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疫灾与五运六气相关分析*

过 祯，陶国水，陆 曙，彭 健，陈冰俊，孔令豪，张晓芳

（无锡市中医医院/无锡市龙砂医学流派研究院，江苏 无锡 214071）

[关键字] 疫灾；传染病；五运六气；明清时期；疾病流行；回顾性研究

《说文解字》云：“疫，民皆疾也。”疫灾即因瘟疫流行导致的灾害，对人类发展史影响深远，且如影随形。从先秦至今，疫灾整体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与人口密度增加、人口流动性加大等多种因素相关[1]。近年来对五运六气与疫灾关系的研究也愈来愈多[2-3]。由古及今，分析明清疫灾，可为现今了解、分析疫病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为《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4]（先秦至明代卷、清代卷）、《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5]、《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6]、《中国医史年表》[7]。

1.2 数据整理

1.2.1 疫灾年份及运气的统计 本研究中数据为1368-1911年明清疫灾数据。根据公元纪年，转换干支纪年进行推演统计。天干化运，地支化气，根据各年的天干及阴阳属性，推算各年的岁运、主运、客运及五运之气的太过、不及；再根据各年的地支属性，推算当年的六气运行规律，主要为司天之气、在泉之气；然后通过五运与六气的结合，推算五运六气的合治规律，即是否属于运气同化的特殊年份。

1.2.2 疫灾范围的统计 通过统计当年发生疫灾的县数来确定疫灾范围。《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一书中，基本将疫灾记载详尽至县，但也有类似“1523年江西省瑞州府（治高安县，今高安市）春，府属民多疫病死”[4]270比较宽泛的表述，对于此类情况，则需查证当时瑞州府下辖州县具体数目，参照标准为《中国行政区划通史》[8-9]。1523年江西省瑞州府共领3县，分别为高安县、上高县、新昌县，故此条共计为3个统计县数。

1.2.3 十天干疫灾总县数 为探究疫灾的长期变化趋势，取十天干即十年为时间计量单位，用0~9年来划分，即以庚年为始，己年为终，计算十天干内累计波及的疫灾县数。

1.3 统计学方法 将每年疫灾县数进行统计汇总，本研究使用SPSS 21.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因计量资料均不符合正态分布，故以“中位数（四分位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中的Kruskal-Wallis H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

2 结 果

2.1 明清疫灾的时间分布

2.1.1 十天干疫灾总县数 以十天干为时间单位，探究疫灾长期变化趋势，结果显示明清疫灾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见图1、表1）

图1 明清疫灾县数变化图

2.1.2 干支纪年 按干支纪年对各年份疫灾县数的统计汇总，为排除某年过高的数据对均值影响过大，故本研究计算平均疫灾县数采用trimmean函数，百分比为2/9或2/10，即去掉最大值及最小值求其内部平均值。得出结论辛巳年、戊子年是明清发生疫灾地域较广的年份。（见表2）

表2 明清疫灾县数干支纪年分布表

2.2 五运六气规律性研究

2.2.1 五运 五运的推算主要以天干为推演依据，包括有各年的岁运、主运、客运等。因其数据未呈正态分布，疫灾县数较少的年份占据多数，故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进行组间比较。结果显示明清疫灾在戊年即岁运为火运太过，中位数最高，P75也最高，提示发生疫灾范围较广，但整体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3 明清疫灾县数岁运分布表

2.2.2 六气 六气的推算主要分析各年的司天在泉之气。因司天和在泉存在对应关系，两两为一对，一者存在关联，另一者也必然相对存在关联。研究以统计司天之气为例，因数据未呈正态分布，故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进行组间比较，结果显示明清疫灾在阳明燥金司天时，中位数最小，P75也最小，发生疫灾县数最大值与其他司天差距较为明显，可提示该司天之年发生疫灾的范围较小，但整体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表4 明清疫灾县数司天之气分布表

