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问题来源”渠道及其基本关系

杨保军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目的,简单点说就是:学术上发现问题、解释问题,实践上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也就是为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提供知识、智慧与方法支持①。“所有学问的生发点,都是人世间的疑难、为难和畏难之处。学术不仅要发现问题,而且还要依据学科的轨迹探究问题,进入问题的深层机理。”[1]在知识论视野中,任何知识体系,实际上是对相关问题体系的系统回答或阐释。“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2]知识体系是针对一定对象的解释体系、真理性的认识结果体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开放性。对一定对象的研究解释,首先要将对象概念化、问题化,对问题的回答则形成一定的知识表述、阐释形式。只有关于对象的众多问题能够形成有机联系的问题逻辑或问题结构,才有可能通过对问题的系统阐释构建起关于对象的知识体系。可见,问题体系其实是知识体系的主体根源所在,对问题的回答或阐释实质构成了知识体系的主体性内容。因而,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的知识体系,关键是要发现并建构起科学合理的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的“问题体系”②。本文从宏观视野中分析了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问题来源”问题,以期为下一步系统分析“问题体系”本身的构成奠定初步的基础。

在新闻学特别是新闻理论视野中,所谓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问题体系的来源,主要是指新闻研究问题的来源范围、来源之处。在一般意义上说,学术研究的问题来源主要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客观来源,即问题生发于实际变化,核心是指相关研究的问题来源于研究对象的概念化、问题化;二是学术来源,即问题生发于学术逻辑本身,主要是指相关研究的问题来源于学术传承或延续。当然,对于一个具体研究来说,其问题来源是非常广泛的③,既可能来源于历史、现实中各种可能的矛盾现象(矛盾就是问题),也可能来源于研究者的个人兴趣、直觉甚或纯粹的理论想象,但这不是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本文关注的是新闻学科在建构自身整体知识体系过程中问题来源的主要渠道及其关系。

一、当代中国新闻学问题体系的客观(实践)来源

实践是认识的动力,实际是问题的根源。在普遍意义上说,任何认识、任何理论问题的终极性来源地都是一定的客观对象,即客观存在物及人们的社会生活实际。因而,“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④。自然科学的研究问题来源于自然世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研究问题来源于社会世界,即来源于人类生存、生产、生活实际,来源于人类广泛的社会实践活动。还有诸多研究问题来源于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的交融。当然,这只是从研究对象视野中对问题来源的一般说明。在实际研究活动中,任何问题的生成,都是在一定环境或场域中,在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生成的。没有研究者对问题的发现和认知,在学术意义上,只能说问题是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没有经过学术问题化的所谓问题,只能说是令人疑惑不解的现象,还不是真正能够展开研究的学术问题。

在学科意义上说,任何一个学科领域的研究问题,主要来源于学科研究对象的问题化。不同学科对象领域的交融或界限模糊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客观领域成为诸多学科共同的问题来源;或者说,学科研究越来越成为个性化的“学科研究视野”,导致“问题导向”性的研究成为学术研究中影响越来越普遍的一种现象⑤。问题与研究的关系,使得我们可以在总体上说,学术研究中关于客观对象问题化的质量会高度影响学术研究的质量。没有好的问题,很难有好的研究。人们经常说“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也含有这样的意味。因而,对于一个学科来说,持续发现、凝结和建构高质量的问题体系,在整个学科的知识生产、知识体系建构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意义或前提意义。

当代中国新闻学的问题来源同样遵循上述基本学术逻辑。新闻实际或新闻实践是新闻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它是生产新闻知识、构建新闻学知识体系问题来源的关键所在。或者说,当代中国新闻学的问题体系,实质上是对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对象问题化的集中反映和体现。因而,明确当代中国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是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学问题体系的前提。进一步说,只有明确了当代中国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我们才能真正明白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的问题,也才有可能建构起以主要问题体系为基础的自主知识体系。依据当代中国新闻学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发展趋势,可以从客观对象角度对问题来源做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理解。

