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马心结与礼制安排：海昏侯刘贺墓出土车马及器物问题探微

王 刚

在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文物中，制作考究的车马器备受关注。依据有关资料，相关器物分别出土于两处，一是主墓西侧的外藏车马坑，“车马坑为真车马陪葬坑，出土实用高等级安车5辆，马匹20匹。”二是主墓甬道两侧的车马库，对其出土器物的情况，最初认为是这样的：“南侧两个车库，发现了多部偶车以及随侍木俑；甬道中发现了十分珍贵的三马双辕彩车和模型乐车，乐车上有实用的青铜錞于和建鼓，以及4件青铜铙。”①江西省博物馆编：《惊世大发现：南昌汉代海昏侯侯国考古成果展》，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18 年，第20 页、第22页。但后来经过鉴定，其中两件铙应为镯，它们与錞于，以及在甬道中新发现的一件甬钟组合在一起，“为配套使用的乐器。”②王清雷等：《海昏侯刘贺墓青铜乐器测音报告》，《音乐研究》2022年第5期。

随着刘贺墓车马资料的逐渐披露，学界也对于相关问题展开了学术考察。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大多围绕着文物保护，以及相关器物，尤其是当卢等的历史或艺术价值进行专门研究。③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蔡毓真等：《海昏侯墓车马坑出土鎏金青铜当卢铜、锡元素迁移变化研究》，《南方文物》2020年第6期；黄希等：《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车马坑出土车马器研究性保护修复》，《南方文物》2021年第6期；张红燕等：《从海昏侯墓外藏椁出土车马饰件的工艺统计看马车类型》，《南方文物》2021年第6期；宋姣、祝艳琴：《海昏侯墓出土的车马器造型艺术研究》，《艺术生活》2017年第4期；章义和、陈俏巧：《南昌西汉海昏侯墓新出土当卢初探》，《地方文化研究》2016年第3期；曹柯平、王小盾、徐长青：《海昏侯墓地符号世界：当卢纹饰研究》，《江汉考古》2018年第2期；江珊：《南昌海昏侯墓出土西汉当卢研究——以三件青铜错金当卢为例》，湖北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等。这类研究当然有其意义，但倘要进入历史文化的核心地带，在以物见史中获得新的见解，那么，一个不可绕过的层面是：礼制。质言之，汉代贵族的车马是重要礼器，①刘增贵指出：“车作为政治社会地位的象征，在汉隋之间非常重要，尤其是古代鼎彝等器失去作用之后，其重要性更为凸显。”见氏著《汉隋之间的车驾制度》，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编·秦汉卷》，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677页。要考察刘贺墓的车马随葬问题，这一层面不可或缺。但以笔者目力所及，在相关研究中，礼制问题的讨论大多散在各种片言只语之中，专题性的论文仅见2篇，②朱一、周洪：《海昏侯刘贺墓部分出土文物的礼制分析——以棺椁、随葬车马和琉璃席为对象》，载赵明、温乐平主编《畅论海昏——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五届年会海昏历史文化研究论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方良朱：《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偶乐车》，载浙江省博物馆编《东方博物》第70辑，北京：中国书店，2019年。进一步拓展和深入的空间颇大。

毫无疑问，对刘贺墓车马器问题进行专题性的考察，对于理解西汉时代的政治文化及经济社会的真实面貌，有着深入的意义及价值。与此同时，车马又是刘贺极为钟情之物。对于它们的研究，不仅可以深入到刘贺的内心世界之中，带动墓葬考古等相关问题的研究，而且还连接着刘贺立废前后的历史走向及个人心路，对于昭、宣政治和刘贺的内在心理，亦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窗口。也就是说，刘贺本具车马心结，对于车马及相关器物有着不一样的情愫。加之命运的跌宕起伏，在礼制安排之时，心路与往事往往交杂鼓荡。延此理路细加观察随葬的车马及器物，就可以发现，不管是出于刘贺的遗愿还是家人的安排，其间所透现的个人命运与礼制变化；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在在皆是，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由此，以礼制的角度，历史的眼光来展开相关研究，实为题中应有之义。下面，笔者就不揣浅陋，对此作一初步的分析。

一、从“驱驰国中”到慨口之叹：刘贺政治命运转换视角下的车马问题

刘贺墓出土的车马及其器物属于陪葬品。既然是陪葬，自然有着礼制要求，须遵从一定的规范。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与一般王侯不同，刘贺有着由王而帝；由帝而民，最后改封海昏的跌宕经历。加之随着刘贺的戴罪而殁，海昏侯国被除，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车马及器物以何种规格下葬成为饶有趣味的问题，还可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它们在刘贺生前使用过吗？如何使用？在哪里使用？为什么最后要将其随葬？由于刘贺身份变化之巨，进行何等具体的处置，牵扯着种种力量的博弈，以及往昔与现实因素的交杂纠缠。

更为重要的是，刘贺在年少之时对于驾驭车马极为痴迷。车马，不仅伴随着诸侯王刘贺度过了值得留恋的青春时光，甚至在立废前后，从七乘传赴京到在皇宫中“驱驰”游乐，既是刘贺一生的高光时刻，也是其命运转换中极为重要的图景。并经此转折，墓主最终来到车马难通的海昏侯国，郁郁地了此一生。可以说，车马及其器物是刘贺墓葬礼制安排中的难点，它们不仅是充满着温暖感的重要载体，也承载着难堪的记忆，是刘贺的一大心结所在。由此，当它们随葬之时，所寄托的意义就不是一般仪程所能限定，而应有着更为丰富的内容。也由此，对于刘贺墓出土车马及器物的考察，就不能仅作由物及物的简单讨论，对墓主个人命运及心路历程的考察，亦应纳入视野之中。

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可注意的是，当刘贺立而旋废时，很重要的借口是违背礼制，即所谓“荒淫迷惑，失帝王礼仪，乱汉制度。”其中与车马相关的“罪行”是：“驾法驾，皮轩鸾旗，驱驰北官、桂宫，弄彘斗虎。召皇太后御小马车，使官奴骑乘游戏掖庭中。”①《汉书》卷68《霍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44页、第2940页。这样的罪行是否可以成立呢？刘贺所乘法驾为天子车马，小马车为皇太后所用器物，它们皆为宫中之物。作为新皇帝，一入宫中即以此驱驰游乐，或许在观感上给人于不妥之感，但就礼制而言，似乎也不算太出格。

由此回到历史的现场，可以发现，当刘贺在内宫“车九流，驱驰东西”之际，故臣龚遂曾对昌邑相安乐说道：“今哀痛未尽”，“所为悖道”，希望安乐能对刘贺的相关举动加以规劝。②《汉书》卷89《循吏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38页。然而，细绎龚说，并非是在指责刘贺违背汉制，而是认为他“悖道”，理由在于“今哀痛未尽”。也即是，此刻尚处于昭帝丧期，应表现得有所哀痛，而不应如此兴高采烈地驱驰游乐。这种情形的发生，固然与刘贺的青春年少，喜好玩乐有关。加之昭帝并非亲生父亲，所以，虽然昭帝为先帝，但刘贺对于这位比自己稍微年长的叔辈，不仅没有什么哀痛之情，发自内心的反倒是初登皇位的新奇与欢喜。稚嫩与不成熟使刘贺失去了自控，当然也在此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在听闻龚遂之言后，安乐为什么不去加以劝谏呢？或许在他看来，这也并非什么大过。在内宫之中，皇帝驱驰是一种正常之举。至少在制度范围之内，对其还没有明确的法律限定。

