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把握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思想的重点

牛安生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1]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思想在其党建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内容也十分丰富。准确把握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思想的重点,关系到以正确的思想去指导党的自我革命,对于执政党条件下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实践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思想,关键词是“执政党”,他总结我党百年来即革命时期和执政党时期“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经验”[2]532,也是为执政党的自我革命服务的。2015年5月5日,习近平第一次提出“勇于自我革命”[3]161,以后又多次阐述这个概念,背景都是执政党领导的改革,有十分鲜明的针对性。自我革命,就是执政党的自我革命。离开执政党地位的视角,所谓摆脱“历史周期率”就没有多大意义,自我革命也就失去了现实价值。所以,自我革命的主体是执政党,这是习近平阐述自我革命主体的重点所在。

值得重视的是,习近平强调执政党的自我革命,包含组织和个体两个主体。一是党组织的自我革命。习近平关于党的自身建设的许多论述,如从严治党、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都是把执政党的组织作为主体来阐述自我革命的。二是共产党员个人的自我革命。党的自我革命离不开具体的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2016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要求政治局成员要“为全党作表率,做勇于自我革命的战士”[4]190。2018年3月1日,习近平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座谈会讲话指出:“周恩来同志是自我革命、永远奋斗的杰出楷模。”“我们要向周恩来同志学习,更加自觉地坚定党性原则,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5]这是把党员个体作为自我革命主体来阐述的。可以设想,如果党员个人缺乏自我革命的勇气,党组织的自我革命就是一句空话。如果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都能够成为自我革命的坚强战士,彻底的自我革命就不是什么问题了。在这个视角下,习近平对党的自我革命思想作了多方位阐述。

一、党的自我革命的动力:重点在忧患意识和自我反思

动力机制是自我革命的内驱力,没有动力,自我革命就会半途而废,就不可能有成效。因此,动力不是自我革命体现了什么,也不是自我革命反映了什么。所谓执政党自我革命的动力,一是目标驱使的动力源,这是追求未来“更美好”的动力。鲜明的目标、远大的理想,是自我革命的重要动力,这种动力要以党的先进性为基础。二是“忧患意识”的动力源,这是防止未来“危机”的动力。如果不解决自身的问题,不仅未来目标不能实现,反而会因为自身的痈疽危及自己的生存,在危及自我生死存亡的时候,刀刃向内、忍痛割除病灶就显得更加紧迫,这是自我革命强烈的动力源。这种忧患意识又源于执政党深刻的自我反思。习近平的相关论述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是推动执政党自我革命的强大动力。这也是本文要重点阐述的。三是为了自身利益的动力。利益驱动是强大的动力,共产党人追求的利益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1.强烈的忧患意识:自我革命最重要的动力

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自我革命的动力就会大打折扣、减少分量,也就没有彻底的自我革命。忧患意识也是实现党的目标的动力源,缺乏忧患意识,就不可能实现党的既定目标。忧患意识越是强烈,自我革命的紧迫性越强,就越有动力。

第一,忧执政党地位。经过28年的革命奋斗,中国人民前仆后继,千百万革命志士壮烈牺牲,中国共产党才夺取执政地位,这是极其不容易的事情。创业难,守成更难,老一辈革命家把取得全国政权叫“进京赶考”。习近平多次讲到这个问题,他说:“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强调‘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就是要求全党继续保持和发扬革命精神。”“我们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失去了革命精神,逐渐进入一种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不敢斗争、贪图享乐的状态。如果那样,对我们党来说就是极大的危险。”[6]19中国共产党执政70多年来,新的考验一个接一个。当今时代,党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能否很好地应对这些考验、巩固党的领导、交出一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答卷,让人忧心。这是忧患意识的第一个层面。

第二,忧执政党存在的种种问题。习近平敏锐地觉察到执政党自身的问题“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危险重重,这是忧患意识的第二个层面。习近平忧心执政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他说:“应该看到,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无处不在,如果不严加防范、及时整治,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问题、小管涌就会沦为大塌方,甚至可能酿成全局性、颠覆性的灾难。”[2]531在执政党条件下,对党内存在的精神懈怠、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贪图享乐等问题,以及工作中的形式主义、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如果掉以轻心,放任不管,极有可能陷于“积重难返”之危。

