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害相倚：明代宁夏平原水利建设的军事防御意义

徐 冉

在中国古代，水利建设与军事防御很早就存在关联作用，并成为“战争武器”。①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63页。西北地区为屏捍中原腹地的军事要区，因气候干旱、径流稀疏的内陆环境，水利建设成为中原王朝发展屯垦、巩固军事防御的必备基础。②参见潘威等：《西北水利中的国家、人群与环境》专题，《云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明代，借助宁夏平原得天独厚的水利条件，明军置卫屯田、广积粮储，实现粮食本地自给，省却内地输转劳费，“宁夏屯守之资，全赖黄河水利”，③《明宪宗实录》卷78，成化六年四月乙巳条。见杨新才、吴忠礼主编《明实录宁夏贵州辑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65页。为明军捍御西北、遥慑朔漠奠定重要基础。同时，宁夏三面临边，紧邻河套，屏遮关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明代九边重镇之一，是明代西北防御的重要支点。目前，关于明代宁夏平原水利建设、军事防御的论著颇丰，但多以水利建设或军事防御为主题各自展开，①相关代表性研究有：左书谔《明清时期宁夏水利述论》，《宁夏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吕卓民《明代宁夏屯垦区的水利建设》，《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4期；周松《洪武时期明朝在宁夏地区的经略》，《宁夏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霍丽娜《明清时期宁夏河渠的开发与管理初探》，《宁夏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杨帆《明清宁夏平原水利兴修与水神信仰初探》，《宁夏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刘景纯《明代陕西四镇分路防守体制的形成和演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等等。故论述内容中稍有涉及，但尚未对二者的关联作用形成专题探讨。于此，本文在立足前人著述的基础上，试拓研究蹊径，以期有助于厘清明代宁夏平原水利建设与军事防御的历史关联。

一、水利建设与军事防御的关联作用

孙子有云“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远距离的军队后勤保障极其消耗国力。由此，开展屯田就地解决驻军防御所需的粮饷等物资，成为古代巩固边地防御、降低防御成本的主要措施。明代初期设置宁夏卫后，即在宁夏平原大力发展屯田，“国朝自洪武初，则立军卫屯田，以省民间轮运之艰”②（明）朱旃撰修，吴忠礼笺证，刘仲芳审校：《宁夏志笺注》，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1页。，缓解军队“远输”之弊。

