人的性表现。[20]梅笑和涂炯在对月嫂的研究中同样拓展了“自主性”的内涵，为其增加了“关系”的维度。

他们认为，月嫂常常采用“深层表演”策略破除边界，将工作关系拟亲属化，并通过打造“育儿专家”的形象来建立象征性秩序，争取更多劳动自主性，并且建立平等而有意义的社会关系。[22-23]

（四） 分析框架

通过文献回顾可以发现，学者对于照顾工作的劳动类型有各具侧重点的不同分类，但其中也有诸多交叉的部分。从劳动的内容来看，照顾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既包括围绕照护对象身体展开的各种事务性劳动，如喂食、穿衣、如厕、清洁身体等，也包括需要关照服务对象情绪状态并完成双方互动的情感劳动。因此，为了方便区分和理解，更好地体现照顾工作的双元特征，本文根据照顾工作的劳动内容，将其分为身体劳动和情感劳动两方面来展开论述。

照顾工作一直以来面临去权问题，但照护工作者不管是在身体劳动还是情感劳动中都通过一系列的划界策略来实现主体性赋权。这些策略在其工作和私人生活之间发挥了缓冲作用，不仅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有形工作，同时也可以降低情感负担，帮助劳动者实现对自己工作的认可。但现阶段，我国对于养老院机构照护的研究仍然有限，虽然有部分关于我国护理行业现状及照护实践的考察，但仍然缺乏具体情境化的护工群体照料过程的研究。

因此，本文在回顾现有文献中关于照顾工作如何去权以及护工群体回应策略的基礎上，根据对河南省J县一家民办养老院的田野调查，考察护工群体在照顾工作中的自我经验，分别从身体劳动与情感劳动两方面分析养老院的照顾工作包括哪些类型及其如何被去权；并从护工主体性的角度出发研究护工群体如何使用赋权策略，在一份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不体面”的工作中获得职业认同，在此基础之上反思如何建立更好的照护实践方式。本文的研究重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在面对照料工作中不同类型劳动的贬低之下，护工群体如何理解自己的照顾工作深刻影响着护理对象的生命质量；护工群体如何进行回应来实现主体性赋权，进而以一种更加积极的方式理解自己的工作，获得职业认同感并肯定自身劳动价值。其次，在不同情境下护工的主体性赋权策略会有所区别，是什么条件影响了护工主体性赋权的强度。最后，照顾工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劳动者并不是简单的单向投入，而是需要处理与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护工群体如何在与管理者、老人的互动中建构主体性赋权策略。

三、研究方法与资料收集

笔者于2022年2月进入河南省J县某医养结合的民办养老院开展田野调查。该民办养老院是县城内规模最大的社会福利养老机构。机构内有护工50余人，其中仅有一名男性，入住老人约有200人，其中大多数是周边村镇由于子女外出务工、无力自主生活的老人，仅有少部分是县城内的退休老人。

整个院区被划分为全护和半护两个居住区域。需要半护的老人一般具备一定的自主活动能力，可以完成自主吃饭、洗脸、如厕等基本活动，护工的工作内容包括定期给药、协助诊疗进程、洗浴等。需要全护的老人大多卧床，或者难以自主进行日常活动，所以护工还需要承担翻身、协助如厕、喂饭、穿衣等工作。整体来说，该机构护工提供的照料大多仅限于满足饮食起居等基本的生活需求，缺乏更加专业化的管理规范，一线护工几乎都是居住在城郊的中老年女性，她们的年龄集中分布在45岁到60岁之间，受教育水平较低，月薪在3 000元左右，其中全护的护工工资一般略高于半护，分管的病人也更少。

本次田野调查主要采用访谈和参与观察相结合的方法收集材料。在告知研究目的并经由相关负责人介绍后，笔者被安排跟随护工参与到她们的日常工作中。参与式观察主要是为了通过切身观察和体验，扩展田野资料以及检验访谈资料的准确性。

除了参与式观察，本文较多采用非结构性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借助目的性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的方式在负责半护和全护的人员中各选取了3位护工（共6位），进行面对面的访谈，每次访谈时间在30—60分钟。访谈对象皆为机构内的女性护工，年龄在45岁到60岁之间，工作时长从半年到三年不等，可以反映机构内大多数护工的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访谈围绕护工的基本情况、日常工作安排、工作评价和感受等内容展开，尤其关注她们自身对于照顾工作的理解和工作经验的个性化表达，并且尽量避免使用“虐待”“性骚扰”等概念，从而减少护工的排斥情绪，以免为其带来认知上的困扰。