1.新闻活动的本体变革是学术问题变化的根本动力

从总体原则上说,尽管新闻学的研究对象在普遍意义上始终可以描述或概括为新闻现象、新闻活动,但在新闻学研究自身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实际关注的主要对象是有所变化的,不同历史时期、历史阶段关注的重点对象也是有所差别的⑥。不同时代主导性的新闻活动主体类型⑦、新闻生产传播方式、媒介形态样式、收受使用方式、管理控制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些众多的不一样,说明不同时代人类新闻活动的本体状况是不同的。从现代新闻业的成型算起(以19世纪上半叶商业化、大众化报纸的形成为基本标志),人类新闻活动的主导方式经历了工业时代的印刷新闻业时代、广播新闻业时代、电视新闻业时代以及由“三大传统媒介”共同构成的传统新闻业时代;互联网的诞生与快速发展,将人类新闻活动的主导方式在整体上带入了信息时代(必须注意到世界范围的不平衡现象);如今在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等系列“技术丛”的支持下,人类新闻活动的主导方式正在开启智能化时代。这些大历史尺度上的宏观变革,是新闻学知识生产变革、知识体系变革的宏大背景和根本动力。

研究对象的本体性变化,会或快或慢地引发整个学科认识论、方法论的范式“转换”,也会激发新的研究视野的形成⑧、研究重点的“转向”,以至造成整个学科的时代化“转型”⑨。这意味着,当我们在目前环境中讨论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问题体系建构时,不仅要承继传统新闻学的问题脉络,更是必须以当下新闻学实际关注的对象为主要根源进行问题化的抽象和概括,至少要在传统新闻学研究对象及问题体系的基础上,对当前新闻学的问题体系做出新的探索和建构。

当代中国新闻学的“当代性”特别是“当前性”和“未来性”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代中国新闻学能否发现、揭示当代人类新闻活动实际、新闻实践的客观问题,特别是中国新闻实际、新闻实践的最新变化问题。研究对象自身的客观变化,始终是学术问题得以产生的源泉和动力。能否把诸多具有内在联系的问题有机化,建构起科学合理的问题体系、自主的问题体系,这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础。

2.中国新闻实际是当代中国新闻学“问题体系”的核心来源

当代中国新闻实际、新闻实践始终是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核心对象,也是研究问题来源的核心所在。将本国新闻实际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是世界各国新闻研究的普遍现象,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普遍现象,诚如有学者所说:“在一定意义上讲,国际社会科学就是各主要国家现代化经验的历史叙事。”[3]当代中国新闻学是世界新闻学的一部分,自然会关注整个人类新闻现象,也会关注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新闻活动,但毫无疑问的是,当代中国新闻学会把中国的新闻现象当作“天然”的核心对象。这不仅决定了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的问题主要来自本土新闻活动、新闻实践,更是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中国新闻学必然在根基上就具有自身的典型特征[4],它首先要解决的是自身的问题,满足的是自身的需要,为本国的新闻发展、社会发展服务。

就当今的客观实际而言,尽管数字时代的新闻实践格局、新闻活动图景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在中国环境中,以“党媒”体系为主体的新闻业依然是当代中国新闻活动领域的核心力量,“党媒”体系依然决定着当代中国新闻生产传播的主导局面,塑造着当代中国新闻的宏观景象。以“党媒”体系为主体的新闻业,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业的“主心骨”,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业最为突出的特色,它决定着当代中国新闻业发展的整体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业,也是中国式整体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这样的主体事实,决定了当代中国新闻学的主体面目。

在学术视野中,尽管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对象在不断扩展,但核心对象依然是“党媒”体系的新闻实践。“党媒”体系的新闻实践,理应是当代中国新闻学必须关注的主要对象。只有抓住这一核心对象,才能抓住当代中国新闻学的真正核心。进一步说,以“党媒”体系为主体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业发展问题,始终是当代中国新闻学问题体系中的“核心问题”体系或“主导问题”体系。这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就是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问题的主要来源之处。而能够解决中国新闻发展问题的新闻学,才称得上是中国新闻学。“由实践(而非理论)出发所发现的问题,更有可能是所研究国家自身的内在要求。”[5]只有把回答、阐释如此问题当作核心任务,只有能够为解决如此问题提供理论指导,当代中国新闻学才能显示出自身特有的“中国性”“时代性”,才能显示出新闻学知识体系的“中国自主性”。也就是说,任何偏离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业的新闻学研究,即任何偏离以“党媒”体系新闻舆论活动为主体对象的新闻学研究,很难成为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主流,也不可能建构起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的知识体系。