第三,忧执政党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每一次党代会都设定执政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党的十九大、二十大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提出了振奋人心的奋斗目标。我们有没有能力实现既定目标,尤其是在长期执政过程中有没有能力战胜自我?习近平多次强调的四个“不容易”,彰显了执政党之难,这是忧患意识的第三个层面。他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2]71“怎样才算过硬,就是要敢于进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防止祸起萧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党要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根本意义所在。”[6]31历史上,多少英雄豪杰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毫不畏惧、节节胜利,但最终却祸起萧墙、走向败亡。习近平说:“我看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没有第二人。《红楼梦》第七十四回里,贾探春在抄检大观园时说过一句话: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至死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正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6]30有没有实现目标、战胜自我的能力,是习近平深深的担忧。

第四,忧执政党的未来:如何摆脱“历史周期率”。这是忧患意识的第四个层面。习近平通过总结中国历史经验、总结历代统治阶级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告诫全党一定要时刻警示自己,否则,也有人亡政息之虞。他说:“古人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党作为世界第一大党,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2]531“回顾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史,不难看出:有些封建王朝开始时顺乎潮流、民心归附,尚能励精图治、以图中兴,遂致功业大成、天下太平,但都未能摆脱盛极而衰的历史悲剧。导致悲剧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共同的也是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统治集团贪图享乐、穷奢极欲,昏庸无道、荒淫无耻,吏治腐败、权以贿成,又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搞得民不聊生、祸乱并生,终致改朝换代。”[7]他说:“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穷奢极欲、挥霍无度,搜刮民财、征用民力,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四方响应,函谷关被攻破,项羽放了一把火,富丽堂皇的阿房宫变成一片焦土。后人感叹说:‘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7]执政党执好政不容易,如果不能解决自身的问题,生死存亡的问题就将会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如果不能摆脱这个“周期率”,就将是国家的灾难、人民的灾难。全党应高度重视,在自我革命方面不能有半分懈怠。

2.忧患意识的来源:执政党深刻的自我反思

那么,如此深厚的忧患意识又源于哪里呢?其来源于执政党头脑清醒下的反思。深刻的自我反思是保持党的先进性、防止执政党蜕化变质的重要思想基础。能够经常反思自己的过错或者可能出现的过错,对于执政党实在太重要了。没有反思,就没有忧患意识,就不可能有深刻的自我革命;越是能够深刻反思,自我革命的动力就越大。

自我反思是个哲学概念,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明确指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所谓反思就是人类精神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8]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深刻反思,或者“反省”,历来是圣人推崇的思维方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孟子言:“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善于反思,是正确认识自我的良方。古希腊圣哲苏格拉底的名言“认识你自己”,脍炙人口。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要正确认识自己,就必须经常反观自己,过高、过低评价自己是不能认识自我的表现。

自我反思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是骄傲。骄傲者是糊涂者、愚蠢者。大凡骄傲者从不反观自我,总是以自己完美为基础。骄傲是成功的大敌,是许多恶行的罪魁祸首。党的历史证明,小骄傲小挫折,大骄傲大挫折,这是任何时候都必须警惕的。在毛泽东的著作中,防止骄傲是他经常阐述的内容。1944年4月,他在《学习和时局》的讲演中专门总结了我们党的历史上几次大的骄傲,要大家吸取教训。毛泽东说:“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9]延安时期,毛泽东曾给郭沫若写信:“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10]中国自秦朝以来的2000多年历史,因骄傲而腐败、因腐败而亡国的王朝,因骄傲而打败仗的将领不胜枚举。明末李自成起义打到北京,打江山18年,坐江山18天,骄傲是其根本原因。一个王朝、一个政党、一个人都会因骄傲而堕落而犯错误而失败。因此,习近平说:“在这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时代,我们绝不能有半点骄傲自满、故步自封。”[3]525他要求:“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增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自觉,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6]5

二、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容:重点在自身存在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论述共产主义革命含义时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1]共产主义革命,就是两个“最彻底的决裂”,一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二是同“传统的观念”,前者是外在的,后者是自身的。执政党的自我革命,是把自己作为革命对象,同自身的问题、错误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习近平对自我革命的内容有大量论述,归结起来主要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1.反腐败:对自己队伍里的腐败分子革命

