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王堆汉墓简帛文献所见“女子布”入药现象研究

赵诗琪 陈 芳

服饰作为疗疾治病的辅助物品,放入现代社会的文化语境中并不足为奇,但将服饰作为一种治病的药物供人食用,却是中国古代社会才有的文化现象,且存续千年。在汉以后的本草类文献典籍或方书中,以服饰为药的记载屡见不鲜,如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收录月经衣、妇人裤、女中下裳带等入药服饰(3)参见葛洪撰,古求知等校注：《肘后备急方校注》,中医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1-52页。;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收录孝子衫襟灰、灵床下鞋履、破草鞋、妇人裈裆、夫衣带等服饰(4)参见陈藏器撰,尚志钧辑释：《〈本草拾遗〉辑释》,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107、190、192、194页。;北宋官修本草医籍《证类本草》收录故缴脚布、孝子衫襟灰、灵床下鞋履、故蓑衣结、妇人裈裆、夫衣带等。(5)参见唐慎微撰,尚志钧等校点：《证类本草》,华夏出版社,1993年,第274、301-302、435页。至明代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将各类服饰纳入本草药物分类体系后,服饰遂从草木及其他部类中独立出来,与植物药、动物药等拥有同等的药用价值。《本草纲目》继而成为一部收录历代入药服饰的集大成药典。(6)《本草纲目》设立有“服器部”,而“服器部”下又专门设立了“服帛类”,其中收录了历代本草文献中曾出现过的入药的服饰,并增添了新的可入药的服饰。参见李时珍：《本草纲目(校点本)》第3册,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年,第2181-2192页。

从马王堆汉墓简帛文献中发现的可入药的服饰,到《本草纲目》中单独设立“服帛类”,我们不禁会思考,在古人的思维中,服饰为何能够成为一种药?服饰入药这一医学现象背后又承载了时人怎样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内涵呢?本文将以马王堆汉墓简帛文献中出现频次较多的“女子布”为个案,藉由“女子布”转变成“药”的制作过程以及“医疗功能”,探究“女子布”入药现象背后牵扯的诸多文化动因和思想观念。至于“女子布”是否真的具有医疗实效,则不在本文考察范围之内。

一、何为“女子布”?

根据上文所述,马王堆汉墓简帛文献中可寻见一种入药的服饰“女子布”。那么,这是种什么样的服饰?它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又是如何被使用的呢?“女子布”,又名“女子月事布”,顾名思义,即古代妇人处理月事时的亵衣。由于其承载了女子的经血,而经血又被视为污秽与不洁的象征,所以早期文献中鲜少记录其具体样式和相关信息。梳理考古墓葬中发掘的地下实物,在福州黄昇墓和江西德安周氏墓两座南宋时期的墓葬中,均发现了古时妇人使用的女子布。(7)关于女子布的考古实物图像资料,可参见福建省博物馆编：《福州南宋黄昇墓》,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43页;周迪人等著：《德安南宋周氏墓》,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页。透过服饰实物,可获悉这种妇人内衣由素罗制成,四周系有丝带,捆系在妇人腰间,从而使得布帛包裹住妇人下体以吸收经血。明代以降,关于这种污秽之衣的记载越发详细,且出现了诸如“陈妈妈”一类的隐语称谓。(8)《醒世姻缘传》第十一回：“床背后、席底下、箱中、柜中、梳匣中,连那睡鞋合那‘陈妈妈’都番将出来,只没有甚么牌夹。”见西周生：《醒世姻缘传》(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64页。明人龚居中《五福万寿丹书》中将女子月布称为“橐龠”,并附有橐龠图式,其附文曰：“前后尖弯,深约一寸,长约四寸,外用细布辑护于边沿,两头皆系其带。”(9)龚居中：《新镌五福万寿丹书》卷四,明天启间金陵书林周如泉刊本。这种名为“橐龠”的女子布,大体上与南宋时期出土的实物形制相一致,不过布帛、系带的材质不尽相同。明代权贵阶层使用的女子布甚至有用金饰装点者,如明人何乔远所著的《名山藏》中记载了一则查抄严世蕃府邸的趣事：严家妇人使用的女子布极尽奢华,不仅面料选用极为华贵的材质,而且月布的两脚边缘都系着螳螂金钩,连查抄严府的官员都不知其为何物,后来才知为妇人使用的“经裩裆”,即女子月布。(10)“缘四角,两角系螳螂金钩,皆怪不知所制。久之,知奉为夫人经裩裆矣。”见何乔远：《名山藏》卷九四《臣林杂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562页。