由于宁夏平原地处气候干旱的西北内陆，农业用水主要来自于水利灌溉，农业生产对水利设施的依赖性极强，水利建设成为屯田开辟的发展基础。在前代水利建设的基础上，宁夏卫“修筑汉、唐旧渠，引河水溉田，开屯数万顷，兵食饶足”③（清）张廷玉等撰修：《明史》卷134《宁正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905页。。至永乐时，“天下屯田积谷宁夏最多”④《明太宗实录》卷38，永乐三年正月乙巳条，见杨新才、吴忠礼主编《明实录宁夏资料辑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1页。，时任宁夏总兵官何福因此得到朝廷奖励。水利发展对粮食增产有显著影响，能有效提升边地粮食储备，缓解粮食远距离运输的成本问题。由于农田灌溉的水量、时间都关系到粮食产量，一旦农田不能按时足量灌溉，就会造成粮食减产或者绝收。所以，汉延、唐徕二渠每年开灌都要依据定法，“四月开水浇灌，自下而上，官为封禁。少不如法，则田涸民困，公私无倚。此宁夏恃以为重者此二渠也”⑤（明）杨寿等纂，胡玉冰校注：万历《朔方新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9页。。到宣德二年至五年间（1427—1430），宁夏总兵官宁阳侯陈懋多次奏称宁夏粮储不足。⑥《明宣宗实录》卷33，宣德二年十二月己未条；卷51，宣德四年二月甲午条；卷70，宣德五年九月庚申条。见杨新才、吴忠礼主编《明实录宁夏资料辑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1页、73页、77页。明廷派官员专职调查后发现，“宁夏、甘州田土资水灌溉，有势力者占据水道，军民莫敢与争，多误耕种”，为保证强化当地水利管理，“宁夏、甘州皆请置提举司”⑦《明宣宗实录》卷83，宣德六年九月庚辰条，见杨新才、吴忠礼主编《明实录宁夏资料辑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1页。。在设置专门管理水利的官员后，宣德帝还进一步强化边地水利管理的特权，“若有包揽侵款、盗卖粮草及阻扰屯种、占据水利者，不问内外官及权豪势要，具以上闻。”⑧《明宣宗实录》卷87，宣德七年二月庚戌条，见杨新才、吴忠礼主编《明实录宁夏资料辑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3页。到正统二年（1437），宁夏地区粮食产量的增加一度造成宁夏地区物价的不平衡，“宁夏地滨黄河，资其灌溉，旱涝俱收，米贱而物贵”，在官员相应调整税收政策后，“所积仓粮亦足宁夏军马三年之用”①《明英宗实录》卷33，正统二年八月乙亥条，见杨新才、吴忠礼主编《明实录宁夏资料辑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7页。。在强化水利管理的同时，渠道设施的整治疏通也是影响粮食产量的重要因素。在宁夏河东地区，“秦家渠常苦涸，汉伯渠常苦涨。三农失业，辍耒而嗟。”在针对性整治后，粮食产量得到明显提升，“复芜田数百顷，而岁额骤增数千石。”②（明）沈犹龙：《河东兵备道张九德去思碑记》，见（明）杨寿等纂，胡玉冰校注万历《朔方新志》卷四《词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37页。万历十四年（1586）在宁夏地区的一场大旱中，河西地区呈现出与河东地区大相径庭的农业景象，“原议开浚河渠，以资垦荒之利。值此亢旱，河以东赤地千里，河以西青苗弥望”③《明神宗实录》卷175，万历十四年六月戊子条，见杨新才、吴忠礼主编《明实录宁夏资料辑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23页。，渠道灌溉起到抗旱稳产的关键性作用。所以，水利建设对于宁夏平原农业生产的稳产增收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成为影响宁夏地区驻军粮食储备的主要因素。正统四年（1439），宁夏官员组织军民对鸣沙州七星、汉伯、石灰三渠进行疏浚：

宁夏原有五渠引水溉田，今鸣沙州七星、汉伯、石灰三渠淤塞年久，田地荒芜，请令河渠提举司浚之，计用人力四万。然渠成可溉芜田一千三百余顷，分授军民，俾人开五十亩，租税视成熟田减三分之一，则人争赴工，而边储可充矣。④《明英宗实录》卷56，正统四年六月丁丑条，见杨新才、吴忠礼主编《明实录宁夏资料辑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1页。

可见，水利建设对农业生产的积极作用，不仅能够推动粮食产量的提升，也可以有效推动地方税收的增加，“一方之赋，尽出于屯，屯田之恒，藉水以利”⑤（明）张嘉谟：《按察司题名记》，见（明）杨寿等纂，胡玉冰校注万历《朔方新志》卷四《词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71页。。