四、照顾工作的“去权化”

养老院护工的工作相当辛苦，这些工作不仅具有劳动强度高、投入时间长的特点，而且常常需要护工克制自己的负面情绪。笔者从养老院护工访谈中了解到，每个护工照料的老人为8到15个。她们每天早上5点就要来到养老院帮助老人起床梳洗，在一一喂饭之后，还需要整理房间，不定时为老人翻身、喂水、协助如厕和更换衣物等。午饭过后，未轮班的护工可以获得一个小时的短暂休息时间，而接下来的工作需要持续到老人吃过晚饭重新被安置到床上才能结束。因此，护工一般在晚上6点之后才能结束自己一天的工作，并且很少有节假日。工作期间，护工还需要经常面对一些老人不合理的要求，这也为她们的工作增添了更多压力。而与此不相匹配的是明显的低薪，养老院采用“计件”制的薪酬方式，根据不同老人的情况，护工每照顾一位老人每天只能获得10—15元的收入。与她们每天10小时以上的工作时间和高强度劳动相比，这份报酬显然是相当微薄的。而除了可见的沉重工作任务外，护工的工作还面临着多维度的“去权”问题。

（一） 身体劳动中的显性“去权”

养老院中护工的工作主要围绕老人的身体展开，为老人提供一系列基本的喂食、穿衣、翻身、协助如厕和洗浴等日常照料活动。对于照顾工作中身体劳动的贬低来自多个层面，外部的负面评价和态度也会潜移默化地反向塑造护工群体对于自身工作的看法。田野调查发现，这种对于身体劳动的“去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照顾工作中的身体劳动常常被视为单纯的体力劳动，被解读为没有技术含量和低等的劳动，同时也由于其“照护”的属性，这些传统上的家务劳动所需技能被认为是“天生的”，因而长期受到社会的轻视。在这种社会评价之下，有些护工也会提到“谁没伺候（照顾）过老人”“这活儿我们这个年龄都会”，说明其不仅从内心认可，同时也内化着这种观念。

其次，身体劳动也有着较强的“肮脏工作”属性，常常与身体上的不洁联系在一起，养老照护更是如此。受老人生理和心理状况的限制，护工除了需要直接接触和处理其排泄物外，往往还需要经常面临老人长时间卧床而产生的褥疮、喂食过程中的残留或呕吐物以及异味等。46岁的陆阿姨已经干了两年半的护理工作，当被问及自己的日常工作环境时，她花了很长时间讲述日常的清理工作。

有的老人吐了就要洗，有的拉了一地，有的还抓了捂自己身上，还有的老人虽然能自己去厕所，但也会搞到衣服上，都要清洗。（陆阿姨）石阿姨已经工作了四年，她将隔间里的味道描述为“老人味儿”，并表示“（我们穿的）衣服也需要一天一洗。”虽然外界难以对护工的大量身体劳动进行详细了解，但是这种对于照护环境的普遍认知仍然导致了相关的负面评价。

最后，养老照护中的身体劳动也意味着对于身体边界的更深层次介入，而护理工作又通常由女性承担，在面对异性身体时，这种对于性别界限的逾越也会让人产生羞耻和畏惧。[20]在访谈过程中，石阿姨讲述了自己在为老人更换裤子时老人提出手淫需求的经历，但在场另一位和石阿姨关系很好的护工却十分惊讶，表示对此事完全不知情。可见虽然当事人深受困惑，但却很少和同事就此类事件进行公开讨论。借由访谈的契机，她们才交换了发生在养老院中照护对象的诸多具有性意味的言语和行为。笔者通过相处发现，除去必要的工作交流，大多数护工更倾向于谈论自己的生活而非工作内容。

不论是护工自身，还是社会大众，都将护理工作视为私密内容，鲜少公开进行讨论，这也潜移默化地增加了从事照顾工作劳动者的耻感。

（二） 情感劳动中的隐性“去权”

相较于对身体劳动明显的负面社会评价，对情感劳动则表现为一种更为隐性的“去权”，主要体现在外部环境对于情感劳动的轻视和忽略。这种“去权”主要分为两个层面。

首先，通过阅读调研机构的管理章程，笔者发现养老院一般会针对护工的相关身体劳动制定一系列量化的指标，如每天必须完成何种任务、餐食提供标准和各项清洁要求等，却没有针对情感劳动的标准。一方面，这和情感劳动难以进行量化与评价具有一定关联，但是从另一方面来，此种情况也反映了公众认知中对于情感劳动的不认可。这种以各项身体劳动为内容的评价体系和职业培训体系，不仅忽视了护理工作中情感付出的部分，同时该体系通过和薪酬挂钩进一步否认了护工情感投入的价值，不利于构建人性化的照护关系。

