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边”与“卫京”：明代宣大总督驻地变动考论

韩 帅

明代在九边之“中三边”地区设置了宣大山西总督，简称宣大总督，统辖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宣大总督作为三镇最高军政长官，其驻地自然是防御之重点，驻地适当与否，亦关乎军力是否得到合理配置，而总督驻地的变动则反映着边防形势的变化。明清史籍关于宣大总督驻地的记载含混不清，现代学者对这一问题也未予详究。本文对此问题展开详细考证，进而论述驻地变动与防御形势变化之间的关联。宣大总督定设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即从此年开始，宣大总督固定设置、常置不辍①参见王继光、孙建军《明代“九边”宣大军事防务区的形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2期。，一人去任必有一人与其交代，任职未再间断。而在此之前，宣大总督遣、置无常，没有固定驻地。因此，本文主要是对定设之后宣大总督驻地的讨论。

一、疑问之提出

关于宣大总督的驻地，学界最常引述的是清官修《明史》的观点，据该书《职官志》记载：“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兼理粮饷一员……（嘉靖）二十九年（1550），去偏、保，定设总督宣大、山西等处衔。三十八年（1559）令防秋日驻宣府。四十三年（1564）移驻怀来。隆庆四年（1570）移驻阳和”①（清）张廷玉：《明史》卷73《职官二·都察院》，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74页。笔者前云“宣大总督定设于嘉靖二十一年”，这一“定设”是从任职没有间断上来说的，而此处所云“定设”是从职衔、管辖区域上来说的，二者并不矛盾。下处《大明会典》所云“定设”与此相同。。这个表述太过简略，不禁令人产生诸多疑问。首先，宣大总督自嘉靖二十一年（1542）即常置不辍，那么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到三十八年（1559）之间，总督的驻地在哪里？《明史》未有交代；其次，三十八年（1559）令防秋日驻宣府，那么在不防秋之时，总督驻扎哪里？《明史》也没有说明；再次，四十三年（1564）移驻怀来，由何处移驻怀来，也让人看不明白。总之，《明史·职官志》的表述太过含糊，留下了诸多疑问。

而另一个经常被引述的是（万历）《大明会典》的记载，《大明会典》称：“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一员……（嘉靖）二十九年（1550）始定设，去偏保、改山西。三十八年（1559）令防秋日总督领标兵，驻宣府东路，巡抚领标兵、车兵、游兵驻岔道。四十三年（1564）命宣大山西总督移驻怀来以备南山一带，宣府镇巡官移驻延庆，山西镇巡官移驻广昌。隆庆四年（1570）令总督移驻阳和”②（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209《都察院·督抚建置》，《续修四库全书》第79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70页。。我们把《大明会典》的记载与《明史》两相对照，发现二者观点基本一致，区别主要在于详略，《明史》不过是把其他镇巡官的驻地略去，而对总督驻地的描述与《大明会典》并无二致。这可能是由于《明史》沿袭《大明会典》的缘故，对于上述疑问，《大明会典》仍然无法解答。

现代学者较早对宣大总督驻地进行论证的是靳润成，他不拘于《大明会典》之记载，对该问题进行了更详细的讨论，认为：“嘉靖初总督驻宣府，后当驻朔州、代州之间，确地不详。三十八年始，防秋驻宣府。四十三年移驻怀来。隆庆四年移驻阳和。明末当移驻大同府。后又移驻宣府”③靳润成：《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14页。。靳先生的结论，无疑比《大明会典》更为深入，对嘉靖初及明末的总督驻地情况也进行了考证，但靳先生对嘉靖三十八年（1559）到隆庆四年（1570）总督驻地的描述，依然沿用了《大明会典》的说法，同样无法回答笔者提出的上述疑问。而且靳先生关于总督在明末移驻大同府的说法较为笼统，因为不管是朔州还是阳和，在明代都是属于大同府的，大同府的范围过大，用来指称总督驻地并不合适。