明代宁夏官员认为，“边方重且要者，御捍之外，莫刑、储、屯、水若也。它边未暇究，唯宁夏于斯四者尤为吃要。”⑥（明）张嘉谟：《按察司题名记》，见（明）杨寿等纂，胡玉冰校注万历《朔方新志》卷四《词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71页。其中储、屯、水三者密切相关。宁夏中卫地区的七星渠“荒淤岁久，塍沟圯塞”，以至于“膏沃之壤，化为蓁芜。徙丁逋赋，顿减屯籍之半”，在七星渠整治疏通后，“辟荒梗万余顷，咸得耕获。”⑦（明）谭性教：《改修七星渠碑记》，见（明）杨寿等纂，胡玉冰校注万历《朔方新志》卷四《词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35页。在修筑王现湃时，明代官员在论及渠、湃关系中，也指明水利建设对宁夏地区的重要性，“渠者，通水之道也。湃者，益渠之辅也。河洗湃薄，渠将恐矣。适今不治，将无渠、无田、无民、无城，兹镇岂能一日而存？”⑧（明）张应台：《王现湃记》，见（明）杨寿等纂，胡玉冰校注万历《朔方新志》卷四《词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65页。由此，水利建设对于农业灌溉、粮食生产等环节形成积极的连锁影响，进而推动军屯经济的有效运转，最终有利于宁夏军事防御巩固，“夫培湃以辅渠，灌田以获稔，军民之食可足矣。以屯种而养军士，以军士而居城守，丑虏之患有备矣。”⑨（明）张应台：《王现湃记》，见（明）杨寿等纂，胡玉冰校注万历《朔方新志》卷四《词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65页。宁夏中卫美利渠“迩年河流背北趋南，渠口高淤，水莫能上，卫人蹙额相泣曰‘有渠而不得灌溉之利，与无渠同也’”，对于美利渠整治疏通后的积极影响，宁夏官员认为“斯渠一通，不独可以足食，而沮虏之势亦有藉焉。”①（明）王业：《中卫美利渠记》，见（明）杨寿等纂，胡玉冰校注万历《朔方新志》卷四《词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66页。与之相反，如果水利设施得不到及时修治和有效管理，就会引发农地荒芜、军民逃逸的恶性连锁反应，军屯经济无法有效运转，最终危及宁夏军事防御建设，数年以来，有河流转徙、渠高河下引水不入者，有上流稍通、下流全涸者，有决坏堤防、泛滥田庐者，有豪右侵夺、贫弱吞声者，用是稻粱之区废为泻卤，膏腴之壤弃为草莱，卒岁告急，馈饷弗充，丁壮流移，咸归别土，戍卒减耗，师旅空虚，岂非可兴而弗兴。②（明）王任重：《西夏图略序》，见（明）陈子龙辑《明经世文编》卷228，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389页。所以，水利兴废引发粮食、税收等方面的连锁反应，对于宁夏地区的军屯经济稳定性具有重要作用，成为影响宁夏地区军事防御巩固的关联因素。

今兹宁夏，实古朔方重地，去京邑五千余里。孤悬河外，地潮沙埇，丑虏四邻，是以足食、城守为难。赖汉、唐凿渠，引河灌田屯种，军民借此以食，边圉借此以保矣。③（明）张应台：《王现湃记》，见（明）杨寿等纂，胡玉冰校注万历《朔方新志》卷四《词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65页。

于此，宁夏平原农业生产对水利建设的依赖性，决定了水利设施在宁夏农业生产中的独特地位。农业生产作为宁夏地区的粮食来源和经济基础，对宁夏地区军事防御建设具有重要影响。水利建设不仅是保障农业生产增收稳产的重要因素，也推动赋税增收的重要途径，进而成为影响宁夏军事防御的关联因素。

二、军事防御对水利建设的军事影响

明代宁夏地区西倚贺兰山为屏障，东有黄河为阻隔，借助山河之险，宁夏防区呈“凸”字形，处于三面受敌之势。然而，对于机动性极强的蒙古骑兵而言，一旦突破山河之险，宁夏平原的平阔地形使得明军极难阻滞蒙古骑兵的驰骋冲突。在西北军事防御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明代官员逐渐注意到渠道对骑兵阻滞作用的军事价值，“井田沟洫，既以辟土而宜民，亦以设险而御侮也。今则西北平原千里，寇骑长驱，无有阻隔，若使沟洫尽举，岂有此患？”④（明）徐明贞撰：《潞水客谈》不分卷，清道光光绪间粤雅堂丛书本。为强化渠道的阻滞作用，明军对处于防御地段的渠道进行适当改造，如地处宁夏平原与中卫地区咽喉之地的石空渠，“长七十三里，溉田一百七十余顷。弘治六年（1493），参将韩正又加以修浚，而胡马不能渡矣。口狭腹阔，俗呼为‘缸子渠’。”⑤（明）胡汝砺、管律修纂，陈明猷校勘：嘉靖《宁夏新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1页。改造后的石空渠出现“口狭腹阔”的特征，说明韩正通过有意扩展渠道宽度来增加蒙古骑兵的“逾渠”难度，达到使其不能渡的防御目的。由此，宁夏平原已有渠道网络对蒙古骑兵阻滞能力，明军进一步强化周边防御工事，可以有效提升宁夏地区的军事防御能力，“盖以镇城跨河山之险，上自广武，下至平虏，中有汉唐二渠，导引河水溉田东西南北三百余里，沟洫沮洳，驰骋未便，兼以关隘谨严，胡骑难以并进。”⑥（明）李士翱：《预陈边计以备虏患疏》，见（明）陈子龙辑《明经世文编》卷209，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196页。加之渠道开凿能扩大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产量，具有显著的经济价值，若渠道建设能够强化沿边地区军事防御，可谓是事半功倍之举。故而明代官员在凿渠时有意稍加改造，将其作为增强局地军事防御能力的重要措施。