但进一步的问题是，刘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呢？是以此来表达某种政治姿态吗？答案是否定的。这样的举动，应该是个人爱好的延伸。

青年时代的刘贺是车马游猎的爱好者，史载：“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对于这种“好游猎，驱驰国中，动作亡节”以及“驰骋不止”的行为，昌邑中尉王吉曾加以力谏，并获得了刘贺的“敬礼”，刘贺还为此表彰道：“中尉甚忠，数辅吾过。”然而，由于青年人的自控力不够，最终结果是“其后复放从（纵）自若。”③《汉书》卷72《王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058-3061页。

不仅如此，当汉廷以七乘传征召刘贺入京即位之时，“夜漏未尽一刻，以火发书。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④《汉书》卷63《武五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64页。根据这段材料，王子今推算，“乘车的车速可以达到每小时45 至67.5 里”，“驰车速度可以超过骑者。”⑤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0页。后来根据道路及尺度的实际情形，王氏又提出了几种不同的数据，⑥参见王子今：《刘贺昌邑—长安行程考》，载赵明、温乐平主编《畅论海昏——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五届年会海昏历史文化研究论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34-235页。但车马速度之快以及御术之高超，是确凿无疑的事实。须知刘贺入京的随从有200多人，这还不包括中途裁撤的50多人，昌邑王国车马之盛、之精良由此可见一斑。

结合本论题，可注意的是，虽说刘贺因“驱驰国中”受到儒臣的劝谏，但那属于“动作亡节”，并非实在的违制。如果刘贺在车马问题上的“放纵”行为与礼制要求相差甚远，他在继承皇位时，就将失去合法性，至少受到汉廷巨大的非议，不可能这么顺利地入朝。笔者曾经指出，霍光立刘贺为帝，与其年轻不更事有着巨大关系，为了继续控制朝政，霍光不希望有一位成熟有实力的皇帝。⑦关于这一问题，可参看拙文：《身体与政治：南昌海昏侯墓器物所见刘贺废立及命运问题蠡测》，《史林》2016年第4期；拙文：《宗庙与刘贺政治命运探微》，《人文杂志》2017年第8期。或许当初立刘贺之时，这种“驱驰”反倒是霍光所看重的一面，是刘贺得以即位的加分项。所以，入京的车马虽然繁盛，但未闻汉廷的劝谏之声，至于皇宫中车马游乐，或许正如王子今所指出的：“似乎是将‘驰骋’或说‘驱驰国中’的贵族游戏提升到更高的皇家消费等级了。”①王子今：《刘贺昌邑—长安行程考》，载赵明、温乐平主编《畅论海昏——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五届年会海昏历史文化研究论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37页。综合来看，以上种种本不足于构成霍光集团态度上的巨大转换，从而对刘贺立而旋废。也就是说，所谓的违制、违礼并非是被废主因，而只是为了使刘贺下台而罗织的罪名。

但是，当罪名成立之后，罢黜帝位的刘贺转眼间已物是人非，车马问题随之成为一个微妙的存在。

查考史籍，刘贺被废之后回到了昌邑王国，在长达十年有余的时间里，被软禁于当年的王宫之中。史载：“闭大门，开小门，廉吏二人为领钱物市买，朝内食物，它不得出入。督盗一人别主徼循，察往来者。以王家钱取卒，迾宫清中备盗贼。”②《汉书》卷63《武五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67页。在荒草丛生的故王宫，刘贺成为身患“风痺疾”的病夫，也即所谓“疾痿”。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要与当年一样再去驱驰车马，自然是不可能之事，刘贺的病情，与禁足于此或许就有着某种关联，是重要的致病之因。③关于这一问题，可参看拙文：《身体与政治：南昌海昏侯墓器物所见刘贺废立及命运问题蠡测》，《史林》2016年第4期。

十余年后，获得解禁的刘贺成为新的海昏侯，更重要的是，他不再被软禁于王宫，看起来，他自由了。此刻，刘贺能像以往那样再一次“驱驰国中”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

查核史籍，刘贺被废时，皇太后曾下令“故王家财物皆与贺。”④《汉书》卷63《武五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65页。作为列侯的刘贺随葬品如此之丰富，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昌邑王时期的物品被带入了海昏。此点已为出土文物所证明，无须赘述。由本论题出发，需要提问的是，既然昌邑王国有着车马之盛，刘贺是否将其悉数带入了海昏呢？受限于材料，现在已无法复原全部的事实。但由刘贺墓出土的诸多车马及器物，可以证明的是，刘贺在海昏应该有着驾驭车马的权力及事实，这些车马器物应大多来自于昌邑王国。关于这一问题，后面还会进一步展开，现在要解答的问题是，刘贺不再能恢复当年的车马之盛，从而重现当年“驱驰国中”的原因何在。

揆之于史，不管刘贺带了多少车马及器物进入海昏，也不管他如何钟爱这些物品，有两大外在要素制约着车马器物的使用。

一是身体条件。作为病夫，刘贺想一如当年“驱驰国中”，那是不可想象的。

二是环境的制约。与昌邑王国及京师长安不同，海昏侯国地处鄱阳湖畔，江南大片的水域环绕其间，这里的交通工具以舟船为主。尤其是在魏晋之前，江南一带未获得大开发，道路整治没有大规模展开，车马驰骋在此必然极受限制。由此，不要说刘贺，就是普通的北方人，惯于车马驱驰之后，进入此地，因交通方式的转换，皆会感到不便。在三国时代，著名的赤壁之战发生时，孙、刘联军敢于抗衡曹操大军，地理上的底气所在，就是此地的舟楫之用成为北方大军的短板，诚如周瑜所言：“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①《三国志》卷54《吴书·周瑜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61页。

山川之变，影响着刘贺的出行。车马之盛只能在昌邑王国起作用，在海昏侯国，它们难有用武之地。不仅如此，刘贺入居此地，大水围城，可谓形同禁锢。

《水经注》卷三九《赣水》载：

又有缭水入焉。其水导源建昌县，汉元帝永光二年，分海昏立。缭水东径新吴县，汉中平中立。缭水又迳海昏县，王莽更名“宜生”，谓之“上缭水”，又谓之“海昏江”，分为二水。县东津上有亭，为济渡之要。其水东北径昌邑城而东出豫章大江，谓之“慨口”。昔汉昌邑王之封海昏也，每乘流东望，辄愤慨而还。世因名焉。②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订：《水经注校订》，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922页。

所谓的“慨口”，是否因刘贺之叹而得名，非本论题所关注。但这一名称所折射的地理状况，形象地反映了刘贺的微妙处境。从特定视角来看，较之此前被禁锢于昌邑王宫，海昏侯国不过是扩大了的幽禁之地。这样的情形得以发生，当然不是偶然，而应该是汉廷的有意安排，以天然形胜控制住刘贺是核心要义所在。刘贺之叹是否发生虽不可考，但其内在的忧愤是可以想见的。

有了这样的安排，当然也就限制住了刘贺的车马驰骋。更重要的是，它还带着某种政治的暗示。也即是，安分守己地待在水边。如果刘贺不甘心于此，在海昏侯国城内大肆“驱驰”，则无疑有着示威和不满的意蕴。智力稍微正常者，都将收敛此种行为。更何况，刘贺入居海昏之后，以避祸为基本态度。在出土的孔子衣镜中，刘贺明确表示：“修容侍侧兮辟非常”③王意乐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此后在海昏的日子里，总的来说，刘贺小心谨慎，但最终还是因为一次私人谈话，而遭到削户之惩，最终抱憾而终。④《汉书》卷63《武五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69-2770页。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要谨守礼制，以深自抑损为常态。在这样的情势下，当年在昌邑的车马即便悉数运至海昏，也不过是用来满足一般的车乘需要，由于为帝、为王的经历，在沿用旧物时或许会有某些身份性的突破，但绝不可能招摇过市。或许它们大部分就存于库房，成为刘贺流连追忆的物事。