其次，养老院中的照护实践也印证了过往诸多对于情感劳动商品化的批判。从具体的劳动过程来看，Hochschild对空乘人員的情感劳动分析表明，服务于顾客的利益往往意味着需要容忍令人不快的行为。为了避免服务对象的投诉，护工在面临冲突时一般也会选择忍耐和回避，这种对于自身情绪的压抑容易带来压力和产生职业倦怠。[8]虽然养老院鲜少对护工的情感劳动做硬性要求，但在实践过程中，护工群体仍然需要面对护理对象的负面情绪，也需要不断处理和同事、机构管理者以及老人监护人之间的关系，这给她们本就琐碎复杂的日常工作增添了更多压力和障碍。比如，在访谈中护工们经常提到，这个工作需要“好脾气”，“咱们当护工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骂两句我们也就不吭气，那你不可能跟他对骂”，等等。

对于照顾工作的贬低包含身体劳动和情感劳动两个维度。前者表现为一种显性的“去权”，即认可身体劳动的存在，但对于身体劳动的低技术要求、肮脏工作环境和亲密身体接触进行负面评价。

而情感劳动从根本上就未被认可，是一种“隐形的劳动”，因而这种“去权”也更难以发觉。社会不仅通过将其排除在职业培训和管理标准之外而否认护工的情感付出及其价值，同时也忽视了护工在工作过程中情感失调的风险和附加的劳动压力。

事实上，照顾工作既需要具备相应技术水平的护工进行身体劳动照料，又往往涉及许多情感劳动，而后者是良好照护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着护理对象的生命质量，也更能够体现照护的本质。但在我国现阶段的照护经验中，照顾工作只停留在为照护对象提供物质支持和身体照料上，而忽视了照护对象的情感需求。在这种社会观念的影响下，养老院的护工群体也往往将自己的工作解读为“管理”好老人，而非从个体的需求出发“照顾”好老人。由此可见，社会对于护工职业群体的“去权”不仅会使其工作境况更加糟糕，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对待，而且会影响整体照护质量的提升。

五、照顾工作中的主体性赋权策略

已有研究认为，护工在照顾工作过程中的确会采用一系列划界或是模糊边界的策略来增强自主性和获取积极的工作体验。但本文发现，对于照顾工作中不同类型的劳动，护工的主体性赋权策略呈现出不同特点，并且在不同的情境下其主体性赋权的程度与方式也在不断发生流变。

（一） 职业化和道德化：身体劳动中的主体性赋权策略

社会大众对于身体劳动的贬低来自诸多方面，护工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认知的影响，同时也积极地重构自己的话语，改变固有的认知。而通过田野调查发现，护工群体主要通过三种策略来进行主体性赋权。

1. 技术性操作

在叙述自己日常的身体劳动时，护工常常会耐心地解释自己工作的技术要求。她们不仅会直接列举一些身体照护的技巧和技术级别划分，也会通过比较来肯定自己工作的职业技能和价值。陆阿姨和淑敏阿姨是全护，她们照顾的老人一般不具备自主活动的能力。

老人晚上翻身，抱着帮他翻身可不容易了。他们个子也大，人还胖，自己翻身翻不过来，还得要我们搂着才能翻身。他们起床的时候，如果我们抱不好还会滑到地上，这都是“功夫”。（陆阿姨、淑敏阿姨）除了直接展现这些工作的技术要求之外，护工也会比较不同护理主体照料后老人的状态，反向说明自己的职业水准。

上次有个老人被孩子接回去了半个月。回去时好好的，结果送回来时身上、背上、胯上全都长了褥疮，身上已经烂完了，真是很可怜。

（淑敏阿姨）这边的护理按技术等级分为一级、二级、三级（护理），特级的还要打胃管什么的，大观塘（另一个乡镇养老院）不分。那边不像这边是正规医生过来诊断，吃药打针都有专人负责。

（刘阿姨）访谈中，几乎所有的护工都认为，这份工作需要专业的护理技术，并通过这种横向照料质量的比较来阐释她们照料“功夫”的重要性，而强调所在养老院的“正规性”，也正是为自己工作的高技术要求正名的表现。