弘治十三年（1500）时，时任巡抚王珣在宁夏河西、河东两灌区之外奏开靖虏、金积二渠以扩大垦种面积。靖虏渠位于黄河以西，渠址在汉延、唐徕二渠之西，原为西夏时所凿旧渠，修成之后可以将既有的河西灌区向西拓展，“本边旧有古渠三道，东为汉渠，中为唐渠，今见通水利，可为守御。唯西一渠逼在山下，首尾三百余里，渠两岸高峻，中广二十余丈，相传亦汉唐旧渠。古道虽存，已多淤塞。请发卒疏凿成河，引水下流”，“令耕种其内，稍以益储”，凿渠时“修筑东岸，积土如山，斩削如墙”，形成西向防御的墙堑方向，然后“山口要害，各设堡掣军，沿河按伏，以遏贼冲”①（明）方孔炤著，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全边略记》，《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三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6页。，将靖虏渠打造成名副其实的军事防线。在靖虏渠工程失败之后，万历时，御史李楠针对宁夏西线防御的薄弱态势，提出巩固防御的举措之一就是“浚重渠以增重险”，“平羌堡西抵胜金关，地势平衍，不足为恃，旧有渠槽湮遏弗修。今议穿凿成渠，外遏强胡，内灌田畴。”②《明神宗实录》卷129，万历二十三年三月戊子条，见杨新才、吴忠礼主编《明实录宁夏资料辑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94页。金积渠则在黄河以东，修成之后则使河东灌区向东拓展，“灵州、金积山河口开渠灌田，欲量起附近人户于春时开浚成渠，其中地土各拨军民佃种起科。”③《明孝宗实录》卷159，弘治十三年二月乙未条，见杨新才、吴忠礼主编《明实录宁夏资料辑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77页。金积渠开凿失败后，明军仍未放弃在宁夏河东地区凿渠的计划，万历时，“浚大渠一道，北达鸳鸯诸湖等处，以兴水利，以遏胡骑。”④《明神宗实录》卷242，万历十九年十一月癸酉条，见杨新才、吴忠礼主编《明实录宁夏资料辑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49页。决渠放水也是强化渠道阻滞能力的应急之举。万历五年（1577）时，势力强大的俺答汗为征伐瓦剌，向时任总兵官张臣提出借道宁夏腹地通过的想法，“臣不可，俺答恚，语不逊。臣夜决汉、唐二渠水，道不通，复陈兵赤木口，俺答乃从山后去。”⑤（清）张廷玉等撰修：《明史》卷239《张臣等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118页。宁夏防区为俺答汗西出河套地区的首要障碍，俺答汗倚仗自身军事实力强大，意图从宁夏防区择捷径西出，宁夏官员在拒绝这一要求后，不得不顾虑俺答汗有直接突破而过的可能性，正是通过决汉、唐渠道形成水势阻隔，加之赤木口重兵防御，使蒙古骑兵丧失突破明军防御的可行性，最终才让已经恼怒的俺答汗选择绕行贺兰山后通过。