此后，赵现海也对宣大总督的驻地进行了论证，其认为：“总督改驻朔州之后，防秋、巡历之时改驻阳和。嘉靖三十八年（1559）防秋驻宣府。嘉靖四十三年（1564），为加强畿辅防御，遂移驻怀来。隆庆四年（1570），再次移回阳和。”④赵现海：《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726页。赵先生明确指出总督的驻地朔州，且提到总督于防秋、巡历之时驻扎阳和，跟先前研究相比，无疑更为准确。但赵先生的论述却产生了新的疑问，例如，总督在驻扎朔州之后至嘉靖四十三年（1564）之间，是否仅在防秋、巡历之时驻扎阳和？嘉靖四十三年（1564）总督的驻地是否搬迁到了怀来？而隆庆四年（1570）之后总督的驻地是否仍有变动？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讨论。

二、宣大总督驻地之考证

从上面的论述来看，宣大总督驻地无疑屡有变动，但具体怎样变动，需要结合各方面史料进行详细考证。嘉靖二十一年（1542）七月，明廷命兵部右侍郎翟鹏复任宣大总督，此后宣大总督便常置不辍。在总督定设之前的嘉靖二十一年（1542）正月，兵部曾提及“前议宣大总督改驻朔州，正欲密迩三关为调度计”①《明世宗实录》卷257，嘉靖二十一年正月己丑，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5151页。，兵部尚书张瓒同样请令“宣大总督移住朔州以便调遣”。②《明世宗实录》卷257，嘉靖二十一年正月癸卯，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5157页。三月，明廷任命翟鹏任宣大总督，但到五月兵部在上奏中却称：“闻鹏尚驻宣府，宜令速赴朔州，以便调度”③《明世宗实录》卷262，嘉靖二十一年闰五月庚午，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5215页。，嘉靖皇帝勃然大怒，遂罢免翟鹏、裁撤掉宣大总督。从上述材料可以确定，明廷将所设宣大总督的驻地放在了朔州，只是因为翟鹏的畏难退避，才造成总督的废置，七月，明廷命翟鹏复任宣大总督，总督驻地当仍在朔州。这可以从《明世宗实录》稍后的记载中得以证实，嘉靖二十二年（1543）二月，“改朔州卫治为总督府，增置朔递运所，从总督翟鹏请也”④《明世宗实录》卷271，嘉靖二十二年二月壬寅，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5344页。，将朔州卫治改为总督府，并且增设递运所用于传递公文、物品，可见朔州的确成为总督的大本营。翟鹏的继任者为翁万达，翁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初接任宣大总督，其在报告中称：“二月初六日抵朔州，随准总督北直隶河南山东等处地方军务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汉，咨送前总督原领符验、关防、吏卷，并据朔州申送令旗、令牌，各到臣，臣即接收行事”。⑤（明）翁万达：《翁东涯集》5《钦奉圣谕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06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48页。总督抵达朔州，总督办公所用之符验、关防、令旗等，随即送至总督手中，总督也接受任事，意味着朔州即为总督的总基地。此时宣大总督的驻地在朔州确定无疑。