在这样的心态下，随葬的车马及器物就不会只反映着列侯的规格，它们应包容着此前为帝、为王时代的若干内容，在生前难以实现的梦想，也或许会通过地下的陪殉加以曲折展现。这些车马器物可延展至昌邑王时代，成为刘贺及其家族抒发忧愤的载体。

二、车马器物的性质、来源及相关问题

众所周知，刘贺墓中的车马及器物属于陪葬品。但倘细加分析，接下来的问题则是，它们属于什么性质的陪葬品？有哪些类型呢？又是如何来到海昏侯国，直至随葬于地下的呢？对于这些相关问题展开有针对性的解读，有助于出入器物之间，对其所蕴涵的历史文化问题获得进一步的理解。

由前已知，相关车马及器物出土于两处，一是车马坑；二是主墓甬道两侧的车马库。其中，前者为真车马，作为生前的实用器，依据“事死如事生”的原则入葬于地下。而后者的主体——偶车马是专为陪葬而制作的明器，与之配套的金、鼓则是实用器。也就是说，两处器物的性质有所不同，一是车马坑中的生器；另一类虽有生前实物加以匹配，但总的来说为明器性质。明器问题可先置而勿论，在此所聚焦的问题是：那些在刘贺生前所拥有的车马器物属于什么性质？来源于何处呢？在笔者看来，它们应该是刘贺的私人物品，来自于昌邑王国。它们随葬于地下，一方面反映了刘贺生前用具的真实面貌，另一方面，故王与今侯的身份重叠，也造成了礼制层面的某些冲突与包容。不了解这些，在进行必要的研判时，就会造成困扰，甚至是误判。下面，来进行具体的分析。

循着以上的问题意识来再审车马坑的随葬状况时，可以注意到如下的现象，

一是：随葬的5 辆木质彩绘车，都是生活中实用的高等级安车。陪葬的20匹马，都是宰杀后完整埋入的，骨架已经腐朽成泥。马车在埋入的时候经过了拆解，被拆卸下的车马器装入彩绘髹漆木箱内，放置在椁底板上。

二是：制作极其考究，器物上错金银、包金、鎏金等工艺复杂，与《后汉书·舆服志》所载“龙首衔轭”、皇太子、皇子所乘“朱班轮，青盖，金华蚤，黑虡文，画轓文辀，金涂五末”的“王青盖车”相似。①江西省博物馆编：《惊世大发现：南昌汉代海昏侯侯国考古成果展》，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18 年，第60 页、第61页。

将这两种现象加以综合考察，可以确认，随葬车马及器物的确是刘贺生前所用实物，而且来自于昌邑王国。理由在于：

1.现象一所反映的是葬俗中的拆车葬，它的核心寓意是，将生器的功能加以消解，完成它在世间的最后任务，从而随侍主人于地下。

关于拆车葬问题，练春海有过专门的研究，他认为，这一“在西汉中期已经进入尾声”的葬俗在先秦时期已经产生，在北方地区具有“悠久的传统”。“拆车”的思想源头有可能是“生器文而不功”。也即是，当生器随葬之后，其在世间的作用已经完成，在消除其原有的实际功用的同时，凸显丧葬礼仪的一面。不仅随葬真车马如此，沿此思路，甚至在汉代图像中亦可见所谓的“无轮”之车，所反映的正是与拆车葬的关联。在练氏看来，“‘无轮’也可视为‘拆去了轮’，是对拆车葬礼仪的图像式继承。”②练春海：《汉代车马形像研究——以御礼为中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0-165页。当刘贺下葬时，其家族沿用这一葬俗，一方面是对北方传统的延承；另一方面，在对车马功能的消解中，或许还有着别样的心境与态度。

笔者注意到，在巨野红土山西汉墓中，随葬车马有“木车一辆、生马四匹和大量铜车马饰。”③山东省菏泽地区汉墓发掘小组：《巨野红土山西汉墓》，《考古学报》1983年第4期。此墓地处汉代昌邑王国一带，根据性质和规模，学界一般认为，这很可能是第一代昌邑王——刘贺父亲刘髆的墓地。虽然它们都是真车马陪葬，但较之刘贺墓的随葬物，此墓中的陪葬数量及质量都不可并论。那么，何以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

就生器的价值功用而言，除了陪葬，遗留子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选择。相较之下，红土山汉墓的“寒酸”或许就有这样的考量，也即是，多留些给在世的亲人。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海昏侯国迷茫的未来与昌邑王国尚有期待不可同日而语。刘贺死后不久，两个可以接位的儿子接连去世，汉廷由此废去了海昏侯国，根据现有的资料及研究，“当年刘贺父子葬仪中，是先行葬埋了刘贺两子，然后再埋葬刘贺的。”①张仲立：《海昏侯刘贺墓园五号墓初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年第4期。由于无人接续爵位，倘严格按照礼制要求，列侯以上的车马及器物无人再有使用资格。毫无疑问，当给刘贺最后下葬时，国除子亡，几乎看不到希望，处在极为绝望的氛围之下。再说刘贺的车马故事中所留存的并非是赫赫往事，而有着屈辱不堪的过去。既然这样，他的家人们又何必大量地留存它们呢？将这些作为伤心载体的车马及器物大量随葬于地下，也就不难理解了。

2.这些车马器物的精美及品级，不是海昏侯这一级别所应拥有的。研究者认为，这些器物与皇子所乘车马有相似性，而我们则以为，这种品级的器物，应是在刘贺为昌邑王时代所具。就当时的政治情形来看，刘贺虽位居列侯，但依然有着罪人的标签，甚至参与宗庙之礼的资格都被排除。②关于这一问题，可参看拙文：《宗庙与刘贺政治命运探微》，《人文杂志》2017年第8期。由此而观，这些器物不可能是在刘贺成为海昏侯时所制作或赐予，只能是由昌邑带来。也由此，我们注意到了信立祥的一个分析：

“这批车马文物，可分为实用车马和偶车马两类。实用车马出土于外藏椁，共有五车二十匹马，应皆为驷马安车。同出的3000余件车马铜饰件，相当一部分有华丽的错金银图像，其精美豪华令人叹为观止，远远超过富平侯张安世墓所出的同类器物。可以断言，这种贵族专用的高等级用车，肯定是刘贺为昌邑王时所使用的。”③信立祥：《西汉废帝、海昏侯刘贺墓考古发掘的价值及意义略论》，《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信氏所论，其基本依据是，器物的精美不符合海昏侯的身份，而只能匹配昌邑王的规格。这样的推断是可以信服的。但倘深入于刘贺家族的心态之中，又可以发现的是，将当年念兹在兹的车马及器物随葬于地下，并以拆车葬加以执行时，或许也是对昌邑王时代及刘贺梦想的一个消解。

前已论及，因海昏侯身份及政治限制的存在，可以推断的是，相关器物不可能产自于海昏本地，而应该是“为昌邑王时所使用”。加之江南少有良马，联系到当年昌邑的车马之盛，与相关器物一样，马匹很可能也都是由昌邑转运而来。但前又论及，不仅因身份所限，以身体及地理状况而言，并不适合刘贺在此驱驰车马。那么，刘贺何以要将它们转运至大泽之畔呢？除了钟情和留恋的情感因素之外，很重要的一条乃在于，他希望这些故物可以在日后派上用场。