3.“后新闻业时代”的展开生发出大量的时代性问题

在更为广阔的发展视野中,我们看到,当代中国的新闻实际,已经超越了“传统新闻业时代”的整体格局,开启和展开了全新的“后新闻业时代”[6]。这种时代性的变革,冲破了专业新闻媒体系统的垄断地位,冲击了“党媒”体系在新闻生产传播领域中的权威地位,应该说,当今中国新闻领域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形成了更加全面、广泛、整体性的社会化新闻活动局面、融合新闻活动态势[7]。或者说,这样的历史性变革,在实践意义上,对以“党媒”体系为主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业发展带来了不小的甚至是严峻的挑战;在学术意义上,则给当代中国新闻学创造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研究对象,使其必须面对更加纷繁复杂的问题境遇。

社会的整体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诞生与演进,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的日新月异,创造了巨大的新闻生产力,改变了传统的新闻生产方式,造就了全新的传媒领域,生成了前所未有的媒介生态、新闻生态,释放出了巨大的激活性、解放性能量,使得新闻交往、新闻关系正以新的时代方式展现在人们面前,新闻活动已经成为贯穿、弥漫在人们日常生活世界中的重要生活方式,或者说成为生活世界中具有强大发散性的一维。多元新闻生产传播主体的共在与融合,不同新闻类型的共在与融合,新闻传媒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共在与融合,以及新闻业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变化等,都会生发出巨量的实际问题。新闻实践要更新发展,需要以实践方式迎接挑战、解决问题,而新闻学要想跟上时代步伐,建构具有引领性、前瞻性的知识体系,就必须将客观问题学术化,并积极探索这些问题,回答这些问题。当然,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学术上,人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所有的难题,但这并不影响实践与学术的不断探索与创造。“知识不能解释自身的困境也不影响知识的继续发展”[8],知识总是向着未知,因而知识生产、知识创造,更不要说知识体系的建构,总是充满挑战、冒险和刺激,着急、焦虑就更是常见的事情了。事实上,快速变化的世界、飞速发展演进的新闻领域,使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者深感焦虑和压力,总觉得学术研究跟不上实践的步伐。但焦虑归焦虑,新闻知识的生产创造活动依然在焦虑中、着急中继续展开。何况,知识生产、体系建构是一个需要“慢慢来”才能做好的事情。

以新闻现象、新闻活动为对象的新闻学,必须面对“天翻地覆”式的变革。当代中国新闻学必须面对中国新闻现象、新闻活动整体的变革局面。尽管如上所说,以“党媒”体系为主体的新闻实践依然是当代中国新闻学关注的核心对象,但在“党媒”体系新闻实践之外的那些更加广泛的新闻实践活动也必须成为关注的对象。实事求是地说,“党媒”体系之外的新闻生产传播实践、新闻交往交流活动,对于数字环境中的社会大众来说,有着更为广泛、普遍、巨大、常态的作用和影响。也就是说,“党媒”体系之外的新闻现象、新闻活动是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中更为广泛的也是更新的问题来源。对这些新问题的回答阐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我们能否建构起真正时代化的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

以“党媒”体系为主导的职业新闻、专业新闻与各种类型的社会化新闻(可以笼统地称为非职业新闻、非专业新闻)之间的关系,是当代中国新闻学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必须关注的重要现象,蕴藏在这些现象中的大量问题,是当代中国新闻学必须回答阐释的急迫问题,它事关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业的未来发展。在学术视野中,当代中国新闻学只有尽快扩展自己的研究对象,关注这些新生的对象和问题,才有可能建构起更为完备的时代化的新闻学(更为完整全面的新闻学),才能建构起更为完备的时代化的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从可见的未来发展趋势看,这样的新闻学,这样的新闻学知识体系,才是充满希望的新闻学,才是富有生命力的新闻学知识体系。实际上,加快构建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的知识体系最艰巨的任务是,必须针对新的对象和问题,尽快提出新的概念,创造新的观念,生产新的知识。