2. 身体划界

虽然社会大众由于护工群体身体劳动的私密性经常对其避而不谈，深化了照料劳动的耻感，但事实情况却更加复杂。在对老人身体进行照料的过程中，护工群体不仅会面临一些跨越性别的身体照护问题，同时也需要承担来自老人的性骚扰和肢体暴力。而针对这些行为，护工通常会使用回避策略，避免带来更大麻烦，但也会有选择地利用自己的权利来抵制。

我就和他说：“你不尊重人，要再说我就告领导了”。（王阿姨）你就应该把他一把拽开，不然他以为你愿意。（淑敏阿姨）而对于一些不涉及身体侵犯，而仅仅是说出带有性意味话语的老人，大多数护工则更多将其作为玩笑对待，甚至也会作为彼此打趣的谈资。正是由于了解老人的情欲表现并不可能造成任何实质性的危险或伤害，[20]护工有更多机会合理使用自己的权利，直接拒绝老人的不合理要求。

同时，护工也讲述了养老院的“劝退”机制，对于有严重暴力倾向或其他各种原因无法照看的老人，护工可以向养老院提出更换护工或者劝回，拒绝继续向其提供服务。虽然这看似不符合养老机构逐利的目标，但事实上，一味要求护工容忍服务对象的暴力行为，也可能给机构管理带来更多困难，影响整体工作效率，甚至导致人员短缺。[24]王阿姨提到，自己之所以从前一个工作了两年半的养老院离职，就是因为机构管理者对于她被老人扇耳光一事无动于衷。因此，护工也会使用自己的权利和机构谈判，实现主体性赋权，以平衡自己在照料过程中相对弱势的地位，维护照料工作的尊严。

虽然过往许多针对护工的研究都提到了劳动者的划界策略，但事实上这些划界或是模糊边界的策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护工同样也会选择自己主体性赋权的程度，而这和多种因素相关。通过上述例子可知，护工会使用完全不同的划界策略对待来自护理对象的言语侵犯、身体触碰和实际的肢体暴力。随着侵犯程度的加深，护工也由模糊边界的回应方式转向直接跳槽的强硬拒绝。因此，不管是性骚扰还是肢体冲突，护工回应的首要原则都是根据情境来评估老人的举动是否会对自己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3. 肮脏工作道德化

护工群体通过重点阐述自己如何积极对待这份工作，也重构着外界对于她们工作环境不洁的强势叙事。这一过程既肯定了自己勤劳肯吃苦等良好品质，也使她们获得了一定的职业成就感。

刚来的那半个月，我是真想走，不在这儿干了。有的人一看那场面就吐了，一个月都干不下来。（现在）闻来闻去，这鼻子也都闻不见了。甚至有的时候感觉（工作）还挺开心。我们也想把这个活干好，不能让人家说咱干活不行。（石阿姨）每天把老人伺候好，他们开心，我们就尽到责任了。（陆阿姨）从护工群体的叙述可知，她们认为对于一些肮脏工作的处理恰恰是自己尽职尽责照顾老人和完成工作的表现。一方面，这些清洁工作具有挑战性，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很好地胜任，而自己能够坚持完成恰恰说明自身勤劳能干的个人品质和良好道德。

另一方面，护工的付出也为老人带来了相对洁净和舒适的环境，为这些工作增加了道德色彩。

总的来说，护工在身体劳动中的主体性赋权策略具有职业化和道德化的特点，以抵制外界对于照顾工作“谁都可以做”的偏见。护理工作的职业化是指护理成为拥有自身知识体系和专业培训过程的正式职业，其中也包括护理人员从自愿献身的形象变为受过培训的、有效率的专职人员[25]。劳动者对于身体照料劳动的技术性需求的强调在实际操作要求上体现了护工劳动过程中的标准，可以帮助护工积极摆脱社会对于这项工作的贬低和矮化。护工群体使用自身权力的策略则是“发声”的过程，她们对于性骚扰或是身体暴力等超出工作要求的服务内容进行抵制的行为，实际上划清了自己工作的范围，反向证明身体劳动是在一定限度内的规范化工作，能够有效规避伤害并维护自己作为劳动者的尊严。而对于护理工作的道德化理解则为工作增加了奉献和利他的道德色彩，能够帮助护工重塑工作价值。通过这些策略，护工可以说服自己更好地履行职责并肯定自身工作价值，以对抗外界对于身体劳动的诸多去权，提升自我认同感。