女子月事布在日常生活中,可重复使用。一旦经血污染布帛后,丝带或麻绳皆可拆卸,方便清洗。明代市场经济繁荣,促进了日用百科类生活书籍在普通民众间的传布与普及。这类书籍详细记录了古人衣食住行等生活诸事,其中不乏清洗衣物等方面的知识。在一本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范惟一刊刻的《多能鄙事》中,便收录了古人如何清洗经血污染后的衣物：“用冷水洗,即去。灰汤亦可。”(11)刘基辑：《多能鄙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室编：《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第3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63页。古人清洗衣物时使用的“灰汤”指的应是草木灰一类的传统“清洗剂”,正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收录的“冬灰”“石硷”等本草,皆可浣洗衣物,除去污渍。(12)《本草纲目》卷七记录本草“冬灰”：“今人以灰淋汁,取硷浣衣,发面令晢,治疮蚀恶肉,浸蓝靛染青色。”见李时珍：《本草纲目(校点本)》第1册,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年,第452页。

作为妇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日用衣物,“女子布”只具有吸收女子经血的物质功能。然而,正是这样一种尤为私密的女性衣物,却屡屡出现于古人医学文本之中,作为一种特殊的“药物”而存在。那么,女子布何以会被纳入到早期简帛文献的医学书写之中?作为一种日用服装,它是如何转变成为“药物”的呢?它又历经了怎样的制作过程?在古人观念中,经过处理后的女子布又有哪些医学价值,它的预设疗效又是什么?

二、马王堆汉墓简帛文献中“女子布”的入药制作与医学功能

检视马王堆汉墓遗存的简帛文献,可找寻到八处与“女子布”有关的医方记载,其中有七处皆出自《五十二病方》。此书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古医方帛书,根据学者的研究考证,《五十二病方》的成书时间至少不会晚于秦汉之际,或在战国晚期已成书。(13)马继兴、李学勤等人估定《五十二病方》抄写年代不晚于秦汉之际,即应为公元前3世纪末的写本(见马继兴、李学勤：《我国现已发现的最古医方——帛书〈五十二病方〉》,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五十二病方》,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79-195页)。此后,也有学者重新考证《五十二病方》成书时间或在战国晚期(参见张正霞、辛波：《帛书〈五十二病方〉成书年代考证》,《文物春秋》2007年第6期)。书中的七则医方均指明女子布不可直接使用,而是需要经过特殊的加工处理后方可成为药物。古人在将“女子布”转化为具有“药性”的“药物”过程中,主要采用了两种制作方式：第一种是燔炙,即将女子布烧成灰末,冲服饮用;或通过燃烧出的热烟熏治外伤。第二种是浸泡,将女子布浸泡于水中,服用其浸泡后的汁液,或用其汁液外敷患处。然而,不管使用何种制作方式,《五十二病方》中的记录都旨在向人们传递一种讯息,即如何消解女子布上的经血所引发的感官上的不适,以达到疗治疾病的目的。

表1 马王堆汉墓简帛文献中所见“女子布”记载统计表(14)参见魏启鹏、胡翔骅：《马王堆汉墓医书校释》(一),成都出版社,1992年,第82、97、104、109、124、156-157页;魏启鹏、胡翔骅：《马王堆汉墓医书校释》(二),成都出版社,1992年,第55页。

女子布是妇人最为隐私的衣物,通过燔烧为灰黑色炭化物质,可将原本为物的日常使用品转变为供人服用的“药品”。而其上的经血,更赋予了入药后的女子布诡谲莫辨的医学价值。经血,通常被古人视为肮脏的表征。《说文解字》言：“姅,妇人污也。”(15)许慎著,徐铉等校定：《说文解字》卷十二,中华书局,1985年,第418页。姅,即妇人月事。传统社会,古人在合药、炼丹期间,极其避讳妇人,不仅禁止女性触碰药物,而且也忌见正在行经的妇人,正如宋代陈自明《外科精要》记载：