4.中国新闻与世界新闻的关系变化是越来越重要的问题来源

当代中国,已经是全面复兴中的中国,是不断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中国不再只是中国人的中国,也不再只是周边国家的中国,中国也已经成为人类的中国,世界的中国。”[9]这意味着,在“世界结构中国,中国结构世界”的“互相嵌套”式的新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各个领域的观念主张、实践行动,都会对整个人类的相关活动形成越来越大的作用和影响。与此相应,处于信息交流、舆论交流、文化交流、文明交流前沿阵地的中国新闻,必然与世界新闻发生更加紧密的联系。因而,中国新闻与世界新闻的关系领域,必然成为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问题的重要来源之处。

以中国为视角,我们需要向世界说明中国、解释中国、传播中国,需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10];与此同时,我们需要认识世界、理解世界,以中国立场、中国观念、中国方式“讲好世界故事”,争取与世界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这自然需要我们“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果,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10]。所有这些“需要”的实践和实现,当然不是中国新闻可以单一承担的,而是关涉到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仅就中国新闻与世界新闻的关系领域而言,无疑包含着大量需要探讨和回答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和阐释,也是当代中国新闻学整体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并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不断深化扩大改革开放、全面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在人类命运共同体逐步形成的过程中,有关国际传播、全球传播的知识体系,在整个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必然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二、当代中国新闻学问题体系的学术来源

所谓研究问题的学术来源,主要是指问题不是直接来源于研究对象的当前变化或相关实践活动的最新发展,而是来源于既有的学术逻辑或学术研究传承。学术研究或知识生产活动,无论对于个体还是对于学术共同体,大都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很多问题的研究都需要持续的用力,需要代际之间的传承、学脉的延续。因而,后续的或后继者的研究问题,往往表现出“老问题”的面目,或是从老问题生发、衍生、延展出来的新问题。事实上,正是这样的学术传承、学脉延续,才构筑起一个学科的历史面目和历史存在。关于当代中国新闻学问题体系的学术来源现象,我们可以着重从以下几点进行理解。

1.学科基础问题会不断以时代性面貌呈现

依据现代学科的发展实际,不难发现,尽管任何一个学科都是历史性的存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的主要问题可能有所不同,但每个学科都有奠定学科根基的基本概念、基本问题与基本框架。这些基本概念、基本问题在学科发展的不同时期有可能获得新的含义、新的意义,但至少在概念形式、问题形式上是大致稳定的。一个学科正是通过对基本概念、基本问题的时代性回答,呈现出自身时代性的面貌。

同样,当代中国新闻学是对既往世界新闻学、中国新闻学的扬弃,是对过往所有新闻学优秀研究成果的继承和发展,这自然决定了当代中国新闻学所关注、研究的问题一定拥有自身的学术传承性与延续性。新闻学科像所有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一样,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事关自身学科基本框架、基本体系、基本内容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问题。仅就此处我们关注的“问题”角度而言,诸如新闻现象的发生起源问题、新闻本体本源问题、新闻本质属性问题、新闻认知真实问题、新闻功能价值问题、新闻伦理道德问题、新闻规律问题,不管新闻实践方式、活动方式如何变化,只要新闻学科存在,新闻理论研究持续,这些问题就会得到不断的探索和回答。事实上,类似这样的问题,对于任何一种类型的、模式的或“主义”的新闻学来说都是比较稳定的“问题体系”[11]。正是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和阐释,一种新闻学才建构起了自己相对比较稳定的基本模样或知识大厦。不同时代的新闻学正是以时代的方式,通过对这些相对稳定问题做出时代性回答,呈现出新闻学时代性的主体面貌。