（二） 务实付出：情感劳动中的主体性赋权策略

虽然情感劳动为护工的工作带来了许多困扰，但事实上，护工在其情感劳动中并不是被单向剥削，而是通过一系列的自主选择策略来推动建立平等而有意义的社会关系。[22]通过访谈发现，护工分别在浅层的经济回报和深层的温情关系这两个维度赋予情感劳动积极意义，提升自己的工作自主性。同时，虽然好的照护关系涉及护工对于物质和情感的双重考量，但实际上护工的付出也是有限度的，当经济利益和情感关系出现冲突时，护工也会有选择地使用单一的赋权策略，并且这种主体性赋权策略呈现出明显的务实性特征。

1. 效率与金钱回报

虽然情感劳动过程常伴随着一些负面的体验，也不计入工作的硬性要求，但是照护关系始终需要双方的参与。单一的身体劳动或许可以为护工带来报酬，而适当的情感联结则可以提升工作效率，侧面降低工作压力和保证收益。

首先，养老院的护工虽然也有规定的上下班时间，但实际上她们的工作却是以任务为导向的，因此失败的照护关系往往意味着工作时间延长和工作量增加。陆阿姨也提到，老人体谅自己的工作、和自己“关系好”，都能够使自己的工作更方便。由此可见，护工对于这种附加的情感劳动的肯定有其经济上的考量，通过这种情感关系的建立，老人能够更加配合护工的工作，减少许多不必要的劳动，提升工作效率。

（有的老人）来到这儿心情不好，感觉像是被遗弃了，心事很重。我们就开导他，和他们讲讲话、沟通沟通就没事了。他们慢慢待惯了，就不想走了。（陆阿姨）其次，养老院的工作采用“计件”制的薪酬方式，根据每个护工照料对象的数量发放薪酬，老人入住后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的护工。而在机构统一的标准要求下，身体劳动的质量并没有太大分别，因此隐性的情感劳动就成为老人考量护工的重要维度。

我们每个人都愿意把自己负责的老人照顾好，生怕老人受委屈。因为这些老人其实也是自己的财富。把老人照顾好了，自己的工作也就有着落了。（护工阿姨）由此可见，一段好的情感关系同样是护工能力的证明，可以帮助护工获得更多的服务对象并保证其相对稳定的收入。总的来说，这种为了单纯追求物质回报的主体性赋权策略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护工的工作自主性，但是其自身仍然处在相对被动的位置，需要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工作需求。

2. 温情的拟亲属关系构建

除了经济的考量之外，护工群体也通过积极情感劳动的实践，构建正向的体验，以获得工作满足感。这种主体性赋权的策略既包括护工和单个老人之间相互滋养的照护关系的建立，同时也通过“计件”工资制度扩展到更大的范围，建立起护工和老人之间“家人”和“家庭”的拟亲属关系。

首先，建立和老人之间的情感联结往往需要老人和护工双方的努力，护工在积极主动进行主体性赋权的同时，也需要得到來自老人的体谅和认可，而这种拟亲属关系的维系实际上提高了护工自身的工作价值感，也为护理工作增添了更多人性化的色彩。

（老人）住到这里还是很好的，也特别感激我们，对我们特别好。虽然不是亲生的，但是在这里照看，几天不见那也特别想念。如果照顾得好好的，老人得病了，我们心里也会很不舒服，感觉挺不好的。（陆阿姨）有些老人对我们可好、可亲了，家里拿来的东西老让我们吃，不吃会生气。比如，拿橘子给我们，一直说“吃一口吃一口”。（淑敏阿姨）其次，养老院中护工群体的薪酬发放大多遵循“计件”的原则，这种模式使得护工与其所负责老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形成较为团结的整体。这些情感关系网络的建立在无形中提升了护工的工作获得感。不过，这种情感劳动既有积极意义也存在商业化的弊端。“计件”制薪酬方式历来就饱受批评，有学者认为这种制度会导致工人之间由于轮班不公而产生妒忌和分裂。[26]机构本应承担供给住户餐饮的责任，而不提供充足餐食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可以帮助建立护工和老人之间的温情关系，但同时也加剧了护工的工作量以及相互竞争，这种被机构制造出来的“情感关怀”其实也包含着对护工的另一种剥削。