自身的腐败现象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也是最容易脱离群众的地方,执政党的自我革命,第一位的是要同自身的腐败现象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对腐败分子革命。腐败现象,诸如践踏党纪国法,滥用职权、出卖国家机密、以权谋私,甚至串案窝案、团体作弊,搞权钱交换、权色交换,买官卖官、收受贿赂,贪污受贿,极端享乐主义等,是人民群众最痛恨的,这些现象对党群关系最具杀伤力。习近平说:“古人说:‘国家之败,由官邪也。’腐败是最容易颠覆政权的问题,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我们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去疴治乱,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坚定稳妥、有力有效查处了一批新中国成立以来十分重大的案件,‘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坚决消除腐败这个最大危险,坚决打赢反腐败这场输不起的斗争。”[12]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铁拳反腐,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一体推进和建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从治标入手,把治本寓于治标之中,强化制度建设,强化监督制约,用理想信念、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全党,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取得显著成就,受到人民群众拥护,这也是党的自我革命的丰硕成果。

2.改革体制和制度:对特权现象革命

党的二十大将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备的基本条件写入党章,充分显示了反对特权的鲜明立场和决心。习近平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反‘四风’、反腐败,锲而不舍抓作风建设,都是在同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作斗争。”[7]习近平反特权思想非常丰富,是反对特权的指导思想。

第一,反对特权意义重大。习近平认为特权现象和特权行为与我们的执政理念完全相悖,“特权是最大的不公”[7]。他说:“党的十八大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决不允许搞特权。为什么要突出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群众对我们一些干部搞特殊、耍特权意见很大。”[6]359一些领导干部特权观念浓厚,习惯于把“公权”当“私权”,习惯于享受“特殊待遇”,习惯于“潜规则”,自恃“特殊”,恃权自傲,我行我素,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些最容易玷污党的形象,也最容易失去人心。很多腐败问题都是由特权现象带来的不正之风开始的,因为特权思想严重进而腐化堕落的干部不在少数。特权是对党群关系危害极大的腐蚀剂、极其致命的离心剂,是腐败的孵化器,是走向自我毁灭的催化剂,反腐败必先反特权,这一点必须高度重视。

第二,反对超越法律和制度的特权。习近平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2]30-31“越是领导干部,越是主要领导干部,越要自觉增强法规制度意识,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尤其要善于依法规制度谋事、依法规制度管人、依法规制度用权,自觉维护法规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6]444要坚持权为民用,按规则、制度用权,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能搞特权,不能以权谋私。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是《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的,但少数人总是不以为然,蔑视法律,自恃特殊,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成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极大障碍。牢牢把握社会公平正义这一法治价值追求,坚持在制度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遏制特权的有效途径。

第三,必须破除“官本位”思想。习近平说:“领导干部要破除‘官本位’思想,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习近平援引毛泽东当年的说法,领导干部是群众选择的“领导工具”,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这句话依然“掷地有声”“振聋发聩”[2]508。“官本位”是特权重要的思想基础,破除“官本位”思想,最根本的是要以有效的制度来取消所谓“特殊身份”,取消由此而来的特殊待遇、特殊利益,打破由身份原因在升学、就业、看病、提拔、办事等方面而谋求的特殊照顾、占用优质资源的行为,破除“手中有权高人一等”的腐朽观念,破除腐朽的封建等级观念。

第四,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要做反对特权的表率。这是习近平反对特权思想的重要特点。从落实八项规定开始,习近平就特别强调要坚持以上率下、领导干部带头。他说:“要求全党做到的,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首先要做到。”“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抵制特权思想,不搞特殊化,加强对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管理。”[4]191习近平说,包括他本人在内,尤其是从严格家风开始,如果有人打着他的旗号办事,谁给办了,就是陷他于不仁不义之地,他一定会追究责任。他说:“中央领导同志、中央委员要带头反对特权,严格家风家教,为全党作出表率。”[6]144-145每个领导干部都要把洁身自好作为第一关,注重小事小节,“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练就过硬的作风”[2]72。

第五,必须制定和执行相关制度限制特权。习近平指出:“要完善党内权力运行和监督机制,实行权责对应,坚决反对特权,防止滥用职权……应该有一个权力清单,什么权能用,什么权不能用,什么是公权,什么是私权,要分开,不能公权私用。”[6]393贯彻落实习近平的反对特权思想,需要梳理有哪些特权现象。比如,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等的领导干部在人、财、物、社会管理诸方面有哪些特权?在社会保障领域如医疗、户籍、教育、退休后的待遇等方面有哪些特权?哪些特权现象群众反映最大?认真梳理后,经过一定的程序,可以出台一部旨在限制特权、淡化级别、淡化“官本位”思想的关于反对特权和特权现象的暂行条例,相信一定会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