2.当代中国新闻学拥有自身学术传统延伸的特色问题

当代中国新闻学作为拥有自身特色的新闻学,不仅需要以时代方式回答新闻学科得以延续存在的基本问题,而且还要持续以时代方式回答维持自身特色的传统问题[12]。一种有独立特色、独特个性的新闻学,自然拥有一套有特色、有个性的标识性概念体系,拥有一套有特色、有个性的标识性问题体系。不管是学术性的概念体系还是问题体系,都是以实际、实践为根基在学术研究、理论探索的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基本问题一旦形成,便会逐步稳定下来,成为建构整体理论大厦、知识体系比较长久甚至是恒久的基础。这样的问题在学术发展与传承中,会一代接一代地延续下去,成为近乎永不过时的问题,是学术研究中稳定的问题资源。

具体一些说,新闻业的党性问题、人民性问题,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问题,新闻宣传(新闻舆论)工作的性质功能问题,舆论引导问题,正面宣传为主问题,新闻、宣传、舆论之间的基本关系问题,等等,都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报思想、党报理论就已形成的重要问题。在学术研究视野中,这些问题延续传承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依然是当代中国新闻学的重要问题。在新闻学术领域,人所共知,这些问题是事关当代中国新闻学马克思主义性质、无产阶级性质、社会主义性质、人民性质等根基性的问题[13]。这些问题,是突显当代中国新闻学自身特色的核心问题,也是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问题。当代中国新闻学的整体特色、知识体系的独特内容,正是通过以时代化方式回答阐释这些历史传承问题来生成的、显示的。如果这些问题在中国新闻学的学脉中淡化了、消亡了,或者得不到足够的重视,那当代中国新闻学也就没有了自身的特殊根基,所谓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的知识体系也就徒有虚名。

3.学脉传承中会产生大量的具体学术问题

在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大量具体的研究问题都有自己的学术传承、学脉延续。尽管新的实际变化会产生出前所未见的新问题,但在学术研究、知识生产中,仍然会有大量的问题是学术传承而来的问题。

拥有初步学术研究经验的人都会知道,我们研究的绝大多数学术问题,都不是我们自己原创的问题,也很难是填补空白的问题,而是从既有研究成果或正在进行的研究中延伸、发散出来的问题。也就是说,学术研究中的很多问题,其实来自学脉的传承,来自不同学术研究主体间的互动与启发。即使是一些所谓来自实践的问题,就当下的情境而言,其直接来源却往往在于学脉的传承,即一些传统的学术问题需要在新的环境中做出新的回答和阐释。许多新的观点、见解甚至新的理论创造常常是在用新事实检验老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在学术研究中,没有对学术积累的基本把握,没有对学术脉络的清晰了解,是不大可能将客观问题转化为学术问题的。因而,对于学术研究者来说,认识和理解学术传承中的问题其实是整体问题意识的基础。

三、两种问题来源渠道的基本关系

在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问题来源上,我们可以从逻辑上将问题来源分为客观来源和学脉来源,但在实际的学术研究、知识生产活动中,两种来源往往是交融在一起的。学术问题来源更多时候是混合的,不是单一的。大多数问题并不纯粹,而是各种属性问题的统一体。因而,需要对两种来源的基本关系加以进一步的简要阐释。

1.新闻实践问题是新闻学脉问题的最终根源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14]。实践不仅是认识的根源、认识的基本动力,也是检验认识正确性、合理性的最终标准。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学术研究、学脉传承中的问题,其最终根源只能来自人类的实践活动。对于实践应用性很强的新闻学科来说,就更是如此,“新闻传播学作为应用型学科,其研究须始终保持对现实问题的关切”[15]。

马克思讲过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6]这一关于“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关系的思想,对于我们分析理解“实践问题”与“学脉问题”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的生产、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并不是为了纯粹的学术目的、理论目的,即并不是仅仅为了解释新闻现象、揭示新闻活动的规律,而是有进一步的实践追求,这就是通过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为实践服务,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为当代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事业的发展服务,为现实的新闻实践提供知识支持、理论智慧甚至是前瞻性的观念引领[17]。

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主体⑩,能否建构起真正解决中国新闻实践问题的新闻学知识体系,关键在于当代中国新闻学所关注、研究的问题是不是真正来源于新闻实践。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业有自己的历史实践方式,有自己当前的实践特点,有未来的实践期望,所有新闻研究学脉传承中的问题,当下新闻研究关注的问题,其根源都在于新闻实践,在于新闻实践中存在或产生的客观问题,它们才是问题的最终根源。