但这些精美的车马器物在海昏侯国具体如何使用呢？是经常使用，还是锁在大库之中？使用频率有多高？这些细节都不得而知。尤为重要的是，如果依据严格的礼法，作为列侯，使用这些器物似乎还颇有些僭越之嫌。在这样的思路下，有学者在对汉代相关墓葬情况作分析比较之后，认为：“比较以上考古成果，刘贺墓的车马具装饰级别也更与诸侯王的规格相符，明显超过列侯。”“海昏侯刘贺在丧葬仪节的关键之处还是谨守礼制的，如棺椁的数量和敛服；但是在有操作空间之处如车马饰，则有逾制之举。这说明刘贺一方面还是在顽强地表现曾经的天子荣耀。”④朱一、周洪：《海昏侯刘贺墓部分出土文物的礼制分析——以棺椁、随葬车马和琉璃席为对象》，载赵明、温乐平主编《畅论海昏——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五届年会海昏历史文化研究论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02页、第310页。“与诸侯王的规格相符”云云，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些器物真的“逾制”了吗？如果真的这样，它们何以会存在“有操作空间之处”呢？难道棺椁、敛服等就不可以挤占出“操作空间”吗？如果认为棺椁、敛服等联结着“关键之处”，难道车马及器物就不关键吗？

事实上，车马及器物也是礼制的关键依托。只不过当它们延伸到生前之礼的范畴时，与棺椁、敛服等限定在列侯的礼法系统中不同的是，车马器物的制度安排可由列侯突破至诸侯王的规格。也就是说，在刘贺的礼制安排中，尤其是在礼器的具体使用中有两种类型，一是成为海昏侯之后，所制作使用的匹配礼器，它们当然属于列侯一级的物品。二是延承诸侯王时代的礼器，在使用中“王气”依然，与现有身份之间有着某种距离。以这样的思路来加以观察，可以说的是，礼制并不都是硬性指标，它也有软性之处。如果说这里面存在操作空间的话，操作空间本身其实也是礼制精神的一部分。落实到本论题则是，刘贺“故王”的身份为其提供了继续使用“故物”的便利及权利，这的确不是常态下的情形，但严格说起来，它并不逾制违礼。

由前已知，当刘贺被废时，皇太后曾下令“故王家财物皆与贺。”①《汉书》卷63《武五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65页。这是刘贺拥有大量财物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他的很多金银财宝都是当年昌邑王时代的留存，甚至可能还有一些他父亲留下的财富，对于这些物品的拥有，使其财气十足。不要说作为列侯的刘贺，就是在封侯之前，作为平民的他都依然享有当年诸侯王所有的种种物权。质言之，在刘贺的种种身份中，诸侯王是不可忽略的一面。因为它的存在，在废黜之后，无论为民还是为侯，刘贺可凭借“故王”的身份拥有和使用“故物”，相应的礼器由此就属于可享用范围。落实于本论题中，车马器是礼器的一种，作为“故王”之物被带入了海昏，根据曾经的“故王”资历及朝廷的特许，刘贺可以使用它们。倘仅仅停留于僭越层面去作单线观察，就会失之于简单。

但进一步的问题是，这毕竟属于非常态的情形，多多少少有些名不正而言不顺。而且如果一直使用这种规格的车马器物，也容易招来猜忌及祸患，对于力求避祸的刘贺来说，在使用这些车马器物时，必然处在尴尬和谨慎的状态之下。

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可注意的是，在刘贺墓中出土了一枚“海”字铜印，相较其他印章，它明显大了不少，无论是形制、印文还是印纽，与一般汉代官印很不一样。后晓荣敏锐地发现，“‘海’字印不是一般的汉代官印”，而是“一枚西汉烙马印。”他进一步指出：“汉代烙马印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往往冠有地名或全称或省称。这枚‘海’字印中‘海’字实际为‘海昏’省称，就是一枚典型的省称印章。”“海昏侯生前养马不少，‘海’字印实为海昏侯实施马政管理之物。”②后晓荣：《海昏侯墓出土文物研究三则》，载江西师范大学海昏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编《纵论海昏——“南昌海昏侯墓发掘暨秦汉区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121-123页。

对于这一结论，笔者表示赞同。但需要补充的是，烙马印在省称中，往往会保留完整的地名，而且还往往会将马厩或官名补上。③关于这一问题，可参看王裕昌、宋琪：《汉代的马政与养马高峰》，《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6期。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著名的汉代王侯烙马印——“灵丘骑马”印。陈直曾作过这样的分析：

灵丘骑马《雪堂藏古器物簿》金二，十一页。“原物系烙印，按灵丘属代郡，骑马令属太仆，可能系文帝为代王时，或赵隐王赵幽王所置骑马令烙印之物。因文帝封代王，疆域的范围不详，灵丘在战国时属于赵地。以上封泥及印文，皆王国自置的属官。”①陈直：《汉代的马政》，氏著：《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26-327页。

由上可知，“灵丘骑马”印也是烙马印，但名称较完整，可以看出属地与属官。在昌邑王时代，应有着类似的情形。也即是，在昌邑王国应该有负责马政的官员，也一定会有相关的烙马印。但这些器物都没有在刘贺墓中出现。它们是没有带入海昏，还是被刘贺所丢弃，现在已不得而知。但由“海”字印可以知道的是，刘贺重制了印章，以作为马政管理之物。由此还可以知道的是，虽然车马及器物可以转运而来，但在马政管理方面应该进行了重建，原有的规格及人员应该不再至少不能全盘保留。

甚至笔者怀疑，海昏可能没有官家性质的马厩及马官。一则这里的地理条件不适合养马，像北方那样大量设置马厩及管理人员，不太符合实际。二则，更重要的是，既未见官方烙马印，“海”字印亦与官印不相符合，这其实乃是一枚私印。也即是，刘贺在对自己的私人马匹做管理时，以此印为依凭。进一步言之，这些马匹及器物乃是作为故王之物转运而来，但就海昏侯的身份而言，并不具有匹配诸侯王品级的官方管理机构及人员。对于这些车马及器物，刘贺应该是以私人财物的性质来加以管理和处置。由此，烙马印呈现私人性质。②吴方浪也认为“海”字印为私印。但由于认定汉代的烙马印皆为官方印信，由此在否定后晓荣主张的基础上提出：“退一步讲，如为海昏侯管理马政之物，作为日常行政管理印信为何不留给下一代海昏侯继续行马政使用，而是选择随葬于第一代海昏侯刘贺墓中。”（氏著：《南昌海昏侯墓出土“海”字铜印考释》，《文博》2019年第1期）然而，故王之物的特殊性，使得刘贺能够以私印来进行马政管理，这是一种特例。

而且，需要进一步注意的是，印章简单到只有一个字，或许反映着刘贺对于海昏侯身份的不认可。对于刘贺来说，他的梦想是“南藩”身份，海昏侯只是一个过渡，在此地成为豫章王，才是最终的梦想。③关于这一问题，可参看拙文：《宗庙与刘贺政治命运探微》，《人文杂志》2017年第8期。从这一视角来看，这些车马器物终究不是海昏侯所应有的用具，它们是为豫章王隆重登场而进行的准备。待到那时，礼法尴尬得以消解，才算在名正言顺中完成了人生之梦。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我们就能理解“海”字烙马印的特异。它后面所呈现的，应该是刘贺的政治期待。然而，历史不仅没有给刘贺这个机会，甚至最后削户受责，直至身亡国除。当刘贺下葬之时，以拆车葬的形式加以处理，就不仅是对于生器的功能消解，也是诸侯王之梦的彻底消解。破碎的希望及绝望的心境，伴随着车马及其器物的下葬，从官家之物到私人器物，从昌邑到海昏，掩埋了荣光和辛酸，也尘封了一段历史……