2.2.3 运气同化 运气同化指运与气属于同类而化合，主要有天符、岁会、同天符、同岁会、太乙天符5种不同的情况。且如戊午、乙酉、己丑、己未年既是天符年，又是岁会年，同时也是太乙天符年。甲辰、甲戌年既是同天符年又是岁会年。运气同化各组之间存在交叉关系，故只能分别对此5种特殊年份进行统计。研究结果显示，并未出现某一组数据明显高于或低于其他组数据（P＞0.05），如天符年组虽然中位数是最高的，然P25、P75都属平均水平。（见表5）

表5 运气同化各组间疫灾县数统计表

其中，天符年是指岁运之气与司天之气的五行属性相符的年份，因有两个五行属性相同的气候叠加，一般认为天符年的气候变化会格外剧烈。明清544年中共有109年为天符年，但因明代前期疫灾数据较少，可能与当时记录与地方志保存程度均有关，故在保留明清完整的3个疫灾高发期的基础上，在六气大司天理论的基础上，对明朝后期至清末（1552—1911年）完整的360年进行统计分析，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结果显示天符年更易发生疫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6）

表6 天符年组与非天符年组非参数检验结果

3 讨 论

3.1 明清疫灾的整体规律 本次研究之所以选取明清疫灾为研究对象，以探求疫灾与五运六气的关系，原因有三：其一，从中国历史来看，受人口密度增加、人口流动度增高、致疫病种增多等多种因素影响，明清为疫灾高峰期；其二，明清对疫灾记述相对翔实，史料可考，地方志记录较为可信；其三，明清行省-府-州-县制度稳定，县级变动与之前相比较少。

但是明代前期对疫灾的记载远少于明代后期和清代，可能与疫病重视普及程度、地方志完整程度有一定关系。以《无锡县志》[10]为例，目前保存整理出来的无锡县志最早记载为元代至正年间，明代有弘治与万历两个版本，清代则有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光绪等多种版本，内容由简入详，逐渐翔实，故明代前期是否存在一些疫灾数据丢失有待进一步挖掘确认。

明清疫灾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共有3个一过性高峰期，分别是1580—1589年、1640—1649年、1820—1829年，还有1个持续性高峰期为1860—1911年。其中1580—1589年经历了明朝万历年间全国性大头瘟流行，吴昆的《医方考》[11]中记载此次大头瘟“北方病此者甚众，死者不啻数万人”，而后山西省、陕西省、河南省大旱，处处饥荒，因饥疫而死者有数万人；1640—1649年正值明清朝代更迭之际，前有旱疫，后有兵灾战乱，南北数千里，北至塞外，南逾黄河，十丧八九；1820—1829年则有霍乱大流行，百姓皆吐泻暴卒，朝人夕鬼；而清末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不断，鼠疫、霍乱盛行，天花、疟痢、痘疹等时疫丛兴，加之清末《申报》《大公报》等一系列报刊发行，对疫病记载更加详细，令其有据可查，故清末疫灾又达到了新的高峰。

3.2 影响疫灾发生的因素 疫灾的流行会受到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的影响[12]，明清时期社会动荡，尤其是各朝中末期战乱频繁。正所谓“大兵之后，必有大疫”。人口的快速增加，人口流动的增长，都导致疫灾频发。同时明清开始与各国交往逐渐密切，很多传染病也自外国传入，如1910年席卷整个东北的鼠疫就是由中东铁路传入哈尔滨的。而当时对于传染性疾病的宣传教育又很少，包括当时医生都缺少相关防护意识。教育的缺乏、防控措施的缺失也在一定程度导致疫病广为流行，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

疫病的发生也有自然生态等因素的影响[13]，已有诸多研究表明疫病的发生发展与气象、运气因素密切相关。龚胜生等[14]通过对中国3 000年疫灾流行的时空特征进行研究，发现高温、高湿、低海拔地区疫灾更易流行；单联喆等[15]则发现造成明清山西疫病流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干旱；张林等[16]则发现香港近年来的呼吸道传染病于该年前1~2年的气象因素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可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运气学说中“三年化疫”理论的客观性。

综上所述，自然气候、运气因素虽不是疫情发生的决定性因素，但也是无法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本回顾性研究也可在一定程度上为此观点提供佐证。