同时，宁夏平原地势南高北低，长达数百里的汉唐二渠为满足灌溉需要，渠内水位必然高于周边地区。由此，针对宁夏平原的地势特点，依托渠道可以快捷组织水攻，在城防作战中能够取得极为显著的战术效果。万历二十年（1592）二月，宁夏爆发边军叛乱，叛军不仅迅速占据宁夏河西地区，还联合周边蒙古诸部以壮声势。明朝迅速集结周边军力开赴宁夏平叛，但到当年七月，宁夏城仍久攻不下。此时，明军不仅要内攻叛军，还需分兵外防河套诸部。由于明军攻宁夏城久战无果，在形势危急之下，“水攻”成为明军迅速攻克宁夏城的不二手段。当时正逢盛夏，河渠水势满涨，“黄河水高宁夏城数丈，决坝灌之，贼当立死。亟遣劲兵先据大坝，以握胜机。”⑥《明神宗实录》卷245，万历二十年三月己丑条，见杨新才、吴忠礼主编《明实录宁夏资料辑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54页。尽管水攻会导致城内百姓伤亡、水利设施受到破坏，但在军事需要之下，明军统帅仍然决定截渠水攻，“督府议城卒难下，城东北地形卑下，而大坝内水势高地丈余，不若筑堤东北，堰唐渠、红花渠水灌城，此立破之术也”，七月十八日围坝筑成后，至二十日，“堰水已及城”。二十四日“水大至”后，宁夏城部分城防建筑受到水势破坏。到八月初一，宁夏城已经完全陷入水围之中，“城外四面皆水，城浸至八九尺，贼大惧”。次日，“城东西两面崩塌一百余丈，悬楼坍塌两座，城危旦夕矣”①（明）诸葛元声，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两朝平攘录》，《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00-201页。。不料明军围堤却出现决口，水势迅速回落。此后明军抢修围堤，继续水攻策略，对宁夏叛军形成极大的心理压力，迫使叛军内部分化，有力地推进了明军收复宁夏的速度。

此外，宁夏平原渠道形成的阻滞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蒙古骑兵的战术改变，并最终对明军军事防御部署产生影响。首先，桥成为明军布设防御的重要地点。明代宁夏平原灌区沟渠分支广布，在蒙古诸部进入宁夏腹地抢掠之时，常要“逾渠”而行。如嘉靖十一年（1532）秋九月，蒙古诸部“由赤木口入，踰良田渠，薄镇城下，焚烧庐舍及场圃积聚之物，饱利而归。”②（明）胡汝砺、管律修纂，陈明猷校勘：嘉靖《宁夏新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4页。在唐徕渠以西的罗家洼墩，“南北两冈，相夹一沟，虏伏沟中，俟堡孳畜出牧，虏逾渠掳夺，追逐常不及。”③（明）胡汝砺、管律修纂，陈明猷校勘：嘉靖《宁夏新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1页。位于宁夏镇城外的永通桥在成化时改修成石桥，④（明）胡汝砺、管律修纂，陈明猷校勘：嘉靖《宁夏新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页。由于这一地段处于宁夏腹地，起初并未设防，“每冬黄河冰结，套虏乘夜长驱直抵永通桥，俟侵晨人畜出城，潜掠而还。”⑤（明）胡汝砺、管律修纂，陈明猷校勘：嘉靖《宁夏新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8页。蒙古诸部仍旧发挥自身机动能力，并结合桥梁这一特殊地段的选择，达到“潜掠而还”的战术效果，最终迫使明军针对这一地段进行防御部署。其次，汉、唐二坝成为明军防御的核心设施。汉、唐二坝分别为汉延渠、唐徕渠的引水口，设有坝闸控制水量，为两渠灌溉提供用水。因两坝地处上游，地势远高于宁夏镇城，一旦开掘闸口，宁夏腹地即成汪洋。大坝为唐徕渠口之坝，“坝吞黄河，唐来渠口也，其势奔下，俯瞰城邑”⑥（明）王珣、胡汝砺撰修，胡玉冰、曹阳校注：弘治《宁夏新志》卷1《宁夏总镇·山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57页。。天顺四年（1460），“孛来、毛里孩将万骑寇固原，回至黄河大坝对岸下营，欲渡河，掘大坝渠水灌宁夏城”⑦（明）魏焕：《巡边总论》，见（明）陈子龙辑《明经世文编》卷248，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608页。。在明军击退孛来、毛里孩等部后，修筑唐坝关堡强化对大坝地段的军事防御力度。至成化时，又修筑汉坝城堡，“前人创立唐、汉二坝，引黄河之水分为二渠以资灌溉，启闭蓄泄，专人掌之。先以边警，展筑唐坝关堡，独汉坝城堡未立，累被抢掠，欲得如例修筑。”⑧《明宪宗实录》卷78，成化六年四月己巳条，见杨新才、吴忠礼主编《明实录宁夏资料辑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65页。至万历时，明军仍在提升大坝地段的军事防御能力，“大坝堡当黄河之口，虏谋决堤，兹为要地，宜设守备一员，以军丁五百人隶之。”⑨《明神宗实录》卷225，万历十八年七月壬戌条，见杨新才、吴忠礼主编《明实录宁夏资料辑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41页。