三、“安车驷马”与“五马”问题

依据多年的考古成果及发掘资料，对于西汉的车马陪葬问题，学界一般认为：1.“从目前所发掘的墓看，只有诸侯王一级的才有大型实用真车马，列侯以下未见。可见真车马的殉葬体现了诸侯王的身份等级。”2.“西汉诸侯王墓基本以殉葬3 辆车马为定制。”④高崇文：《西汉诸侯王墓车马殉葬制度探讨》，《文物》1992年第2期。但刘贺墓的情形打破了以上两个结论。前已论及，刘贺墓葬中的车马器物来自于昌邑王国，属于诸侯王规格。但因刘贺特殊的身份，这种对于列侯规制的突破，可视为合规的变例。白云翔在细审相关车马器物之后，也明确提出：

制作极其考究，与《续汉书·舆服志》所载“皇太子、皇子皆安车，朱班轮，青盖，金华蚤，黑虡文，画轓文辀，金涂五末。皇子为王，赐以乘之，故曰王青盖车”中的“王青盖车”相似。看来，刘贺是把他做昌邑王时的车马用来陪葬了。①白云翔：《西汉王侯陵墓考古视野下海昏侯刘贺墓的观察》，《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然而，进一步的问题是，昌邑王时代车马繁盛，绝非只有这些物品。那么，车马坑中的随葬品是出于何种目的而被挑选出来的呢？它们具体属于何种性质的车马呢？又何以随葬了5辆呢？白云翔认为，由于刘贺曲折的经历及悲剧性的结局，临终前无疑充满了愤懑、忧郁、无助、无望之心。也正是这样的心结，加之刘贺死后朝中大臣“皆以为不宜为立嗣，国除”，使得刘贺去世后埋葬之时，将其生前所有几乎全部进行陪葬，随他而去。车马钟鼓如此，金银财宝如此，奏章副本等统统如此。②白云翔：《西汉王侯陵墓考古视野下海昏侯刘贺墓的观察》，《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这样的分析在大体上可以成立。但落实到本论题，有些细部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讨论。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几乎全部进行陪葬”，不代表刘贺的所有物品都随葬于地下，其间有着一定的挑选空间。而且由前可知的是，在车马坑中“出土实用高等级安车5辆，马匹20匹。”刘贺不可能只有20匹马，也不可能拥有的车型如此统一规整——5辆实用高等级安车。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车马配置，正好是一车四马，即所谓“安车驷马”。笔者以为，这属于当时的一种车制安排。这一安排，也即所谓“五马”出行——以五辆“安车驷马”构成一组系列。

所谓安车，为坐乘之车，或因其行进中安稳之故，被称之为安车。③《汉书·霍光传》载：“韦絮荐轮。”颜注引晋灼曰：“御辈以韦缘轮，著之以絮。”并进一步解释道：“取其行安，不动摇也。”使车安稳而行，是当时的重要考量。《礼记·曲礼上》载，当臣下年岁大了之后，君主“则必赐之几杖，行役以妇人。适四方，乘安车。”郑玄注曰：“安车，所以养身体也。”又曰：“安车，坐乘，若今小车。”清儒孙希旦亦云：“小车也，亦老人所宜然，此养老之具。”④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5页。但沿着郑玄的解释系统，将安车等同于小车，或许只是先秦时代的事情。在西汉，除了包括刘贺墓在内的出土实物可以对其形成反证，与本论题相关的一个文本证据是，“安车驷马”是汉廷的重要赏赐物。例如，仅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下》，在昭、宣时代以来，朝廷对于致仕官员的“安车驷马”之赐就有10 次。但孙机指出：“汉代的小车并不驾四匹马。”也就是说，作为当时的一个标配，四匹马的“驷马”所匹配的是大车。由此，西汉时代的安车并非就是小车，更多的或许还是高大的，配以四匹马的车型。不仅如此，这种“安车驷马”更代表着身份与品级。孙机进一步指出，在孝堂山石祠所刻的出行图中，榜题所谓的“大王车”，“是自图像中见到的汉代最豪华之车”，“应为诸侯王所乘之安车。”⑤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1页、第114页。而现在实物对应的“大王车”，则是刘贺墓车马坑所见之物了。也就是说，“安车驷马”是体现诸侯王身份的重要载体。

但刘贺墓出现“安车驷马”，不仅仅是为了凸显曾经的诸侯王身份，或许更出于现实的选择，以及“循礼”的政治要求。考察刘贺的过往，此种车型并非其年少时所惯乘。因为当刘贺驰骋于昌邑王国时，臣下曾有这样的劝谏：

身劳乎车舆；朝则冒雾露，昼则被尘埃，夏则为大暑之所暴炙，冬则为风寒之所偃薄。数以耎脆之玉体犯勤劳之烦毒，非所以全寿命之宗也，又非所以进仁义之隆也。①《汉书》卷72《王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059页。

在这番话中，固然包含着礼制层面的规劝，希望刘贺的行为更符合诸侯王的身份，并为许多年后“修容侍侧兮辟非常”提供了历史的教训。但就本论题出发，更值得注意的是“驰骋不止”所带来的身体伤害。前已论及，刘贺患有“风痺疾”，致病之主因，固然在于政治的禁锢及身外环境的恶化，但年少时的“驰骋不止”是否也是早期病因之一呢？对于这样的问题，罹疾之后的刘贺不可能不做出某种反思。

由此来考察安车的功能，可以发现，安车之“安”，不仅仅在于安稳，还有着抵御风寒的作用。《盐铁论·取下》曰：“衣轻暖，被英裘，处温室，载安车，不知乘边城，飘胡、代、乡清风之危寒也。”②桓宽撰集，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63页。质言之，保暖御寒是其重要功能。这一功能，正契合着海昏时代刘贺的身体状况。相较之下，由“朝则冒雾露，昼则被尘埃”云云，可以推知，刘贺在昌邑所乘之车，绝不是那种既安稳，且御风寒的安车。它们速度快，十分拉风，很是符合年轻人的个性。然而，事过境移之后，刘贺早就不是那个可以“冒雾露”“被尘埃”，飞扬青春于疾风快马中的少年王，他是一名需要安养的病夫。

也就是说，来到海昏之后，防范病情的进一步加剧成为极为严峻的问题。如果还像年少时那样“驱驰国中”，且不说在海昏侯国行车不便，在潮湿的环境中，“为风寒之所偃薄”的风险也是难以承受的。年少时能尽情驱驰，那时可以将“非所以全寿命之宗也”不放在心上，但海昏侯国的病夫，岂能受得了此种折腾？更何况，通过“修容侍侧”以低调避祸，是当时的言行方针。用诸侯王车马之物、车马之礼，虽然有着制度及政治的许可空间，也是刘贺的心结所在，但毕竟其间还有着种种冲突和尴尬，现在倘再驾驶着快马之车，于身体；于礼制方面的避祸，有百害而无一利。