3.3 五运六气与疫灾的关系 五运六气与疫灾关系的研究自古有之。刘完素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17]中提到“此一时，彼一时，奈五运六气有所更，世态居民有所变”，说明金元时期气运的变化影响了疫病的病变机理。他依照当时的运气，阐发火热病机，用药多主寒凉，在当时活人无算。明代朱权在其著作《乾坤生意》[18]中亦提及“五运六气者，所以参天地阴阳之理，明五行生克之机，考气候之寒温，察民病之凶吉，推加临补泻之法，施寒热温凉之剂；近代龙砂医家章巨膺[19]也认为“人们生活在大自然的环境中，与天地相应，气候的转变自必影响与人体疾病的形态”。以上内容都充分阐述了五运六气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并非一成不变，当其出现异常动乱，遇触变因子时，常会发生灾变，且表现不一。

3.3.1 五运 本次研究以岁运为各组进行分析统计时，发现明清时期的疫灾总体趋势是在戊年即岁运为火运太过发生范围较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然与其他天干年份相比，就此次统计数据而言，戊年出现疫灾，且是全国大面积疫灾的情况确实较多。

《素问·气交变大论篇》中对火运太过之年的气候描述为“炎暑流行，肺金受邪……收气不行，长气独明，雨水霜寒，上应辰星”[20]573。即戊年气候因火运太过，以炎热为主，但火胜又可见水气来复，即“雨水霜寒”。这年暴冷暴热，气候变化剧烈，疫病自然也会增多。以1528年戊子年为例，据《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5]950-960记载，当年气候大旱、大水、雷暴不断，各处灾伤，如山西省平陆县该年“春三月至八月，不雨……秋，霖雨四十日，伤禾稼”。再如江苏省、浙江省诸县均有先大旱，后霪雨冰雹的记述，如：“四月大旱，忽大风雷暴，大雨水没禾苗”，“夏旱，秋大水”。

戊年民病特点多为心系、肺系疾病，心火过旺则谵妄狂越，肺多受邪则咳喘息鸣。肺与大肠相表里，成年民易病疟。热病高发，则出血性疾病、浸淫疮多见，且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皮肤病高发，也正是当时疫灾流行的主要疾病。火运太过之年还会“上临少阴少阳”，即会遇上司天之气是少阴君火、少阳相火的年份，那火就会更加亢盛，如火燎原，不可收拾，“火燔焫，水泉涸，物焦槁”[20]573，疫病重症危症也会增多。如叶梦珠《阅世编·灾祥》[21]中就记载了1678年戊午年“六月、七月，亢旱，河水俱涸……大江南北、河南、山东俱旱，赤地千里”，“瘟疫盛行，民死大半，牛毙盈野”，可见当年旱疫之剧。

3.3.2 六气 本次研究以六气为各组进行分析统计时发现明清疫灾在阳明燥金司天、少阴君火在泉（酉年、卯年）时发生疫灾范围较小，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明清疫灾阳明燥金司天共有91年，发生疫灾县数最多的一年为1909年，为120个疫灾县数，是六气司天中最少的。10年未发生疫灾，发生疫灾县数少于5个的有37年，发生疫灾县数少于10个的有52年，均为六气司天中最多的。

“凡此阳明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后天……物燥以坚，淳风乃治。”[20]639阳明燥金司天气候特点是上半年气候偏凉偏燥，世间万物生长均较差，只有外壳坚硬之物才能生长良好，要等到五之气即厥阴风木主时，万物才可较好地生长。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一些会造成疫病传染流行的鼠类、虫类等，得不到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这可能是阳明燥金司天发生疫灾范围较小的原因之一。而“清气大来，燥之胜也，风木受邪，肝病生焉”[20]742。阳明燥金司天气候比平常少风，过于清凉干燥，万物生长不好，人体更容易生肝病，而疫病传播，以风邪为主，金胜乘木，风木被压，疫病传播也受到影响。这也可能造成阳明燥金司天疫病传播范围较小。