李氏云：“病疽之人,当戒酒面炙爆腌腊法酒、生冷油腻鸡鹅鱼腥之类,起居七情,尤当深戒。卧室洁净馨香,使气血流畅,仍忌僧道孝子、产妇经妇、鸡犬猫畜。若背疽难于隐几,宜用绿豆十斗作一袋,隐伏其上,解毒凉心也。”(16)陈自明编,薛已校注：《外科精要》卷中,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第52页。

“忌见产妇经妇”的背后缘由,实质上都是源自对女性及其经血所引发的抵牾。(17)台湾学者李贞德对于汉唐医方中所见合药忌见妇人现象有过专门研究,参见李贞德：《女人的中国医疗史：汉唐之间的健康照顾与性别》,(台北)三民书局,2020年,第285-308页。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及“妇人月水”时说：

恶液腥秽,故君子远之,为其不洁,能损阳生病也。煎膏治药,出痘持戒,修炼性命者,皆避忌之,以此也。(18)李时珍：《本草纲目(校点本)》第4册,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年,第2953页。

可见在古人心目中能损人阳气、致人生病的经血,成为他们望而生怯的禁忌。然而,十分有意思的是,沾染了经血的女子衣物,却在早期社会就具备了极为强大的医学作用,可以疗治特定的疾病和养生健步。

如何消解经血引发的感官上的不适,成为女子布制备成药过程中一项较为关键的步骤。《五十二病方》中疗治蛊疾的一则医方就记录道：“一,蛊,溃女子未尝丈夫者【布】□□咅(杯),冶桂入中,令毋臭,而以□饮之。”(19)魏启鹏、胡翔骅：《马王堆汉墓医书校释》(一),成都出版社,1992年,第157页。医方中强调了女子布入药过程的除臭环节,即需借用其他的天然药物遮掩臭味,“桂”便是其中之一。《说文解字》言“桂”：“江南木,百药之长。”(20)许慎著,徐铉等校定：《说文解字》卷六,中华书局,1985年,第180页。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记载：“桂,此即肉桂也。厚而辛烈,去粗皮用。”他又引张杲的观点：“桂：辛,热,有毒。阳中之阳,浮也。气之薄者,桂枝也;气之厚者,桂肉也。气薄则发泄,桂枝上行而发表;气厚则发热,桂肉下行而补肾。此天地亲上亲下之道也。”(21)李时珍：《本草纲目(校点本)》第3册,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年,第1927页。桂作为一种重要的药材,其味辛、刺鼻,有补肾助阳的功效。因此,古人将桂与女子布合药,既可补助阳气,又可借助桂生发出的刺鼻性气味来抵消女子布上经血的腥臭味。

《五十二病方》与《养生方》中的汉代早期医方表明,古人依凭女子来潮时间以及是否与男子交媾等情况,将女子月事布划分为女子初有布、女子布和女子未尝男子者布三种类型。它们具备不同的治疗功能,可以适用于不同的病症。根据《五十二病方》中的记载可以知晓,女子布能够治疗的疾病包括内科疾病和外科疾病,从病名来看似乎多为男子病。例如肠,其属于男性疝的一种,《释名·释疾病》称：“阴肿曰,气下也。又曰疝,亦言诜也。诜诜引小腹急痛也。”(22)王先谦撰,龚抗云整理：《释名疏证补》,湖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76页。可知,疝是男性生殖部位的一种病症。不仅如此,《养生方》还提及女子布还可用于帮助男子健步养生。另外,女子布还能治疗一些无法解释的疾病,如“蛊”。蛊是早期社会中极为流行的一种疾病,古人对于“蛊”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它既可指涉一类由寄生虫引发的流行疾病,也可能作为一种蛊惑人心智的巫术而存在。但“蛊”作为一种疾病,离不开鬼神作祟的影响。(23)参见陈嘉礼：《有虫还是无虫?——中国上古医疗史中的“蛊”》,香港浸会大学《人文中国学报》编辑委员会编：《人文中国学报》第21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77-494页。女子布既然可以治疗此类病症,也充分说明了女子布绝非依靠其本身具有的物质性才转而为药。那么,古人将女子布视之为药的基本思维究竟是什么?医者的入药行为背后,女子布被赋予了何种文化价值,反映了早期社会人们怎样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信仰呢?下文笔者将主要考察女子布的入药成因及其与时代疾病观念之变迁的关系。