整体而言，在明蒙军事实力的消长变化下，黄河天险都难以对河套蒙古诸部的骑兵机动形成有效阻滞，渠道的军事价值自然十分有限。然而，在蒙古诸部侵掠活动深入宁夏腹地之后，宁夏平原渠道遍布的地理特点，使得明、蒙双方的战术应用都有一定变化，并对明军的军事防御部署产生一定影响。所以，在宁夏平原军事防御需要的不断推动下，水利建设的军事属性必然得到强化。尤其是开凿渠道具备兴利、绝寇的双重作用，使得水利建设被明军作为巩固防御建设的重要措施。

三、水利建设对军事防御的制约作用

宁夏作为捍御中原腹地的边陲重镇，巩固军事防御自然是宁夏区域发展的重中之重。然而，水利建设与军事防御都有各自的建设重心和发展需求，并不能完全实现共赢。由此，水利建设自然会对宁夏平原的军事防御形成一些消极影响。

首先，水利建设与军事防御都有人力、财力方面的需要。众所周知，黄河泥沙量较大，每年灌溉结束后，引水口及渠道都会淤积大量泥沙，如不及时清淤，就会影响次年引水灌溉。所以，每年开水灌溉之前，宁夏地区都要专门组织人力、财力安排挑浚修治，是为“岁修”，“修葺旧渠，灌溉屯田，役军每日给银一分五厘，借支军饷。”①《明神宗实录》卷256，万历二十一年正月甲戌条，见杨新才、吴忠礼主编《明实录宁夏资料辑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78页。在军事防御压力较小时，尚有人、财余力去进行水利建设，“唐来诸渠，前人之绩伟矣。当时设有专职，罔惜重费，又无虏扰，两渠可兴。”②《明神宗实录》卷256，万历二十一年正月甲戌条，见杨新才、吴忠礼主编《明实录宁夏资料辑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78页。随着蒙古诸部进扰宁夏平原的程度加剧，水利建设与军事防御在人力、财力方面的耗费相应增加，会使边军负担愈发沉重。“春濬冬淤，岁一动众，其费甚广，蓄洩有时，利害相倚，其计甚详，工不踰朔，事非远议，其斯甚迫”，在组织“岁修”的同时，还要部署军队做好外部军事防御，“大众甫集，奸人罔利，工作方半，虏骑来窥。”③（明）王任重：《西夏图略序》，见（明）陈子龙辑《明经世文编》卷228，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389页。在军队数量有限的情况下，一旦人力数量分配不当，就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正统八年（1443），宁夏官员就因随意役使边军，一度导致军事防御出现问题，“私役屯军，改挑渠道，专擅水利，又纵下人占种膏腴屯田，是致军士怨嗟，兵政废弛。近胡虏入境不满百人，官军束手无策，若大寇猝至，何以御之？”④《明英宗实录》卷103，正统八年四月丙戌条，见杨新才、吴忠礼主编《明实录宁夏资料辑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6-137页。除过“岁修”维护的常规性成本外，渠闸坝湃等水利设施的建设维护方面同样要付出极大的人力、物力消耗。如金积渠“役夫三万余名，费银六万余两，夫死者过半”。⑤（明）胡汝砺、管律修纂，陈明猷校勘：嘉靖《宁夏新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8页。同时，汉唐等渠口都用木闸，“汉、唐正闸二，水至二坝，为闸所束，势汹涌，故以巨木障其旁与底，中流列柱，分为三闸，架桥构宇于上，亦奇观也”⑥（明）杨寿等纂，胡玉冰校注：万历《朔方新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1页。。作为渠道引水的重要设施，闸口修葺所用的劳费极其高昂，“屯田颜料，用民财买，共该三千余两，闸支费岁以三分之二，而大木百金之值，千夫半月之劳，犹在其外。”①（明）王继祖：《佥宪汪文辉去思碑记》，见（明）杨寿等纂，胡玉冰校注万历《朔方新志》卷四《词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06页。为了降低修治木闸的周期性耗费，隆庆时，宁夏官员调集专项经费将其改建为石闸，“汉唐二渠，节年挑扒，既已劳民，渠口岁修木闸，费尤不赀。乞将抚道赃罚及大小二池盐课暂停动用，创建石闸一十二座，务期坚固，以垂永久。”②《明穆宗实录》卷7，隆庆六年十一月庚子条，见杨新才、吴忠礼主编《明实录宁夏资料辑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74页。尽管水利建设的修整所费极大，但是作为宁夏地区军屯发展的基础，是军事防御建设无可避免的成本投入，“两渠之坝，每岁脩添，规利匆匆，一有弗虑，贻害云云。军丁余夫，挑脩采运，尚有襍庸，减之未可。”③（明）张嘉谟：《按察司题名记》，见（明）杨寿等纂，胡玉冰校注万历《朔方新志》卷四《词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71页。由此，宁夏地区水利建设在产生一定收益的同时，也存在人、财方面的巨大耗费，无怪于明人会对宁夏水利建设发出喜忧参半的感叹，“迄今渠久浸淤，岁发千夫浚之，木植劳费，不啻万计。昔谓黄河独利于夏，兹困也孰甚？”另外，由于黄河河道迁徙等自然因素，渠道的引水功能往往会受到一定影响，就需要增加相应水利建设投入，水利建设成本的陡然增加，再叠加军事防御的财力需求，加重了宁夏军民的赋役负担。