3.3.3 天符年 天符年是运气同化中的一种特殊年份，六十甲子中天符年有12年。目前对于天符年致疫病的说法，主要理论依据来自《素问·六微旨大论篇》。其云：“天符为执法，岁位为行令，太一天符为贵人……中执法者，其病速而危；中行令者，其病徐而持；中贵人者，其病暴而死。”[20]558

本次研究也证实了疫灾与天符年确实存在一定关联性。“非其位则邪，当其位则正”[20]556，天符年即“非位”之年，值年岁运和司天之气的五行属性往往都代表着该年的特殊变化。两者叠加，该年的各种物化现象都会出现偏胜，而“邪则变甚”，“亢则害”，所以气候变化会格外剧烈，出现严重反常。人与天地相应，人体的疾病自然也就非同一般，疫病也就更容易发生，所以才会说“中执法者，其病速而危”[20]558，意思就是被天符之邪所伤，发病会迅速而严重。这也与疫灾来势汹汹、流行广泛、死亡众多的特点相符。而岁会年气候变化就比较和平，无特殊变化。人患病基本也在正常范围，是“当其位则正”，“正则微”之意。太乙天符年则既是岁会年，又是天符年。受二者综合作用，其气候变化、人体疾病变化应较天符年更和缓，而较岁会年更剧烈，此次研究结果也符合这一特征。

现代也有诸多研究证实了天符年与传染病流行相关，如：张轩等[22]对1970—2004年北京地区的传染病进行了两者关联性研究，基本符合率达到83%；杨美娜等[23]分析运气学说与太阳黑子活动周期、全球流感大流行之间的关系，发现天符年里温度、风速、日最低气温往往变化剧烈，认为天符年更容易发生流感大流行；鲁晏武[24]则对肺系疫病进行了统计，发现天符年肺系疫病发生率更高。

3.4 对特殊年份的讨论 本次统计数据为明清时期544年，故同一阴历年出现的次数为9~10次，样本量较小，极端样本数据对结果影响较大。就此次统计数据而言，辛巳年、戊子年出现全国大面积疫灾的频率较高，值得我们引起重视，并对此进一步分析原因。

3.4.1 辛巳年 明清时期辛巳年共有9年，其中1641年（明朝崇祯十四年）、1821（清朝道光元年）年均发生了全国性疫灾。吴有性在《温疫论》[25]中描述1641年的大旱疫为“崇祯辛巳，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可见此次旱疫流行范围之广，程度之重。而1821年更是发生了全国性的霍乱大流行。《救生集》[26]中指出此次霍乱“起自大河以北，流行齐鲁、吴越、蔓延皖城”，且发病极快，症状极重。多地地方志均有记述，如“人受病死者不可胜数”“得病辄死”“猝不及治”。而1461年（明朝天顺五年）在陕西省西安府三十三州县地方瘟疫大行，人多死亡。1881年（清朝光绪七年）江苏省潮灾，京师（北京）久旱，天花、喉症、霍乱、疟疾、痧症、鼠疫在全国各地频频发生蔓延，死亡相继。

辛巳年，“岁水不及，湿乃大行”，岁运为寒水不及而湿土太过，湿邪偏胜，气候应寒不寒，“暑雨数至”，“复则大风暴发”。以1881年气象资料为例，当年上海市“十二月初三，温如仲春”，山东省各地“秋七月大雨……大雨如注，日也不止”，浙江省各地“暴风怒潮，沿海各处堤塘冲毁无遗”，福建省“飓风暴发，大树尽拔”，云南省“被水成灾……嗣烈风霾”[5]3413-3415，契合了《素问·气交变大论篇》对气候的描述。司天之气为厥阴风木，在泉之气为少阳相火。本年又为风火同德，应燥热多旱。如《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就记述1641年[5]1606“两京、山东、河南、湖广及宣、大边地旱”；1461年[5]700也有记录“南畿府四、州一，及锦衣等卫连月旱”。《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20]660记载辛巳年“热病行于下，风病行于上，风燥胜复形于中”。由此可见辛巳年气候复杂多变，风雨旱涝更迭出现，不论是旱疫、水疫、旱涝疫、寒疫、热疫、风疫，都可以出现。