2.新闻学脉问题是新闻实践问题的持续呈现

新闻实践中的问题,只有转换为新闻学术研究中的问题,研究者才能展开真实的学术研究,并通过学术研究这个“中介环节”最终解决实践中的客观问题。不然,实践中的问题只能是一种现象性的自然存在,人们看到的是障碍、遇到的是矛盾、感受到的是困惑,往往只能凭借历史积淀的实践经验、实践智慧、实践方法去直接解决问题。事实上,新闻活动者对新闻实践中遇到的大量具体问题的解决,采用的正是这样的基本方式。

然而,现代科学的诞生与持续发展,为人们解决实践活动中的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方式。新闻领域同样如此,在实践意义上,新闻学就是为解决新闻实践中的问题而诞生、发展的。并且,随着人类新闻活动的丰富化、复杂化,新闻学研究的意义、价值也越来越大。特别是作为一种事业、产业的新闻业,在遇到重大的、重要的时代性问题时,越来越需要以理性的、科学的方式来解决。只有用理性、科学的方式,实践中的客观问题才能得到更为有效、长久、根本性的解决。当代中国新闻学,之所以要把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作为学科发展的战略性任务和目标,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要为当代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业的发展提供科学、合理、稳定、长久的解决重大问题的“知识支持”。

具体一些说,新闻实践中的客观问题,一经转化为学术研究中的问题,研究者就可以设想通过什么样的理论、运用什么样的具体科学研究方法去解决问题。实际上,学脉中的所有问题,都是实践问题经过“学术问题化”转化的结果。因而,从原则上说,所有学脉中、学术研究中的问题,也都是新闻实践中客观问题的学术化呈现。有些学术问题之所以能够在学脉延续中长期传承下来,持续呈现在研究者面前,成为学术研究中具有“永恒意味”的问题,就是因为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新闻实践活动中具有“永恒意味”的客观问题。比如,不管新闻活动进化出什么样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消费使用方式,管理、治理、控制方式,新闻真实问题、新闻价值问题、新闻伦理道德问题等,对于新闻学研究来说,都是恒久的问题。又如,不管当代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业如何发展变革,党性原则问题、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问题、舆论引导问题、正面宣传为主与舆论监督相统一的问题等,都是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持久稳定的问题。当然,所有问题的具体内容都会发生历史性、时代性的变化,但作为实践问题的学术问题化呈现形式是稳定的。而更多丰富多彩甚至令人眼花缭乱的学术问题,其实本性上都是新闻实践中各种最新客观问题的呈现方式。

如此看来,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者,需要持续关注当代新闻实践的发展变化,这样才有基础和可能将实践中的客观问题不断转化为学术问题,并使其以学术问题的方式呈现出来。

如果新闻学研究中觉得没有问题可研究,那一定是研究者已经脱离了新闻实际、脱离了新闻实践,因而,新闻学术研究也就不大可能解决实际问题。实事求是地说,当前的新闻学研究,确实存在着“重史论”“轻实际”的问题,所以有不少研究者发出了新闻学研究需要“实践转向”的呼声,或者要重视“史论用”三者之间的平衡问题[18]。

3.新闻实践与新闻研究的互动是问题呈现的基本机制

新闻实践中生成的客观问题、存在的实际矛盾是学术问题的根源,学脉中的问题是客观问题经过学术问题化的呈现。这恰好说明,新闻实践与新闻研究的互动是学术问题得以形成、呈现的内在机制,具体可以从以下两个主要方面加以理解。

一方面,实践变动可以激发相关学术问题的生成。在学术视野中,新闻实践中越是大的、剧烈的变动,越是易于激发研究者的关注,激发出探索的欲望和驰骋的学术想象。从大的历史尺度上看,每当新闻媒介、新闻技术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就会激发出时代性的学术问题。就近几十年来的新闻实践而言,正是因为互联网的诞生,社交媒体的风行,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造就和展开了一个全新的“后新闻业时代”“融合新闻时代”[6]。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业也呈现出了全新的新闻生态结构。正是这些结构性的变革,生发出大量前所未有的客观问题,诸如数字新闻问题、融合新闻问题、人机结构互动中的新闻问题、“拟主体”或“准主体”性的“智能体新闻”“元宇宙新闻”问题。所有这些客观变化、实践问题,也促使当代中国新闻学整体“转型”式地迈开了“下一步”[19],开始探索建构整体的“数字新闻学”“融合新闻学”“智能新闻学”。而从知识生产角度看,当代中国新闻学面临着尽快从“传统新闻学”向“新新闻学”的转型,必须加快构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自主知识体系。