朔州地处大同府南部，贴近山西镇但是远离大同镇城，距离宣府镇当然更为遥远，宣大总督驻扎朔州造成防御态势的西倾，不便于总督调度、协调三镇防御力量。嘉靖二十四年（1545），兵科给事中孟廷相上疏指出：“宣大总督远驻朔州，传报稽程、调遣不及，宜令翁万达常驻大同阳和城，适中之地以便调度”⑥《明世宗实录》卷301，嘉靖二十四年七月丙戌，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5749页。，朝廷对其建议予以批准，总督驻地应当由朔州迁到了阳和。万历年间，宣大总督杨时宁编撰了《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一书，该书在“阳和城”之下注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总督军门移自朔州”⑦（明）杨时宁编：《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大同镇图说·阳和城》，《玄览堂丛书》初辑第4册，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第262页。。而朔州的方志同样记述了总督驻地由朔州迁到阳和，只不过时间上略有出入，据编撰于雍正时期的《朔州志》记载：“总督制府在城中大街道北。嘉靖十八年（1539）设制府，即前朔州卫署改造。二十七年（1548）制府移驻阳和，改为察院”⑧（清）汪嗣圣等修：《朔州志》卷4《建置志·公署》，《中国地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410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240页。。《朔州志》记载宣大总督设于嘉靖十八年（1539）是不正确的，同样，其所称之“二十七年制府移驻阳和”时间上也对应不上，倒是《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记载的嘉靖二十五年（1546）可以说得过去。因为事涉重大，总督驻地的迁移总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可以认为，明廷在嘉靖二十四年（1545）决定将总督驻地移至阳和，嘉靖二十五年（1546）总督驻地正式搬到了阳和。此后，阳和一直是宣大总督的固定驻地，因为直到清初，仍然有文献记载着阳和城内的总督府“在城西南，宏伟壮丽，称壮观焉”①（清）胡文烨：《云中郡志》卷3《建置志·公署》，大同：大同地方志办公室，1988年，第89页。。

总督驻地由朔州迁至阳和以后，阳和一带的防御显然得以增强，阳和城居于大同、宣府两镇的中间，也便于总督居中调度。但蒙古诸部的进攻善于选择明朝的防守薄弱之处，在大同、山西两镇防御稳固之后，宣府镇又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对于边镇而言，秋防尤为重要，秋高马肥，游牧力量此时最盛，而秋季也是农耕区域的收获时节，对游牧力量产生较大的吸引。早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九月，兵部尚书杨博就提议令“许论（时任宣大总督，笔者注）移住怀来以卫陵寝”②（明）杨博：《杨襄毅本兵疏议》卷2《覆大同镇巡官齐宗道等传报虏情堤备蓟镇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6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295页。，明廷予以批准，这是较早的关于宣大总督移驻怀来的记载。而嘉靖三十七年（1558），改任宣大总督的杨博，又提议总督在防秋之时“移驻宣府或保安，以护陵寝”③《明世宗实录》卷460，嘉靖三十七年六月丁丑，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7769页。，显示出杨博要求例行化移驻的迹象。事实上，宣大总督既没有移驻宣府，也没有移驻保安，而是移驻至距离京师更近的怀来。嘉靖三十九年（1560），杨博又调回兵部担任尚书，其在覆议宣大总督张松的防御方案时称：“居庸南山一带地接陵京，首当防御。顷年题奉钦依，防秋之期总督官统领标兵移驻怀来，总摄诸军”。④（明）杨博：《杨襄毅本兵疏议》卷4《复宣大总督都御史张松等条陈防秋边务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6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344页。可见，此时怀来成为宣大总督在秋防之时的驻扎地，而平时总督仍驻扎于阳和。此后，这种状况成为惯例，例如嘉靖四十年（1561）兵部尚书杨博称：“宣大总督每当秋近移驻怀来，正为南山之备”⑤《明世宗实录》卷500，嘉靖四十年八月壬申，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8269页。，证实这种做法已常规化。

移驻怀来成为宣大总督每年的例行公事，不但秋防时前来，甚至春防时也会前来。宣大总督王崇古称：“每年春秋两防，督臣提三镇锐卒趋防南山”⑥（明）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318《议修边险疏》，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382页。，这样总督驻扎在怀来的时间进一步增加。怀来紧邻八达岭内长城，靠近京师，但是却远离山西、大同两镇，总督长时间驻扎怀来又会引起防御力量严重东倾，对于山西、大同两镇的防御带来不利影响。这种状况引起了朝臣的担忧，隆庆四年（1570），兵科给事中张卤上疏请加意春防，其提出：“宣大总督原驻阳和，居两镇适中之地，便于经略。已而移驻怀来，专备南山。夫虏不能越上谷以伺南山，则南山不宜株守明矣！请如故事令总督驻阳和。”明廷对张卤奏疏的回复是：“今后总督每遇春秋两防照旧驻扎阳和，有警相机调度”⑦《明穆宗实录》卷41，隆庆四年正月甲申，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025页。。因此，在隆庆四年（1570）之后，宣大总督当专驻阳和，即使在春秋两防之时也不再移往怀来，从而结束一年之中在怀来与阳和两地移动的情形。隆庆五年（1571）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双方达成和议，北边防御形势得到根本改善，宣大总督更无须通过移动驻地来调整部署。《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在“怀来城”之下注明：“先年军门两防俱移节于此，款后唯该道与游击等官共维之”⑧（明）杨时宁编：《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玄览堂丛书》初辑第4册，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第174页。，总督不再移驻怀来，只有怀隆兵备道与游击将军驻扎于此了。因此，隆庆四年（1570）之后总督驻地稳定在阳和。