三、简帛所见“女子布”入药缘由探析

关于女子布的入药记载,不仅见于马王堆的简帛医书,在同一时期出土的简牍中,也出现了利用女子布治病的记录,如北京大学收藏的秦代简牍《医方》简中,便记有如何治疗皮肤外伤的古方：

瘨而内漏血不出者,以女子月事布水一杯濯之而饮。(24)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秦代简牍书迹选粹》,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38页。根据方勇、胡润怡等学者考察,“瘨”字应释读为“痍”,此简所记载的“痍”应指金疮所致的皮肤外伤。参见方勇、胡润怡：《读秦医方简札记二则》,《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7期。

上述遗存下来的医方,表明医者将“女子布”作为药物,在秦汉社会中已较为普遍。那么,女性亵衣所具有的消除疾病、养生健步的吊诡力量,在上古社会是如何形成的呢?

上古医者受鬼神致病观念之影响,大多相信疾病的产生是因为厉鬼作祟。鬼神会客居在人的形体之中,不同的疾病与特性来自于不同鬼神的攻击和掌握人的身体。因此,消除疾病的方式,是将厉鬼从人的身体引出或驱除。李建民考证了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中现存的283个病方中的34个祝由方,发现内容有向鬼神表达乞求者,有通过语言威胁者,也有通过某些象征性的用具进行敲打者。这些均是藉由巫术祝由,通过外在手段驱除厉鬼。而将女子布烧灰,即是上古社会的一种巫术方式。“在巫术看来,只要人身上的东西,无论是身体的一部分,还是使用过的器物,都因与人体有‘接触’而永远保持超距离的联系。”(25)郑金生：《药林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5页。由于女子布无法直接食用,所以将之化为灰烬,才能治疗诸种病症。“烧灰”作为巫术性的民间验方,具有度厄祛灾的文化象征意义。(26)根据吕微考证,人工制品的文化功能可能源于对神赐黑色之土度厄功能的类比想象,见吕微：《神话何为：神圣叙事的传承与阐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06页。即使烧化为灰烬,原始先民认为灰中仍留存有原物的灵气,既可通灵,又可蒙人。“通灵”的神秘力量,使得女子布入药成为可能。

然而,源自上古社会的原始思维,进入汉代社会以后,逐渐被气、阴阳论所取代。医者重新解释了疾病发生之缘由,即源自身体的气与阴阳的失调。而令人致病的鬼也重新被赋予了阴阳之文化内涵。如《论衡·订鬼篇》言：

鬼,阳气也,时藏时见。阳气赤,故世人尽见鬼,其色纯朱。蜚凶,阳也,阳,火也,故蜚凶之类为火光。(27)王充著,黄晖撰：《论衡校释》卷二十二《订鬼》,中华书局,1990年,第942页。

说明当时人们相信鬼是由阳气构成的,因此鬼的颜色是纯红的,而火与阳气是同类。《论衡·言毒篇》又说：

物为靡屑者多,唯一火最烈,火气所燥也。食甘旨之食,无伤于人。食蜜少多,则令人毒。蜜为蜂液,蜂则阳物也。人行无所触犯,体无故痛,痛处若箠杖之迹。人腓,腓谓鬼驱之。鬼者,太阳之妖也。微者,疾谓之边,其治用蜜与丹。蜜、丹阳物,以类治之也。(28)王充著,黄晖撰：《论衡校释》卷二十三《言毒》,中华书局,1990年,第951页。

上述文字说明,治鬼的方式,是用同类之物,而蜂蜜与朱砂皆是阳物,以同类的阳物来治疗阳气之鬼导致的疾病,是古典医学的思维。(29)参见李建民：《先秦两汉病因观及其变迁——以新出土文物为中心》,李建民主编：《从医疗看中国史》,中华书局,2012年,第62页。