另一方面,足够的新闻学术积累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甚至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知识的积淀是从新闻实践中发现问题的“资本”。个体研究者直至一定的学术共同体,如果没有足够的学术经验、知识积累、理论素养,无论客观实际如何变化、新闻实践如何日新月异,都不大可能将客观问题(表现为客观上的障碍、矛盾,主观上的疑惑、焦虑)转化为恰当的学术问题。如果实现不了实践问题的学术化转化,学术研究就难以展开,所谓的知识生产、理论创新、知识体系建构就是空话。

具有一定学术研究经验的人都知道,一旦步入学术研究的轨道,深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研究领域,就会发现,可能正是因为实际的变化,需要我们对传统的学术问题、过往的研究问题做出新的审视和回答;可能正是因为学术研究问题的逻辑延伸,要求我们必须观察实际的最新变化与可能发展趋势,从而对相关问题做出最新的分析和回答。而在具体的研究活动中,问题的来源渠道是多样的,既离不开理性的细致观察与分析,同样需要学术的直觉、顿悟与想象。但不管属于哪种情况,只有具备足够的学养储备、学术眼光、学术敏感,才能从客观实际、实践的现象中、变化中发现值得探索研究的学术问题。人们能够看到什么,不完全是由所看的对象决定的,更为关键的是人们拥有什么样的“眼睛”。

余 论

知识体系的内容与形式,反映着一种文化的精神面貌,体现着一种文明的特殊魅力。而就当代来看,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文化、文明水平的突出标志,在人文维度上便是看其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因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0],它对国家、民族的发展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但无论多么宏大的知识体系建构战略工程,最终还是要落实在各个具体学科、具体领域的知识体系建构上,落实于实实在在的问题研究上。

就知识与问题之间的关系而言,问题体系是知识体系的内在骨架,对一个学科问题体系的解答与阐释是建构知识体系的基本逻辑。基于这样的基本认知,本文分析了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问题来源”问题,认为客观实际(实践)和学术传承(学脉)是两大问题“源泉”或问题来源渠道。这两大来源渠道的基本关系是:新闻实践问题是新闻学脉问题的最终根源;新闻学脉问题是新闻实践问题的持续呈现;新闻实践与新闻研究的互动是问题呈现的基本机制。当代中国新闻学的整体特色、知识体系的独特内容,正是通过以时代化方式回答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业发展中的核心问题而显示的、建构的。因而,以学术方式观察、分析、凝结、提炼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其实是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所在。

当然,在人类越来越成为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进程中,我们始终不应忘记,更不应该忽视,在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的知识体系过程中,不管是来自实践的问题,还是来自学脉传承的问题,其“来源地”不只是中国,还有中国以外的世界,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领域。只有处理好中国问题来源与世界问题来源的关系,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才会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性”,也会同时具有不可或缺的“世界性”;不仅具有充足的中国价值,同时也会具备一定的世界意义。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不仅要有中国根基,同时要有世界眼光、人类胸怀,“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应既具有自主性、中国性,又融通中外,具有世界意义,能够为解决全球范围的重大问题提供中国原创性理论贡献”[21]。

问题,就是有待解决的矛盾;矛盾,就是对象内外的关系纽结;打开它,学术就见光明,思想就能起飞。问题是知与不知的统一。知不是问题,无知也不是问题。问题是从“无知”向“知”过渡或跨越的桥梁。问题,是对不明关系凝结成的命题,是对可疑现象的描述,是对不解疑问的概括、总结。学术问题有真问题,有假问题,有好问题和孬问题。真问题可能产生真学术,好问题可能产生好学术。问题不一定都有答案,更不一定都能找到答案,但没有问题,一定是知识生产、知识体系建构中最大的问题。