到崇祯年间，原本接受明朝封号的蒙古诸部渐被后金吞并，宣大山西地区又面临着严峻的防御形势，宣大总督的驻地再次进行了调整。崇祯十年（1637），杨嗣昌升任兵部尚书，其主政期间，对嘉隆时期边臣杨博多有效法，认为宣大总督在秋防之时仍当移驻怀来，以加强皇陵一带的防御，他指出：“宣大山西三镇，切近陵京、畿辅……先臣杨博每于蓟镇秋防必先严饬三镇，为之外护，如将宣府总兵调驻永宁、大同总兵调驻怀来、山西总兵调驻顺圣东城等处，而总督军门常驻怀来首备南山一带……总督大臣应照杨博所议止当保固陵京、防护南山，不得轻易西驰致失东备”①（明）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9《核实边备预整防援疏》，《续修四库全书》第137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17页。。明廷对杨嗣昌的提议表示认可，这样宣大总督在防秋之时又需要移驻怀来。崇祯十一年（1638），“练兵”运动兴起，北边督抚均承担一定练兵任务，宣大总督也无法例外，杨嗣昌结合宣大地区形势，认为：“边烽入犯有时，东突蓟宣则怀来诚属扼要，有时西突山大则阳和亦便提衡，臣议该督练兵二万，半驻怀来、半驻阳和，平时往来训练，有警东西策应”②（明）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29《再陈内备实著疏（残）》，《续修四库全书》第137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19页。。宣大总督负责操练的两万标兵，以一万驻扎怀来，一万驻扎阳和，因此总督也就得在怀来与阳和两地移动。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宣大总督陈新甲将阳和与怀来两处标兵安插完毕，两处标兵各十个营③参见中国科学院编：《明清史料》丁编（全三册），下册，《兵部题行〈兵科抄出宣大总督陈新甲题〉稿》，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22页。，后专门设置阳标总练、怀标总练负责训练，至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明王朝行将灭亡，宣大总督王继谟在奏疏中仍提到“怀标总练白邦政”。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46册，《兵部为宣大总督王继谟题报欲奉旨援云而兵将涣散情形并有旨事行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3页。可见，直到明亡宣大总督的标兵仍然分为阳标与怀标，其驻地也就维持着在阳和与怀来两地移动的状态。