气、阴阳论重新诠释了疾病后,女子布也被重新赋予了医学文化含义。透过同时期出土的其他简帛文献可发现,受宗教观念影响,女体被视为一种扶阳之物。与《五十二病方》《养生方》同一墓葬中出土的还有一部由101支竹木简组合而成的著作《十问》,其内容围绕古代帝王圣贤、官吏医士间的对谈展开,其中牵涉不少古人如何借由房中、服食食物与呼吸导引等方式养生健体的问题。纵览简牍涵括的十篇问答,秦汉时期人们认为养生的关键在于壮阳。例如《十问》首段“黄帝问于天师”章,岐伯答黄帝问时强调,养生的要旨需仰赖采阴补阳之法,方可到达神明的境界(30)《十问》第一问中说：“食阴阳,稽于神明。”即服食阴气,可对天道、养生之道把握纯熟,出神入化。见魏启鹏、胡翔骅：《马王堆汉墓医书校释》(二),成都出版社,1992年,第93页。;第二段“黄帝问大成”章,更具体指明了如何通过服食滋阴之物,以达到却老复壮、延年益寿的目的。(31)《十问》第二问中说：“君必食阴以为当(常),助以柏实盛良,饮走兽泉英,可以却老复壮,曼泽有光。椄(接)阴将众,(继)以蜚虫,春(爵)员骀,兴坡(彼)鸣雄,鸣雄有精,诚能服此,玉筴(策)复生。”见魏启鹏、胡翔骅：《马王堆汉墓医书校释》(二),成都出版社,1992年,第94页。滋阴之物主要指柏实(柏子仁)、牛羊乳、雀卵等食物,它们大多具有补益男子阳道的作用,在古人的思想观念中被认为是补阴扶阳的神药。(32)根据周一谋等人的研究,这些药物大多具有补肾壮阳之功,见周一谋等著：《马王堆医学文化》,文汇出版社,1994年,第234页。如雀卵,后世本草文本就明确指出了其医用价值：“雀卵,味酸,气温,无毒。益男子阳道,易致坚强,常能固闭,补阴扶阳之妙药。”(33)陈士铎著,柳长华、徐春波校注：《本草新编》卷五,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年,第347页。当然,书中也表明除了服食滋补药物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房中之术,即借助女体来达到还补己身的目的。因此,《十问》介绍了各类房中术,特别是将女体当作男性保养己身的“药物”。

房中术,是中国早期维护生命的一种方技。房中养生之术在汉代尤为盛行,从马王堆简帛文献的记载即可窥见一斑。《汉书·艺文志》更将八家房中类书籍收录至“方技略”中,以表房中术即生生之具。(34)具体收录的八本著作为：《容成阴道》(二十六卷)、《务成子阴道》(三十六卷)、《尧舜阴道》(二十三卷)、《汤盘庚阴道》(二十卷)、《天老杂子阴道》(二十五卷)、《天一阴道》(二十四卷)、《黄帝三王养阳方》(二十卷)、《三家内房有子方》(十七卷)。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778页。这些房中书籍今虽已散佚,但依据书目名称仍可大致觇测书中内容梗概。纵览八种房中书,其中六种书名是以“阴道”“养阳”命名,按李零的说法,“阴道”即“接阴之道”。(35)参见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382页。《十问》最后一问“王期见秦昭王问道”谈论房中养生时就说道：

王期与秦昭王的这段对谈旨在凸显女性对于男性养生延年、甚至长生不死的重要作用。汉晋以还的房中著作十分强调挑选健康、贞洁的女体,以补益男性身体。如《医心方》记载了一则王派遣采女询问彭祖延年益寿之法的故事,彭祖告诉采女帝王治理天下,应懂得交接之道,方可保长生：

今君王御万机,治天下,必不能备为众道也。幸多后宫,宜知交接之法。法之要者,在于多御少女而莫数泻精,使人身轻,百病消除也。(37)[日]丹波康赖撰,赵明山等注释：《医心方》卷二十八《房内至理第一》,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1131页。