辛巳年疫病也表现多样，“厥阴司天……饮食不下，舌本强，食则呕”[20]718，“体重肌肉萎……赤沃下”[20]618，“岁少阳在泉……民病注泄赤白，少腹痛，溺赤，甚则血便”[20]716，说明辛巳年以脾胃病、泄痢为主病特点，与1821年霍乱大流行体征多为“吐泻不止”“脚筋痛缩”相符。

3.4.2 戊子年 据载，1408年[4]193（明朝永乐六年）建昌、抚州、建宁、邵武四府疫死78 400余人；1588年[4]362（明朝万历十六年）山西、河南、南直隶、浙江省、山东省诸省大旱饥疫；1648年[4]514（清朝顺治五年）蜀中大旱大荒，避难者人相食，瘟疫大作，人皆徙散，百里无烟；1888年[4]980-994（清朝光绪十四年）全国各地春夏秋均有大疫，“春三月，天气不正，疫气甚重”，“夏六月，天气亢晴，异常炎热，田禾枯萎，疫气亦流行”，“秋七月，疫疠间作，朝发夕死”。疫病包括霍乱、喉痹、烂喉痧疫等。

戊子年是天符年。清代医家余师愚在其著作《疫疹一得》[27]中详细阐述了戊子年疫病流行的五运六气条件。他认为：“缘戊子岁少阴君火司天，大运主之，五六月间，又少阴君火，加以少阳相火，小运主之，二之气与三之气合行其令，人身中只有一岁，焉能胜烈火之亢哉？”其深刻阐释了因戊子年岁运为岁火太过，而司天之气又是少阴君火，二火相加，合行其令，就在二之气、三之气发生暴暑流行的暑热疫。“瘟既曰毒，其为火也明矣火之为病，其害甚大，土遇之而赤，金遇之而熔，木遇之而燃，水不胜火则涸。”[27]余师愚强调火毒危害甚大，而疫疹发病就是因外在流行的火热瘟毒。近代温病大家王孟英也曾说过：“余谓疫疠多属热邪。”[28]其与余师愚观点相似。明清544年中记载的9个戊子年发生的瘟疫也确以旱疫为主，但疫病发生较为多样，不仅仅局限于天花、痧症、疹疫，喉痹、霍乱也多有记录。《诸病源候论》[29]记载喉痹是因“风毒客于喉间，气结蕴积而生热”，指出喉痹主要是因风热邪毒侵袭，与戊子年火热盛行相符；而霍乱等消化道传染病可能是因为大旱造成了大荒，人饥食草根树皮，甚则相食导致。

4 小 结

本次研究通过对明清544年的疫灾进行统计汇总，发现疫灾发病整体呈上升趋势，时有高峰，具有一定规律性。辛巳年、戊子年是明清发生疫灾地域较广的年份。先前研究多以一年中发生疫灾次数为标准，但因古代对疫灾记录不甚详细，甚少提及疫灾具体病名、表现及持续时间，且发生在同一年相近区域也可能出现两次或以上的疫灾，导致最后统计结果有误。而本次研究则以一年中发生的疫灾县数为统计标准，以发生疫灾地域广度来判定疫灾大小，使研究结果更加客观。

疫灾的出现不仅与运气因素密切相关，当时社会因素如人口流动、经济因素、疫病管控都会对疫病传染范围产生影响，同时受当地文化水平的制约，各地对疫灾的记录亦有区别。本次回顾性研究仅证明运气因素是疫灾的发生、传播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但具体权重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同时本研究仅研究了明清时期544年历史，仅有9个甲子，样本量仍然较少，且未对三年化疫理论进行分析研究，具有一定局限性。但研究结果还是能看出疫灾变化趋势，且证实了天符年更容易发生疫灾。这提示我们应高度重视这些特殊运气年份，关注当年异常气候变化，及时捕捉先兆预警信号，为疫灾的发生提前做好充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