总之，综合以上的各种要素，可以肯定的是，以“安车驷马”缓缓出行，而不是快马疾驰，当成为刘贺在海昏侯国的常态。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刘贺墓为什么不以3 车加以随葬呢？在论及3车随葬的这一“规律”时，甚至有学者还特意对刘贺所在的宣帝时代加以强调：“皆殉葬3辆车，尤其是宣、元时期的诸侯王墓无一例外。”③高崇文：《西汉诸侯王墓车马殉葬制度探讨》，《文物》1992年第2期。由此而论，刘贺墓葬的情形会是一个特例吗？

以3 车随葬的事实多有出现，当然值得高度重视。但另一面的事实是，除了刘贺墓之外，红土山汉墓以1车随葬，文帝时代的临淄齐王墓以4车，武帝时代的满城汉墓以6车、4车随葬，3车随葬从来就没有一统天下。限于材料，3车随葬是否为当时的基本规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由本论题出发，更需要注意的是，3 车随葬时，车型往往并不统一。刘尊志说：“车马器方面，西汉早中期的车马器组合较为复杂，特别是在早期偏晚至中期偏早阶段达到鼎盛，一墓之内有多种类型的同一车马器。”④刘尊志：《西汉诸侯王墓陪葬车马及相关问题探讨》，《华夏考古》2013年第4期。在这样的事实基础上，对于3车随葬的原因，学界往往认为：“西汉诸侯王墓中的3车多是精粗不同、所配马匹多寡各异，反映了3车有主次之分，与先秦乘、道、槁3车的情况大体相似。”⑤高崇文：《西汉诸侯王墓车马殉葬制度探讨》，《文物》1992年第2期。

但这样的功能划分，不符合刘贺墓的情形。与所谓的“乘、道、槁3车”不同的是，随葬车马坑中都是统一的驷马安车，当这样的车制出现时，展现的是出行时的状况。也就是说，因目标及功能的差异，刘贺墓无须遵循3车的葬俗。更重要的是，当这样的一支车队出行时，“五马”，即5辆马车往往是重要的独立单位。

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由诗歌《陌上桑》所云的“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为切入口，来进行讨论。作为乐府名篇，中国人对于《陌上桑》大多耳熟能详。但是，为什么使君是“五马”呢？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使君”为高级别的刺史，他所乘坐的是五匹马所驾驭之车，与六马驾驭的帝王车驾稍有区别。但问题是，无论是文献还是实物，皇帝以下的诸侯王等往往是以四马来驾车，也即所谓“驷马”。五匹马所驾的马车，并没有礼制及实物材料的佐证。阎步克经过深入研究，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诗歌主角实际上是一个带有出使任务的小官吏，反映的是小人得志的嘴脸，也即是：这个“五马”非必“一车之马”，更可能是“一队之马”；基于汉代使者制度和传车制度，那位“使君”不妨推定为谒者、郎官或掾史之类的低级使者，即秩级三百石上下的官吏；不管其车队如何构成，不管有几辆车、几名骑从，总之一共五马。①阎步克：《乐府诗〈陌上桑〉中的“使君”与“五马”——兼论两汉南北朝车驾等级制的若干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年第2期。阎氏所论理据充沛，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在阎说的基础上，可以发现的是，刘贺墓的情形正与“五马”之论相映证。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陌上桑》的主角作为低级官吏可以趾高气扬，乃在于“五马”是一种高规格的车制，我们以为，它就是“安车驷马”之制。依据有关学者的研究，这种“安车驷马”的驾乘者主要有五类，1.封王；2.封公、列侯；3.二千石以上大吏；4.受到特殊礼遇的长者与贤者；5.使者安车。②李强：《安车与车舆制度》，《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6年第1期。前四类身份高贵，而使者无此身份，不过是因为衔王命而得以附骥其间，这正与《陌上桑》“使君”云云的讥讽语境相契合。

而且，车制以5为单位，本就具有悠久传统。按照礼典，先秦时代王车有所谓“五路”之制，汉代沿袭和发展这一传统，还有着所谓的“五时车，安、立皆如之，各如方色，马亦如之”的规定。③《续汉志·舆服上》，《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644页。依据这样的记载，安车中有所谓的五时车，也即五色车，按照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的颜色——青、白、赤、黑、黄来对应5乘车马。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我们注意到，车马坑的器物在颜色上也有着一定讲究，研究者指出：“海昏侯墓外藏椁出土车马饰件虽然都叠压混杂在一起，但是根据已有的同一辆车是同一种装饰工艺的现象，初步推测海昏侯墓外藏椁中应有一辆错金银工艺马车，有一辆黄色通体鎏金马车，有一辆白色通体鎏金银合金马车，有一辆是银质马车。也可能还有双色鎏金和缝隙鎏金工艺的马车。”④张红燕等：《从海昏侯墓外藏椁出土车马饰件的工艺统计看马车类型》，《南方文物》2021年第6期。这样的色彩配套是否有着一定的内在要求，并与“五色”有关，因材料所限，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五车或五马之制的存在，应是不争的事实，是值得重视的一个车制现象。

四、偶乐车及相关问题

与车马坑中的实用器不同，在刘贺墓室中，还出土了明器性质的偶车马。

信立祥指出：“偶车马分为偶轺车和偶乐车。”“轺车是一种级别较低的立乘小车，驾一马，可以个人拥有，在高官贵族的车马出行队列中只能作为导车和从车使用。两辆乐车中，一辆为载有实用建鼓的鼓车，另一辆为载有实用铜錞于和铜编铙的金车。”①信立祥：《西汉废帝、海昏侯刘贺墓考古发掘的价值及意义略论》，《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根据这些材料，有学者将刘贺墓的车马文物分为三类，一是车马坑中的实用车马器，第二类是偶轺车及相配套的随侍木俑，“推测此处的轺车应为刘贺出行的导车或从车，随侍木俑应象征着随行人员。”第三类则是两辆偶乐车，属于珍贵的三马双辕彩车和模型乐车。②方良朱：《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偶乐车》，浙江省博物馆编：《东方博物》第70辑，第81-82页。

车马坑的问题在前面已经作了讨论。当聚焦于偶车马问题时，可以发现的是，对于偶轺车的争议不大，但对于偶乐车问题，则往往见仁见智，后面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那么，偶乐车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器物呢？为什么会随葬于地下？有哪些相关问题呢？

《周礼·地官·鼓人》载：“以金錞和鼓。”郑玄注：“錞，錞于也。”《淮南子·兵略训》曰：“两军相当，鼓錞相望。”《广雅》则曰：“以金铙止鼓。”根据这样的文本，结合出土情形，信立祥认为：先秦时期，鼓与錞于、编铙相配，用于军旅中，在行军作战时，指挥军队进退，属于军礼乐器。击鼓进军，击錞于和编铙止鼓退军。刘贺将这种军礼乐车用于出行，显然是借用了军礼。刘贺墓出土的这些车马文物组合起来，就构成了一套完整的西汉王侯贵族的出行车队:王侯乘坐的主车即驷马安车居中，最前面以数辆轺车为导车，导车之后、主车之前为鼓车和金车，主车之后为以数辆轺车为从车。击鼓则车行，击錞于和编铙则车停。当然，实际的西汉王侯车马出行队列要复杂得多，还要加上等级较高的属官的属车和大量的骑卒及步卒。③信立祥：《西汉废帝、海昏侯刘贺墓考古发掘的价值及意义略论》，《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接续这一观点，方良朱肯定了偶乐车为“出行的军礼乐车”之性质，进而认为：“这两辆偶乐车实际上代表着先秦兵车‘王之五路’中用于军事指挥的革路。”并据此引申道：“革路随葬，应该有着特别的意义。一方面，它象征着使用者身份的尊贵。另一方面，将本用于军事指挥中的革路随葬，似暗示着废帝刘贺后半生始终郁郁不得志，希望在另一个世界称王称霸、征伐四方的心愿。”④方良朱：《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偶乐车》，浙江省博物馆编：《东方博物》第70辑，第81页、第82页。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如果深入于刘贺当时的处境，再结合相关出土文物细加详考，可以发现的是，这样的结论不易成立。偶乐车的关键所在是乐，或者说，它们是表现王者之乐的载体。金鼓固然可以和军礼发生若干联系，但落实于刘贺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它们不仅不能是，至少核心所在，不能指向于军礼。因为刘贺的特殊身份，与军事相关者乃是政治禁忌所在，在墓葬时是需要加以提防和回避的要素。至于说“称王称霸、征伐四方”云云，则不仅是极为忌惮之念，倘真如是，那简直是不将朝廷放在眼里了。