三、宣大总督驻地变动与明代北边防御

宣大总督驻地之变动，意味着防御重心之转移，也导致防御资源的重新配置，反映着北边防御形势的变化和明廷防御策略的调适。对于总督驻地变动的解读，应和当时的边防形势及明王朝的防御策略结合起来。嘉靖二十一年（1542）七月，宣大总督之定设，主要是为解决山西镇的防御危机，这一时期蒙古诸部频频越过大同深入山西，据总督翟鹏报告当时之“虏情”：“六月十七日由大同地方长驱而来，二十三日越雁门，直趋太原，兵无一御之者。虏遂南下沁、汾、潞安所属襄垣、长子等州县。是月十二日复回太原……至十八日始从雁门故道遁去，千里深入，踰月始遁。”⑤《明世宗实录》卷264，嘉靖二十一年七月甲戌，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5245页。此次蒙古对山西的深入当为前所未有，总督报告中提及的襄垣、长子等县，位于山西省东南部，靠近河南、北直隶，引起两省震动，甚至隔省之山东也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山东巡抚曾铣于临清、德州堤备”①《明世宗实录》卷264，嘉靖二十一年七月己未，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5238页。。因此，此时的当务之急是稳定山西，以免蒙古诸部对华北造成更大震动，所以明廷将宣大总督驻地定在朔州，以调度大同、宣府两镇的防御力量保护山西。但从整个布局来看，朔州距离山西总兵驻地宁武关只有七十余里，距离大同镇城有二百余里，距离宣府镇城却足有五六百里，这种紧邻山西镇而远离大同镇、宣府镇的做法，导致辖区内防御力量的西盛东衰。在山西镇设置总兵、三关防御力量得到增强的情况下，宣府一带却形势紧张，“（嘉靖）二十三年冬，小王子自万全右卫入，至蔚州及完县，京师戒严”②（清）张廷玉：《明史》卷327《鞑靼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480页。。面对如此严峻的边防形势，宣大总督却“僻在云西，虽鞭之长不及马腹”③（清）汪嗣圣等修：《朔州志》卷12《艺文志》，《中国地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410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775页。，难以顾及宣府镇的防御。故总督驻地东移也就成为合理的做法。阳和属大同府，介于大同、宣府两镇的中间，自然成为总督的合适驻地。

蒙古诸部往往选择明朝的防御薄弱之处进行突破，尤其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发生了震惊明廷的“庚戌之变”。蒙古军队兵临京师城下，首都之防御经历了自“土木之变”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此后蓟镇成为整个北边防御的核心，时人所称“今之九边，大率以蓟镇为第一”④（明）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276《遵谕条上策遏虏疏》，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12页。，是当时形势的直观反映。明廷因此设置蓟辽总督，并调遣宣大山西甚至陕西三边的军队，来增强蓟镇周边的防御力量，这种防御策略笔者将其称之为“蓟镇本位政策”。在这一政策之下，其他边镇服务于蓟镇的防御，以确保京师的安全。杨博是嘉隆万时期的一位重要边臣，担任过宣大总督、兵部尚书、蓟辽总督等职，其仕宦生涯主要致力于北边防务，是“蓟镇本位政策”的积极推动者，他道出了推行这一政策的缘由：“今之所以重蓟镇者，非为蓟镇，实为京师。故京师四方之极，君父在上，元气腹心不可不为深长之虑。以故臣等愚见，先以尊京师为主，而尊京师之要固非城外列营、城门列兵，徒为文具而已。古北、石塘第一紧要，则亟当议守，其次则当守马兰，次则当守黄花、居庸、横岭……密迩京师则虏患剥肤，渐远京师则虏患剥床，先后缓急之序，不得不然”⑤（明）杨博：《杨襄毅本兵疏议》卷1《开陈防守蓟镇事宜责成边臣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6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256页。。京师为国家的政治中心，应特别加意防御，但防守京师不应该仅防守北京这一个城池，而是应建构以京师为核心的防御体系，因此，加强北京周边即蓟镇的防御力量成为当务之急。明廷为此修葺蓟镇各处紧要关口，抽选北边各镇军丁来防御蓟镇，并且调动宣大总督在秋防之时移驻怀来加强防守。怀来位于宣府镇东南部，距离居庸关只有百里，越过居庸关便是明代皇陵所在地天寿山。因此，总督驻扎怀来的确能起到保护皇陵的作用，增加京师的安全系数。