宁夏孤悬河外，逼邻虏巢，地土硝碱，膏腴绝少。而当时定税遽拟一斗二升，作法已不谅矣。其后因缺马缺料，加增地亩草束，赋日益重。又其后河势迁徙，冲没良田，遂至河崩、沙压、高亢、宿水、荒芜、无影等项，而田不得耕矣。继又加以杂差，则挑渠、修坝、采草、纳料、卷帚、起坞等项，而劳者弗息矣。④（明）杨寿等纂，胡玉冰校注：万历《朔方新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3页。

因此，在宁夏军民不堪日益繁重的赋税、劳役时，即便宁夏官员积极提升水利设施的灌溉优势，但军民对扩大农业生产已经毫无兴趣，“臣彦往阅宁夏，古称塞北江南也。又素有水田，藉汉、唐二渠，不烦征力。然往往就荒，驱之领田，如赴汤火。”⑤《明神宗实录》卷165，万历十三年九月乙亥条，见杨新才、吴忠礼主编《明实录宁夏资料辑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21页。所以，一旦触及军民忍受极限，就会出现军民大量逃逸的情况，“近年河流改徙，水利不通，屯田半为蒿莱。节经题准蠲免屯种，而有司未有实心奉行者，即今一岁中各卫屯堡逃丁已至千余。年复一年，不尽不止。”⑥《明世宗实录》卷545，嘉靖四十四年四月丙子条，见杨新才、吴忠礼主编《明实录宁夏资料辑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35页。