回到历史的现场，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刘贺作为曾经的帝王，废居于海昏侯国，身边都是监临的耳目。因为这样的缘故，一言不慎，就被削户受惩，最终郁郁而终。在刘贺墓出土的《海昏侯国除诏书》中，汉廷对“饮酒醉歌”以及鼓瑟都严加切责，将其作为“无恐惧之心”，“不悔过自责”的罪状。①杨博：《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海昏侯国除诏书〉》，《文物》2021年第12期。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刘贺的家人应该是惶惶不安的。怎么会，又怎么敢突显军事方面的元素呢？难道刘贺的家人们要挑战汉廷权威，置自己于死地吗？即便如此憨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汉廷也不可能让他们得其所欲。可注意的是，在其他诸侯王的随葬车马中，往往还有着各种武器，以及狩猎的猎犬等。例如，“从刘胜墓的6 辆车可以看出，基本是其生前出门的乘舆狩猎或征战用的车，车上配弩机、承弓器、配刀等武器。车随从大批狩猎用犬，犬也佩戴络头衔镰、颈牵铁索随车前后十分壮观。”②郑滦明：《西汉诸侯王墓所见的车马殉葬制度》，《考古》2002年第1期。“六号车旁3 匹马中2 匹可能为战马，另外1匹及其他车旁的马则基本为牵引挽乘的畜力。”③刘尊志：《西汉诸侯王墓陪葬车马及相关问题探讨》，《华夏考古》2013年第4期。也就是说，军事及田猎之物往往伴随着车马一起出土。但这些器物在刘贺墓的车马陪葬物中未见踪迹。

所谓事死如事生。陪葬物所反映的，其实是墓主的生活镜像，至少以其为蓝本来加以附会或拓展。那么，刘贺生前不喜这样的勇武风格吗？当然不是。由前已知，当他以快马驱驰于昌邑国中，招致“动作亡节”的指责时，正是由其“好游猎”的习性所驱使。依此而论，与刘胜墓一样，在刘贺墓中，武器、战车、猎犬等也应一一出现于车马之旁。但它们都消失了。为什么呢？除了海昏侯国的生活环境发生了改变，更重要的是避祸的需求，为了生存，刘贺只能远离它们，这是相关物品在出土物中缺席的核心原因。

要之，我们并不彻底否定金鼓相配的军事意义。但它们的出现必须符合刘贺当时的处境，这样的物品不能直接指向于军事层面，否则就有了挑衅汉廷的意味，这是基本的大前提。那么，刘贺墓中何以要出现这样的乐车呢？由前已知，按照信立祥的思路，它有着“用于出行”的寓意，并“借用了军礼”，而且，墓室中的车马与车马坑中的器物可以组合为一个系列，也即是：“刘贺墓出土的这些车马文物组合起来，就构成了一套完整的西汉王侯贵族的出行车队。”依此而论，金、鼓相配，加之安车驷马，反映了刘贺生前浩浩荡荡的出行场面。

但我们的问题是，如果它们原本是一个整体，为什么要分而置之？难道乐车不可以并入到车马坑的“安车驷马”之中吗？

笔者以为，将这些车马器分置于两处，并非是随意为之，而是因类型的不同所造就。进一步言之，作为车马器，它们都与出行有关，但车马坑中的安车驷马是实际生活的写照，而在墓室之中的器物或许只是一种寄托，并非是实际生活的反映。理由在于，墓室中的车马是以明器模式出现，而不是真车马，它们本来就是专用陪葬物。尤为重要的是，作为实用器的建鼓和青铜錞于及青铜铙、镯等，与明器性质功能有别，它们本可以在车马坑中与安车驷马相配。但它们移之于明器之上的情形正可说明，在日常生活中，它们或许并没有得到实际的运用。

史载，汉初名臣陆贾“常安车驷马，从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④《史记》卷97《郦生陆贾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99页。由此可知，安车驷马配之于金鼓之乐，是一个很有牌面的事情。另外，当刘贺在短暂为帝之时，曾“发乐府乐器，引内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会下还，上前殿，击钟磬，召内泰壹宗庙乐人辇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众乐。……驾法驾，皮轩鸾旗，驱驰北官、桂宫，弄彘斗虎。”①《汉书》卷68《霍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40页。由此亦知的是，这样金、鼓齐鸣的场面不仅是刘贺当年的常态，由“引内昌邑乐人”云云，更可知的是，他在为昌邑王时，就有“击鼓歌吹”“击钟磬”的乐人为之服务。那么，在进入海昏之后，如果刘贺要继续维系这种排场，钟鼓及乐人就可以一并南下，与陆贾一样，从于安车驷马之后，作为出行的常态。但是，它们终究移出了车马坑，而与明器放置在了一起。这不是有些奇怪吗？

前已论及，在海昏时期刘贺低调行事，以避祸为基本取向。笔者猜想，刘贺在实际出行时应该撤下了金鼓等鼓吹之物，至少要将声响和动静尽可能地降下来，安车驷马仅作代步工具，不可太过显摆。如此，才符合当时的境况。

还可注意的是，按照当时的习惯，即便是出行时配以乐车，一般来说，有鼓车而无金车。在山东长清孝堂山祠堂的“大王车出行图”上，就呈现出了这样的情形。在前引信立祥之论中，已论及了这一点。由于“大王车出行图”是东汉图像，在比较刘贺墓中金鼓齐全的现象后，信氏认为，刘贺墓所反映的“是西汉王侯的车舆制度，到东汉时期稍有变化。”在“大王车出行图”之上，“大王即诸侯王乘坐的驷马安车主车前，只有鼓车而没有金车，应是东汉时期诸侯王的车舆制度。”②信立祥：《西汉废帝、海昏侯刘贺墓考古发掘的价值及意义略论》，《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但验之于史，如果认为，西汉诸侯王及高等官员出行时金、鼓齐全，至东汉时，方发生了“只有鼓车而没有金车”的变化。那么，这样的构想与事实并不相符。

我们先从东汉时代的情况说起，汉安二年（143），顺帝在接见匈奴单于时，曾赐予他“青盖驾驷、鼓车、安车”等器物。③《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62页。这与“大王车出行图”中有鼓车、安车，而无金车的情形正相契合。但问题是，这不是东汉的特例。史载，王莽时代也曾对于单于“赐安车、鼓车各一，黄金千斤。”④《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23页。都是有鼓车，而无金车。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刘贺所在的宣帝元康年间，对于龟兹王也是如此，“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⑤《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916页。亦有鼓而无金。此外，宣、元时代的大臣韩延寿在出行时有着“鼓车、歌车”的排场，但也未见金车一类的器物。⑥《汉书》卷76下《韩延寿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214页。也就是说，在两汉时代，当出行之时，鼓车是常备物，金车则未必。两汉之间一体承之，没有明显的变化。不能因为刘贺墓中金、鼓齐全，就认为，这是西汉时代的出行标准。