护工们打饭的时候生怕自己照顾的老人吃不上饭，急忙给老人盛饭，就像一个个家庭一样，各自照顾自家的老人。（陆阿姨）但是总的来说，不管是将老人视作自己的“家人”，还是建立小家庭的氛围，都是护工在情感劳动中努力创造积极体验和提升工作自主性的策略。这种温情的拟亲属关系超出了工作要求，是护工积极主动提升工作价值感并为照护工作赋予新意义的体现。

3. 务实付出的情感劳动

护工针对情感劳动进行主体性赋权的策略不仅包含了深层的情感逻辑，同时也是出于实际的经济考量，这两者相互促进。一段“好的”照护关系可能既有现实因素的驱动，也有温情的情感联系。但在照料工作市场化的背景下，护工往往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些情感联系并不是真正的亲情。在访谈过程中，半数以上的护工都表示自己对于脱离专业照护关系的老人态度消极，“人家发工资，那我们应该（照顾老人），把这个活给人干好”，而脱离养老院的老人“管他是什么样子，我也管不着”。对于养老院其他护工分管的老人，护工也认为“我自己的事情都没弄好，哪有时间去帮别人”。可以看出，护工的情感付出以双方的照护关系为前提，在转换照护对象而切断原有的照护关系，失去经济收益之后，她们会迅速调整和照护对象之间的关系，因而这种主体性赋权策略是有限的，具有明显的务实性特征。

同时，笔者在访谈中也发现，如果老人能够体谅和认可护工的工作，那么护工也会相应建立起和老人之间的拟亲属关系，但是如果老人的态度持续恶劣，护工则很少主动建立并维持亲密关系，这也体现了护工情感表演的有限性。养老院护工和老人情感关系的建立往往不是出于对老人无条件的照顾和关怀，而是通过不断衡量工作回报，筛选出值得付出深层次情感劳动策略的对象。

一方面，情感劳动中主体性赋权的务实性考量可以减少护工情感失调的风险，使其能够更加合理地分配有限的精力，将自己的劳动付出维持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对于本就收入相对微薄的护工具有重要的价值。另一方面，这种带有强烈务实色彩的情感投入对于照护对象以及双方的关系，甚至是整个社会照顾工作的价值却存在一定的风险。

老人需要并且渴望从照护中获得情感上的支持，但是护工这种更看重经济回报的情感投入策略却有增加双方关系不稳定性和脆弱性的风险。首先，那些接受轮替照料的老人无法在照顾中获得持续关怀，护工“忽冷忽热”的态度会为老人带来困扰。其次，被机构视为“问题居民”的老人则直接被作为不值得情感付出的对象，丧失获得情感支持或全部照料服务的机会。在访谈中，几乎所有的护工都提到了对于这类极度“不听话”老人的消极应对策略。她们往往采用不理睬或是直接劝退的方式。

这些老人有些难以和其他老人相处，有些遭遇家庭变故，或是存在情绪表达的障碍，往往需要得到更多关怀与更加专业化的照顾。而护工囿于工作性质，难以承担如此强度的情感付出，养老院又缺乏专业人员进行心理疏导。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护工有限的主体性赋权策略实际上使得照护关系中老人一方陷入“去权”的境况，无法获得应有的情感支持。最后，这种务实性的特点实际上也支持了照顾工作不需要或者很少需要情感投入的观点，情感劳动只是出于薪资收入而不是照护对象的需求，所以可能会加深社会对于照顾工作过程中情感劳动价值的轻视，不利于整体照护质量的提升。

六、结论与建议

基于对河南省J县养老院护工群体的质性研究，笔者发现，护工在照顾工作过程中面临着身体劳动的多重去权，主要通过强调其低技术要求、肮脏的照护环境以及工作内容私密性等特点，以一种相对显性的方式展现出来。但是在劳动过程中，护工并非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而是积极发挥其主动性，通过技术性操作、身体划界、肮脏工作道德化等一系列主体性赋权策略实现对于自身劳动价值的确认，其核心在于展现劳动过程的职业化和道德化。其中，技术性操作在实操方面体现了照顾工作的职业要求，身体划界通过对于超出职业限度的服务内容进行抵制划清了工作界限，而对于肮脏工作的道德化解释则凸显了道德层面的人格特质需求。

虽然护工群体的照顾工作并不像医生、教师、律师等职业群体一样具有社会普遍认同的高技术特征和高社会评价，但是她们仍然在身体劳动的过程中通过一系列强调职业水准和工作道德色彩的主体性赋权策略重塑自己劳动的价值，改变公共话语对于身体劳动缺乏职业要求的“去权化”，以获得职业认同感。