3.改作风:对执政党不良风气革命

20世纪80年代,老一辈革命家陈云同志有名言:“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13]党内不良风气是腐败现象产生的温床,一旦风气变坏,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态就出问题,必然危及执政党地位。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对不良风气不进行改变,就有可能断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所以,把改作风作为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内容很有道理。

第一,长期执政容易产生不良风气。习近平论述了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内不良风气产生的必然性:“我们要清醒看到,我们党长期执政,党员干部中容易出现承平日久、精神懈怠的心态。有的觉得现在已经可以好好喘口气、歇歇脚,做做安稳官、太平官了;有的觉得‘船到码头车到站’,不思进取、庸政懒政混日子;有的为个人打算多了,患得患失、不敢担当却贪图名利、享受;有的习惯当‘传声筒’、‘中转站’,遇到困难绕着走、碰到难题往上交,缺乏攻坚克难的锐气和斗志。”[6]182-183从历史看,长期执政,党的思想、工作、领导和生活等方面的作风很容易出问题,这是执政党地位的“通病”,对此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第二,在实践上,习近平重视聚焦整治“四风”。2013年,中共中央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次活动着力整治的对象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习近平讲出了其中的缘由:“为什么要聚焦到‘四风’上呢?因为这‘四风’是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党内存在的其他问题都与这‘四风’有关,或者说是这‘四风’衍生出来的。‘四风’问题解决好了,党内其他一些问题解决起来也就有了更好条件。”[6]309“四风”浪费了国家的有限资源,延误了各项工作,疏远了人民群众,败坏了党风政风,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习近平深刻揭示了“四风”的实质,他说:“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官僚主义实质是封建残余思想作祟,根源是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观扭曲,做官当老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有些领导干部爱忆苦思甜,口头上说是穷苦家庭出身,是党和人民培养了自己,但言行不一,心里想的是自己当上官了,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要好好享受一下当官的尊荣,摆起官架子来比谁都大。享乐主义实质是革命意志衰退、奋斗精神消减,根源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正确,拈轻怕重,贪图安逸,追求感官享受。奢靡之风实质是剥削阶级思想和腐朽生活方式的反映,根源是思想堕落、物欲膨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6]311

第三,年轻干部更要重视抵制“四风”。习近平特别告诫说:“年轻干部要时刻警醒自己,培育积极健康的生活情趣,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6]353“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接班人,必须立志做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不断增强意志力、坚忍力、自制力。”[6]352年轻干部决定了共产党的未来,其作风如何,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事关重大。现实中也确有个别年轻干部作风修养不好,经受不住考验,甚至堕入违法犯罪的深渊,教训极其深刻,习近平的告诫很有现实价值。

第四,作风建设是长期的。这决定了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说:“中央八项规定不是五年、十年的规定,而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要把刹住‘四风’作为巩固党心民心的重要途径,坚决防止产生‘疲劳综合征’,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歪风陋习要露头就打,对‘四风’隐形变异新动向要时刻防范,决不允许死灰复燃!决不允许旧弊未除、新弊又生!”[6]347

4.加强自制力:对共产党员自身的贪欲革命

党的自我革命包括共产党员对自己的革命。由于改革必然涉及调整权力和利益的关系,对于党员个人来说,如何面对金钱、美色的诱惑,如何自觉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对于每一位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都是严峻考验。作为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主体,共产党员在党性修养方面就要遏制自己的贪欲,对自己的贪欲革命。这方面,习近平为我们提供了思路,就是“我将无我”。他说:“这么大一个国家,责任非常重、工作非常艰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4]144“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是自我战胜的崇高境界。一方面,无我是无私的境界,是控制自身欲望的境界;另一方面,无私无我者无所畏惧,体现出一种强烈使命担当和战胜困难、自我革命的大无畏气概。刀刃向内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每个共产党员在自我革命的过程中都要敢于向自我开刀,向自我的贪欲开刀。习近平说:“干部要想行得端、走得正,就必须涵养道德操守,明礼诚信,怀德自重,保持严肃的生活作风、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特别是要增强自制力,做到慎独慎微。一个人廉洁自律不过关,做人就没有骨气。”[2]521增强自制力,是共产党员在自我革命中加强党性修养的永恒课题。