当然为了声势浩大，有些诸侯王或许也会金、鼓齐备，但这样的做法没有制度上的要求，对于刘贺而言，更是需要避免的一种排场。事实上，墓室中的车马与器物搭配，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寄托，而不是实际生活的反映。这种寄托是什么呢？它当然不可能指向于军事层面，更不可能是展现“在另一个世界称王称霸、征伐四方的心愿”。在笔者看来，更多的是对过去岁月的留恋。

理由在于，金、鼓作为实用器配置于车马之上，不是在海昏时代所具有的现象，而应该是昌邑王时的旧物。或许它们就在海昏侯国的大库之中，没有实际运用于刘贺的生活之中，并最终随葬于地下。那么，当年的它们又在何种情况下会配之于车马呢？存在两种可能。

一是应该是田猎之时，参照军礼，金、鼓相配合以协同行动。由前已知，年轻时的刘贺“驱驰国中”与“好游猎”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当田猎之时，为了声势浩大以及步调一致，也即是，为了疾驰者与缓慢者不至于脱离队伍，借用军礼，依鼓前进，鸣金止行，实为一种常态。

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的三号坑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作为兵器依仗坑，里面除了大量的武器之外，还发现了若干的依仗器，其中，“西部中间置铜錞于和甬钟各一件。”①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而在临近的二号坑则是殉狗坑，其中应该有不少属于猎犬一类。由物见事，齐王墓所展现的，乃是诸侯王游猎之时，兵器与金鼓相配的情景。同样的，昌邑王时代的刘贺亦当有这样的场面。由于禁忌所在，不能将兵器等展现在墓葬之中。但金车的呈现，或许能对此起到一个弥补的作用。

二是作为歌舞音乐的伴奏器。在前引韩延寿的故事中，鼓车之后就是所谓的“歌车”，也就是说，击鼓主要不是为了歌唱，而是以壮出行时的气势，歌车中应该另有乐器。这些乐器有些是吹奏乐，构成了所谓的歌唱与“鼓吹”，《东观汉记·载记·刘盆子》载，刘盆子出行时，在车驾后面即有着所谓的“歌吹者”。②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898页。但既然是“歌吹”，有“吹”亦有“歌”，单靠吹奏乐器是不够的。回观前引陆贾的材料，当陆氏车马出行时，“从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鼓琴瑟”，即说明有弹奏琴瑟者。但那时的乐器岂止只有琴瑟？刘贺墓金车上的錞于和铙等是重要的乐器。在马王堆所出的一枚简上有“击屯（錞）于、铙、铎各一人”（简一五）的记载。后晓荣等学者指出：“这枚简不仅记载了当时这种乐器的使用情况，还反映了当时与錞于组合使用的，还有铙、铎等乐器的情况。”③后晓荣、胡婷婷：《南昌海昏侯墓出土青铜錞于属性等相关问题讨论》，《南方文物》2019年第6期。更何况，錞于与镯以及甬钟已被证明，“为配套使用的乐器。”④王清雷等：《海昏侯刘贺墓青铜乐器测音报告》，《音乐研究》2022年第5期。那么，刘贺金车作为“歌车”，以承担歌吹任务，或许也是一种可能。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与鼓车、金车相配的，不是出行的安车驷马，而是三马双辕彩车。这样的彩车，应该不是实际生活中所用之物，它的呈现，或许也是别有情怀的安排。

与安车驷马不同，这种车制属于所谓的“骖驾”，在汉代，此种驾式，再配之于歌舞鼓吹，往往是王车的规格。与安车驷马适用面广泛不同，它为皇子、皇孙以上所拥有，为重要的身份标志物。据《后汉书·刘盆子传》，西汉末年被赤眉军奉为汉主的刘盆子就曾有过“乘王车，驾三马”的经历，李贤注引《续汉志》曰：“王车，朱班轮，青盖，左右騑，驾三马。”⑤《后汉书》卷11《刘盆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83页、第484页。再据《续汉志·舆服上》，这样的王车不仅“皇子为王”时可乘，皇孙亦可乘，与公及列侯的安车之制有所区分。⑥《后汉书》卷119《续汉志·舆服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647页。

对于刘贺而言，与皇帝相关者皆为禁忌，在随葬品中，要尽量避免发生礼制上的正面冲撞。但刘贺曾经的诸侯王身份，也即汉廷对“故王”的承认，使得他可以使用诸侯王一级的物品。再加之刘贺同时是武帝之孙，正宗的皇孙身份，骖驾自然在其使用范围之内。但前已反复论及，安车驷马为刘贺的主要出行方式，此种皇子、皇孙色彩更为浓厚的骖驾，或许并没有实际采用过。于是，当陪葬之时，以明器形式随之于地下，并将当年田猎时的金、鼓配之于车马之上，其间所反映的心境，应该是复杂而多维的。

结 论

刘贺墓出土的车马及器物不仅是礼制的重要载体，也是墓主的心结所在。它们联结着刘贺的身份及命运的变化，也体现着西汉政治文化的某些侧面，是由物见史的重要材料。经考察笔者认为：

一、作为从昌邑王国转运而来的车马及其器物，当它们作为生前实用器来到海昏侯国之后，虽然由于故王的身份可加以使用，为刘贺所拥有，并使得可采用的礼器被分成了两种类型，一是与海昏侯相匹配的礼器，如随葬的棺椁、敛服等，属于列侯一级的物品。二是延承诸侯王时代的礼器，如车马等。在冲突和包容中，展现了汉代礼制的软性之处，故而不存在僭越问题。但由于身份的尴尬及低调避祸的需要，这些器物未必都能加以实际使用，并由此呈现出私人性的特点。而当它们以拆车葬的形式随葬于地下之时，则不仅是对于生器的功能消解，也在绝望的心境中，埋葬了再次车马之盛的诸侯王之梦。

二、作为列侯一级的墓葬，刘贺墓不仅存在车马陪葬，而且比之一般的诸侯王，其精美程度有远过之而无不及，并打破了3辆马车殉葬的所谓“定制”。这固然与刘贺的特殊身份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因目标及功能的差异，刘贺墓无须遵循3 车的葬俗。随葬车马坑中都是统一的“驷马安车”，当这样的车制出现时，展现的是出行时的状况。它的出现，由当时刘贺的身体状况及海昏侯国地理条件所决定，也是当时政治态势下的一种避祸选择。刘贺墓的情形还说明，“五马”，即5 辆马车往往是出行时重要的独立单位。

三、墓室中的车马器以明器模式出现，与车马坑中的器物有着不同的功能性质。虽然建鼓和青铜錞于及青铜铙是实用器，但与安车驷马的分离可以说明，在日常生活中，它们或许并没有得到实际的运用。主要原因于，由于政治禁忌的存在，墓室中的偶车马不能直接指向于军事层面，为了避祸的需要，刘贺在实际出行时应该撤下了金鼓等鼓吹之物。而就礼制而言，鼓车为出行的必备物，金车则未必。刘贺墓中鼓车、金车的并存，不是两汉之间在制度上有了历史的变化，而是或许有着游猎的目的，以及金车作为歌车功能的需要。