相比之下，对于照顾工作过程中情感劳动的去权则更为隐性，直接体现为对于护工情感劳动的否认。一方面在职业培训和管理标准内容中将情感劳动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否定护工实际需要面对的情感失调风险与劳动压力。而这种外部的忽视也影响了护工对于情感劳动的态度，使其采用一种更为务实的主体性赋权策略。虽然护工通过建立拟亲属关系可以帮助其提升工作获得感，但实际上她们对于情感付出所带来的实际经济回报的重视程度远大于对正向情感体验的需求，呈现明显的务实性特征。

赋权包括内部和外部两部分，两者是互为补充的整体。护工群体的主体性赋权策略固然有利于使其确认自己的工作价值、获得劳动尊严，但若要提升照护实践的质量，还需要从其他方面进行多样化的回应，为其提供良好的外部支持环境，让护工群体从边缘走向核心。同时，笔者认为，在田野研究中护工群体的自我赋权策略对于职业化的强调与务实性的特点，也为我們反思如何构建更好的照护实践提供了指导。护工对于身体劳动职业化的强调，提示我们应该关注规范化照顾体系的构建，并且逐步改变对于照顾工作“低端化”的职业歧视。但在身体劳动之外，护工群体以高度务实性为特点的情感劳动策略也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因为其背后反映的是护理员在照顾工作中的价值排序。当其经济上的考量超出了对于照护实践中服务对象需求的回应时，就会导致一系列负面影响。既不利于满足护理对象的情感需求，也会加深社会对情感劳动的轻视，使得照护呈现出一种“虚假的人文关怀”。

凯博文认为，照护最终还是要落脚于“关系”二字，即使有其他支持性资源做补充，失败的关系也很难说可以成为照护的有效资源。[27]高质量的照护关系不可能仅仅关注人的生理需求，而不回应人的情感需要，因此，我们需要回到照护关系的本质，为照护实践增添更多人性化的关怀色彩。现阶段，护工群体已经承担了与其薪资水平不相符合的沉重工作任务，不可能再单方面要求其抛弃经济报酬转而关注如何维系照护中的温情关系，而是需要构建起更为完善的医疗卫生和保健系统来提供外部支持，促使照顾工作朝着能够为各个主体获得积极正向反馈的方向发展。

护工职业不仅需要工作者具有利他主义的动机和同情心等职业素养，同时也需要组织来保障工作秩序，[28]因此，笔者建议从护工群体的职业待遇、专业培训和行业管理制度三方面改善照护实践的质量。首先，应该保障并稳步提升有偿照顾者的薪资水平，肯定护工群体的工作价值。其次，也应该加强培训并完善相关的职业证照制度，维护护工的专业地位。最后，机构应该为护工提供发声、参与和决策的机会，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保障护工群体的合理利益诉求并制定相应的管理规范，营造充满关怀的环境，减少离职和人员的频繁流动。

笔者认为专业社会工作可以在推动护理职业化和改进护理质量上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可以在养老院设立社会工作岗位，社会工作者与护工合作，为养老院的老人建立更具个性化的照护服务方案，促使照护双方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另一方面，养老院可以与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合作，为护工群体提供赋能培训。国内专门服务于家政工群体的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工作机构是北京鸿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该机构通过研发“绿色家政工”的课程，从工作技能、互动沟通能力和底层心智能力三个维度赋能家政工群体。这不仅可以使家政工、被照顾者和雇主家庭之间的沟通更顺畅，同时也能够改善家政工的生存处境，使其获得赋能成长。决策者应该多鼓励这类赋能于照顾者的社会工作服务发展。

养老院的社会工作者在组织相关活动时，还要将老人的家庭系统考虑在内。护理过程中拟亲属关系的建立启示我们，老人及其家属的肯定与认可对于护工具有重要的鼓励作用，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照顾关系有利于提升照护实践质量。比如，可以由社会工作者牵头在养老院定期举办家属见面会或集体活动，为家属提供向护工表示感谢与交流分享的平台，在拉近照护双方情感距离的同时，也能够给予护工更大的工作动力。

高质量照护体系的构建同样离不开国家支持。照护是每个个体赖以生存的基础，安妮曾提出“照护的人权（human right to care）”，将照护作为一项基本的人权进行讨论。[29]而在照护社会化的过程中，护工群体所提供的服务更是关乎整个社会的有效运作，具有难以被量化的重大价值，理应得到更多的保障。国家应该继续深入推进医保改革，投入更多的公共财政资源并引导市场和公益慈善资源进入养老行业，切实改善养老照护行业的工作条件和报酬；应该帮助社会成员树立“获得高质量的照护是一项基本的权利”的概念，通过文化教育和媒体宣传改变社会对护工群体的刻板印象，肯定护工群体的工作价值。

参考文献

[ 1 ]国家统计局. 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第五号） [EB/OL]. （2021-05-11） . 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105/t20210511_1817200.html.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截至去年年底我國已有养老机构3.8万个 [EB/OL]. （2021-02-05）. http：//www.gov.cn/xinwen/2021-02/05/content_5585355.htm.