指明了男女交接之道的关键,在于选择年轻健康的女体。

用女体养阳的观念与道家文化有着密切联系。李零在阐述房中术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关系时论述道家的“道”：

是以一个至大无外、其深无底的生殖器,即“玄牝”为喻(典型的“大地子宫”〈earth-womb〉概念),说一切“实有”都是从这个“虚空”产生(包含了某种拟人的开辟神话)。由于有这个基本的看法,所以它总是强调牝胜于牡(或雌胜于雄),虚胜于实(或谷胜于陵),下胜于上,静胜于动,柔弱胜刚强。(38)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431页。

“牝”,雌性动物的生殖器官,“玄牝”即指女阴,故而《老子》言：“浴(谷)神不死,是胃(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胃(谓)天地之根。绵绵呵其若存,用之不堇(勤)。”(39)见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乙本《道经》。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53页。“玄牝”天地之根,女阴象征性地成为化生万物的源头,具有神秘莫测的强大力量。而由女性排出的月水,也被视为一种天癸之水,是至阳之物。据《道藏·太清部·退字号》的《太上老君中经》卷上第十七《神仙》言：

丹田者,人之根也,精神之所藏也,五气之元也。赤子之府,男子以藏精,女子以藏月水。主生子,合和阴阳之门户也。在脐下三寸,附着脊膂,两肾根也。(40)《太上老君中经》,上海书店出版社编：《道藏》第27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第146页。

丹田,为道教修炼己身的命门,又称“命根”,而女性身体中的丹田用于储藏月水,可见道教视经血为女性身体中的精华之所在。从道教修炼救赎层面来看,月水起到了尤为积极正面的作用,是女性身体修炼成仙的根本。(41)对于道教女丹功法研究,参见张珣：《几种道经中对女人身体描述之初探》,李丰楙、朱荣贵主编：《性别、神格与台湾宗教论述》,(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7年。依据道教的阴阳五行观念,经血成为女性身体内“阴中至阳”之物,按贺龙骧在《女丹合编》通俗序中对男女形体的描述：

男以腰为肾,女以血为肾。男为精,其色白名白虎。女为血,其色赤名赤龙。男精阳中有阴,女血阴中有阳。男精之气充足,女血之气些微。此形体之不同也。(42)贺龙骧：《女丹合编序》,彭定求编：《道藏辑要(缩印本)》卷一,巴蜀书社,1995年,第104页。

女性经血“阴中有阳”的说法,可谓影响了历代本草文本中的知识建构,其被纳入本草药物体系之中,成为一种补阴生阳的绝佳药物,诚如陈士铎《本草新编》所述：

盖经水者,天癸之水也。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而经水时下。时下者,及其时而至也。故此水为天一所生,乃先天之气所成,后天之气所化,无形而变为有形也。所以上应月,下应潮,一月一行,与海与太阴相合也。阴中至阳,能补阴生阳。方士美其名曰红铅,其实即首经也。是至神之物,何以又成为至秽乎?(43)陈士铎著,柳长华、徐春波校注：《本草新编》卷五,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年,第376-377页。

综上可见,受宗教观念的影响,女性及其排出的经血被视作一种可帮助男性补益身体的扶阳之物,这也使沾染了经血的女子布成为了一种至阳之物。因此,医者相信以女子之阳物,对抗同样为阳气的鬼,可以治疗“蛊”这类因鬼神作祟引发的疾病,这解释了女子初有布、女子布和女子未尝男子者布等不同种类的女子月布,何以被赋予了不同的医用功能。女子初有布及女子未尝男子者布,或类比于少女及童女,传统中医学认为儿童是纯阳之体,阳气盛于成人,所以它们预设的医学威力似乎远比成人使用的女子布要大,从女子未尝男子者布可以直接抵御自然界的旋风,令人健步,即可表明这一点。