同时，在地势、技术等因素的制约下，宁夏平原仍然存在难以建设水利进行灌溉的区域，“汉唐二渠岁费修筑，水利之博固百世赖之。然地势悬殊，亦有非灌溉之所能尽达者。”⑦（明）庞尚鹏：《清理宁夏屯盐疏》，见（明）陈子龙辑《明经世文编》卷360，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81页。如靖虏渠“石坚不可凿，沙深不可浚，财耗力困，竟不能成，仍为废渠”⑧（明）胡汝砺、管律修纂，陈明猷校勘：嘉靖《宁夏新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页。，金积渠的开凿工程同样也遭遇困境，“遍地顽石，大皆十余丈，锤凿不能入，火醋不能裂，竟废之”⑨（明）胡汝砺、管律修纂，陈明猷校勘：嘉靖《宁夏新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8页。。由此，明军的防御布设一旦远离宁夏平原灌区之外，驻军的粮食供给就会十分困难，进而对明军防御部署产生不利影响。镇远关在平虏城北八十里，地处贺兰山北端与黄河相会之处，“山水相交，最为要地，以故设关防守”①（明）胡汝砺、管律修纂，陈明猷校勘：嘉靖《宁夏新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1页。，关南五里有黑山营，两地位于宁夏平原最北端，地势近山且汉唐等渠难以灌溉，粮食供给依赖宁夏灌区输送。“至弘治以前多因极边地方，供饷不便，军多逃散，兵力寡弱，遂行废弃。黑山止有空营，镇远虽称有墩有军，相离平虏城百里之远，孤危难守，有名无实而已。”②（明）胡汝砺、管律修纂，陈明猷校勘：嘉靖《宁夏新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2页。到正德时，镇远关、黑山营被迫弃守，“宁夏北境半为虏有”③（明）胡汝砺、管律修纂，陈明猷校勘：嘉靖《宁夏新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页。。至嘉靖时，时任三边总制王琼主持修建北长城，以巩固宁夏北部军事防御，“又于墙之里，西北尽头，设临山堡，每年拨军防守，居人借此墩墙，稍敢樵牧，人亦称便。”④（明）胡汝砺、管律修纂，陈明猷校勘：嘉靖《宁夏新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2页。然而，粮食运输造成防御成本问题依然无法破解。临山堡“相离平虏城五十余里，地土沙漠，一草不生，堡中军人不上二十余名，每年拨军一百名防守，俱在平虏城支粮，各军困苦哭告，每称不便。”⑤（明）胡汝砺、管律修纂，陈明猷校勘：嘉靖《宁夏新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2页。经过朝内、边镇相关官员权衡商议后，认为临山堡“设在新边西北尽头山脚之下，地土沙漠，草茅不生，人难居住，在彼防守，坐费钱粮，无益于事”⑥（明）胡汝砺、管律修纂，陈明猷校勘：嘉靖《宁夏新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4页。，最终在其筑成使用数年后即被迫废弃。尽管主政官员立足军事需求，对险要防御地段进行精心规划并劳费筑城，但在缺乏水利灌溉、无法屯田经营的情况下，粮食补给距离造成的防御成本问题就难以克服，甚至被迫对防御线进行调整。可见，水利建设对于粮食生产的提升作用，可以帮助明军实现就地取粮，有效降低明军的粮食供给成本，一旦脱离水利设施，农业发展极其困难，驻军粮食供给问题极为凸显，从而对明军在偏远地区的防御布设产生一定制约。

由此可见，水利建设与军事防御的关联作用处于历史的动态发展过程中，诸多不利因素的出现自然会激发消极方向的连锁反应，宁夏官员应对这种消极性发展趋势的克服手段和规避措施，成为水利建设制约军事防御的影响方式。

结 论

综上所述，在自然环境、技术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下，水利建设是宁夏平原农业发展的必要基础，农业发展作为军事防御所需的粮食、税收来源，又是巩固军事防御的经济基础。水利建设通过对农业发展的重要影响，进而成为影响宁夏军事防御的关联因素。同时，在宁夏平原军事防御需要的不断推动下，水利建设的军事属性得到强化，军事防御对水利建设的军事影响十分显著，水利设施的军事价值和战术影响也应运而生，担负兴利、绝寇的双重作用。然而，在历史的动态发展过程中，水利建设与军事防御的关联作用必然会存在消极方面，构成水利建设对军事防御的制约作用。总之，宁夏平原水利建设与军事防御存在“利害相倚”的关联效应，是明代历史演进过程中人地关系互动的历史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