[ 3 ]吴心越. 市场化的照顾工作： 性别、阶层与亲密关系劳动[J]社会学评论， 2019（1）： 75-86.

[ 4 ]克里斯·希林. 身体与社会理论 [M]. 2版. 李康，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13.

[ 5 ]张燕， 李贵卿. “肮脏”工作： 概念、测量以及对从业者的影响[J].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7（10）： 86-101.

[ 6 ]ASHFORTH B E， KREINER G E. How can you do it？ dirty work and the challenge of constructing a positive identit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9， 24（3）： 413-434.

[ 7 ]ASHFORTH B E， KREINER G E， CLARK M A， et al. Normalizing dirty work： managerial tactics for countering occupational taint[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7， 50（1）： 149-174.

[ 8 ]HOCHSCHILD A R.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2： 23.

[ 9 ]郑广怀. 伤残农民工： 无法被赋权的群体[J]. 社会学研究，2005（3）： 99-118，243-244.

[ 10 ]约翰·弗里德曼. 再思贫困： 赋权与公民权[J].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1997（2）： 5，9-20.

[11]DRESSER L J. Cleaning and caring in the home： shared problems？ shared possibilities？[C]Boston： 2008 Industry Studies Conference（Archive）， 2008： 5.

[12]ENGLAND PAULA. Emerging theories of care work[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5， 31（1）： 381-399.

[13]WOLKOWITZ CAROL， RACHEL LARA COHEN， TEELA SANDERS， et al. Body/sex/work： intimate， embodied and sexualized labour[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014， 54（6）：1237-1239.

[14]李晓菁， 刘爱玉. 资本控制与个体自主——对国内空姐情感劳动的实证研究[J]. 妇女研究论丛， 2017（5）： 24-36.

[15]PALMER E， EVELINE J. Sustaining low pay in aged care work[J]. Gender， work & organization， 2012， 19（3）： 254-275.

[16]NAILA KABEER. Resources， agency， achievements： reflections on the measurement of womens empowerment[J]. Development and chang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1999， 30（3）：435-464.

[17]张欢欢， 陶传进. “[17] 赋权理论”视角下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以S公益项目为例[J]. 贵州社会科学， 2020（3）：161-168.

[18]钱宁， 王肖静. 主体性赋权策略下的少数民族地区妇女扶贫研究——以云南省三个苗族村寨为例[J]. 社会工作， 2020（2）： 10-22，108.

[19]TWIGG J. Carework as a form of bodywork[J]. Ageing and society，2020， 20（4）： 389-411.

[20]吴心越. 照护中的性/别身体： 边界的协商与挑战[J]. 社会学评论， 2022（1）： 200-218.

[21]蓝佩嘉. 跨国灰姑娘： 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M].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 288-290.

[22]梅笑. 情感劳动中的积极体验： 深层表演、象征性秩序与劳动自主性[J]. 社会， 2020（2）： 111-136.

[23]梅笑， 涂炯. 效[率与温情： 大病照护中的情感劳动何以可能[J].妇女研究论丛， 2021（3）： 53-67.

[24]JOHNSON E K. The business of care： the moral labour of careworkers[J].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2015， 37（1）： 112-126.

[25]馬冬玲. 进步与妥协： 西方护理职业化中的性别建构[J]. 妇女研究论丛， 2011（4）： 84-91.

[26]迈克尔·布若威. 制造同意： 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M].李荣荣，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65-80.

[27]凯博文. 照护： 哈佛医师和阿尔茨海默病妻子的十年[M]. 姚灏，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0： 97.

[28]张学军. 以福建省立医院为例谈护工的社会角色与组织管理[J].中国社会医学杂志， 2008（4）： 214-216.

[29]ANNA-MARIE SLAUGHTER. Unfinished business： women men work family[M].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15： 124-126.

（文字编辑：徐朝科 责任校对：徐朝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