三、党的自我革命的重点对象、主要途径和检验标准

1.“关键少数”是自我革命的重点对象

毫无疑问,党的自我革命的对象是有重点的。重点不是普通党员,也不是一般干部,而是“关键少数”即领导班子、领导干部。这当然不是说普通党员、一般干部不是对象,而是要在“关键少数”带领下共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习近平认为,党的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都要抓住“关键少数”。抓“关键少数”是习近平关于从严治党、党的自我革命的鲜明特点。

第一,从严治党重点是抓住“关键少数”。习近平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重点是抓住‘关键少数’。”[6]11-12“坚持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必须落实领导干部管党治党责任,坚持抓领导、领导抓,从党中央做起、从高级干部严起,一级示范给一级看、一级带领着一级干,无私无畏、旗帜鲜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12]在现行党的领导体制中,各级党组织的书记、党组书记不仅要对本地方、本部门、本单位正常业务工作负重要责任,而且要对党的自身建设、党的自我革命负全面责任。强调抓“关键少数”,切中了抓好党的建设的要害,抓住了党的自我革命的关键。党的自我革命没有局外人,任何人都不能当旁观者,尤其是中央政治局要做全党的表率。在党的领导体制中,中央和地方大体相同,在中央,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尤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全党的“关键少数”;地方党的全委会和常委会是地方党组织的“关键少数”。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做起,从高级干部严起,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政治生态。”[6]35

第二,遵守法规制度要抓“关键少数”。遵守法规制度是党的自我革命的基本途径,这方面也要重视抓“关键少数”。习近平说:“要发挥领导干部‘关键少数’的模范带头作用。领导干部不论职务多高、资历多深、贡献多大,都要严格按法规制度办事,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只要“关键少数”发挥模范带头作用,遵守法规制度,规范言行举止,法规制度就能够起作用。

第三,加强监督要抓住“关键少数”,尤其要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党内监督的重点是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对领导干部监督的重点是对“一把手”的监督。习近平指出:“各级领导班子一把手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一把手违纪违法最易产生催化、连锁反应,甚至造成区域性、系统性、塌方式腐败……领导干部责任越重大、岗位越重要,就越要加强监督。”[6]403在这一思想指导下,2021年3月,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把对“一把手”的监督作为重中之重,特别强调党组织自上而下的监督,落实“一把手”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职责,强调完善“三重一大”决策监督机制,强调巡视巡察工作要紧盯“一把手”,强调发挥纪委监委专责机关作用,增强监督实效等。这个制度贯穿了习近平监督“关键少数”的思想,也是党的自我革命的产物。

第四,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习近平认为这是“两点论”和“重点论”的关系。“在兼顾一般的同时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在整体推进中破解重点难题。领导干部是党的执政骨干,只有管住‘关键少数’特别是高级干部和各级主要领导干部,全面从严治党才有震慑力和说服力;广大党员是党的队伍的主体,管住这个‘绝大多数’,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保持良好氛围和环境。”[6]34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显著特点:一方面,对广大党员提出普遍性要求,严格教育、严明纪律,管住大多数;另一方面,对“关键少数”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更高更严的标准,进行更严的管理和监督,并且严肃查处其中违纪违法的极少数人,整体推进党的建设。

2.自我革命的途径:重点在改革、法规制度和依靠群众

自我革命的途径之一:改革。邓小平提出“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时说,这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14]。我们讲自我革命,不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不是要改天换地,不是战场上你死我活的那种革命,其实质是改革。但自我革命也有“革命”的性质和自身的特点:一是把自己作为革命对象,这和一般意义上的革命有很大的不同之处;二是通过“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办法,实现自我转化、自我超越,这四个“自我”是习近平多次论述过的执政能力;三是党的自我革命不能搞运动,只能通过自我改革的方式来规范党的行为,实现自我革命的目标。