但是，宣大总督驻扎怀来并非只是驻地的简单移动，而是涉及一系列变动，这些变动使得宣大山西三镇的防御态势发生极大的变化。嘉靖四十一年（1562），兵部尚书杨博部署宣大山西一带的防御方略：“宣大总督江东移驻怀来，以备南山一带，宣府镇巡官马芳、赵孔昭移驻隆庆以便星驰抵关，大同镇巡官姜应熊、陈其学移驻怀安以便驰入居庸，山西镇巡官吴徵、杨宗气移驻广昌以便驰入紫荆，应援宣镇”①《明世宗实录》卷512，嘉靖四十一年八月丙辰，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8411页。。这种防御策略，不仅将总督移驻怀来，而且将宣府镇总兵、巡抚移驻贴近居庸关的隆庆（即延庆，笔者注），大同镇总兵、巡抚甚至要离开自己的防守信地而移至宣府镇的怀安，山西镇总兵、巡抚也要向紫荆关靠拢。这一整套防御举措，目的在于不惜代价地确保京师安全，但也导致了宣府防御力量之南移、宣大山西防御力量之东倾，将“蓟镇本位政策”推向极致。

这样的防御部署，自然引起一些边臣的反对，大同巡抚方逢时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宣府战守议》中倾注了他的看法：“昔人经略以督府大臣坐镇阳和，而巡抚分居二镇……（后来者）乃始创建并守南山之说。冬夏无事督抚诸将咸住阳和，入秋声息一动则诸将重兵悉聚怀隆，株守孤城、攒食粮饷。而沿边重地，如独石、马营、张家口、柴沟等处，昔人所深顾而不敢转足者皆付之度外……迩来敌滋狡猾，设使彼以轻骑入蓟诱我，而借以大众直捣宣大，则彼成破竹之势、我有拉朽之危”②（明）方逢时：《大隐楼集》卷11《宣府战守议》，《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第19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741-742页。。先前宣大总督驻扎阳和、巡抚驻扎镇城是合理的选择，而督抚将领屯重兵驻于怀来一带，势必造成大同镇及宣府北路防御力量空虚。若蒙古诸部佯攻蓟镇，而集中精锐攻击大同、宣府二镇，势必难以支持。二镇若不支，怀来、南山也难以守得住。左都御史葛守礼称这种防御策略是“离信地而舍本防，守空山而弃实寨”③（明）葛守礼：《葛端肃公文集》卷8《与张浒东给事论边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93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349页。，无异于自困手脚。

反对者不止方逢时，山西巡抚万恭也认为这种政策不妥，“迩年蓟镇虏犯之后，每及秋防，总督远驻怀来，总兵闻警听援，一遇山西声息，传报往返，动经月余”④（明）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352《题为急陈山西善后事宜疏》，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786页。，造成山西总兵根本无暇顾及本镇事务。嘉靖四十三年（1564）之后，山西总兵在防秋之时移驻蔚州，“以边防付之参游诸臣，顾此失彼，且事权不一，法令难行”⑤《明世宗实录》卷542，嘉靖四十四年正月丙辰，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8764页。，山西镇只剩下参将、游击等职位不高的将领，使得本镇缺少组织防御的核心，存在着重大的安全隐患。而蒙古俺答汗正是抓住这一弱点，于隆庆元年（1567）“寇山西石州，陷之，杀知州王亮采”⑥《明穆宗实录》卷12，隆庆元年九月癸亥，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328页。，并且移兵南向，“分犯文水、交城、平阳、介休、遣间入汾内应……内地计损人畜数十万”⑦（明）冯时可：《冯元成选集》卷42《俺答后志》，《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6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618页。，对于山西地方造成极大的破坏。两年之后，俺答汗故伎重演，又进入大同进行“抢掠”，结果却出奇地一致，“总督陈其学握兵观望于怀来、宣府之间，总兵赵岢弃镇远避于应州方域之境，巡抚李秋、副将麻锦等皆闭门锁堡以自全”⑧（明）赵贞吉：《赵文肃公文集》卷8《议边事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0 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年，第351页。，大同所遭受的杀戮同样十分严重。为了防护京畿，宣大山西三镇的边防都被置于不顾，代价未免太过高昂。因此，在地方边臣与朝中大臣的共同推动之下，终于结束了总督在防秋之时移驻怀来、军力过于东倾的状态，而隆庆和议的达成更是促进了这种状态的延续。

