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文学摆渡人崔道怡先生

金鉴

这是我珍藏了20年的照片。

2000年秋季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第四期文学创作研修班开课，是我一生之中值得纪念的日子。与来自北京各个领域的文学爱好者相识，重要的是可以亲耳聆听现代文学大师讲授文学创作的心历路程与经验，使我们受益，我很珍视重新回到教室的光阴……

直到如今我依然珍藏着文学创作研修班的课程表，研修班请来的作家有：毕淑敏、陈建功、周大新、李敬泽、刘恒、崔道怡、刘心武、肖复兴、邹静之、陈祖芬、梁左等。文学班开幕的那天，请来了浩然和管桦两位北京老作家为我们文学班典礼剪彩，可以看出劳动人民文化宫文学创作研修班，邀请作家阵容的强大。而我能够亲耳聆听这些文学大家谈创作是幸运的，当然收获也是不言而喻的。

随着研修班授课的深入，学员之间、老师与学员之间的逐渐熟悉，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关心我的班主任杜方伦老师，建议我改写小说，这之前我是以研究考证北京历史以及文物鉴赏的散文为主，这正是我要请教专家的问题。

一次崔道怡老师讲完《金蔷薇》，我深深地被书中主人翁执着的精神所打动。我拿定主意在课间休息时，向崔老师请教，恰逢课间几个学员走上讲台，请老师签名，我也登上讲台，赶紧拿出我写的文章当面请教。崔老师认真翻阅文章后，我问崔老师，您看我是继续按这个路数写下去，还是改换门庭写小说？崔老师告诉我，这些鉴赏文物以及介绍北京建筑、园林方面的文章。属于鉴赏类散文是不错的，今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正需要高档次的鉴赏文章。建议可以继续走下去，得到崔老师的首肯我很高兴。

这时我眼前强光一闪，原来是一位学员抢拍了一张照片。上课铃响了，我们回到位子继续听崔老师讲课……

第二个星期去上课，班长郑文萍给了我这张照片，正是我向崔老师请教时那位学员拍的。他将照片给了班长让班长转给我，这张记载我向崔老师请教问题的照片，就这样保存了下来。要知道崔老师当时已经住了医院，是他向院方请假，得到院长特批，我们才能聆听到崔老师为我们教授文学史上重要的《金蔷薇》这门课，因而我才有机会得到这张珍贵的与崔老师的合影。

老作家周止敬先生，知道我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听崔道怡老师讲小说，告诉我，他年轻时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就听崔老师讲课，说来时间已经过去50年了，当时的学员不少成为作家，如：高占祥、高延昌、李维廉、张锡、温承训、赵坚、韩忆萍、崔墨卿、张虎、王恩宇、方孜行、李学鳌、崔金生、张宝申、李武魁、舒丽珍等。

崔老师是全国讲小说写作的第一人（这是大家公认的），他4次抱病从医院里请假，来到我们中间的，为我们授课、答疑、解惑。他生动带有感情的讲演，深深地打动了我，在我的心灵中植下文学的种子。特别是讲到文学名著《金蔷薇》时，大殿里鸦雀无声，安静得掉下一根针都会听到。金蔷薇的作者康·帕乌斯托夫斯基在书里讲述了一个美丽的故事：一个在墨西哥战争期间当过兵的巴黎清洁工，为了一次承诺与祝福，他用自己贫困的后半生从尘土里收集起的细微金屑，终于为战友的女儿苏珊娜打造出一朵小小的金蔷薇，但却没能在生命的尽头亲手交给那个他挂念不已的小女孩……

这个故事在崔老师绘声绘色的讲演下，我们深深地被小说中主人翁的真情所打动……打造金蔷薇的过程，就像创作作品一样，它揭示着每一位创作者应该从庞杂的尘土中提炼出金子一样的文字，印证“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作家就是从尘土中寻找金屑的人，把平常生活中每一个闪光点的刹那捕捉下来，奉献给读者。

在作家圈和出版界，崔道怡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这不仅因为他是老牌国家级文学刊物《人民文学》的副主编，还是一位久享盛名、40年的资深老编辑。从1956年到《人民文学》编辑部任小说编辑时起，几十年为人作嫁衣，这期间他付出了多少心血和代价！他为一代代文学新人的成长，为我国当代文学繁荣与发展贡献了多少力量！许多人是经过他的慧眼识珠，如伯乐相马那样相中了而加以扶掖，才得以成为名重一时的作家。难怪有人把他名列“中国四大编审”之内。这称谓是对他出色工作的首肯和称颂。崔道怡具有一个文学编辑所要求的素质和优长：非凡的眼力，敏锐的艺术感受力，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还有着甚至比作家更高一筹的远见卓识。这一切使他成为共和国的一位著名的编辑家，1988年他荣获了全国文学期刊优秀编辑奖。

著名作家李国文在《编辑与我》一文中说：“在中国作家这支队伍中，至少有半数以上的人都程度或深或浅地和崔道怡有过交往。我算是其中的一个人，而且他还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第一个摆渡人。” 李国文先生的《改选》被崔道怡发现并发表，那时正赶上反右，《改选》被视为“毒草”，人被划为“右派”，派到远方艰苦的铁路工地劳动改造21载。可李国文并不后悔，对于崔道怡的发现与提携，始终铭记在心，称他是使他“走上文学道路的第一人”。复出后的李国文荣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多项。李国文先生认定：编辑是把作家从此岸送到彼岸的摆渡人，是让小说胎儿顺生到人间的助产士。他还说，编辑的劳动是一种付出代价，但成果却并不属于自己的劳动。一部文学史，上面刻满了作家的名字、文学评论家的名字、领导文艺运动者的名字，独独没有编辑——为我摆渡过河人的名字，这当然是不公平的。

张守仁先生也是劳动人民文学班邀请讲散文的老师，他曾给我们讲过：“当时，崔道怡兴奋地告我一则消息：‘我在北京地区来稿中，发现一个叫劉心武的中学教师寄来一篇小说《班主任》，揭露‘四人帮在精神上对年轻人的奴役和戕害。作者眼光敏锐，思想领先，写法别致，便拿去送审。该文发表在1977年12期《十月》上。”张守仁老师说：“公正地说，刘心武的《班主任》在当代文学史上功不可没。它的出现是万丈坚冰解冻的征兆，是伤痕文学最早的代表，更是预报新时期文学春天即将到来的信号。”一花引来万花开，1978年起，各地佳作如雨后春笋般地陆续冒出来，新时期文学井喷阶段呈现出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繁荣局面。崔道怡从自发来稿中敏锐地发现、并勇敢地编辑了刘心武的《班主任》，这篇转折时期的发轫之作，因他的特殊贡献，理应在当代文学史里记上一笔。

有幸能够亲耳聆听崔老师的授课，课下能与崔老师亲切地交谈，并请求崔老师为我今后所走的文学道路把关定向，应该说是一种荣幸。2000年2月12日，崔道怡在我的笔记本上题写了“文学是美学”几个字。文学具有揭露黑暗，赞美光明，阐明道理的功能，是对美的体现。这是他数十年来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总结，我一定要牢记在心，并且努力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