自我革命的途径之二:制定执行法规制度。全面依法治国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战略的重要内容。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自我革命的基本途径。为什么把制定执行科学的法规制度作为自我革命的基本途径?一是由自我革命的内容决定的。反腐败斗争、反对特权现象、加强作风建设等不可能以“运动”的方式进行,更不可能以暴烈的革命方式进行,只能通过制定执行科学的法规制度遏制腐败、特权、不良作风等,使其滋长的空间越来越小,稍有露头就有法规制度限制。而且,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出台新的法规制度,规范党内生活和执政党的行为,永远保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二是由自我革命的性质决定的。党的自我革命既然是以自己为革命对象的革命,就不可能像一般革命的方式那样进行,而是为了消除自己身上的痈疽、病灶,使自己更健康、更有活力,轻装上阵。只有制定执行制度法规,才容易达到革命的目的。同时,党的自我革命是为了实现自我转化、自我超越,好的制度法规就如有自我转化、自我超越的翅膀,可以把执政党推向更高层次。自我革命不是凤凰涅槃,而是渐次螺旋地提升。决定因素是制定执行科学的制度法规,“提高党的制度建设质量”[6]41,否则,就不能收到自我革命的效果。习近平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厉行法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2]30关于党内法规,习近平认为:“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6]450因此,必须全面加强制度建设,尤其要“加强重点领域监督机制改革和制度建设”[6]383。

自我革命的途径之三:依靠群众。自我革命要解决执政党自身存在的问题,而执政党对自身问题的视野是有局限性的,原因或者是自己看不见,或者明知有问题却因事关利益等因素自己不愿意承认,或者即使承认了也不愿意改正,因此自我革命完全靠自己是不够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党必须扩大民主、发动群众,让人民群众参与执政党自我革命,帮助执政党解决治国理政的难题。习近平说:“对党内的一些突出问题,人民群众往往看得很清楚。党员、干部初心变没变、使命记得牢不牢,要由群众来评价、由实践来检验。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自我革命,而要多听听人民群众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2]533依靠群众是党的优良传统,有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有人民群众的参与,自我革命就容易出成果。为此,必须为人民群众参与党的自我革命创造有利条件,比如,尽量公开党内事务、公开政务、公开领导干部的财产等,让人民群众充分参与制定制度法规等,落实群众对党和国家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是充分发挥人民监督的基本条件。习近平说:“勇于自我革命和接受人民监督是内在一致的,都源于党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12]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在延安和民主人士黄炎培的“窑洞对”时说,共产党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就是民主,就是充分发挥人民监督的作用。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思想包含有毛泽东“窑洞对”的内容。他强调:“必须依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构建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的机制,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监督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12]

3.检验标准:重点在人民群众的参与度、满意度以及党政干部的反应

党的自我革命的成效是否有检验标准?答案是肯定的。笔者认为,党的自我革命成效的重要检验标准至少有以下三条。

第一,人民群众的参与度。执政党关于自我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为的是密切党群关系、巩固执政地位。人民群众当然非常欢迎执政党从严治党、遏制腐败、消除特权、改善作风等。人民群众也会由衷地帮助党推进自我革命。人民群众的参与,表现在他们对党务、政务的关心,对腐败、特权现象以及各种不良风气的批评、检举和监督等。越是发动群众参与,群众的积极性越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越多,自我革命就越彻底。人民群众的参与方式,除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途径外,还应拓展渠道,充分调动基层群众献计献策的积极性,这对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既是压力也是动力,而群众的参与度是可以用指标来衡量的。

第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人民群众是否满意,是党的自我革命成效更重要的检验标准。党的自我革命的所有内容都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群众最能感觉到自我革命的效果。在今天互联网如此发达的条件下,除了传统的调查研究方法外,我们还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途径,把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容、方式等各种要素进行分解,然后进行科学的统计,了解群众的真实满意度。

第三,党政机关干部有较强的反应。党的自我革命的重大举措是刀刃向内,这必然会触动自身利益和权力,会打破安于现状、官僚主义等慵懒的工作作风,制度要求会更严,管得会更死,限制特权、灰色收入会更严,工作也会更缜密等,甚至是“洗心革命”。相关的领导干部、工作人员刚开始会感觉不舒服、不自在,这都是正常的。反之,如果没有一点反应,或者在自我革命过程中不痛不痒、越来越放松,甚至还可以得到好处,那就不正常了。习近平谈到当年执行“八项规定”时曾说过:“2012年12月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八项规定时就讲过一个道理:‘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职务越高越要强化群众观念、增强公仆意识,越要在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2]508这个道理很明白、很通俗。当然,毕竟各级领导干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素质普遍较高,通过做思想工作大家完全可以理解,可以带头执行自我革命的种种举措。由不舒服的反应到自觉遵守各项规定,自我革命的自觉性就会大大提高。之所以把党政机关干部的反应作为党的自我革命的检验标准,就是因为自我革命是党自己的事情,如果自己麻木不仁,就不会有深刻的自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