注释

①关于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据与必要,以及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立场与基本目标问题,可参阅杨保军:《构建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据与必要》,《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11期;杨保军:《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立场与基本目标》,《编辑之友》2023年第1期。②当然,问题体系与知识体系建构通常是一个统一的过程,这里主要是在逻辑上说,问题体系建构限于知识体系建构,因为没有问题,就不存在关于问题的回答和阐释。③诸如学脉接续性问题,反思批判性问题,前沿热点性问题,标新立异性问题,导师引导性问题,资料启示性问题。④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在知识论视野中,理论创新的过程,实质就是知识生产的过程。⑤研究对象的客观交融,是造成问题导向研究的重要根源。这一方面说明,在当今环境中,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融合度越来越高,联系愈来愈紧密,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界限区分不再那么清晰;另一方面则说明,任何一个学科领域面对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难以用单一学科的知识、理论和方法解决面临的问题。因而,研究视野的融合,跨学科、超学科的合作研究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但在学科研究与问题导向研究之间,高质量的问题导向研究,必须以高质量的学科研究为基础。因此,每一学科做好自己的学科化研究仍然是首要的、基础性的任务。不然,所谓的多学科、跨学科研究只能徒有形式或虚名。⑥新闻学自身的历史表明,尽管在理论逻辑上新闻学研究的对象是新闻现象、新闻活动,但新闻学起初关注的主要是报业,因而被定性为“报学”;随后,由于广播新闻、电视新闻的诞生,也就有了广播电视新闻学。报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共同构成了传统新闻学的实质内容。也就是说,传统新闻学关注的主要对象是职业新闻生产传播活动。但在互联网诞生及其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新闻学研究的对象迅速超越了传统新闻学的对象范围,开始真正关注作为普遍社会现象的新闻现象、新闻活动(这也可以看作是研究对象的真实回归)。公众传播、群体传播与职业转播、专业传播的融合,已经造成了大大不同于传统新闻时代的景象,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从当今及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出发,去揭示当代中国新闻学问题体系的构成。⑦在新闻活动主体视野中,人类新闻活动经历了“民众主导时代”“职业主导时代”和正在展开的“融合主体主导时代”。参阅杨保军:《新闻主体论》,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第45—54页。⑧关于新闻学研究视野的多维化问题,可参阅泽利泽:《严肃对待新闻:新闻研究的新学术视野》,李青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51—220页;泽利泽:《想象未来的新闻业》,赵如涵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54—173页。泽利泽明确指出:“我们如果打算严肃对待新闻,就需要开发学术框架,这些框架能够像探讨新闻世界更连贯的维度一样,轻松地适应它的变幻莫测、消极阴暗和反复无常。所有这一切都支持通过一种必要的跨学科视角思考新闻和新闻研究的方式。”(参见泽利泽:《严肃对待新闻:新闻研究的新学术视野》,李青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231页。)⑨研究方向的各种“转向”,研究范式的多元“转换”,以至整个学科的“转型”,已经成为当前新闻学、传播学研究中的普遍现象,其最根本的原因是新闻现象、新闻活动的变革引起的、激发的。本体革命是认识革命的根源。因而,我们一直强调,如何依据新的事实建构起新的符合时代要求、适应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引领时代发展的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才是关键所在。⑩关于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主体比较系统的论述,可参阅杨保军:《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构成及其关系》,《当代传播》2023年第1期。对于这些问题的初步思考和研究,可参阅杨保军:《再论“人工智能新闻生产体”的主体性》,《新闻界》2020年第8期;杨保军:《“融合新闻学”:符合时代特征的总名称——关于“后新闻业时代”开启后新闻学命名问题的初步思考》,《新闻界》2022年第1期;杜骏飞:《数字交往论(1):一种面向未来的传播学》,《新闻界》2021年第12期;陈昌凤:《“新闻”的再定义:元宇宙技术在媒体中的应用》,《新闻界》2022年第1期;彭兰:《数字新闻业中的人-机关系》,《新闻界》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