到了崇祯年间，原本接受明朝封号的蒙古诸部纷纷倒向后金，长城一线均在后金的威胁之下，而京畿一带也频频遭遇后金的深入，明廷又需要调整北边的防御策略。而崇祯九年（1636）宣大总督梁廷栋失守信地，被后金军突破居庸关防线残破内地，梁廷栋和兵部尚书张凤翼“度解严后且罹重遣，日服大黄药取泻求死”①（清）万斯同：《明史》卷363《梁廷栋传》，《续修四库全书》第33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13页。，显示出确保京畿安全才是边臣的首要职责。事实上，总督驻地之东移、加强蓟镇防御也是皇帝的意思，崇祯皇帝即明言：“先说阳和是宣大适中，近知偏在西边，当再东移”②（明）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44《戊寅十一月十八日召对》，《续修四库全书》第1372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26页。，皇帝态度如此，朝臣当然不敢违背皇帝的意旨。而对于宣大总督来说，只要能保障京畿的安全，其他地方有所损失也在明廷可容忍的范围之内。例如隆庆元年（1567）的“石州之变”，虽然山西遭受惨重损失，但是总督受到的处分并不严重，“王之诰（为时任宣大总督，笔者注）以备怀来自解，夺一官”③（明）冯时可：《冯元成选集》卷42《俺答后志》，《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6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619页。，仅仅是减少一个官衔而已，并未降黜、罢职。而防护不好陵寝、京畿被兵，宣大总督却有身家性命之虞，由此，我们也就很好理解有些总督宁愿株守怀来而不敢向西驰援了。明代北边的问题似乎在于蓟镇始终未能独当一面，始终未能够成为京师可以依赖的屏障，万历时期宣大总督杨时宁曾提议：“为国家久远虑，似当大城京后，设大将总兵以守之”④（明）杨时宁编：《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玄览堂丛书》初辑第4册，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第157页。，但是这种呼吁却没有转化为行动，蓟镇仍然需要从其他边镇大量调兵才能进行有效防御。宣大山西三镇距离蓟镇最近，也就成为“蓟镇本位政策”的最大“受害者”了。

结 语

综合以上所述，笔者认为，宣大总督驻地变动的具体情形是：嘉靖二十一年（1542），总督驻地在朔州；嘉靖二十五年（1546），总督驻地迁至阳和，此后阳和一直是总督的固定驻地；嘉靖三十四年（1555），总督在秋防之时即需移驻怀来，这种状况维持至隆庆四年（1570），之后总督即使在秋防之时也无须移驻；至崇祯十年（1637），边防形势又变，导致总督在秋防之时又需移驻怀来，崇祯十二年（1639）之后，阳、怀两标设立，使得总督驻地在阳和、怀来之间移动。这一结论，与《明史》及《大明会典》的记载不同，也与先前学者的研究成果有一定差异，当更符合总督驻地变动的实际。

宣大总督的驻地不管是在朔州，还是在阳和，均显示出该总督之职责在于确保宣大山西三镇的安全，即“防边”。而总督驻地在某一时段的东移怀来，则反映出其职责趋向于护卫京师、陵寝，即“卫京”。总督驻地由朔州至阳和，再到阳和与怀来之间的例行性移动，体现出宣大总督职责在“防边”和“卫京”之间的摇摆。本是用于“防边”的总督，却经常性地致力于“卫京”，造成总督长时间的职能错位。宣大总督不得不将其主要精力用在“卫京”上面，因为和“防边”相比，“卫京”积极与否更关乎总督的身家利害。宣大总督这种偏重宣府东路、首尾不兼顾的做法，对于大同、山西两镇的边防建设不可能没有影响。明末李自成的军队正是在席卷山西、大同两镇之后，轻而易举地突破居庸关的，而此时驻扎在怀来的宣大总督王继谟却下落不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