四、结 语

最早考察女子经布与经血可治病的学者是民俗学家江绍原,他富有创见地探究了中国人的传统礼俗迷信“天癸观”,指出至少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天癸即经血,为一种不祥的“污秽”,不但治病克邪的品物遇见了它会失去效力,普通事物也经不起它的染污;第二,天癸有禳鬼魅、破邪法的功能,可以抵御一切超自然、不可预见的势力;第三,信经血与经衣能解毒治病,保障生命;第四,信天癸能兴阳益寿使人成仙,明人服食月水制成的“红铅”丹药,即是认为童女经水可补阳的封建迷信。(44)参见江绍原：《中国人的天癸观的几方面》,《晨报》副刊1926年3月8日。此后,妇女史研究者李贞德受江氏的影响,进一步探究了汉唐之间的传统医方看待女体的禁忌与功效,认为医方中记录合药时避见妇人,实质是将妇人整体视为污秽。(45)关于“合药忌见妇人”的研究,参见李贞德：《女人的中国医疗史：汉唐之间的健康照顾与性别》,(台北)三民书局,2020年,第285-308页。除了经血是污秽的说法,翁玲玲透过宗教人类学的研究,考察了汉人社会女性对于女性血余的认知,思考了经血具有的积极与污秽层面的双重矛盾,而她认为小乘佛教修行观念中形成的女人不洁观念,以及道教施行法术仪式中存在着的认为女人排泄出的月经为污秽的想法,均促成了经血污秽观的形成。(46)参见翁玲玲：《汉人社会女性血余论述初探：从不洁与禁忌谈起》,《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7期,1999年。此外,依据萧登福的研究,避讳经血的禁忌与汉代社会“触血忌”的观念有关。他考察了王充《论衡》中言及祭祀等场合,皆忌讳见血,而汉代的习俗,被道教吸收,凡作法、仪式、制药等场合,须避忌经期的女子,否则会引发灾祸。(47)参见萧登福：《道教与佛教》,(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第306页。

不管是儒家祭祀时倡导的礼仪观,还是佛教与道教修行中倡导的洁净观,均使经血成为了禁忌,这解释了为何众多文本中会出现避忌经期中的女子,将经血视为坏人神气之物。更有甚者,古人还将经血作为军事战争中抵御敌人炮火的利器。据蒋竹山等学者的研究,女子布在军事战争中被神化为一种战无不胜的利器(48)详见李建民：《“阴门阵”考》,《大陆杂志》第58卷第9期,1992年;李建民：《“阴门阵”新论——明清身体的文化小史》,《东华人文学报》第21期,2012年;蒋竹山：《女体与战争：明清厌炮之术“阴门阵”再探》,《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如曹聚仁描述明崇祯年间的战争时说：

有神秘之讳忌乃有神秘之效用。葡萄牙人所输入的红衣炮,明崇祯间已实际在战事上应用。破红衣炮的唯一妙物,就是女人的月经布;满城高挂,炮弹不飞,炮身自裂,相传效用如神。(49)曹聚仁：《曹聚仁杂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57页。

又说女子布在清代战争中用来抵御洋人炮火：

洋人的炮火是利害的,可是最怕月经带、马桶刷之类,这些话,并非是海外奇谈,而是见之于清廷大员的奏牍,并且见之于行动的。(50)曹聚仁：《中国近百年史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93页。

女子布能够抵抗炮火的威力,乃是出自古人以邪压邪的思维。对此,日本学者吉田祯吾曾在其论著中引用了一位民族精神医学家乔治·戴维尔的观点：“月经中的女人是‘危险而神圣’,‘因为神圣所以危险’。”(51)[日]吉田祯吾：《宗教人类学》,王子今、周苏平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15页。女性经血一方面展现了它的强大威力,可以治病救人;另一方面,其殗秽的象征意义可以作为厌胜法术,镇压邪祟。古人认为女性的经衣与经血具有强大而神秘的威力,他们相信,正因其具有的强大力量才能发挥它的“神圣”价值。

总之,从上古社会开始,“女子布”就被赋予了治疗疾病的医学用途,随着时代的变迁,医者运用气论与阴阳论解释疾病后,女子布驱鬼治病、补阴扶阳的医学文化观念被进行了重新诠释。而马王堆汉墓简帛文献所见“女子布”入药现象背后,既表现了原始社会残存的“烧灰”巫术思维,更反映了当时人们将女性私密物品看作补阴扶阳药物的医学与文化观念。“女子布”为“药”,遂一直延续至清,成为古代人们治疗疾病的特有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